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26）

26.中国海洋大学有趣，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而又什么都没有透露的词儿。英美人，当他对你的讲演、主张、作品不想作什么评论，并非那么感兴趣，却又要表现出礼貌与友好来的时候，他就会说：“veryintresting——很有趣。”

就在“吾兄”（白话文就是我大哥）的一些人提高了批王的分贝以后，似乎头一项效果是一些大学加快了聘请王某做他们的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名誉院长的步伐。有的就是针对吾兄的那些动作的，如《……其人其事》的发表，使得南京大学立即决定聘王。但当时我不能及时去宁，结果我得到的头一个名誉教授的头衔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是我们的“最可爱的人”的艺术学院。这期间，我数次到军艺讲课，讲过小说创作，也讲过《红楼梦》。

此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鲁东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可能还有别的高等学校，都聘请我担任了他们的教授，有的加上了文学院名誉院长，有的是学校顾问或高级顾问。我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此外去讲过课的就更多，包括国防大学、装甲兵学院、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我被聘为他们的诗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延安大学、社会主义学院、鲁迅文学院、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海图书馆、上海东方讲坛、南京图书馆、光明讲坛、宁波讲坛、现代文学馆、301医院研究生班、青年政治学院、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作家联合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

这个发展确实“有趣”。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隐士，不是酒仙，不是所谓闲云野鹤，不是甘于寂寞的小草或者沙砾或者泥巴，不是一个完全省油的灯。我不会长期让那些不学无术、装腔作势、拉帮结派、与人为恶的猛人们太如入无人之境的。同时我又绝对不是一个钻营者、一个官迷或者级别迷，或者一个市侩。很简单，如果中国的市侩能急流勇退辞官不受，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坚守自己的做人的底线而不惜付出代价，如果中国的市侩能研究李商隐与《红楼梦》，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够写诗写小说写《夜的眼》与《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写《活动变人形》与《青狐》，如果中国的市侩能够讲遍国内外境内外大学研究院，不仅用中文而且用别的文，中国就一定是最清高最伟大最神奇最有智商最有激情的赛过柏拉图与黑格尔的设想的理想国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学术讲演已经逐渐成为我的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每年都要讲个十几二十次，二〇〇八年后达到六十余次（均不包括境外）。除大学外近年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也很注意组织人文讲座。演讲的内容也在逐年开拓新“产品”。这些年我讲得较多的有“文学的悖论”“文学的挑战与和解”“小说的可能性”“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红楼梦》中的政治”“《红楼梦》的文化情怀”“放谈《红楼梦》诸公案”“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门外谈诗”“说无端（讲李商隐的无题诗）”“当代文学语言的资源”“中华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关于大国风度”等。

我越来越多地对每次讲演做好准备，包括幻灯投影教学片。但是我的习惯仍然是即席发挥，同一个题目，但每次讲的和过去都有不同。讲话和写文章感觉不太一样，有更多的直接交流，听众的每一个表情、声息、动作都直接地感染着与启发着我，激励引导或制约着我的话语。我始终感觉得到与受众是息息相通、亲密关系、及时交流、立即反应，哪一点讲得成功，哪一点讲得生涩，哪一点不妨乘胜拓展，扩大战果，哪一点需要即刻换一个说法，以免人家听不明白对我都起作用。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当然，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是用笔思考的”，讲话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你边说边寻觅，边整理边发挥，边造句边反问，边注意反应边调整，一个问题你讲过三遍，就比只讲一次的时候体会深刻得多，再讲十遍，你自己也被自己说服了，感动了，觉得一个思想、一种论说、一番道理正在往完美方面发展。

最初，我一讲话就沾点激动，讲到近两个小时，心跳有点加速。慢慢我也练出来了，掌握好节奏，调整好呼吸，一泻千里中有停顿也有反刍，有充电也有瞬间的节能保护待机“睡眠”。如此，讲话便不成为伤气耗神的单纯消耗，而是变成一项有氧运动，讲两个小时，出点汗，脉搏趋于有力，能消化食物，排除废料，心情愉快，也如跳了三十分钟绳或游了七百米泳。

最早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讲演集《王蒙说》，然后是上海连续出版了我的《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我收到过读者反映，说是愿意看讲稿，因为讲稿通俗，好接受。

