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八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9）

19.我才不忧“会”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刘绍棠曾经总结“苏东波”的经验，说是苏联东欧的“变天”是由于“作家煽动，学生闹事，政府让步，共产党垮台”。有人特别欣赏这样的总结。有人特别强调文联尤其是作协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即使你认为是不经之论，它也能起某些作用，甚至是大作用。一九九〇年前后，中国文联与其各协会作了全面的人事更迭。新“领导”上任，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副书记孟伟哉。作协这边，书记马烽，副书记玛拉沁夫。也有的省里的比较有志升迁的文联作协干部赶紧称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人为“中国文坛领袖”。

巴金曾经收到主持作协工作的同人的信，说是要开作代会了，要改选作协的主席团，他们希望巴老继续担任主席，但不知巴老本人意见如何。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您会不明白吗？

巴老未予回信，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老就提出过，他应该退下，请年轻一点的作家当主席。此时，他反而没有说什么——也不准备说什么。

都知道，巴金是一个真诚的——我要说是天真的人，但是，他也锻炼出了一身必要的功夫。活在中国的人都有功夫。我们整天讲国情，什么是国情？需要随时留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巴金向我提出召开作协主席团会议学习贯彻小平南巡讲话与十四大文件事，我代为反映了，未果。

巴金还说过一些极富政治气度与经验老到的话，当然没有人认为他老想当政治家。他说到对某些事的看法不一时，他说，不要老等着给你平反，看准了，自己给自己平反嘛。他老的话使我为之一震。

巴老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约在一九九三年，在上海他的寓所，他有一次说起：“张洁的小说《上火》……”带点轻度结巴地说着，他嘻嬉笑了。他还说拙作“稀粥”，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四川口音把世界读成世盖，增加了幽默感。

至于张洁的小说，是发表在《钟山》上的，主编刘坪，为此受到善意的规劝，但刘说起此事只是呵呵地笑，觉得张洁的小说有趣，开开心，乐一乐，并无大碍。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感觉巴老说起事来比较不那么认真和沉重，多少受了点张洁的调侃的影响。

此前我最放肆的一次是一九九〇年，我看到巴老太沉郁，便胡说八道起来，我说我有救国良策。巴老重复了一下：“救国良策？”他的“策”的发音是上声的“踩”。我说，我建议一个是在广场举行现代舞大赛，优胜者可免费去西方发达国家旅游。二是，在文坛内部举行麻将大赛，谁赢了就让谁“领导”一年。

我还忘了一句妙语，四次作代会上，冯骥才早就说过，以后作协主席由作家们按大小个儿排队（天津话叫“挨个儿”）担任。这里，用挨个儿，更出彩。

大冯身高两米多，他想当主席，已经昭然若揭。

与巴老谈完话后，我很后悔，这套侯宝林式（现今则应说是郭德纲式）的语言（丁玲早就指出过我的“说相声”了），怎么可以用到巴老这里来？

我给巴老的女儿小林电话检讨。小林说，那天，是她爸爸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这也是“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随她去罢”之一例。

有人为我的这方面的表现生气。对不起，我们总得活下去，我们必须活下去，我们有权利活下去，历史也需要我们活下去。此前我已在本书中说了，过于爱生气的中国人早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现在弘扬着的精神是铜豌豆的基因，如关汉卿所写的那样：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炖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尚兀自不肯休……

这其实就是鲁迅讲的韧的精神。偏偏我们的朋友只知鲁迅的急切与喷火，不懂得韧的战斗。尤其是韧的建设，而不是只知道斗。

一九九三年年底或一九九四年年初，改由时已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同志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并吸收了小说家陈建功、散文家高洪波、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等人参加作协书记处的工作。

翟泰丰调整了一个时期以来不与作协主席团打交道的做法，他来了以后就为召开新的主席团会议、全国理事会、代表大会而奔走，而努力。斯时作协主席团的组成人员，死的死，走的走，大致剩下了巴金、张光年、陆文夫、邵燕祥、朱子奇……与我了。

老翟原在北京总工会工作，曾任六一八厂团委书记，后到中宣部任秘书长、副部长等职。他的到任为作家团体创造了新的经验，即不由作家担任作协主要“领导”，与作家间恩恩怨怨无关，与文坛一切历史纠葛无关，与文艺业务诸说无甚瓜葛，他的工作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一切按正规的机关部门团体来办。

原来说作协是“副部级”，老翟来后考证出作协是正部级，这也是很令作协机关同志感到鼓舞的事情。从此作协干部正副部、正副局、正副处……堂堂正正，有声有色。作协的全国理事改称全国委员，工作机构改称厅、部（这最后一点是翟来前已经改过来了），领导同志办公桌前挂上五星红旗（与国务院各部一样），日益正规化、机关化、政务化了。联想到孟、玛时期，他们也都关心过文联作协的干部包括他们自身的级别待遇问题，但是没有取得成果，令人叹息。

