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左曾断交
1、两线作战同治元年（1862），在左宗棠向浙江进军的同时，清廷倚仗楚军、新楚军和淮军，在与太平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决战地域分为三大战区，投入决战的部队分为三个集团军。第一战区是金陵周边地区，由曾国荃集团军负责；第二战区为松江、上海、苏州和常州，由李鸿章集团军负责；第三战区在浙江省，由左宗棠集团军负责。在这三大战区中，左宗棠的责任区域最大，但他的集团军兵力最少。
前面说过，左宗棠集团军实际上是跨战区作战。他把一半兵力分布在皖南和赣北，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辖区内作战。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新楚军进军的后路，但在客观上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帮助。
封疆大吏各有职责，左宗棠只有把外省的太平军挡在边界之外，才有可能完成对本省的蚕食。皖南地区太平军活动频繁，多走几步，就跨入浙江省界。为了后路有一个安定的空间，左宗棠宁愿抽调一半兵力到皖南作战。但是，当浙江军情吃紧时，那就对不起，不管曾国藩多么想留下新楚军，左宗棠还是只能咬咬牙，狠狠心，将部队撤回两省边界。曾国藩请他再次出兵皖南，他也只好置若罔闻。曾国藩想要慈禧向左宗棠施压，左宗棠也只好向太后辩解。
那时候，左宗棠的话说得颇为激烈。他请两宫太后明鉴：浙江的部队，应该以防守浙江为主；曾国藩是谨慎过头了，在皖南不攻只守，作战不力，才会导致被动的局面。
左宗棠给过去的老板骆秉章写信时，话说得更难听。他说：涤公既不会灵活用兵，又不善于筹饷。宗棠为了顾全大局，只能勉强迁就。这么做实在辛苦啊，谁能体会个中滋味？
封疆大吏为了完善自己的辖区，把责任分清，不吃大锅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此而闹摩擦，也是家常便饭。慈禧当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于两位肱股大臣，西太后只能调和矛盾。她想：两位汉人大帅只是争个理字，不会有损大局，时过境迁，自然不了了之。
然而，由于三个集团军在收尾之战中未能形成默契和谅解，仍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局面。
此时的左宗棠，总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在浙江的战略构想一步步实现了。他首先肃清了浙西和浙东，然后东西对进，攻克了杭州，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肃清浙北了。
左宗棠于三月初二日进入浙江省城。他的入驻，标志着太平天国从此失去了浙江这个大后方。
左宗棠在湖南的师爷生涯中，已经表明他是一个和平治理一方疆土的高手。他进入省城之后，为了迅速地从大乱过渡到大治，立即发布命令，禁止部队抢掠，不许军士进入民居，规定妇女和财物各随其主，如果有人从太平军中抢人掠财，一定严惩不贷。传闻说，他亲自在城内巡视军纪，见有士兵从民家出来，当即下令将其斩首；又传闻有士兵在街市上抢食物，吃进嘴里，尚未咽下，头已落地；由此可见左军维护军民关系的纪律之森严。
部队没有扰民，省城就有了基本的安定。但是，省城民生凋敝，必须尽快恢复繁荣。杭州城内先前有八十一万居民，经过战乱，只剩下七八万人。
左宗棠一刻也未耽搁，下令开设赈抚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他上奏朝廷，请求蠲免全省本年的农业税，停止收取杭州的关税，筹资收购茶、笋、废铁，修浚河道，开设书局，刊刻经籍。一时间，杭州人心稳定，有了希望。
左宗棠在浙江的“文治”，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对此，一向和他交恶的赵烈文做出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鸿章）十倍。
左宗棠在加紧文治的同时，也在继续发挥武功。他派出追逐太平军的部队，到三月初五日为止，陆续攻克了德清和武康。石门的太平军觉得逃跑也是枉然，索性在当天投降献城。