当然不是全部根据，但至少占有一小部分，《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那些批王文字，促进了我在高校的影响，帮助我获得了太多的教授头衔。一位寡言少语的体验派女作家说，如果请八〇后们读读《中流》上批王的文字，他们肯定会对老王肃然起敬。

我更重视的是二〇〇四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委员会授给我的荣誉博士头衔。在莫斯科，举行了正规的仪式给我授学衔。年轻时候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受高等正规教育而遗憾，后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到高等学校执教，而如今我也忝列教授与博士之列了，我得到了相当的安慰。也是此年，夏天我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讲演，我国驻荷兰女大使与该校校长参加了我的演讲会，并在会后举行了招待会。此次的荷兰行我与芳还有助手崔建飞先生顺便参加了女儿王伊欢在瓦格宁根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一个德国、一个美国、一个墨西哥和两个本地的教授的主持下，她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博士学位。她的先生和七岁儿子也自费前来参加这一盛典。没有穿博士服装，使我的外孙刘铜河有些失望。但开始时有号角吹奏和举校旗入场的仪式，差强人意。此前我的弟弟王知，不久前从民航局计划司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和他的孩子们正计划前来欧洲旅行，说是也要参加伊欢的博士化手续，我开玩笑说，要不咱们干脆包一架飞机来吧，让欧洲人看看现在中国的发展和实力！虽然只是说笑话，也反映了那么多沧桑、感慨和欣慰！

在答辩委员会主任宣布伊欢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想起了父亲，他一辈子那么向往欧洲、向往学位，尤其向往欧洲的学位，他的在天之灵应该会怎样地为伊欢而高兴呀。

我家毕竟有了两个博士了，对此还有争议，女儿伊欢说，她那个博士是真的——潜台词是我那个不算。但是俄罗斯的季塔连柯院士、远东所长向我保证，俄罗斯的博士含金量更高，他说西欧的博士到了俄国，只能算是副博士。

而更严重的是青岛海洋大学，现名中国海洋大学。他们隆而重之地非要我去当顾问、文学院长（现是名誉院长）、首席驻校作家与教授不可。其情可感，其礼遇非我敢当。

海大校址为原来的山东大学，在这个兼有德国与日本风格建筑的小鱼山校本部，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老舍、洪深等都教过课。江青与王度庐（1909—1977，原名王葆祥）都曾是这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渴望恢复过往人文课程的传统，他们在丁玉柱老师的力荐下想到了我。

青岛当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从西到东，滨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成为它的精华。除了海大的传统，海大的领导尤其是它的校长管华诗院士的热诚以外，青岛本身的魅力也吸引了我。你觉得青岛市是一个艺术品。老栈桥是一个公园。八大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统治与德式建筑、德式城市规划的遗迹。五四广场是一个成功的建筑群，蓬蓬勃勃，迸发活力。雕塑园相当超前。石老人开阔却又带几分怅惘和迷茫。崂山的景物一层又一层，沿海的别墅住房千姿百态。

这里有一个趣谈，张锲发言中说王某是一位没有绯闻的“名人”，贤亮听后抨击说，一个作家怎么能没有绯闻呢？并扬言要批倒无绯闻论。等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却改了口，他说，王某呀，鲁彦周呀，他们都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有绯闻。而一个人，如果被女性所忽略、所冷淡、所抛弃，再没有一点绯闻，让他怎么活下去呢？他居然讲得悲情莫名，意气旺盛，我也就叹为闻止了。

创作家同行们没有准备什么严整的论文，而是漫谈一番。徐坤激情满怀地朗诵了《青春万岁》的序诗。宗璞寄来了书面发言《耳读王蒙的旧体诗》。金庸、冯骥才都寄来了题诗题词。铁凝说到我的某些马大哈。一次在社科院与大江健三郎座谈，我的一件购自澳大利亚的上衣商标没有撕净，她无论如何向我使眼色做手势我一无察觉。

其实这里铁凝的冤屈大了去啦。说是大江健三郎回去写了文章，说是王某如何虚怀若谷，亲切憨厚。说是铁凝向王某指指画画，不甚礼貌，而王蒙全不在意。

铁凝还说王某打电话只知公事公办，说完话就挂上，太干了。

舒婷说王某任部长后她不准备再与王打什么交道。但春节期间连续两年收到王的贺岁电话，乃改了观念。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说法，此前舒诗人与陈村谈话拿王某调侃一番，调侃完了不让陈发表，陈考虑到那一段的可读性，便釜底抽薪，找我审稿，我哈哈大笑，凭君糟践，估计舒诗人乃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一改一贯对王的“恶毒攻击”态度，居然在大会上说起老王的好话来。

