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29）

29.终于无胆了

一九九九年，先是在春天与芳共同出席了巴塞罗那的论坛，并访问了马德里与格拉纳达。西班牙当然永远迷人，早在一九八八年路经西班牙逗留一个晚上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矗立着塞万提斯像的西班牙广场、佛朗哥墓、安达卢西亚音乐与弗拉明戈舞蹈的魅力。一九九九年去巴塞罗那、马德里与格拉纳达的经验更是终生难忘。作为自治州加泰罗尼亚首府的巴塞罗那特别注意强调自身的先进性与国际性，例如国际奥委会的老主席萨马兰奇，历任北约、欧盟要职的索拉纳等都是这边的人。同时，恕我刻薄，任何一个地方太强调自己的重要与影响的话，也都反映了他们多少有点缺乏自信。我们参观了气魄宏大的奥运会场馆，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虽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为奥运会修建的体育与服务设备，事后的参观仍然给人以人去楼空的感叹。

这边的建筑艺术家高迪的“东倒西歪”的门窗设计，堪称达到了建筑艺术，我要说是建筑艺胆的极致。这种天才的接近随意的建筑令人吃惊。它的伟大的建筑师被称为建筑疯子。

在巴塞罗那开会期间，中国发生了“法轮功”人员包围中南海的事件，欧美媒体作了报道。一时外国朋友们问我，falengang是怎么回事，他们“轮”的音发不出来，变成了len，我则是一头雾水。其实回想起来知识分子还是比较明白的，我早就听于光远、冯骥才等人说过，气功、特异功能这样宣扬下去，会出事，会出黑社会。可惜上有好者。唐代的李商隐早就从贾谊的经历中感叹起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荒谬性。

在马德里，我们住在科学院招待所，奇怪的是欧洲人的宾馆的床却相当窄小。自治大学（在西班牙，许多大学都在校名上强调自治一词）有关人员向我们介绍，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曾在此住宿，使我们只顾得上荣幸，却无心无胆去对它评头论足。

一天夜晚归来，小雨，我看到招待所门口不远处有几位打着伞的衣着暴露而又姿态绰约的女子，我以为是妓女。过后当地朋友告诉我那是男人，是专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的。大惊，然后不惊了。

格拉纳达曾被阿拉伯国家统治，那里的阿尔罕布拉宫分为四个部分：阿尔卡萨巴城堡、皇宫、巴达尔花园与轩内洛尼菲山。其中的花园是阿拉伯统治者为纪念爱妃而专门修建的，我曾以此与印度的泰姬陵为例，推断贾元春未得到皇帝的宠幸，她的死无声无息。这一点与刘心武的论断一致，但刘氏的后续猜谜，则属于小说家的创作。

阿拉伯花园有自己的特色。修剪整齐，引导生长，花叶浓密，有较多的攀援架起的植物，突出了花朵、树荫、水流与水滴，不论是植物的行距、株距，是搭起的棚架的结构与距离，是日光与阴影，是飞来飞去的鸟儿与蝴蝶，都具有一种完美无缺的造型特别是图案美、几何美，我相信其中表现了穆斯林对于天堂的憧憬与想象。

有鸟声、水声传来，有远处的雪山作为背景。我有一种归宿感、极致感、停顿感、尽头感，至此再无所求感。它令人想到永恒，想到前有古人后有来者，都是匆匆过客。

阿拉伯宫美得令人悲伤，有了这样精美的花园，似乎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极致、美的极致、艺术与工程的极致，于是你嗒然若失，再无所求所恋所梦所思，你会觉得最好的理想是就此长眠在这个花园里。

它使人想到死。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有一种美，致命而且遥远，悲伤而且无望。它使自然完全服从了达到了人的美感，从而俘获了人，美得你泪如泉涌，望尘莫及，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当然，从清真古教意义上来说，也许应该改说是清纯感激，崇拜无限。美也是通往永恒、抛弃俗世的一座神庙。

然后是巴黎和德国的特里尔，在后面这个城市参观了马克思出生的纪念馆与罗马帝国的澡堂遗址。罗马帝国把澡堂修得这样规模宏大，堂皇张扬，令人想不明白。

然后是瑞士，只为休息两天，第三天好去参加维也纳那边的一个研讨会。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对于我也不是陌生的了。

