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7）
17.思绪在发酵上一节我已经讲了十条思路了，其实还没有说完。这说明此事对我影响是很深重的，即使我能做到某种不以为意与笑而不答也罢。
除了作家供养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王朔作品问题、世俗化问题、通俗文艺问题、不争论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问题即不可重在建设问题、某个青年评论者的文风问题等外，还有一个可笑的却也是不无狼狈尴尬的问题，叫作二十个鲁迅一百个鲁迅问题。
那是在加拿大，一位名丁果的撰稿人问我王朔的作品的事，并说有人担心作家都变成了王朔式的玩世不恭者，中国文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提问的句式，即以多了不行为由来取缔个别。都成了什么什么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学差不多都是个案，非文学也是首先是个案，其次才可能存在是否典型，即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但我们中国太重视共性代表性倾向性预兆性了，每一只燕子都代表春天，每一声叹息都代表衰灭——因为一个人叹气不要紧，十亿人一起叹气生活就会崩溃。一个人打哈哈无所谓，十亿人一起打哈哈就要亡国灭种。原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尤其是应该成为必须成为十亿中国人的代表，至少是你那个行业或你那个年龄段的代表。这种假定是完全荒唐的。任何一种个性如果成了代表性，成了批量生产的产品规格，成了冷处理和热处理的模具，如果被亿万次哪怕只是千百次克隆复制，这种个性被亿万倍千百倍地放大，那么，它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就是十亿个孔圣人，也是不可思议的。此种逻辑如果成了事，就只能得出消灭一切个性的结论。
我相信，我要强调，个人性与独特性是文学的品格，当然也有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共同性，有个性出现的社会背景与原委，那是在更概括与更抽象、更本质的层面上。
我回答：“都成了王朔当然不行，都成为鲁迅也不行啊，如果出了几十个上百个鲁迅，我的天！”
我是极而言之，我是争辩有术，认为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是很恐怖的。都成了某一小小作家固然不美，即使都成了伟大作家，也没准更可怕。因为越是伟大作家个性越是强，越是不可重复，不可克隆，不可成群出现。
伟大作家的价值全在于他的唯一性，有哪个作家能有另一个备份儿呢？
这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点觉得鲁迅斗争性太强的因素，都这样斗起来怎么得了？我多次反省，当时实在还没有想到、说到这一步。不错，我确有这样的思想，鲁迅有鲁迅的时代，今天有今天的特征。在今天皮毛地学鲁迅、私淑鲁迅更不要说自命鲁迅了，极少能成功者，倒是会画虎类犬，装腔作势，招人厌烦。我不拟妄评先贤鲁迅，但是我敢说，某些以学鲁迅自居的悲情愤青儿、偏执愤老儿，学出来表面的与廉价的好斗、尖刻、自恋自怜、与人为恶的多，学到了鲁迅式的深刻、创意、爱心、关怀后辈与普通人，特别是他的博大沉雄的文化底蕴的人绝无仅有。鲁迅说，到死“一个也不原谅”，你觉得肃然，因为他是鲁迅。换一个极少建树的、精神贫乏的、性情乖戾的愤老儿愤青儿闹腾“一个也不原谅”呢，效果与鲁迅能相同吗？
我也常常为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家同行的议论而钻牛角尖，难以释然。我的这位兄弟说，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作战。我一下子就噎在那里，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嗝儿来。一个人与全中国作战，那是为了谁作战呢？为联合国还是火星人？
当然我知道什么叫修辞手段，我知道与全国作战说正如我的二十个鲁迅说一样，是舞文弄墨的极而言之，把事物说到极致，以增加雄辩伟力。我也知道我的老弟台可以解释为“为了中国人民而与中国的陋习作战”。但是这种夸张的孤愤姿态仍然使我添堵，一二百年来，数千年来，中国的“作战”——“内战”包括“论战”已经够多的了，我们这儿文艺也是战线，真不知道如果文艺是战线，“超女”算什么兵种。也许正因如此，“超女”必须先剿灭。