作家间的唇枪舌剑也极有味道。一次（可能不是研讨会这次）张炜讲起他的一贯理论，胶东人吃海鲜多，大脑发育良好，所以齐国当年抗秦一直抗到了最后，秦国在横扫六合之余，久久攻不下齐国来。看得出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他正讲着，被何西来听到了，何是陕西人，长相如活脱脱的秦俑。他听到哈哈大笑，他说，不管先后，反正最后是吃海鲜的齐人被吃锅盔的秦人征服了，而不是吃海鲜的齐人将吃烙饼的秦人征服，这说明，你吃海鲜再多，没有多大用处吗。

冯其庸老师年高一点，但是仍然热情洋溢地讲了对于王的《红楼梦》评论杂感的好话，颇有会心处。他急急忙忙，说完话就上机场，还要赶到天津南开，去参加叶嘉莹教授的祝寿大典。而就在此次活动中，文怀沙教授的慷慨陈词忽悠被数学家陈省身批评，说是“老年人不要说那么多的话……”。

许子东讲了一个看法，《活动变人形》中似乎认定，家庭成员的矛盾与冲突似乎是丑恶的与难以忍受的，而革命会结束这些悲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亲人间的纠葛，比亲人间的革命同志情谊更恒久也更正常。他的原话如何暂且不表，反正类似的说法使我一怔。人有时候是需要跳出去想一想的。

温州的黄世中教授的发言也使我晕的乎儿的。好像我在李商隐研究上还真有点什么货色好讲。

沃尔夫冈·顾彬以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认真劲儿讨论王作的幽默，这样一个题目的考证与论述与其说是幽默的不如说是严厉的。他一丝不苟。他论证中世纪的学者是如何否定“笑”的，真令人耳目一新一惊。

王安忆的发言一个是说她喜欢我写新疆的作品，一个是说写小说不宜太清晰。当然对。

陈祖芬的发言本身就是一篇活泼率性的散文，宛如天成，天籁，天趣。

奇怪，为什么男作家的发言我就没有记住多少，除了张贤亮声称他是坐拖拉机（形容飞机之颠簸）来的，他为了朋友几乎献出了一切……之外。

张宇本来是说话最幽默的人，这回可能受了点什么拘束，表现得乖得要死。

张锲一年前在讨论“季节系列”时说过，王某仍然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代言人，后来被媒体报道为“发言人”，为此他受到某杂志与某人物的质问与施压。但此次他仍然用最美好的语言谈论了王某的文事。

与会朋友与青岛本地作家学者们聚会了一次，我发言中盛赞青岛啤酒，人们普遍认为我是在给青啤做广告，并为青啤公司无人在场而跌足长叹。

文化部长孙家正发来了贺词，由副部长陈晓光宣读，后来孟晓驷副部长又在《王蒙文存》的发行会上讲话，两个讲话都收入《多维视角下的王蒙》一书中。至于陈建功与金炳华，虽然同样各在研究会与发行会上有讲话，但都不愿收入书中，亦殊有趣。作协这边似乎多了几分畏缩，如果不说是恐怖的话。

说到这种畏惧让我举一个例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四十五或五十周年，开了一个庆祝会，除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有关领导外，我由于代表获奖作者发言，也坐在类似主席团的那排位子上。前辈老作家刘白羽老师则坐到了听众的头一排中间。后来刘老提前走了。作协传出，出版社捅了娄子，怎么可以不让刘老师上主席台？后来我问了一下，啥事没有。由于那天的会场是一个宾馆的多功能厅，根本没有主席台的设置，坐不下几个人，所以，出版社领导请示了各领导机关，与刘老作了沟通，请刘老坐在了那个位置。而刘老由于年事甚高，要提前离开，也是早在电话里就说好了的，与府位席次无关。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样如何可惧，除了作协某同志。