也是这次访问中，我深感欧洲人多么喜爱雕塑、有多少好的雕塑，而且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雕塑。它的城市和乡村，街道和房屋，树木和绿草，花朵和喷泉，山谷和山峰，瀑布和树林，酒吧和咖啡馆，宫殿和城堡，教堂和坟墓，纪念碑和体育馆，酒店和餐厅，油菜田和燕麦地，海岸和小河，帆船和足球场，都是充分地文化化、美化、人化了的。欧洲是迷人的无与伦比的大雕塑，是历史、基督教、科学技术与大画家大音乐家们，雕塑了这一切。

欧洲，尤其是欧盟，历久而又弥新，富裕而又忧伤，世俗而又迷人。在这里我有时候感到文化的满涨与过食。它的美丽崇高的教堂、纪念性建筑与雕塑，也多得尤其是伟大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华美、崇高、虔诚、忏悔与充分，变成了日常普及以后似乎反而失去了许多意义和魅力。美丽怎么能够这样充足？这样繁多？这样敞开供应？这里的布局又像交响乐。怎么老是在管弦齐鸣，铙钹同响？怎么到处都是贝多芬、莫扎特、帕瓦罗蒂与多明戈？这里的花草树木（尤其是攀援植物与草坪）都像是刺绣。怎么到处都是姹紫嫣红，四季都是争香斗妍，连葬花词都不用吟咏。在这里我懂得了什么是“人化的自然”一说。

然而，人是无法满足的，欧洲的美轮美奂也令人有时厌烦，令人有时憋闷，人们会期待另类，期待更多的野性与异端，期待荒陌与陌生，期待原始，期待风暴与突然，期待换一个活法，换一个环境。

深秋与芳共访了韩国，应韩国外交部主管的韩国基金会之邀。为韩国的青山绿水、争强拼搏、热情友好而十分感动，也为韩餐的美味而满足。顺便见到了曾向我约稿的《现代文学》主编梁淑真女士。她的英语极佳，有特别好的举止。后来她连续发表了对我的专访与我的一批小说：《小说瘤》《枫叶》等。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韩国传统文艺演出，其中有激动人心的擂鼓和一位女性的评书，宽音大嗓，我把她看作韩国的刘兰芳。看完演出，基金会特聘的翻译陪同、亭亭玉立的朴小姐带我们在街上吃了一顿人参鸡，火锅里除了一只老母鸡外起码炖了十几支人参，看来人家并不认为吃多了参会上火，人参也罢，萝卜也罢，都可以大口吞咽，当菜肴享用的。

回京不久，我应意大利意中友协的邀请独自一人去访问意大利。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文学生活现状。时已深秋，我觉得旅馆房间相当冷，但被子极薄，我向服务台要毯子，所谓毛毯又像床单一样的单薄。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出旅馆，刷卡，买了一床棉被，蓝底、酱色方格，面积极大，“绗”（háng）得结结实实，可供欧洲人双人使用。自购棉被游意大利，相信鄙人的经验也是个性化、国际化的了。

在罗马讲座之后，应威尼斯大学教授、我的多种作品的译者费龙佐博士的邀请到了水城威尼斯，尝了尝上哪儿去都坐船的滋味，当然觉得世界奇妙。在此校的讲座中，有一个听众问我在中国有没有荤笑话，我答当然有了，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讲啊，等散会后我们一起去酒吧吧，听众大笑，觉得亲切。又有一个问我你的生活快乐吗？我答，是的，你难道可以选择悲哀或者失望吗？他们鼓起掌来。我在威尼斯买了一双皮鞋，在罗马购置了一身华伦天奴的黑色西装，使馆的同志夸张地说：“你回到北京，将能穿出‘国威’来。”

意大利的饮食完全征服了我。在威尼斯，我们去过一家据说是源头的比萨店，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中国流行的“必胜客”则多是被美国快餐化了的比萨业在香港的代理商开拓的中国大陆分店。我说的是在罗马与威尼斯吃过的几次正餐。一上来有虾与生牡蛎，茄子干与西红柿干，后者其实很接近中餐。然后上来一盘绿色通心粉，估计是菠菜水和的面。我想，今天吃面条，倒是个好主意，口味好，量不算太大，也好消化。谁知吃完又上来一盘红色面片（或面疙瘩，做成螺蛳形的），我道一声惭愧，只好搛两筷子，略略一尝，不能辜负主人的美意。

