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8）

18.混战与自得

不但国内有混战，还有国际与伪国际的混战。一九九四年，我得到瑞典科学院终身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希望我对瑞典作一次访问，作一次演讲，并提供一份英语的推荐材料：可以提出若干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材料不得少于十五页，将列入瑞典科学院的正式档案，我将得到二千美元劳务酬金，信中还特别强调，我的推荐范围可以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科学院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有投票权的人士中唯一懂中文的一位。北岛与马教授一直保持着极密切的来往与交谊。同行们普遍认为马教授是一个极讲友谊重感情的人，获得马教授的友谊是重要的。人们早已猜测北岛将获得诺奖，根据之一是马教授对他的看好。据说一九九五年曾盛传北岛的获奖。故而美国笔会的秘书苏珊女士特别到纽约华美协进社去摸我的反应。据说该年宣布诺奖时，北岛到了斯德哥尔摩，各大媒体的记者云集北岛家中，摄像机镜头已经调准，只等一声宣布便开拍。结果，宣布的是爱尔兰的诗人希尼。各记者旋即离开，剩下了北诗人自己。诗人走到街上，看到了一条同样孤独的宠物狗。后面的事说是北岛自己写过。

都说是马教授多次提名北岛，未获得足够的票数。现在，马教授想从我这边获得一些信息，更多地了解一下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作家们的状况，岂不甚好？

我认真做了准备，并写下了推荐材料：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以姓名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为序），我以个人名义，专门请后来任外文局副局长而时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黄友义同志将之译成英语。写不写我个人，我在犹豫之中。我要坦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不会不自我提名的。

斯时由于我的原部长身份，出访需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一般这类事送国务院前需要有文化、外交两部的审核会签，更靠前，则是文化部办公厅与外联局无异议后征求我驻外代表机构的意见。这第一关如果过不去，底下的手续就很难办下去了。我的一切出访都经过这样的程序，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包括台湾我都去过了，别处还能有什么更复杂的状况呢？

但是，我驻外有关代表机构认为，王某接受马教授的邀请到访是不适宜的。为此，文化部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极少先例地再次致函我代表机构，指出王某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建议使此次访问成行。我认为文化部领导的态度是负责的、认真的、恰当的。

未获首肯。

我迟迟无法答复。瑞典方面乃改为由萨斯航空公司总裁出面邀请，并由瑞典驻华大使具函相约以示郑重。

我有关机构堪称火眼金睛，立即指出，萨斯公司不会有什么交道与王某打，总裁后面立着的东道主仍是马教授。对此，他们的态度仍然是断然否定。这个情节甚至使我想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瑞典有一位相当活跃的汉学家，曾任或仍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中文名字是罗德弼。他正在中国逗留，他受马教授的委托前来打探虚实，到了我家。我只能说是手续尚未办好，可能无法成行，我当然不能将我们内部运作的一些细节向他详述。此人回到瑞典，便想当然地，也是强不知以为知地作了非善意的解读，他告诉马教授：王蒙不想来。

看来马教授也是一位性情中人，可能是汉学研究得深了，受华人的情绪化作风影响。他立即大为失望、光火，并公开发表声明：既然王蒙对于与瑞典科学院的文学交流不感兴趣，他也只好放弃他的与中国大陆的交流计划。

对不起，请马教授原谅，我认为您的声明中包含着作警示性解读的可能：从此中国本土作家将与诺奖无缘，“后果自负”，或后果由王某负。

也不完全怪马教授，第一，我们本身工作上有许多不足，有令我本人也颇感无奈无言之处。第二，罗德弼教授任意作了非事实的与不负责任的报道。第三，恰恰此时有一个韩国的文化论坛的活动，我没有西去瑞典，改成了东赴韩国了。马教授乃想，他不来北欧，偏去东亚，岂不气人？

同时我认为马教授借重瑞典科学院与诺奖之威力、公信力、吸引力，加上他本人对于中国文学的熟悉与热爱，作为欧洲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他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也是很自信的。他具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当的熟悉与热爱。他走到哪里都是（尤其是）华语作家们巴结与示好的对象，他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指点江山。他可能有一种不习惯被拒绝的锐气，一碰就上火，一火就怒到了具体人身上。其实，他完全高估了王某的代表性与权威性、自主性、重要性。

弄得相对多了解一些情况的瑞典驻华使馆也很不快，他们的文化专员尼尔斯先生特意在香港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马教授对于王蒙的指责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我还要补充说，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此后我知道尼先生与罗先生的合作也不是那么愉快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我在香港作研究，有友人告诉我马教授如何生我的气，后来终于与马教授见了面，握手言欢，共进晚餐，并无芥蒂。此次浅水湾的晚餐是由我的在港的一位亲戚陈鹤友先生做的东。饭后走路，发现马夫人，原籍四川的陈女士落下了东西。陈表弟在把我送回中文大学后跑到浅水湾，取上东西连夜送到马教授处。陈表弟说他要向瑞典朋友显示香港人做事的精神与效率。

