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20）
20.像海一样宽广吾兄气成了那个样子，招数用成了那个样子，好得很，我乐得不必参与那么多作协的活动，听那么多颇为无趣的讲话指示，走那么多形式。政协这边，文化部这边，还有一些外事团体这边，尤其是各高校各文化出版机构这边，有我的许多公差，有我的满足不了的期待邀请安排，还有我的许多好领导好朋友。我已经够忙活的了。与五次作代会前后脚，我参加了政协的二十一世纪论坛，我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参与了有李光耀、竹下登、施密特、基辛格、舒尔茨等人参加的高层国际政治对话，并得以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这样的对本国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高层专家相识。再往后，季塔连柯出面给我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而傅教授陪同曾任克林顿政府财长的哈佛大学校长来京访问，在晚餐场合，我们再次见了面。
谁说中国是铁板一块呢？在作协，吾兄的一些“自己人”与王某拼了老命，甚至以退出作协相要挟——这使我想起当年丁玲的“罪状”之一，私下说过要退出作协。这也使我想起吴祖光老的一句话，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胆小，不敢搞自由化，真正敢搞自由化的是无产阶级，需要警惕的是无产阶级自由化。他老此言几近笑谈，却使我对几个人要挟退出作协的事增加了幽默感——你们在区区作协千方百计地要“顶住”王某的同时，王某在政协却如鱼得水。
此后和作协的交道有一点点外事活动，二〇〇一年，我曾率一个作家团访问印度，对印度文化印象极深，回来也写了文章。此行能够与湖北的熊召政，河南的年轻散文家、评论家何向阳等同行，也是愉快的。何向阳的父亲南丁，我们共同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又同期落难。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无法阻挡。
这段时间是我外访的一个高峰：美国许多次，包括哈佛的特邀学者三个月，三一学院的高级学者一整学期，此外，日本、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喀麦隆、南非、埃及、突尼斯、韩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不丹、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瑞典，以及后来的伊朗、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一直到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都跑遍了。绝大多数是与芳一起去的。好啊。
印度的甘地，确实是一个伟人。他的陵墓上写着他的格言simpleliving，highthinking，即“朴素的生活，高远的思想”。这里，我把high译成了高远，而不是高、高深、高尚，我觉得我译得不错。还有，naturecansatisfyallofourneedsbutnoneofourgreeds，“自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但不是我们的任何贪欲。”这也是很精彩的话。
印度的泰姬陵堪称世界第一的艺术型纪念型建筑，其完美与迷人都达到了化境。只是缺少起码的旅游服务，没有规范的导游，没有纪念品商店，一群儿童包围着游客用十倍百倍的漫天高价兜售着自己的商品。
阿旃陀石窟里的壁画与石雕，都令人叹服，唐玄奘便记载过此窟，而且相信我们的敦煌受了这个石窟的影响。
印度古石雕使我多少得到了一点关于印度教的知识。印度教信奉三位尊神，一位是生命之神，一位是创造之神，一位最伟大的是毁灭之神，即称阿湿婆之神的。万事万物最后归于毁灭，这太耐人寻味了。
神像还给了我一个重要的知识，我们知道所谓女性的曲线美，三围。但石窟中的神像体现了印度人喜爱与欣赏的另一种曲线，即身体呈s状的线条。这是我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想到的。包括对于身体的审美，也是这样充满了文化。
印度人喜欢讲哲学，什么都是哲学。对于性器官的图腾崇拜，舞蹈与音乐，政治与商业……都是哲学。越是物质上并非那么富裕充足，越是有大讲哲学的空间和高度，你不能不思考哲学的充饥或转移饥饿感的作用。哲学是人的一种自慰手段。而物质上的极大满足，确实更凸显了我等人类的庸俗。哲学家当然不能是脑满肠肥的人。大脑与肠胃竟是不相容的吗？我的印象确实是，哲学家里少有饕餮者，也少有大胖子。
加尔各答的名声极大，长期在那里执政的是印度共产党，到处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只是巨大的垃圾堆发出了刺鼻的气味。那里的泰戈尔故居则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是另一个高雅与富裕的世界。泰戈尔身高两米多，声音洪亮浑厚，对于当地人，他首先是民间的歌手。他是另一种人类，虽然他是爱人民的。
我们的驻印使馆给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接待我们的印度文学院的汽车抛锚于中途，幸亏有使馆的车我们才独立地访问了泰姬陵。使馆的司机雇自当地，每月工资不过百十美元，使馆还有点奖金。他任劳任怨，十分辛苦。已经长期在中国使馆做事了。