包括林默涵同志这样的被认为“左”一些的领导，毕竟是知识分子，有一种清高，据说正是他本人扣下了向上写的报告，并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此报告要求把他提成正部级，把另一同志提成副部级。

这里顺便说一下“官本位”的事。我在岗时，说到和尚尼姑要分级，有处级和尚，也有局级尼姑，领导同志觉得不无荒唐。但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咱们这儿，官位就好比硬通货：美元、欧元……而其他，专业啦、职称啦、企业中的岗位啦，好比软通货，只要能兑换成硬通货，就好用了，也只有换成硬通货才好用。工资、住房、配车、医疗、差旅、丧葬，都是有区别的，不按官阶分又按什么掌握呢？科学院院士为什么受人尊敬，一朝院士，就享受副部级待遇了。水涨船高，一通百通。

当时大家叹息，商品经济再发展一点就好办了。这也对，例如，原来安装电话完全是按官阶办事，现在电话怎么安，完全是人民币决定的了，最多是级别不同，电话费补助不同罢了。但还有别的事，淡化与改变官本位或者究竟需不需要改这个官本位，我也还糊涂着。

作协变得这样官事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此作协工作好“抓”了，顺了，不用费力、不用担忧、不会出娄子了，也是事实。领导就是领导，作家就是作家，彼此支持是好的，互相瞎掺和，则是无益的。领导走到哪里都是送温暖，致关怀，多鼓励，常引导，提计划，作总结，发简报，表拥护，礼贤下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作家们，则是感谢领导的辛苦，受照拂，得实惠（如医疗补助），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同时彼此保持着文明礼貌的适当距离。

一九九五年，在翟泰丰同志奔走呼号努力之下，时隔六年，终于又一次召开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为了突出对巴老的尊重，此次会议在上海开。倚重巴老，这也是老翟来后的一大举措。

巴老与上海市领导（时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巴老是坐轮椅来的，他委托我宣读了他的发言稿。就这样，作协结束了半瘫痪状态，我也又成了作协的一名副主席，至于原来讲过的“常务副主席”中的“常务”二字，从此无疾而终。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也叫一笑了之。

然后又开了几次主席团会议，我曾经特别提出，新参加书记处工作的同志，尤其是指陈、高、吉等“现行”的作家，除参与作协工作外，应该得到一些时间的保证，不放弃写作，以加强与广大作家的联系和亲近感。我对他们说，我发言时讲到这里请你们鼓掌。但是届时无掌声，说是会议气氛太严肃了，他们未敢鼓掌。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把手并不期望他们保持写作状态，他们自身对此也未见期待，反而是我狗拿耗子，自作多情了。

此后我又针对作协领导提出走到哪里都要看望那里的老作家的说法，提出建议：不但看作家，也看看他们的作品。这个意见使领导一怔，未有下文，可能是冒失了。王安忆后来提出过，能不能让作协的文件的文体带点作家特点？她的这种发言，与我的上述说法近似。似有道理，可供参考，难以操作，不合会情，录以备考罢了。

光年、文夫、我等对于老翟的工作表示了全面的尊重与支持。燕祥基本上是请假，有过一次书面发言，令有的人不快。还有的作家则忙于告状，签名点名，上纲上线，斗争正未有穷期（这是一些同志们爱引用的鲁迅语录，与鲁迅原意无关），批得还正起劲。老翟由于一心强调团结，不甚致力于斗斗斗，也收获到了相当的指责与抗议，明枪与暗箭。

不管挨了多少驳儿，一九九六年春，在老翟与作协党组书记处的努力下，开了第五次作代会。汲取了四次会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各省市由宣传部门领导带队，增加了团体会员的代表，增设了中央国家机关的产业协会并成为团体会员，直接由中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名候选人名单等。从此，会议再无悬念与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的可能。（在此次作协代表大会上还有差额选举，可能效果被认为不理想，此后，全部是等额选举，而且未当选者的姓名与票数也不公布了，文联那边则是公布的。说明作协这边更是第一等的万无一失。）然而，就是这样，部分同志的告状活动仍然未能停止。此前作协曾提名我做创作委员会的主任，也是被告状信干掉了的。后来有过任命陈建功为《人民文学》主编的报批，也被告状拦截。

老翟上任后数次到我家，交谈得很好，翟的特点是对谁都一盆火，嘻嘻哈哈，贯彻上级意图。他对我说，作协一老同志提出，我们要忧国忧民，也要忧（作家协）会。我声明，我才不忧呢，爱咋样咋样。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原来计划在作协的新的代表大会上作一个洋洋洒洒的大报告，带点周扬风格的。后来，还是降了调，也回避了某些理论问题。例如人道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过的，一直有争议。原来的草稿也想批批人道主义的，我力劝回避。巴金果然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说，他一辈子是信奉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要不要跑到作代会上讲人道主义的问题呢？绕开更好。