现在马夫人陈女士已经因病辞世，祝她安息。

一九九八年我访问斯德哥尔摩时，马教授请我吃了北欧美味的鱼肴。原来的事成了一个笑话。许多往事，其时闹闹哄哄，过后只配一笑。

人性具有普泛性，中国有的人际关系问题呀，传话不准确呀，拉长舌头呀，不了解情况就下判语呀……美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的瑞典王国也照样有。

这里还有一个后续插曲，更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说是瑞典的一位女副总理访华时会见我国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领导，谈到了邀请王某到访事，我高层领导乃指示此事可行。外交部为此商文化部，此时文化部下边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同志反而火了，我部以如此罕见的郑重的方式提出王某访问瑞典，你们竟不予注意，现在剩了不多天了，又说行了，让我们来一个赶三关，你想说行就行？算了，我们不办了，王某人不去啦。

这个情况我同样是事后很久才知道。

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这边一个改善与加强跟瑞典科学院与他们的诺奖评选机构的沟通的机会。此后我国有关方面与马教授的关系日益恶化，我方曾有一段时间不同意他入境。近年这个政策又有了大的调整和改善。我得知，他目前对中国作家的兴趣，集中在山西作家李锐与曹乃谦身上，二〇〇七年书市上，马教授曾为曹作家站台助兴。据说曹是李推荐给马教授的。马已先后表示这二位够条件得到诺奖。祝这二位同行好运。

高行健得奖时有一位有关部门领导曾想找我问问情况，因为多数人根本不知高是何许人也。我时在远郊区农村，没有联系上。从另一位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作家兄身上，得到了严厉批判的强硬反馈，认为必须予以反击。此后对诺奖的看法日益两极分化。

一些无知小儿认为中国作家得不上诺奖是由于作家胆量与生存环境造成，从而责备作家没出息没本事或干脆埋怨环境。

有纯洁年轻的朋友认真研究每次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并以幸运的得主们为文学尤其是道德标杆，要求中国作家对照反省，照此攀登，对中国作家的这第二项原罪提高认识，幡然醒悟，走向世界，为国为民为作家同行争光。第一项原罪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再出鲁迅，当今作家的模样都不像鲁迅。其实中国作家早已获得了诺奖，高行健先生就是，只是不好从中做太多的文章就是了。还有一位欧洲得主，大讲他从嫖妓上得到快乐和灵感，这样的经验也难于在敝国推广。

亲爱的朋友，你是多么天真！

另一类相当正式的意见，是认为这方面的诺奖乃是为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服务的。

后面一种说法恐亦嫌简单，诺奖确实喜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如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等等。但也奖过苏联当红的肖洛霍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诺奖常常奖给西方国家的左翼批评者，如葡萄牙共产党员萨拉马戈，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看看历史，诺奖还是比较严肃的，有别的奖无法比拟的影响包括奖金数额。诺奖很喜欢特立独行，力排众见，不在乎舆论，常常爆一些冷门，例如奖法国的西蒙，奖意大利的达里奥·福，也包括奖德国的伯尔。更不在乎某个国家的政府的反应，毋宁说此奖是以向一些政府叫板为得意之光环所在。诺奖本身也是活的北欧人评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它没有这方面的义务。同时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与之对抗毫无必要，也不起作用，视若天神文学弥赛亚则同样是无知幼稚的小儿起哄。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另外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我们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也增加它的奖金数额。王朔有一次面对提问“为什么中国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回答妙极，他说，是由于中国作家忙于争取茅盾奖。可惜的是茅盾奖只有人民币数万元，而诺奖是欧元百万。

至少，我建议，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的被公认的世界华语文学大奖。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谈软实力吗？这样的软实力，我们应不应该具有呢？我们应不应该尝试构建呢？

再有就是，一九九四年春，有一本叫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受到注意，作者署名为洛伊·宁格尔，说是德国汉学家，书中讲了一些相当吓人的“左”的意见。如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怕游民，游民作乱是许多朝代灭亡的原因，而毛泽东的一大功绩就是把农民死死固定在自己那块土地上。书里甚至提出，不压农民，就无法使中国的现代化伟业起步。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一些原因，据说此书曾经颇受青睐。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夏衍，顺便看望赵朴初同志，赵老曾为我的天津百花出版社版《王蒙选集》题写书名。我去时赵老恰不在室内，但是他的床上摆着这个“第三只眼睛”。