要了解世界和寻找中国的参照，仅仅到美英法德日俄是不够的，印度的一切令人思索借鉴。这里也有发展的悖论。印度实行了许多英国式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三权分立。同时它的文化尤其是民间的一切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可能大变。他们不像我国人那样勤俭经营苦干苦熬。它充满民族宗教的冲突。而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人民非常和善和随遇而安。从当前看，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略逊于中国，虽然也大有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两国gdp基本持平，现在，中比印，有说是两倍的，有说是三倍的。也有人更看好印度的，因为印度接纳照收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我很欣赏印度前任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国务秘书梅农阁下的话，印度与中国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发展进步，发展进步的目的是满足各自人民的需要，而不存在两国比赛的格局。
同样是东方的大国，印度被英国直接统治了近百年，加上东印度公司时期，间接统治又有二百年。而中国始终以命相争，始终没有成为哪个西方大国的殖民地。除其他原因外，与中国文化的自尊自信与反抗精神有关。
此后我参加了两国元首确定的两国名人论坛。我相信两国的交流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旁人也认识自己。
有一个世界性的段子，我获悉这样的故事首先来自联邦德国作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后来在印度，再后来在喀麦隆又听到了完全同样的故事。故事说一个渔人在河边捕鱼，近旁有一个小伙子在树下睡觉。渔人叫他来劳动，他问为什么要劳动，答可以挣钱，那么为何要钱，答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小伙子回答，他在树下睡觉就是幸福，为什么要放弃了这样的自由自在的幸福再通过辛苦劳动挣钱去创造靠不住的另一种幸福呢？
伯尔的故事命题为《一个关于劳动生产效率下降的故事》，我设想这样的故事出自“二战”后的德国，这是一种“后二战”的消极情绪，正如德国朋友对我所说，现在德国不像早先那么讲绝对的清洁了，这是德国的进步。我相信，在德国，本来是最最不会有人产生对于生产、工作、科学、财富、文明与幸福的链条的质疑的。至于印度与喀麦隆，他们应该早就有这样的疑问。类似的疑问其实在老子庄子的书里已经写到。
而且，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人类的困境之一：发展主义与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乃至超越。
我——不止是我——在欧洲旅行时有时疑惑他们的效率与工作精神，他们用到休息享受上的时间太多了。但是也有人告诉我，欧洲已经这样发达，这样成熟，不需要特别勤奋了。中国发展到这一步，也会变的。为什么要拼命发展、苦苦奋斗呢？
我是一头雾水。
同时我也相信，对于生活来说弄清道理并不是第一位的事，你搞得清搞不清生命的意义你都要好好爱惜自己的与他人的生命，你都希望生活得好而且有意义。对于一个教徒，宗教并不是一个道理问题。同样一个爱国志士，他的抵抗入侵与英勇献身，也不仅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不需要靠逻辑论证来寻找结论。即使你从理论上讲不清楚发展与文明的必要，人类是注定要发展下去、文明下去的。作为思想者，你尽可以质疑直至大骂发展与文明。这样的质疑对于使这方面的自命优胜者清醒而使落伍者差堪自慰，都是不无意义的。
我也介绍作协与挪威作家举行了互访与会面活动。挪威驻华大使白山（sverreberghjohansen）先生对于文学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宴请我谈加强两国作家交流的事。一九九八年，挪威外交部邀请我与芳对挪进行了很好的访问，白大使回到奥斯陆迎接我。是年我不久前访美归来，闲谈中我说到在美时看到电视新闻，一位众议员批评中国，什么goodguy呀badguy呀，语言简单，怎么像是农民？白山说，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嘛。我们笑了半天。
后来一九九九年挪威作家来了一批人，与中国作家交谈得活泼热烈。其中有一个担任过司法部长三个月的女作家，现在专写犯罪题材的作品。她对中国没有所谓犯罪文学很感奇怪。作家出版社的蒋翠琳副总编辑说，在中国，那不叫犯罪文学而叫法制文学，她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这里有文学观念的问题，我们强调作家是灵魂工程师，作品是人民的教科书，如果谈犯罪文学，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教人犯罪的，现在叫法制文学，太好了，是健全法制遵纪守法的榜样作品啦。
挪威还有一位当过部长的作家，是不是就是这位，我记不清了。我们在奥斯陆见面，我说，您现在不从事政府工作了，很好，我们可以更好地写作。她回答不，我是被政敌搞下来的，我还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把对方搞下去，我还要重新掌权的。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说话方式，极有趣。你能够设想一个中国下台官员这样说话吗？她这样坦白地直说，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中国作家王安忆、冯骥才、徐坤、刘恒、张胜友与我等在二〇〇〇年回访了挪威。
奥斯陆人喜欢步行。他们的外交部长会见我时，我也是在白山大使陪伴下走了二十分钟才到的外交部。
我两次造访了卑尔根。那里是矮个子的音乐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的故居在海滨，是最浪漫、最富有情调的一个地方。第一次去卑尔根是坐火车，第二次是汽车，经过冰山。陪同我们的挪威作协的朋友在路上竟唱起了国际歌。我们也唱了同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的歌曲：