我的妈呀，谁知道这两盘面仍然是序曲，两盘面罢，换上锯齿刀子，呼啦啦，每人一大盘牛排上来了。众友人这才拿出了干劲，面显愉悦神色，津津有味地开割、开吃。我也是到了这时，才产生了对于欧洲的膳食，对于欧人的饭量的敬意。岂止是敬，是震服、慑服、叹服，我甚至产生了民族自卑心了：堂堂中华，堂堂作家，堂堂人民公社原副大队长与国家原部长，竟然败在了意大利牛排面前！

底下的几顿也差不多。我由于有了准备，每样少吃些，才疲惫不堪地勉强顶了下来。

这一年我是“疯狂出访”，有点像一九九三年。可能是二十世纪快结束了，各种国际活动也在赶任务。回来后说的是十二月率一个对外友协的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东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早就想找我去一趟了，他们也极门儿清、门儿精，想出了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作派遣单位的路子。不但邀请我也邀请了芳与秘书崔建飞。

离出发日期还有五天，突然一夜本人小腹奇痛，哇哇呕吐，高烧三十九点六摄氏度，浑身颤抖，略经曲折，最后诊断为急性胆囊炎。乃做急诊手术，摘除胆囊。北京医院外科王主任主刀，时年七十九岁的名誉院长吴蔚然从头到尾盯在那里。本来是半身麻醉，我甚至闻到了手术刀灼烤我的内脏的腥煳味道。手术床太窄，我的两臂被旁边的护士压迫得发麻，我想移动一下手臂，我的乱动被认为是神经紧张，于是给了我一针吗啡，我睡过去了。

人一生病，便觉医生、护士都是天使。我实在感谢他们。我也佩服西医的这种工业型科学技术，给人动手术就像修理汽车一样，该“打开”哪儿就打开哪儿，该换什么零件就换什么零件，不能换的干脆锯掉，果然就不闹腾了。从理论上说，它不如中医讲的玄妙魅力，但实在管用。

中医里我最信服的是膏药。有几次由于提重物，腰肌劳损。三贴膏药贴后，完全搞定。

无论如何，是年我没有去成日本，日本甚至有媒体猜测不会那么巧地生病，说不定还有隐情。

吴老院长告诉我，这只是小手术，美国标准只给病假五天。我后来也多次看到切尼呀，布莱尔呀，克林顿呀刚做完手术或只一两天后就在媒体与公众见面的电视镜头。我也服了。

而我一直养了一个半月了，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研讨会时，仍然觉得自己虚虚弱弱。一直到夏天到了北戴河，才庶几好了一点。

回想一场大病，也是一种机缘，一种关于生命的启示。疼痛，居然有那么大的威力。我在犯病期间，只求止痛，谈什么手术，摘胆，哪怕是割掉五官或者头颅，我都可以首肯。手术前插鼻饲管、输尿管，这都是我最怕的事情，但当时毫无惧色，毫无感觉。更不要说在这个时候谈什么其他的长短得失了。

呜呼，生老病死，吉凶祸患，孰能无恙，孰能免灾？回想“文革”后已经三十余年，社会生活应算安定，然而，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更痛感光阴之不我待，生命之须臾而已，亲人、友人、好人之迅速推移，天地逆旅，百代过客，悲夫痛哉。

如果生罢一场病，住过一次院，开过一回刀，仍然对于人间诸事这样那样地看不开，较劲儿，自寻烦恼，与人烦恼，还东施效颦地宣示“一个也不原谅”，这样的人也就不可救药了。也许我们更应该怜悯这样的种子，祝祷他或她少制作一点自己的与他人的痛苦。

《大块文章》中讲到了父亲的去世。一九九六年，是母亲的离世。她聪明、机敏、活跃，然而正如她自己屡屡不平的，如果她不了解什么新思想什么“五四”，也就罢了，偏偏她了解了这些，却是毫无出路，毫无办法。终其一生，她不平，她不甘心，她冤枉，她痛恨，她的生活是不幸的，她活了八十五岁，最后死于脑血管疾病。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痛骂旧社会。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这是她的血泪伤痛。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不算短命的一生，体会到的却是那么多痛苦和愤懑。我没有能够减少她的怨恼，我也深感悲伤。她的坟墓在昌平佛山陵园。

