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1）

11.相会在东京

一九九四年三月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我被补选为政协常委。同时我被指定为文艺界一个小组的召集人。还有人说，媒体得到指示，对王蒙补选为政协常委一事，不要炒作——其实是不必多言之意。台湾一个朋友见到我说：“你又当官了。”另外也有人说：“人心所向，早该如此。”这样的反应不足为奇，中国人口太多了，各种事的反应也就特别多。从个人来说，最好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是年我已经六十岁——花甲之年了。在政协礼堂门口，碰到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匆匆地说：“少生闲气，专心创作。”我感谢他的关心与好意，感谢他的八字箴言。我为我自己仍然充满了创作的驱动能量与太多的资源而快乐，为有的文友做了两年芝麻“官”就再写不出几行字来，或者写出来也是味同嚼蜡，有官无文，或者既失官又失文，吗也没剩下……只有一肚子气而同情怜悯。

我最最不相信的是一种说法，说是某某本来有鸿篇巨著的写作计划，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没有写，或者改写报屁股文字了……

但我又确实看到过，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她就是韦君宜，她是在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新作泉涌起来的。但她的写作更多是纪实性、社会性的。

我想起了我写的一篇杂文，叫作《诫贤侄》：

老友之子未及而立，最近就任副县长之职，应友人命，诫之曰：把眼睛盯在工作上业务上，不要盯在别人服不服自己上……

千万不要弄几个人去搜集谁谁说了你什么什么，尤其不要自己在会上为自己辩白……否则只能出丑……

不要动不动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把自己摆在了……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不要到上级面前老是说你这个县的人民多么落后，这个县的干部的素质多么低下……不要老是到上面去呼救求援……

不要搞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亲信，更不要走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

总之，大官小官，都是办事的官。用工作的成绩说话，则兴，则立，则吉；用说话来取代工作成绩，则败，则危，则凶……能上能下，才见人品官品……任职期间也不要把业务全丢了，免得最后弄个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勉人者人恒勉之，所以叫作互勉。老友之子任职是实情。所列几点则有现成反面榜样摆在那里。想不到这篇杂文得到极大反响，都说写得生动具体实在，呼之欲出。还有的干部来信说他上任之时如何反复阅读了此文，并得益于此。武汉的一家大学的学报有人撰专文予以评论介绍。

这说明了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关心正在加强，而有关政治文明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论述，是十分稀缺的。同样，非文明、反文明、愚蠢、搞笑与蒙昧的政治操作，仍然在污染我们的视听，有待于清洁和擦拭，更有待于学习和提高。

三月底我应美国投资中心邀请，到纽约参加由几家大银行发起的“投资中国问题研讨会”，他们希望我在午餐会上作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状的讲演。这倒是反映了美国商界对于异质文化的重视与对于投资问题的长远关注。投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金融问题，而且与文化传统、文化性格有关，是文化行为也是政治举动。类似的经验还有德国的一位州长访华，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贸易，但仍然提出要见我，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就是民族，就是国家，就是特性。银行家们想接触一下中国文化，不仅仅是附庸风雅。

是时我已经收到了日本的以前任驻华大使、作家中江要介为会长的日中关系史研究会的访日邀请。具体事宜由川西重忠先生操办。然而由于出发赴美前，我的本国方面的访日手续并未完成，来不及在北京办理日本方面的签证。到了美国数天后，我国国务院同意我访日的批件刚刚下来，我便请求我国驻纽约总领馆协助我在纽约做签证。在第三国办中国人的公务护照签证，此种事比较罕见，而且许多国家对于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的签证搞得手续繁复，相当难办。访问意大利时就很明显，别人排在队伍前的排在队伍后部的都顺利入境，只有拿我国护照的要放到最后加码审查后处理，令人不快。

由于我国驻美的文化参赞与驻纽约的文化领事的特殊关照特殊努力，也由于日方外交部与驻纽约领馆的特事特办，经过北京（中国文化部与日本驻京使馆）、纽约（中国与日本驻纽约领馆）、东京（日本东道主即日中关系史学会与日本外交部）三地的频繁的信函、传真、电话往来，在最后一分钟还是把签证拿了下来，办成了。当我听到是时任驻纽约文化领事的丁伟同志在电话里对日本领馆的外交官大讲“that'sgreat！”（太棒了），我也就笑了。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这需要各方的协助，否则，并没有那么方便，不是说想走就走到了。包括一些整天从政治上敦促你进一步开放的外国政府，同时又防范着你的进一步开放，害怕你开放得当真国门大开起来。这是事实。好在这些现象是处于改善的过程中而不是停滞不前或恶化的状态。我感谢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我感谢为我走向世界提供了服务与方便的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人士，我也感谢同样提供了服务与方便的各国朋友。