但这不是要点。要点仍然在于能不能用这种模式论证问题：如果中国人都怎么怎么了……凭什么都一个样？谁那里一个样啦谁活该，谁负责，谁该死！我的要点是十个二十个鲁迅是根本不可思议、不可能的荒诞，同样，二十个王朔，或者二十个残雪，或者二十个北岛，或者二十个丁玲，或者同时二十个伟大导师……都是同样的绝无可能。
至于二十个愤老儿、愤青儿或者吗卫兵，二十个某某年代的思想者或写作者，当然可能，二百个二千个都可能，所以跌份儿。
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在上海宝山会议上，即听到过可爱的老夫子流沙河先生讲过，先锋诗作，不可没有，有可聊备一格。不可过多，过多则成妖孽。然后苏联学者费德林说，他认为中国最青春的诗人仍然是艾青。
我在发言中说道，一种怪异的风格如果普及了，变成通俗化、大众化的口味了，那可以肯定，它已经毫无怪异与先锋性可言了。何必去担心怪异的普及化，或者以怪异的不可普及作为该怪异的软腹部予以嘲讽呢？
但还是有问题，我实不该拿鲁迅打比方。因为，鲁迅在咱们这里是不可以轻易提及的，谈鲁迅应该有足够的敬畏与悲怆。为什么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爱鲁迅爱得深沉。此后王朔谈鲁迅，大冯谈鲁迅，《收获》讲鲁迅，都受到了痛击，至少是干预，有了批示，有关单位还写了检讨。而且恰恰是在咱们这里，鲁迅的深沉、孤独、透彻、悲愤与几近绝望的诅咒与对于未来的全新期待，特别能引起精英意识的共鸣与倾倒。你可以不是鲁迅，但是你不可以没有鲁迅的孤愤与沉重，就是说不能没有鲁迅式的精英意识。毛泽东亲自明确规定，鲁迅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五最”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用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全称，肯定的词句毫不吝惜地全面地、无保留地称颂任何别人。对马恩列斯也没有以这样的口吻说过话。毛泽东不但给了鲁迅最坚决、最勇敢、最正确的最高级评价，而且在晚年干脆声称他与鲁迅的心相通。这绝非偶然，也绝对不是毛泽东的攀附，以毛泽东的自信与俯视（同时讴歌）众生，他不会有攀附的需要。需要以鲁迅作虎皮的是其他小人物包括“中央文革小组”。
有的精英遗憾于鲁迅的只有一个，人们瞪着双眼看能不能多出一些鲁迅。人们有没有说痛快的话，有委屈，有憋闷，有不平，有大炮在肚肠里轰轰隆隆，自己又不敢放或不会放，正期待着几十个几百个鲁迅万炮齐轰，荡涤一切黑暗，释放一切怒气，你却说鲁迅只应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你犯了众怒啦，你又闯了刀山火海陷阱啦，你把自己置于不敬鲁迅的被动位置上了。
再加上你主张过缓行费厄泼赖不等于永不实行，时至今日，在一个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倡一下费厄泼赖有什么不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二〇〇四年的雅典奥运会直播，每天都把fairplay即费厄泼赖大字展示到屏幕上。其后我们的电视节目，为迎接二〇〇八北京奥运而大教英语，其中教的最多的也是这个短语fairplay——费厄泼赖，即当年被鲁迅主张缓行的。其实鲁迅是正确的，当年缓行，是由于当年是旧中国、旧社会，那时提倡的是打落水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费厄。而现在是主办国际奥林匹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公平游戏的条件了。不公平游戏，还哪儿来的奥林匹克？
而死脑筋们认定缓行就是永不实行，永远对着干，永远往死里斗。于是你被某研究家归入“向鲁迅挑战”的黑名单中。向鲁迅挑战，耗子舐猫，你不是作死吗？还有另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著文表示，现在不是鲁迅太多的问题，而是过少的问题。我一听，真有道理，无可反驳！王某是不是认为当今鲁迅太多了，不好办了呢？其实王某也认为现时无鲁迅，正如无李白，无杜甫，连金圣叹、袁枚这样的也没有。那我为什么说是鲁迅多了呢？且慢，我什么时候说过鲁迅过多了？你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又是怎么闹出来的呢？我算全傻了，头脑里全是糨糊。完了，你再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啦。