几位老同志的离去令人黯然神伤。李一氓与我接触有限，然而他竭尽全力地保护我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受恶意的伤害。他对我讲过他的动作的不便，他后来体重是太超标了。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就住了医院，然后就一天不如一天，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他担任过新四军的秘书长，他是诗人、书法家、古籍专家。

冯牧在医院中不忘与我讨论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主张，他自称是患（白血）病后形销骨立。据他的侄女说，她曾经认为冯过去吃了太多的西药，他有气喘病，常年喷药，多次住医院。他自己的看法则是，如果没有那些药物，也许他早就不在了。他的这种想问题的方法倒是给自己减少了不少烦恼。

陈荒煤临了也是与我讨论电影事业。他们的离去好像是事先约会好了的，说一声走就都走了个干干净净。

而唐达成的去世令人意外和沮丧。他离开作协工作岗位后，我觉得是调整得很不错的，他不但写了评论文字还写了小说，他也常常致力于画国画，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再不像在任时那么多为难，那么多窝心，那么多一筹莫展。而等他说自己在检查身体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此外并无感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起体检的必要性与是否有益来。紧接着却是住院、手术、再手术，直到不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多么像是话语成真啊。而他的夫人所说的好人活不长，又是多么令人悲伤！

比较想不到的是张光年同志的离世。二〇〇一年秋，人们为光年过米寿，即八十八岁生日，八十八，其形如米字，说法来自日本。而九十八，则称为茶寿。那天几个朋友在广州饭店聚会，他的情绪极好，都认为要为他过茶寿没有疑问。

到了二〇〇二年一月，他突然心脏出了毛病，四天后，说走就走了。这倒是他的性格，是非分明，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对于自身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

最后几年，有一点点花絮，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个是某城市为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举行纪念活动。张被邀前往，受到热烈欢迎，但举行纪念演出时，千方百计，把张单独带到剧场的咖啡馆小坐，熄灯以后再带入场内，坐到第一排，以避免他与首长们坐到一起，也避免了演出后依例与众首长们上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合影。然而，报纸传媒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文稿，报道了他上台会见演出人员的消息。对此，我们都无法作出解释，同时我劝他不必以为意。他也是作为笑谈来说的。光未然毕竟是光未然，他也有缺点，但是他不俗，他有境界。

在他的最后几年，他接受了我的建议，除出版了诗集、文集、日记等书外，还完成了对于《文心雕龙》的白话骈体韵文的翻译。这是一件大事，他应该感到欣慰。他甚至于告诉我，他的孩子曾说，一个《黄河大合唱》，一个《文心雕龙》的翻译，是他为祖国文学事业留下的唯二作品。说得有点绝对，但事出有因，令人长叹。

人是无法预见自己的寿命的。光年曾经以为自己还有更多的时间，然而，这事他自己做不了主。世界上那么多事你管不了，包括你自身的存殁。我们无法太自信太自以为是。

这些人的去世意味着作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不论是人事是作风是方法是重点是面貌是气氛，作协及其他类似团体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

我离开新疆不久，一大批好友先后去世了。郝关中，那个“游方大士”，身体好得不得了，我想与劣质烟酒的过度使用有关，他最后得了食道肿瘤，终于不治。我才走，评论家维吾尔族的帕塔尔江与小说家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就去世了。说是郝斯力汗喝了酒，然后几个朋友在大街上走，郝说我不舒服，说着，就在朋友们的手中，往下一出溜，去了。后来，另一位小说家，据说是有王族血统的马赫坦，也死于类似的情况。并非十分和好的维吾尔族小说家祖尔东·萨比尔与柯尤慕·图尔迪先后因同样的心脏方面的疾病离世。柯去世时适逢我在新疆，我按照民族礼节前往吊唁。至于此前去世的克里木·霍加与铁衣甫江，就更令人难过。我去看望他们的遗属的时候，她们搂着我痛哭失声。

张弦的去世也极可哀。江苏作协确定开一个他的创作的研讨会，他却没有能等到这一天提前走了。病中我委托王干代我送去了鲜花，聊表寸心。近年陆文夫辞世前，我委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代为探视。此前，二〇〇五年新年我去苏州看白先勇主导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彩排时曾经登门拜访老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极度衰弱。不太久，与老陆颇多相似处的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也因同样的病在同样的情况下逝世。

一九九八年，我写了一批叫作“哀文友”的旧体诗：

哀思

故人如落叶，片片凋秋风。

昔唱花成海，今悲月似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