在美国完成各项日程后，四月二十一日午间，东京时间午夜，我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乘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二十二日当地时间下午抵达东京。二十二日上午，瑞芳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同样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四个多小时后抵达东京。从地球的两面，我们会合在东京。因为美国的邀请不包括瑞芳，而日本的邀请是我们二人。她的护照与签证是由文化部出面，在北京办的。北京、东京、纽约三个城市，在我们的旅行中联结起来了，这很有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富有国际性的经验，这使我们体会到了一点国际人的活动方式，叫作感觉好极了。世界确实很大，也很小。我是太幸运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立足在祖国大地，同时将愈来愈把世界各国纳入自己的视野、活动半径和日程表。

我在首次访日后所写的“准俳句”中，曾经描写过：

樱花已落去，

犹有芳菲盈心曲，

为客亦佳时。（《为客》）

我又在最后一首《话别》中表示：

樱花尽离枝，

依依登机许来日，

当不误花期。

然而，七年后，离开部长岗位后的再次访日，仍然是只赶上了樱花的尾巴。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叫作小野的地方，那里的樱花季节要比东京的其他地方晚些。我们赶上了落樱时节，“落樱”的这两个汉字是一个特殊的名词，犹如“新绿”“浅草”一样，是反映了日本人对于季节的敏感乃至伤感的富有日本特色的汉文词，或者也许应该说是用汉字表示的日语词。

落樱时节的日本人，太叫人感动了。一家家的人们在樱花下铺着地毯或防雨布，喝着清酒、啤酒，吃着海鲜烧烤，唱着抒情歌曲，跳着舞，哭着叫着笑着啸着呼喊着哀鸣着留恋着，整个一个对于春天的送别大典，对于樱花的送别大典，对于生命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的送别大典。而大片大片的樱花像雪片一样，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漫天遍地，落下，再落下，一个劲儿地落下。人们无限赞叹，无限依依。

落樱有它的爽气，它的痛快，它的规模气象。

日本人赞美樱花的盛开，赞美生命和春天，赞美生。也赞美，也许是更赞美落樱，赞美告别和逝去，赞美死。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值得作为近邻的华人体味。

我觉得，日本人像傻了疯了一样地爱樱花，对不起，这反映了日本人的重情和压抑，凝聚和悲戚，狭隘和挣扎，唯美和沉醉，还有对世界的托依、拥抱和崇敬。有对大自然的爱恋和抱怨，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对生存环境的无可奈何，也有对美的向往和奉献。我要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救赎。这里有某种脱离现实、脱离此岸生活的狂热，还有一种平时无法发泄、为过分精致的文化习惯、文化方式所束缚的激情和野性。

可能我说得不对，请日本友人原谅我。我并非真正懂得了什么，但是我很感动，任何一种认真的与动情的民族心理都是感动人的。我希望我的理解不至于成为一种歪曲，我希望得到日本学专家和日本朋友的指教。

此次访日还有一段故事值得一记，我们到了京都、大阪、富山、姬路、神户、横滨与伊豆附近的温泉旅游区……在富山县，我们走近富士山，并在那里得到川西先生的友人机床制造商有本先生的招待，在那里吃了一次极精美的法式西餐。而在温泉，我们居住在绝对日式的榻榻米房间里，天还有点凉，室内有燃油的取暖器。当然，我们会想起川端康成，他的译者叶渭渠与唐月梅，还有引起政治争议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在中国文学、在作家中的声望，受到他的鼓吹“军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极小极小。中国的作家们几乎没有谁把三岛当政治人物看。

再回到东京以后，与日本参议员大鹰淑子一起吃了一个晚饭。

大鹰淑子即大名鼎鼎的伪满影星李香兰。

在我的一篇文章《人·历史·李香兰》中，我这样写道：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获得了几张日本四季剧团演出的音乐剧《李香兰》的票。我很有兴趣地去了“天地大厦”。李香兰这个名字我不陌生，小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影片《万世流芳》，曾经学唱过她演唱的《卖糖歌》，我依稀记得上初中时老师说到她以汉奸罪被起诉而终于无罪释放时所表现的遗憾心情。似乎同学们也是遗憾的。看到一个在占领军卵翼下红里透紫的女星由于“附逆”而被枪决，对于长期处于艰难屈辱境地而毫无改善希望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是一件痛快的、能以此获得某种心理的补偿的事情。

音乐剧的序曲开始演奏了——《夜来香》！我几乎叫了出来！原来《夜来香》是她首唱的。我知道这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李香兰于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告无罪释放，她恢复了本名山口淑子，婚后随夫姓为大鹰淑子，现任日本参议院议员，一九七八年，她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一九九二年，在庆祝中日建交二十周年的大题目下，“李香兰”成为我们的舞台的主人公，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中国的领导人接见了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浅利庆太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骨干人物，而日中文交协从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的老朋友，最可靠的朋友。在他们的话剧中，他们表现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至于李香兰，则是作为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利用者来表现的。

