第一百二十九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0）
10.台湾之行还是我在哈佛燕京学院做研究的时候，接到加州大学郑树森（villiamtai）教授的电话，说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是年年底在台北举办的活动，《联合报》做东，包括内地、香港与台湾的作家参加，叫作两岸三地，中国文学四十年研讨会。我问台湾当局会同意我入境吗？郑教授说，不妨试试。
由于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比较好，前不久，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刚去过，曾任文联党组书记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吴祖强也去过了。
直到我自美返回北京，台湾《联合报》把机票都寄到了，台湾当局仍然没有正式核准下来。就是说，台湾方面批准我入境用了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由于时间迫近，《联合报》连续给我订了五天机票，就是说，设想研讨会头一天手续没有完成，去不了，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或第四天成行，只要能露一次面，就不放弃这个机会。
等台湾当局的公文下来，离开会已经只有六天了，由于我事先已向文化部转国台办报告了此事，大陆方面用了五天时间办完有关手续。当然，对此，有关领导也很重视，不但有最高领导人的批准，而且有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圈阅。
去一趟台湾何其麻烦也。先到香港，入境后立即赶往中环，到台湾驻港的中华旅行社，换取台方的正式旅行证件。再给台湾邀请单位即《联合报》去电话，请他们与有关机关联络，把正式的同意入境公文送到桃园机场的入境处，由桃园机场通知香港机场，港方的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才肯给我们办登机手续。为此，我们在香港机场等了四五班，原定航班根本不让登机，气得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李子云极不快，声称不去了，不去了。最后到达台北，已近午夜。大陆客的行李悄悄放到一个无人注意、无人知晓的角落待取，与其他旅客的行李拉开距离……似乎是“潜入”一般。
到了圆山饭店，具体主持人，《联合报》副刊主任、诗人痖弦接待我们极其热情，陪我们吃了一碗肉丝汤面、一只小花卷、几碟小菜，洗去了不少疲劳和憋闷。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郊的圆山山腰，号称十四层宫殿式建筑，雕梁画栋，大屋顶，古色古香。前临基隆河，后倚阳明山，东边松山，西面淡水。样子是很有派的，而且刻意求派头，求气势。台湾文友有一说，说此饭店是根据宋美龄的主意所修，从风水学上看，内含镇“独”势力的意图。
山虽不算高，饭店五百个房间窗口，都可鸟瞰台北市昼景夜景。饭店基本上是官企，正面立着许多大红柱子，并挂了不知多少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可能这样过分地悬挂自己的标帜的，过犹不及，反而显得对自己的地位身份极不放心。
参加这次研讨的大陆方面有北京的刘恒，上海有李子云、吴亮、程德培，本来还邀请了浙江的李庆西，但是李所属单位就是不让去，结果硬是没有去成。是官就有权，有权就管事，中央再说开放也没有用。这也是一景，景含对于脆弱的嗟叹。另外有一些滞留境外彼时基本未归的文人，包括刘再复、李陀、苏炜、高行健、黄子平等，也在以大陆方面的作家的身份与会。来自香港的则有黄继持、小斯等，台湾本地的人就多了。
大陆作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台的，台方是分别点名邀请，绝对没有给大陆有关方面留下选择、安排、组织、控制的空间。不知为什么，台湾朋友却认为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团长是我，这也奇了。莫非说明台湾方面的与会文友是相对更有组织的？不会吧。
与大陆作家谈港台文学相比，台湾作家谈大陆文学显然更关注、更挂牵，也更痛惜和激烈，太激烈了就难免有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方面的先入为主的定见，可说是炮声隆隆。炮声太大了，效果就走向了反面。
有一位台湾文友说刘恒改编的电影剧本《秋菊打官司》写得太理想化，秋菊这个人物不真实。（按：这个意见是批评大陆作品的，但是其逻辑与文学观念，却与大陆某些人如出一辙。）刘恒的回应十分别致，他说：“当然有这样的人物，我爱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质朴真诚的说法，令人难以辩驳。
李子云在讲女性写作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张爱玲，并说她为美国新闻署所写的命题作文《秧歌》与《赤地之恋》失之粗糙与概念化，立即有台湾作家为之辩护。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李子云在坚持自己的见解的时候，也拿出了我的作品作为论据，认为大陆小说作品中当然也有写得好、站得住的女性形象。
刘再复的发言提出，大陆文学四十年的发展是“从独白到复调”，意思是原来单打一，现在是多种多样的了。会上掌声不少，但我去卫生间时，听到也在卫生间小解的两位台湾教授极其不满，说是刘的名词用错了。盖是俄国有一位理论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了“复调”与“独白”的概念，这是一组特定的概念，台湾教授坚持学院派阐释的规范性与严肃性，而再复，本来也应该有点学院派的，他宁愿望文生义地借用这两个词，这倒是反映了两地学风的区别。
台湾有一著名作家李乔，与我国云南老作家同名。台湾李乔突然在会上发表一个声明，说是他所以与会，是出自对他的老师齐邦媛的尊敬，他其实不认同台湾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的。他的声明，显然是受到“台独”势力压力的结果，看来“台独”正在走火入魔了。
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封面上读到李乔的言论，他讲，文学不能从属于政治，但亦不能脱离政治，文学关注的应该是人民的福祉……一读，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是我们大陆的领导讲的呢。