我读了此书，甚觉狐疑。这种观点出自德国人？德国汉学家我是知道一些的，怎么从没有听说过他老？德国人的论辩是最讲究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与程序性的，怎么从此书看不出来？有些观点与词语运用，怎么更像是假扮洋人的中国人写的？还有，出一本翻译著作，怎么可以不写作者姓名原文与原出版社原版本？版权页上连一个外国字都没有。

这时驻北京的歌德学院院长是阿克曼先生，一次我向阿先生发问，在场的还有一位好友作家，阿先生拿了书翻阅良久，他说德国没有这样一位汉学家。我乃断定了这是一本伪书。

为此我写了一篇提示此书真相的文章给《读书》，沈主编大喜，决定以头题位置发在九月号上。但是八月，沈先生叫起苦来，因为号称笨人某老大的那位先生（见《大块文章》一书），在港报上率先指出了此书的伪造性质。我只好改了文章名称，并改发三题或四题。这使《读书》与沈昌文先生与我都感到了扫兴。

（按：我始终认为，这是在场听到我与阿克曼先生的有关谈话的那位作家好友告诉某老大的。这是一个小小经验，谈什么新题目的时候，不能当着“第三者”。我的那位作家友人不久即赴美探亲去了，他与那位先生的私交尚存。杂志比时效是比不上报纸的，此事也算一段伪国际风波吧。）

《读书》与我，就这样吃了一下哑巴亏。

还有一件事不妨请读者协助分析。一九九五年我访问加拿大时接受了华裔专栏作家丁果先生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我进一步发表了我的关于文化整合的观点。我觉得近代以降，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念，汇聚于多灾多难的中国，互相斗争得很厉害，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苏式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式的左翼革命文化，胡适式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以及其他各种“后”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通俗大众波普文化，市场化的次文化，还有什么新左派、新自由派、新古典乃至带有原教旨色调的不同文化。这些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互相斗了一个不亦乐乎，互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我在《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中写道：

（我们）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正在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

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中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着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这也是我在台湾讲过的“轰来轰去只剩下了一片焦土”的意思。

这也是我后来，在二〇〇七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全体会议上所讲的，要构建和谐文化，先实现文化和谐的含意。

我要说的是，在文化上最好不搞有我无你，势不两立，而是博采众家，取长补短，多元互补，双赢共存，实现正确导向与多种文化的生态平衡的良好格局，而不是轰来轰去心灵变成了一片焦土。

这是我的一个梦。

采访者很有兴趣于得知我的近况、我的处境。看来，不仅在中国做到“能上能下”并非易事，让生活在外国的朋友相信你是“能上能下”了，也并非那么容易，他总是忧心忡忡地试探着寻找你的被“迫害”啦，被“排挤”啦，被“封杀”啦的蛛丝马迹。

于是我强调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我强调，我的写作正在活跃热烈地进行。我强调，我的新作不断，新书四面开花。我的作品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我强调我还是政协委员、常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与方便，我强调我虽然不当文化部长了，仍是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

这回可一下子让《文艺理论与批评》之类的刊物逮着了，王某自称“重要作家”，岂非可笑可厌出格离谱乎？从此，“自称重要作家”便成了王某的一大把柄。

然而，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语境，考虑一下针对性呢？要知道，在北美洲，在紧靠美利坚合众国的加拿大，我不能妄自菲薄，我不能缩头缩脑，我不能小鼻子小眼，扮演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我必须站出来，必须理直气壮，信心十足，勇于负责，敢于承当。我的出访是经过中央、国务院的审批的，我身负重任重托，当然是重要作家，一个不重要的作家，自己办一个旅游护照，想什么时候出去就去签证，然后走人就行了，何劳中央国务院审批？你怎么能以学习小组会、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的谦虚谨慎、忍让自责、诚惶诚恐的姿态对待一个加拿大媒体的撰稿人呢？一次又一次地就此做文章，不觉得穷极无聊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混战，由于越来越不具有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背景，其杀伤力也就有限得多了。口水是淹不死人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跪倒一片、哭爹叫娘、心悦诚服、山呼千岁的场面。也没有出现宣布过时、威信扫地、黯然失色、销声匿迹的效果。我则小有过招、多有调笑、基本不予置理，同时抓紧机遇、享受生活、大力写作，漫游世界与伟大祖国，乐在其中。应该算是颇有情致地、在我一生中不那么多地逍遥自在了一段时间。

有一位小朋友叫路东之，住家离我很近。他喜古文、书法、诗词、金石、绘画与搜集古玩文物。他常常来找我交谈，给我刻了名章，又应我的要求刻印了“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三枚闲章。他后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与收藏古物特别是陶器方面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