在天地大厦观看此歌剧时，有一位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熟人，休息期间对我说：“事到如今，又把李香兰之类的历史僵尸拉出来在舞台上跳跶一番，有什么意义？”他还表示他要给上边写信谈他的观点。

是的，李香兰所代表的那段历史，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痛点，是“日中关系史”上的一道伤疤。甚至也是大鹰淑子议员的一道伤疤。她多次来华访问，并表示对于名为李香兰的那一段史实，甚感惭愧和痛心。因为，她长期冒充中国人，表现亲日拥日的情绪，服务于日本侵略者把占领中国说成是建设“王道乐土”的强盗宣传要求。

然而，我并不认为面对这样的伤疤只能吐口水或转过头去。“二战”中的日方阵营中除了军国主义分子、意欲奴役中国的侵略分子以外，也有被利用、被蒙蔽的基本善良的人士，也有对华比较友好、不赞成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又没有勇气反抗的人士。除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外，被侵略战争所裹胁的民众与普通士兵，他们客观上也为侵略服过务、做过事，他们虽然对于发动侵略战争负有民族责任，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人格分裂与他们的历程。他们更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童年与青春。他们也有情感包括负罪感与无力感、被骗与自我欺骗感，当然也肯定有民族主义直到军国主义的影响。历史裹胁了各式各样的人，战争更加强横地裹胁了不同的人。被裹胁的人同样能加害受害者，被裹胁者照样可以做出可怕的为害至巨的事，但是你无法抹掉他们曾经存在，他们的经验与惨痛呼号，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控诉着侵略者、战争罪犯。他们不同于侵略头子。尽管他们的呼号不能与被侵略者的惨痛相比。而在沦陷区，除了有抗日志士，有狗汉奸以外，同样有大量的中间状态，有男人与女人，有歌曲与歌星，有小菜与老酒，有娶妻与生子，有屈辱也有抗争，有窝心也有尊严，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也有苦中作乐的过一天算一天。历史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非此即彼，几乎是没有中间道路。没有这样的道路，却有这样的状态。大量的中间状态——也是无路可走、此路不通的状态。甚至在两极的阵营中，各人仍然有多种多样的表现。

我一直在思考一种西方的说法：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

至少对于我，李香兰这样的名字，《夜来香》与《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它勾起了我对于屈辱的、贫困的、无望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我不能说日本军人在北京的曾经的存在与我无关，我不能说《夜来香》直到反映鸦片战争的日伪影片《万世流芳》与主题歌曲《卖糖歌》的歌声能够被我完全忘却。不管后人怎么样给它定性与批判。

当然要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也可以“批判”李香兰与她唱过的歌曲，但是你无法批判我的童年日子与童年记忆。

不仅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间出了一个李香兰，而且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影片《丽莉·玛莲》，描写了一个欧洲的略类李香兰的故事。同一文章中，我写道：

无独有偶。同年五月，我……收看了香港一家英文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丽莉·玛莲》。丽莉是德国血统的一个歌女，自幼生活在异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国为抵制纳粹不准德国血统的人入境，使丽莉……只好回德国。她演唱的一首看来也是“离别布鲁斯”式的伤感的歌曲深受前线德军士兵的欢迎，她也被捧到极高的位置，曾被希特勒接见。她利用她的地位掩护帮助了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内中包括她原来的情人。为此，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只是迫于各方的压力和考虑到宣传效果，才没有杀她。到一九四五年，轴心国失败，丽莉反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被两方面利用，又受到两方面的猜疑和不满的孤儿。

此次（二〇〇七年）写自传第三部的过程中，经查证，我知道影片所写的主人公真名是维佳，而丽莉·玛莲是她唱的名曲的主人公。维佳是德国人，一直生活在国外，她爱上了一个犹太人，此犹太人与他的父亲是抵抗分子。“二战”爆发时，她适回德国与情人相会，但她的出生与居住国由于“二战”再不准德裔人士入境。她留在了德国。她的歌曲不仅安慰了德国士兵，而且被英、美与苏联士兵所热烈喜爱。维佳参加过抵抗运动，这与李香兰有很大不同。

没有办法，这就是文艺，这就是战争，甚至在黑白分明的战争中，它也有感动双方人员的可能。战争的性质是黑白分明的，战争的命运却对敌我双方有共同性，都面临着生离死别，面临着炮火、毁灭、血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根据网上查到的《丽莉·玛莲》歌词，我作了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