精品战略问题也有争议。那时到处都讲精品，故而文学上也大谈精品力作。但是文学上的精品与力作不完全是一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精致、精到、精心经营的，他的作品向来是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力透纸背，震撼灵魂。是力作，不是精品。日本俳句多是精品，但不是力作。巴老也对精品说有保留，后来还是写上了。反正体会它的意思吧，反正就是说要有更好更好怎么也不嫌好的新作品。

文艺问题谈深了，谈具体了，有令人钻牛角尖处。例如“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那位说了，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作品并不是鼓舞人的。我在政协会上听过这方面的发言，又能说什么呢？也是暂时放在一边，不争论为好。

这里边有一个角度问题，你把文艺当作一个业务、一种行当来研究，具体而微的问题多了去啦，叫作永远聚讼纷纭。如果你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局中的一环来讲文艺呢，还有，你如果不完全把文艺问题看成文艺本身的事，而是看成党组织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呢？那会是另一套语码。希望出精品，希望鼓舞人，不需要争执的。至少不能随便出残品次品，或都是平平之作。也不能说鼓舞人固然好，让人泄气也没啥。你还可以绕几个弯子解释，陀氏力作，归根结底也是精品（道理略），悲伤迷茫情调的作品，归根结底也是对人生意义、对真善美的探寻（道理略）。现在，对此钻牛角的事儿已经不多了。

此后文代会作代会，不大讲文艺理论问题了，说的是协会工作，讲的是党组、书记处与主席团、全委会，成绩几项，问题几条，安排若干，清楚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文代会作代会上还有一事，就是原文联主席曹禺老师在会前五日因病去世。据说曹禺在一九九三年政协会上，与领导见面时提过解散什么什么文艺团体的意见，语焉不详，我当时因出访新加坡提前离会了，不在现场。但他毕竟是德高望重。他之后，谁当主席？后来提名的是周巍峙。还有作协选上了铁凝担任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两件事，我都极赞成，都投了我的一票。

从文联作协的“干部”人选上，我对于我国的民主程序有了一些体会，我们不是绝对的自由选举，而是民主集中式的有领导的选举。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然也。例如曹禺老师去世后，上面确实并无成见，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搞小民主，搞票选或者民意测验。我这方面屡提屡中，十分满意。相信是充分考虑了众人意见，确定了候选人。再如五次作代会，增加了宗璞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这里没有任何权力或活动的背景，而完全是由于人心所向。宗璞是一个与世无争、独善其身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正义感与是非感的人。她的当选令人感动和拥护。我们的民主是有的，坚强的领导也是有的，舆论、民意、实绩、背景、本人与他人的活动与绝对不活动，都起作用也都不起决定作用。在我国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有可能有前途的。关键是寻找最好的结合点，领导与民意，实绩与舆论，德才与背景，稳定性与创造性，开拓与承受，对不应有的风险的回避与对于不应有的停滞的回避的结合等。五次作代会的情况使我乐观而不是悲观。

此次会上，我得的票不高，一个可能是由于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对我失望的小贤弟们。鲁枢元对此极不安，他甚至提出俄狄浦斯弑父情结的说法，令人解颐。河南张宇也关心此事，我乃表态，停止争论三十年。后来张宇著文说，我的说法一听就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

一个则是有那些坚持不断告状的老贤兄们。《中流》杂志还在此期间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的专文，一心树王为敌。文中有将王某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之说。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同志劝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不要理它。其时《中流》还大骂社科院一位领导刘吉，此同志见我后便说，我们是“同案”。这一时间段被该杂志批评的还有胡绳、韦君宜、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等。

文化部原办公厅一位担任秘书工作的女同志，与林默涵同志联系较多，有些林老的谈话，是此位同志帮助整理的，她的文字功力不错。她对我极友好，她特别希望我与林老能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她告诉我，此文在林老那边压了颇一段时间，后来杂志方面催得太紧，林老才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非要把我搞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由于时代与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隔膜，我一说话，一做事，他们就觉得气味不对，不符规范，像那位倒霉的被撤职的林业部长一样，也像我一九五八年听到的那种话一样，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了。就是说，他们确实认定，王某是敌人。

其二可能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年代有失落感。他们看不惯当前，他们停留在辉煌的与理想化的过去，他们痛恨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能写能说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我是知道嫉妒的滋味的。一位极出色的女作家，不久前还津津乐道地夸赞铁凝，一旦铁当了副主席（还不是主席呢），立马变成了骂骂咧咧。其言也不堪，其情也不雅，唉，你还说吗好！

我被忌恨得这样咬牙切齿，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但事已到此，躲也躲不开了。你恨你的，我活我的写我的干我的，好在，你不可摧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