那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
这是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鸟儿们呀在歌唱，
鸟儿们呀在舞蹈，
少女呀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
摘下一棵开花结果的树呀……
只要心儿不曾老，
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学运中学会这首歌儿的，这首歌没有包含革命与战斗的内容，但是“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的唱词包含着一种期待，一种暗示，就像说曙光就在前头，黑暗即将消散一样。而曙光与黑暗，这是革命的语言句式。一九五〇年冬，我在区里参加一个中学党支部的党员学习班，女中的党员，一拨矢志革命的少女、大孩子，休息期间拼命地唱这个歌。我觉得她们都那么美。后来，这首歌几乎忘记了。
时隔半个世纪，我又在挪威的盘山公路上，重温这首美丽的歌曲。
往事常常再现，重温已经不是当年，往事实堪回首唱歌中。
这些年来，有趣的是逢日本作家团来访，多半都要到我的“自宅”拜访一番。过去是每来访都到夏衍家，夏老去世后我在那里充了数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东京发生奥姆真理教投毒事件，数千人中毒，十余人死亡。夏秋之际，一个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团来访。我问到他们此事，他们说，根据日本的法律，该教教主麻原彰晃一案，要审理清楚，大约需要十年。我说，中国的法律可能不那么完备，像这样的重大罪犯，早枪毙了。
想不到的是代表团诸君，虽然不懂中文，但都熟悉“枪毙”一词，我说完了，他们男男女女，纷纷点头哈腰，异口同声、你唱我和地不断重复道：“枪毙，枪毙，哈依，枪毙！”显然他们也是同意乃至赞赏我的枪毙论的。此后这成了我的外事活动的一个“段子”，给谁讲，包括给极严肃的资深外交官们讲，他们都笑成一团。而且经切磋，似乎我这样讲话并无不妥。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淳子、横川健等都与我极要好。他们研究了我的口味，此后每当有团来拜访，都给我带点含有红豆沙的小食品，有时候还带各种羊羹，后来发现了更受欢迎的食品：腌咸萝卜。日文写作“大根”，真叫实在，萝卜，不就是大的根吗？软包装的日本大根，美味无比。他们热心日中文化交流，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文革”中，从未停止，他们太熟悉中国了。白土吾夫就会学“四人帮”的言谈举止，他学周扬的笑声更是惟妙惟肖。日本朋友的特点，他很少与你公开争论什么，但是仍然流露出他们的倾向：有时候现出一个微笑，有时候眼皮微微一眨，有时候是更深的九十度鞠躬。他们不可能了解得太深，但是他们对中国政治中国文艺所知甚多，他们不表态，但是他们多半会倾向于常识常理常情，这一点与中国老百姓无异。
我以作协名义宴请过一次以色列作家团。以色列作家告诉我，他们的领土只占世界的极小百分比，但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上cnn头条的却占惊人的大比例（具体数字忘记了）。我乃在祝酒时祝那里的上新闻头条的事情迅速减少下来。
同样的祝愿也适合巴勒斯坦、伊拉克与伊朗。这是一个例子，出镜呀，上头条呀，广为人知呀，未必都是好事。人其实更应该有权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我收到伊拉克驻华使馆的请柬，邀请我参加萨达姆·侯赛因的小说集的发行式。因时间与出访英、德冲突，未能出席。今天回忆，不免感到沧桑。我从网上查过，这位原伊拉克总统，后来被绞死的人物，他的小说构思还真沾点边，如他写一个酋长，打算电贺一个军官发动政变取得了胜利。斯时的伊国，正逢下雨，发一封电报要走两天。到了才知道，政变已经平息，军官已经被枪毙。酋长立马决定改为将贺电发给国王，祝贺陛下平叛成功。分析家说，萨达姆的意思是从中证明伊拉克必须实行独裁统治。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详。
作协工作走向正常以后，对于我来说主要有一件好事，就是夏季到北戴河创作之家休息与写作。我多次说过，我不思也不善消费，更不愿挥霍排场，我没有花天酒地的习惯，我对于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夏到海滨一待，上午写小说，下午大海里游泳，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一半盛夏到烟台的文艺之家（文联的下属单位），另一半在北戴河打游击，包括总参三部疗养院、国家环保局培训中心、河北省的东山宾馆等地与西山、东山、冶金、煤矿、外专局浴场，都留下了我与家人的愉快记忆。一九九七年，我来到了作协在北戴河的点。一九九八年又到河北省，然后一九九九年以来，年年到作协的创作之家。
作协的点始建于“文革”前，“文革”后作协“砸烂”，该地被一家线圈厂占用。唐达成主持作协工作时想收回此点，不好办，找了我，我乃找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同志，终于将之收回，并翻盖了一幢二层小楼。
一九九七年我在这里，陆文夫刚刚代表作协参加香港回归大典回京，心情正好，带着孩子们也来了此地，另李準夫妇也在，他的腿脚不太好，住在一楼。
我与李準互为“一字师”。他曾经抱怨，由于李准同志是文艺界头面人物，又因他担任文艺局长，常常要发表一些导向性文字，外面以为是他写的，他觉得很不安。我说，这个好办，以后你就用繁体的準，把简体的准让给李准局长用好了。他从善如流，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从此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