湖州的屏障已经扫除，湖州城暴露在左宗棠军锋之下。前文说过，此地是太平军的坚强堡垒，苏州、常州、宁国和广德的太平军，在战败之后，都把湖州当作避难所。李世贤、黄文金等天国大佬全部聚集在这里。余杭城破时，陈炳文逃到德清，汪海洋逃到武康，李世贤从湖州出来与他们会合，打算奔赴孝丰。刘明灯和李耀南两部在荻浦拦截，大获全胜，解散几千名百姓。
李世贤等部仍有几万人，打算各奔前程。此时，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已经支离涣散，左宗棠要对付这些游击部队，必须及时捕捉动态，快速做出反应。
在太平军离散之时，高连升认为机不可失，趁机进兵湖州，击毙几千人，烧毁船舶一千多只。李世贤所部绕道昌化，突袭绩溪，取道湖州，进入江西。汪海洋、陈炳文所部傍靠徽州，从深渡进击淳安与遂安，遭到王开琳所部阻击，企图退向浙江腹地。
在这种时候，左宗棠决不允许本省的太平军再次进入浙江腹地，也不容许外省的太平军越过浙江边界。他增派刘明珍和刘清亮两支部队，加强严州和衢州的防卫。汪海洋闻风而退，返回屯溪。湖州剩下了黄文金与杨辅清两部，营垒跨越菱湖、茅山、东林和菁山，拉起一道从东南到西北的屏障，又从长兴延伸到安吉，连营几十里。
左宗棠在部署好边境的防御之后，决定对湖州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接到他的书面命令：湖州四面临水，必须先破菱湖，才能西进，实行合围。兹令高连升、王月亮、蔡元吉所部从德清进军灵山，攻击西南；刘树元、何培章所部从石门进军埭溪，攻击东南；刘连升、罗启勇率领水师作为先遣部队，攻击菱湖。
在湖州总攻战即将开始的时候，左宗棠的地位又有了提高。杭州的克复，加重了左宗棠在朝堂之上的威望，慈禧对他更为倚重。三月十二日，清廷下诏，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他麾下的将士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擢拔。
由于太平军在湖州精锐荟萃，左军的湖州战役仍然打得非常艰苦。三月十四日，新楚军水师攻破菱湖太平军一座营垒，但此后十天未有新的突破。湖州守军还有力量反扑，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动几万人攻击高连升的军营，另派一万人从张村抄袭军营后方。高连升用兵谨慎，不敢贸然出击。他登高瞭望，只见敌军阵势后方密集，知道设有埋伏，不许部队轻率迎敌。双方相持到黄昏，太平军手举火炬进攻。高连升收兵回营，在壁垒旁密布火器，暗中发射，太平军受创，方才撤退。高连升令全军出动追杀，太平军自相蹂躏，伤亡惨重，尸体枕藉。抄袭张村的太平军遭到从武康出兵的罗大春部打击，也被迫而退。
左宗棠在攻打湖州的同时，备受外省太平军的压力。由于清军未能按照左宗棠的提议占据广德，该地成为江苏太平军南下的孔道。淮军攻占常州以后，太平军兵溃四方，金陵周边的太平军无处安身，广德与宁国的太平军决定南下。他们取道徽州与婺源奔赴江西，队伍络绎不绝。只要浙江边界的防御有所疏忽，这些太平军势必涌入浙江。左宗棠下令，坚决把这些敌军挡在浙江界外。新楚军各部在边界转战五天，把企图东进的太平军全部挡在江西境内。
于是，左宗棠在攻克杭州之前就预见到的情况出现了。江西省内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太平军，那里的清军抵挡不住了，很快就丢失了南丰和新城。太平军攻击福建边界，延平与邵武告警。这样一来，太平军跑了那么远，还是来到闽浙总督的辖区。左宗棠抽不出部队南下，只得命令福建清军勉力应战。
为了尽快抽出兵力保卫闽浙辖区，左宗棠下令加紧攻克湖州。四月初二日，蒋益澧湘勇分水陆两路对菱湖发起攻坚战。十天后，蔡元吉所部逼近菱湖东南扎营，于四月十四日渡河，攻破十座壁垒，进占荻港。刘树元、何培章所部大战长生桥，高连升所部会同水师攻破东林，正打算向西转移到妙喜镇，不料从常州溃败的太平军大批杀到，包围了高连升的两营先锋部队，战役陷入僵持状态。
这时候，宁国和广德的太平军开始第二批大转移，取道绩溪，攻击昌化。左宗棠坚持一个宗旨：不许他们立足浙江。张福齐和周绍濂所部扼守深渡，顽强阻击，太平军只得从婺源奔赴德兴。王德榜和刘明珍两部在广信的沙溪联手攻击，在广丰的洋口击败太平军，将他们赶到铅山。太平军在浙江边卡连连碰壁，纷纷涌向江西。李世贤所部驻扎崇仁，汪海洋所部驻扎东乡。赣水以东，到处都有太平军。