二〇〇五年，管校长邀请了马俊如（外国专家局原局长）、成中英（夏威夷大学教授）、刘光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研究所、院士）、张国伟（西北大学、院士）、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士）、梁昌洪（数学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欧阳自远（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地球化学所、院士，我国航天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管华诗（中国海洋大学校长、院士）、文圣常（中国海洋大学、院士）、冯士筰（中国海洋大学、院士）等科学家。我请了韩少功、唐浩明、张平、方方、毕淑敏、陈祖芬、陶东风、赵长天、张炜、邱华栋、张锲、熊召政、查建英等来参加与科学院士一道的“科学·人文·未来论坛”。由于一些作家在这里批判科学主义，使科学家们大感意外，也开得十分热闹。同时我不能不说，与科学家相比，我们的同行们立论显得太轻飘、太随意，也未免廉价了。目前从全国来说，除王小波学过（自然）科学以外，有哪个作家认真研究过科学？没有研究为什么就批上了呢？无非是来自西方的新左思潮的皮毛。但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愚昧无知迷信啊，更应该批判与解决的是蒙昧主义，是迷信、邪教，是对于科学的无知。不是吗？

后来龚育之同志专门来过海洋大学一次，也讲了他对于批判科学主义的保留意见。

闭幕会上，我讲了一通，我说“智慧也是一种美”：

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能够在短短的这么些时间里聆听近三十位科学家和我的文学同行们的演说及相互之间的提问与讨论。这样的好事、这样的快乐并不是我们经常能够得到的……孔夫子总结的快乐一个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另外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还有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由于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备教育的人，所以我听到我们的科学家的讲演、瞻仰到他们的风采，看到他们的身怀绝技的那种自信，那种富有冲击力的知识，我就感觉到，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光明，一种提升和丰富，一种美，就是一种善。我觉得正是知识里充满了人文的精神，而无知才是扼杀人文精神的……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除了学习以外也有一些碰撞，也有些质疑，我觉得质疑是所有的学科前进的一种动力。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质疑又不断解决和改善自己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自觉的历史。也许可以说成是一个发展的进化的历史。但是，人们对发展和进化这个词也充满着质疑。科学上好像是在发展的、进步的，而且先进的东西在取代落后的东西。譬如说，好的电灯可以取代煤油灯，但是文学和艺术就看不太清这种发展和进步。我们就无法说我们今天的作品可以取代《诗经》，可以取代李白、杜甫，或者可以取代《红楼梦》，不但取代不了，我们仍然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人们不但质疑科学，人们也质疑文学，如果说科学主义是值得反思的，那么文学主义呢？我觉得陶东风教授（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不无讽刺地提到了我们国家也有文人进入领导核心的时候，他举的三个人，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的话，就是江青……甚至可以质疑历史，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历史是不是进化的？譬如，我们谈到“满意”，我刚说到量化……还有一个什么词叫“满意度”……

有时候我觉得人会被自己的能力、被自己的创造、被自己的革新和自己掌握的手段和可能性所吓住。质疑科学，对科学感到恐惧，古已有之……科学的成就往往使胆小者、保守者、自以为是者们精神崩溃。人们也会被文学吓住，譬如说，当雨果的戏在巴黎歌剧院上演的时候，由于他创作的新的形式，由于他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就引起了游行，引起了游行群众与警察的冲突。有许多好的作品也是吓人的。我在参观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纪念馆的时候了解到，就是他的那本《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写出来以后是一片骂声……那里在卖一种文化衫，文化衫上是乔伊斯语录，他说对付这个世界，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是“silence”，即保持沉默；第二个手段是“escape”，是逃避；第三个手段是“canny”，就是谨慎和精明。我当时看了以后，就对爱尔兰友人说，乔伊斯也像是某个时期的中国作家。《红楼梦》也是吓人的。《红楼梦》是禁书，几大才子的书都是禁书。

……我并不主张克隆人，现在全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是禁止克隆人的，但是克隆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正视，如果说它挑战了伦理，那么，我们的伦理道德体系难道就经不住一个小小的科学、生物技术的考验吗？我们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何等的脆弱，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建立和更新或者想方设法强化加固我们的伦理道德体系吗？我们怎么能反过来抱怨科技走得太快！（鼓掌声）如果我们的浪漫主义只停留在幻想月亮上，我们经不住登月科学进展的考验……浪漫主义也仍然可以重造，我相信人们在知识进展的过程中他却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越有知识的人越是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伟大与神奇，越来越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是用科学所能解决的，不是用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构建我们新的浪漫主义，我们新的理想主义，新的梦幻、神秘，我们新的小概率和无概率的那一切。（按：此是针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梁昌洪教授关于概率美的发言，梁教授曾经为王爱讲的三三二二说列出算式，并纠正了王的说法的不准确处，梁校长还以数字方式为王画像与画王的讲演海报。）