余光中先生在首次的晚宴演说中，就批评了所谓“台语写作”的作茧自缚、自我边缘化的主张。余先生还讲到了小岛也可以出大作家，例如爱尔兰，就出了王尔德、詹姆斯·乔伊斯、萧伯纳等。余先生还说，台湾、香港、新加坡是中国文学的三座仙山。
台湾作家中也时有小的碰撞。一个是留洋（不归者）派与本土派之争，本土派大骂留洋派对不起用血汗钱铸就了他们的旅美幸福生涯的父老乡亲。留洋派则高高在上地一笑。得了便宜就不必卖乖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有一对可能比较喜欢作秀的诗人夫妻，在会议上发言太长，被打断了，场面不无尴尬。后来他们到大陆来“秀”，倒是更受欢迎。
还有台湾文学的边缘地位与中心地位之争。后来这样的争论延伸到了大陆。我始终不感兴趣。世界上的文学作品，有好坏之别、雅俗之分、发行量多少之区分，我怎么看不出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当然不处于中心位置，难道能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是中心文学？唉，搞不懂。
而且，中心与边缘是社会学的概念，不是文学的概念。
最后一个晚宴的讲演者是我。我讲话的题目是《清风·净土·喜悦》，我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我这些年来的人生经验，也是文学的经验……
我一上来就定下了一个从容的与乐观的调子。我来台湾是为了以文会友，为了享受宝岛风光，为了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中华文学。我不可能跑到台湾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作家，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地域、集团、派别而争执什么。我坦然承认有过“疑无路”的试炼，然而我强调的是“又一村”的光明。
……从七十年代后期，所谓我“复出”文坛以后，我一直想做些事情。如大家所知，中国大陆经过长期革命风雷的激荡、革命的胜利、连年的政治运动，直到十年空前的浩劫，到了近十几年来，才慢慢走上经济建设较正常的轨道……我一直致力提倡以理性代替冲动，以吉祥和平的心态取代惊疑和搏杀，以心平气和取代义正词严的声讨，以取长补短、“三人行，必有吾师”“十室之中必有忠信”的信心来取代隔海或隔洋的语言炮轰……炮声隆隆，放炮者十分悲壮，轰来轰去的结果，会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我身为一个过来人，愈来愈感觉到这种炮轰的孩子气。与其说像悲剧里的英雄，不如说像喜剧里的角色。
我还希望大家都能以宽容和大度取代剪除异己的霸道，以客观的历史主义取代对于昨天的审判。我不希望以今天审判昨天，因为今天审判昨天的结果，常常形成明天审判今天……我也不希望以这种意识形态审判那种意识形态，以这种主义审判那种主义。
我很欣赏吴亮先生讲的“从迷茫开始，到更深刻的迷茫”，虽然这句话似乎有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起码却留下切磋和探索的空间，来取代严格和排他的断语。
我力求登高望远，心平气和，用理性、和谐与文明，去战胜乖戾的炮声隆隆。我强调我是过来人，我懂得轰来轰去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的悲哀。我的话有几十年的国家的与个人的经历作依据，我的话是有力量的，我其实嘲笑了那些极端的搞语言轰炸、语言暴力的人，不管这样的人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在场的我的老同学，在台南任教的著名戏剧家马森先生，听到这里流出了眼泪。我继续说：
……我已年近花甲，不免摆出老资格的架势来。积我五十年的经验，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像探囊取物、顺手牵来者，概不可信。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也是留给儿孙的忠言。
如此一来，就可以去掉很多煽情和火药味。我是主张用黄油来代替大炮的，我还要借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鸽与鹰如果打起架来，鸽绝对不是鹰的对手，因为鹰有尖嘴利爪，我尤其佩服的是鹰的那种搏杀、狠劲和战斗性，相形之下……鸽子只有纯洁的羽毛和驯良的眼睛。为了常常采取对鸽的向往和态度，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今后，我也准备付出代价。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华人、文学里面还是需要鸽的纯洁和善良。最终，我们还是要生活在鸽子的和平和安详里。
我要说的是，全场动容，掌声大作。
我们当然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法治、进步。但是文学毕竟只是能做文学的事，廖沫沙先生受过很多迫害，他生前写过两句诗：“若是文章能误国，兴亡何必动吴钩”，反过来说，若是文章能救国，世界上的事也就太好办了。文学承担了过重的使命感和任务感，反而使文学不能成为文学，使命不能成为使命，而且使得作家的生活太苦，愈是把作家捧得高，作家的日子愈是难过，这又是我的一个人生经验。
我们当然希望得到世界、历史，至少是全世界华人的承认，但是这只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从来不操心中国为什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艺术比奖金崇高百倍，一个大作家应该有信心，让世界倾倒在他的才华、他的作品脚下。一个大作家应该有信心，让他的得奖使某项奖增光，而不是靠某项奖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光荣而争取得奖，这个奖不得也罢。
讲到这里，全场几乎欢呼起来。
大作家在哪儿都是大作家。耶稣降生在马棚里，他的襁褓放在马槽里，然而他还是上帝的儿子。同样，不是大作家放到哪儿也不是大作家，放在宫殿里、放到监狱里、放到自由女神的火炬下，都不是大作家，因为作家的工作毕竟是个人的工作。摆脱掉那种关于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大陆/海岛的计较，我们会活得更舒服一些。