我想，我一再标榜的不设防方针这回算是出了洋相了。低调的言说，遇到了高分贝的不由分说的回击，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由她去罢。到了这般境地，只有靠鲁迅笔法：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zhà）……爱人赠我兮，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shá），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我太忙。我的战线比较长，我正在做的建设性工作太多太多，我只能由她去罢而不能较真。我只能难得糊涂，我只能捣糨糊，叫作恕不奉陪。这四个字真棒，能看得出中国文化的经验深厚与颠扑不破来。
事到如今，我干脆再说明白一点，对于鲁迅的苦苦期待也是人民的一种弥赛亚情结的表现。鲁迅是伟大的、深刻的与冷峻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时间环境与文化传统文化激荡的果实，是历史、社会与中国人民大革命从酝酿到走向高潮的果实。没有革命背景就没有鲁迅。革命的伟大与不可避免，威严与神圣浪漫，使革命前与革命中，一切的不平、不满、不接受、不合作、不随声附和，一切的愤怒、仇恨、辛辣、尖厉，包括对于中医与“旧剧”梅兰芳的不无偏颇的开火，都被革命的光辉所照耀，发出异彩，形成光环，感天动地，入情入理，融入革命的大潮与光焰之中，构成了批判、斗争、决绝的无敌的革命大方向。同时鲁迅的批判精神大大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化。为此，他受到毛泽东与充满革命期待的中外人士的盛赞。与一切有成就的大家一样，他是绝对不二的。鲁迅不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当然也只能不二。问题是那些外国大家与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形象都是文学家，而不像鲁迅这样具有弥赛亚的光环。用中国特色的说法，鲁迅是英雄（毛主席亲自封就的）——圣人——北斗星——弥赛亚。鲁迅是经历了有意与无意的，革命领袖与人民包括精英知识分子的造神——圣化过程的。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全面地、如实地认识鲁迅，如何继承与学习鲁迅也许还有待于未来。
而我之阅读鲁迅，我最最感动的是，他批判旧社会、批判国民性与人性恶入木三尺，无人望其项背，自不消说。问题是他对于革命特别是革命文学也抱着极其清醒、我以为是同样冷峻的看法，早在革命远未胜利之时，已经绝不“晕菜”，绝不一味浪漫。他的深刻的质疑精神带有天才的先验性。
同时，当然他也有不足。
从表面上看，我一直在说着过多的话，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成熟的或者粗糙的见解，言多语失，祸从口出，我的尴尬与被动也都是有的。我还一直在周游列国，与各国人士讨论各种敏感大小问题。然而，这些都并不重要，我的主业仍然是一个字：写。
下面是我一九九四年与一九九五年发表作品的情况，可以与《大块文章》中关于一九八三年与一九八四年的账单作一比较：
贺《人物》十五岁《人物》1994-1
从政治心态到商业心态《新商战》1994-1
诸神下界《联合报》1994-2-9
本命年《新民晚报》1994-2-10
恭喜声中话轻松《南方周末》1994-2-11
美国人傻吗？《南方周末》1994-2-18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读书》1994-2
怀念刘力邦同志《北京政协》1994-2
在小绒线胡同《中国作家》1994-2
先锋文学失败了吗？《今日先锋》1994-2
在《汴京梦断》研讨会上的讲话《无名文学》1994-1/2
我的写作《解放日报》1994-3-10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读书》1994-3
穷与富（等三篇）《中华散文》1994-3
我的另一个舌头《随笔》1994-3
贝拉吉奥的“形式主义”《南方周末》1994-4-15
美国人更胖了吗？《南方周末》1994-4
文学与地理《读书》1994-4
官场无政治？《文学自由谈》1994-4
王蒙谈中国文学现状《桥》（中文版）1994-4
“头朝下”漫议《读书》1994-5
湖《散文》1994-5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