作家有时候是爱找事的一些人。说老实话，在我们的讨论当中科学家没有去出击、嘲笑文学家的，但是我们的作家频频向科学家发起声讨。但是，这才热闹呀！难道他们不需要声讨吗？（鼓掌声）在文学已经处于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干不了别的，还不能当一回“搅屎棍”吗？！（鼓掌声）允许“搅屎棍”，这就是学术民主。学术民主并不是说只允许经典、只允许结论，只允许达尔文这一级与李白这一级的人说话，或者是爱因斯坦这一级的与鲁迅式的人发言，同样，也允许不成熟的、不无片面的发言……我完全赞成管华诗校长所讲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携起手来，谁也代替不了谁，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这讲得特别好。我尤其佩服冯院士的对联，它太完美了。

……所以，数字里头有诗，数字里头有情感。福建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林兴宅先生提出一个命题：“最高的诗是数学”，他被很多人骂了一番，我就是觉得它好，但是我无法证明，因为我在极低的水平就是初中的数学里头，我享受的那种精神遨游的快乐，那种在一个自己的符号和数字里头来选择的那种快乐，那种从一团乱麻里寻找诗意和光明，那种多向思维的快乐……我到时候就硬是把它证出来了，没有一个题是我证不出来的，我觉得这充满着诗意。

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科学还是文学，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这个世界，就正如我们论坛上一个教授讲的：科学来源于人的本体，我觉得这说得太好了，太对了！科学也好，诗也好，文学也好，都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点发现，一点关切，一点探求。这种发现从不同的角度上可以启发我们的思维，启发我们的认识，也开辟我们的心智，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觉得智慧也是一种美。不是说光是形象美，我当然非常喜爱，但是智慧美有时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在这种关切人生，关切世界，在发现这个世界而且在寻找创意、寻找智慧和光明这一点上文学家是科学家最好的朋友，科学家是文学家最好的老师，我这样说老师并不想助长科学家高高在上的气焰，而是因为我是搞文学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的即兴讲话令全场倾倒。事后想起来，也许我有某些花言巧语，有点听不暇接。我习惯于多向的、平行的与立体的思维，既说到a也说到bcd，说了ab就要说ba，然后是acbcdc，然后是cdcbca。我喜欢作多维的立体的翻过来掉过去、打开再叠起来的讨论探究。我最最倾倒的是瞎子摸象的故事，我们经常上演这样的故事，扮演一个又一个瞎子。我只不过是想同时扮演八个瞎子，这样就多了一点光明。这里边有一些观点，并非即兴而是经过了长久的思考。关于科学与文学的挑战意味，令人恐惧的意味；关于科学对浪漫主义的毁损与创造出来的新的浪漫的可能性；关于科学的局限与文学的局限；关于质疑与对质疑的质疑；关于学问的对象——人与世界的本体的统一性。关于知识与智慧的美与愚昧的不可取。顺便说一下，中国朋友现趸现卖的对于科学主义的声讨，弄不好会与中国的迷信与愚昧传统，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的传统结合起来，画虎不成反类犬，追求后现代的结果是回到前现代回到原始巫术、回到傻子功——如金克木教授所说——这样的例子多着呢。那几年流行过一种气功，叫作傻子功，练“功”的人天天念几十遍“我是傻子，我真傻……”，早在我国处理法轮功事件之前，天津作家冯骥才与蒋子龙就对我说过，这样下去，什么唯物论什么五四精神就全完了，不知道上头想明白了没有？

我也常常地佩服冯士筰院士的对联，他说：

文化人不拘乎山形水色画中显山诗中流水

科学家有得于画意诗情符号乃画数字也诗

他还讲到科学上的抽象，叫作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的举例是牛顿与爱因斯坦。当然，天才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是能够相通的，二流的科学家与文学家却容易互相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