三个集团军都把太平军赶出自己的战区，致使江西成为新的战区。可是，这个战区没有形成得力的集团军，清廷得到报告，颇为忧虑。左宗棠早就预见到了江西的这种局面，也早就在为江西谋划。此刻，他拜发奏疏，请两宫皇太后下令在江西组建新的集团军，把太平军困在江西境内，不许他们返回皖南，救援天京。他认为江西本省没人能够胜任总司令，推荐杨岳斌督办江西和皖南的军务。他说：此人是曾国藩的水师统领，忠勇无双，确实可以独当一面。他从自己手下提供了另一个人才，推荐刘典担任副总司令。慈禧看得出来，左宗棠此议，绝非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而是出以公心，于是准了左宗棠的折子。
左宗棠在奏议江西增兵时，已派自己的部队到江西作战。四月二十五日，王德榜所部在弋阳全歼从德兴开来的太平军，左宗棠又增派王开琳部坚守边界防线。
湖州守军主将杨辅清和黄文金都是顽强的斗士，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他们在湖州被围以后，不但死守，还屡屡出兵反击。五月初十日，杨辅清又率部出城，大举进攻荻港，蔡元吉不得不拼死抵抗。蒋益澧水师和陆师联合作战十多天，方才进克袁家汇壁垒，而黄文金又从太湖塘的杨溇攻击刘树元的军营，守军付出很大代价，方才将其击退。
五月二十四日，湖州守军又添援兵，因为淮军攻克了长兴，那里的溃军向湖州靠拢，逃入四安和梅溪的军营。蒋军将领们见长兴已破，提议全军从湖州东南发起攻击。左宗棠说：“我军在东南已驻重兵，若从此处攻击，会加速逆贼西进。把本省的逆贼驱赶出去，使之侵扰外省，乃我所不忍为。传我的命令：刘璈等部从黄湖攻打孝丰，杨昌浚部进军铜岭，攻取安吉。派快马送信，约淮军攻打四安，将逆贼之势截断！”
左宗棠不忍把湖州之敌驱入江西，因为江西集团军正在组建之中。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于公于私，左宗棠都不想增添他的负担，还继续让自己的部队在江西积极协助作战。王德榜和王开琳所部会师，在铅山和湖坊将太平军击败。刘典现已出任江西将领，率部开抵临江，等待浙江的部队开到贵溪会师。
湖州攻击部队按照左宗棠的命令行事，刘璈等部于六月初三日抵达湖州西南的孝丰。太平军没料到新楚军会杀到这里，仓卒凭城抵抗。谷香山和刘端冕冒着炮火与滚石搭梯登城，一举将守军击溃，斩杀敌将陈荣。第二天，新楚军攻克孝丰，留部驻守。蔡元吉所部深入挺进湖州西北部的东埠，两军形成对湖州的钳形攻势。
湖州太平军对蔡元吉部感到犹如芒刺在背，于六月初八日围攻该部军营，派劲旅绕到思溪和双福桥，断绝其运饷道路。蒋益澧湘勇从水陆两路赴援，被太平军战船抄击，无法前进。杨辅清和黄文金分头攻占湖州东南的袁家汇与荻港，湖州战役再次陷入僵局。
太平军死守湖州，意图非常明显，是为天京保留其周边的最后一个据点。李鸿章集团军把太平军赶出了自己的战区，曾国荃集团军不让太平军接近天京包围圈，左宗棠集团军继续在两线作战，攻坚与防御必须并举。由于军饷不足，他无法扩充兵力，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直到曾国荃攻克金陵为止，湖州这个顽强的堡垒仍然屹立在三个战区的交界处，成为太平军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2、惹恼曾国藩
左宗棠在浙江防守边界、攻打湖州期间，洪秀全于五月初八日在天京病逝，也可能是因绝望而自杀。其子洪天贵福被李秀成等人推为幼主，继位为天王。
洪秀全的去世预兆着天国的灭亡。六月十六日，曾国荃所部攻克金陵，太平天国失去了国都。以此为标志，历时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进入了尾声。
金陵攻克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这两位大帅应该都松了一口气。可是，他们继三帅争饷之后，继续处在紧张的状态中，而且双方的争执骤然加剧。这个时候，曾大帅有些恐慌，左大帅则很气恼。
当时，曾大帅面对着两桩公案。善于断案的曾国藩一点也威风不起来，因为他此刻站在被告席上。
第一桩公案，是若干朝廷大员指控曾国荃集团军在金陵烧杀掳掠。一支军队要在已经占领的地盘上放火，通常是为了毁灭罪证。大火能吞噬一切，当然也能烧光劣迹。太平天国积累的财富不见了，证人蒸发了，发泄仇恨的杀戮也消泯于无形了，你可以说是被这把火烧掉了，但他也可以说这把火只是烧了几间房舍。这把火，再加上太平军焚烧王宫的那把火，更加烧出了一个不明不白。