我也想借用一句话，就是我确实也在追求仙山，但是这个仙山不是地理的概念，更不是政治地理的概念，这个仙山就是艺术。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从小就参加政治活动，还有种种经历都是不可回避的。我深知艺术并不是生活在真空，我深知艺术不断地受到政治、经济、权力、金钱、意识形态、社会心理、观众好恶以及奖金的利诱和威逼。即使是这样，艺术毕竟还是艺术，艺术毕竟还有自己的品格，它的品格在于心灵的一种自由，因为人生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不仅仅在政治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生命本身有时候就是那样的可怜，但是正是艺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自己非常短暂的生命当中，渴念着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渴念着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渴念着能够突破地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能够成为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让更多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艺术多少能克制和减少人的贪婪和嫉妒心。然而艺术家或文学家却又常常是最会互相嫉妒的……特别是当一个作家失去了创作能力以后，他就转而去充当文学的宪兵、警察，甚至杀手。
可是，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并不需要打倒任何人，李白需要打倒杜甫吗？曹雪芹需要打倒罗贯中吗？我觉得不必要。同时，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被打倒的。
艺术也为我们带来一点形式的美感，因为内容是那么复杂、那么让人伤脑筋，有点形式美也够让人知足的。也许在别的问题上，还很难取得共同的语言。别人都嘲笑说，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在互相斗争。又说一个华人战胜一个日本人，三个华人就一定要败在日本人的手下了。但是，起码我们还有点形式，有汉语。在语言上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穷尽汉语的可能性。
……请各方面不要动不动要作家去做烈士，作家有生活的权利。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当然不仅仅是心灵的游戏，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心灵的游戏、文字的游戏。我希望我们和文学多一点游戏性，少一点情绪性或者表态性。中国人生活得太紧张了，中国作家生活得太紧张了，让文学给我们送来一点清风，让文学给我们保留一块净土，让文学给我们一点喜悦吧！
我讲完话，马森噙着泪来与我交流。李子云过来说，她从来不当面奉承谁的，但是这次她要与我握一握手。《联合文学》发行人，《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儿媳，此报现任董事长王必成的妻子，“美女作家”张宝琴给我写了一个便条，称我是“海峡两岸”什么什么人。我当然不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历史，是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总体的和平、和谐、亲和的调子，使我们能够在台湾登上以善制怒、以和制狭的道德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
台湾同胞与我们一样地关心中国作家获得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的说法得到了热烈的反应。此后我也在多个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我还依照一段时间常上电视的广告词“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的句式说过：“文学奖做得再好，不如文学好。”
在这一类问题上，与那些与文学实不相干的鱼虾们，实无共同语言，也不可能取得共识。
同时，回到北京，我又遇到了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恶意，他们一次又一次努力从境外的报刊上寻找片言只语，证明我的台湾之行如何之糟糕。这些自己办不成一件事写不成一样作品、说不出一句像样的动人的话，却又如此痛恨一切建设性的努力与尝试，生生要你也做不成事的人们啊。
太好了，今非昔比，他们没有成功。
而河南作家张宇说，王蒙有雷锋精神，他带了一批研究生，研究生拼命批他，批得王形象更清纯，而研究生们也都赶上了车，捞到了实惠。
台湾的这次文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先生出席并讲了话。他到来的时候由保镖排成两行人墙，威风凛凛。他的讲话比较呆板，远不如此后他来访问内地时的发挥。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专门请我与芳吃一顿涮羊肉。王老说话口音很重，由一位年轻报人给我们当“翻译”。此后数年，在台海局势很不好的时候，王惕吾先生去世，通过文化部与国台办，我坚持给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
我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她已退休多年，用一次性退休金购买了一套公寓房，不算宽裕。我们在她家吃了饺子，感觉与在北京无甚不同。她的三儿子在国泰航空公司做事，我们离开台北时，他穿上制服为我们送行，给我们的舱位提升为头等舱。
我还拜访了原“立法委员”阿卜拉·提曼。他是伊宁市人，据说家就在伊犁州银行一带。他的大女儿永乐多斯（即yoltuz，维吾尔语“星星”之意）定居马来西亚，是一位同行，我们早有联系，相处甚好。他的几个女儿都以天体命名，一位叫库亚溪（太阳之意），我们与她在美国洛杉矶见过面。还有一个是巧尔班（启明星之意），现居土耳其。我的描写伊犁农村生活的小说集维吾尔文版《心的光》通过永乐多斯女士传到了阿老手中，他读了又读，放到枕边读，他自称读得老泪纵横。他与我一起喝了两瓶白葡萄酒，他说他自己算不上维吾尔人了（约指在台湾少有维吾尔人，他的家属也都不通维吾尔语），“老王才算维吾尔！”这也算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