但是，传闻是烧不掉的，疑心也是烧不掉的。于是曾国藩成了舆论的靶子。在那些指控曾国藩的折子里，左宗棠也署上了姓名。尽管慈禧没有下令开庭审案，但曾国藩仍然有好些日子坐卧不安。
第二桩公案，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也称洪福瑱）有关。这个少年人在曾国荃攻占金陵时逃跑了。他这一跑，太平天国就有了继承人，天国的军队就可以在他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太平天国运动就可能延续下去。因此，洪天贵福的逃脱，对于清廷而言，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洪天贵福能够逃出金陵，当然不是曾氏兄弟的过错。无论多么厉害的军队，都不可能在混战中把敌人一网打尽。但是，如果你向朝廷吹牛，说你已将敌人斩杀干净，一个都没有漏网，而事实上却没有做到，那就是谎报战功，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罪过了。如果皇帝想拿谁开刀，有了这个罪名便已足够。
曾国藩在攻克金陵之后的奏疏中，正是声称已将太平军“余孽”一网打尽，而洪天贵福又确实是从金陵逃脱了。洪天贵福的逃脱是左宗棠发现的，因为从金陵逃到浙江的难民，向他的部队报告：幼天王从江苏的东坝逃到了浙江的广德，被堵王黄文金迎进了湖州府城。
左宗棠接到禀报，认为此为重大军情，不能不向朝廷奏报。于是，朝廷从他这里得知了实情。虽然他并未指控曾氏兄弟谎报军情，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很难一致，在各方面看来，他实际上等于提出了这条指控。
左宗棠对此百口莫辩。他确实不想指控曾国藩谎报战功，因为对于这种事情，曾国藩一般不会有意瞒报，只是不知情而已，充其量只能算误报，或者说是漏报。他可以指控曾国荃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因为他对这种行为非常气愤，但他没有必要指控曾国荃抓不到洪秀全的儿子。他很清楚，曾老九已经杀红了眼，决不会心生恻隐，故意把这个小孩放走。
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有理由相信洪天贵福已经死在金陵城内。护送幼天王的李秀成已经被捕，一个小孩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何况，从金陵逃走的几百名太平军，逃到淳化和湖熟以后，已被湘勇擒杀。为首的将领有名有姓，名叫李万材，难道这还会有错么？
可是，洪天贵福真的是出现在浙江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左宗棠揭穿了真相，曾国藩必须承担责任。
当然，既然左宗棠的奏报实情变成了对曾国藩的控告，那么在这场官司中，被告就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曾国藩的辩护是锋锐的，成了对左宗棠的反击，令人感到他已被左宗棠完全激怒了。他没有直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是向裁判者指出，左宗棠的部队攻克杭州时，有十万太平军从杭州城内逃出。他指出：当时并没有谁弹劾该为此事负责的左宗棠，那么，这次金陵只有几百名太平军逃走，就更不应该弹劾谁了。
砰的一声，如同打排球，他把球捶到了原告那一边。左宗棠素以辩才著称，自然不会没有还手之力。他请两宫皇太后注意，杭州之所以有漏网之鱼，那是因为他兵力单薄，无法对杭州合围。漏网的敌军不能说不多，但曾国藩说多达十万，依据何在？李世贤从湖州、广德、绩溪前往徽州，然后由婺源进入江西，人数多达十几万，当时曾国藩曾奏报朝廷，说“皖南诸城岌岌”，说明太平军余部主要是从湖州撤走的，而其主力显然不在杭州和余杭两城之中，因此，从杭州地区逃出的太平军并非很多。曾国荃没能把金陵的敌军一网打尽，却是另一码事情。他的部队已将金陵围得水泄不通，不应该有人漏网嘛。总之，杭州和金陵，不可相提并论。左宗棠最后提出一条最有说服力的辩解：杭州的敌军首领漏网了，他是如实向朝廷汇报了的；而曾国荃没能在金陵抓住洪天贵福，却隐瞒了事实，没有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