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船政与海军
1、当务之急的洋务
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九日，左宗棠从潮州启程返回福建，取道诏安，于三月初九日抵达福州。当时，崇安的斋教会党起事，攻占县城，正值恪靖军各部从广东返回，左宗棠急调部队前往镇压。部队尚未集结，会党于三月十六日攻占建阳。第二天，张树菼所部从延平赶到建阳，会军撤回崇安。三月二十二日，黄少春所部赶到崇安，攻克崇安县城，会同张树菼在岚角击败会军。两部只用了五天时间，就追赶到江西铅山境内，将会军歼灭。张树菼部还驻崇安。于是，左宗棠上奏，请派高连升所部开往广东，黄少春部开往浙江，各自上任该两省的提督岗位。左宗棠进一步弹压各郡的会党，令王德榜、罗大春部驻扎泉州，令虞绍南、简桂林部驻扎兴化，令张福齐部驻扎汀州，令杨和贵部驻扎漳州，令康国器部驻扎延平。各部分别捕获会党，几个月便告平定。
福建战火刚刚平息，到处一片凋耗。左宗棠在省城开设蚕棉馆，谕令各个州县增加粮食储备，以备粮荒。考虑到福建为理学发源地，他有心发扬光大，开设正谊堂书局，张贴告示，说明书局是为了出版先儒遗书，并招聘编辑校对人员。
左宗棠回到福州以后，左夫人周贻端率家人来此与他团聚。夫妻父子相见，唏嘘不已，呜咽流泪。左宗棠自从咸丰十年离家以后，时隔五年多，第一次与家人团聚。周贻端把老公端详了好一阵，唏嘘说道：“季高，没想到我们夫妻还能相见！这些年你除了打仗还是打仗，我真担心你会遭受不测！”
“夫人说到哪里去了？”左宗棠笑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好在东南已经平定，我总算可以专心搞搞建设了。涤公和少荃兴办洋务，我不能落在他们后面！”
左宗棠最关心的事情，当然是制造轮船。他的这份关心，是与林则徐一脉相承的。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认识到，中国的旧式战船不是英国新式战船的对手，决心仿造西洋战船。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首开中国仿造西式舰船的风气。林则徐还认识到：“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这种创立近代化海防的洋务，是为了“师敌制敌”。
自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中国内战爆发，战争的双方都在装备西洋枪炮，购买外国火轮，但这都是为了在内战中压倒对方，虽然也可以称为洋务，但目的不是抵御外侮。而置身于这场内战中的左宗棠，不但始终积极地思考着如何举办洋务，而且没有忘记林则徐推行洋务的初衷，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抓住了清廷与外国列强关系缓和的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罗致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才。此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同治二年（1863）和同治四年（1865）在安庆做了三次仿造汽船的试验。与此相对照，左宗棠尽管在同治二年就宣称自己想动手试制火轮，但由于战争的拖累，起步晚了一点，在同治三年（1864）才开始试制。所以，左宗棠很想急起直追，不愿落在曾国藩后面。
至于向外国列强雇船和买船，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大不相同。曾国藩曾向朝廷提出购船的建议，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那是同治元年二月间，在中国海关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侵犯了中国政府的人事任命权，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清廷将阿思本舰队遣散，将买回的军舰降价出售，损失白银七十万两。
由于仿制轮船的目标在左宗棠看来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对付外国的侵略，因此，他一贯反对购买或雇佣外国轮船，反复阐述自造轮船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要让中国人自己学会驾驶轮船。在他试制小轮船成功时，即同治二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当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发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公文中写道：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先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节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一个月里，左宗棠又在写给史致谔的信函中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试制的小轮船试航于西湖时，邀请下属的法国人德克碑和日意格来参观，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比较“大致不差”，主动提出要按照法国的造船图册，代左宗棠建造轮船，“以西法传之中土”。当时，由于李世贤攻克了漳州，左宗棠不得不前往福建督战，所以此事耽搁下来。德克碑却对此念念不忘，他在辞职回国后，又给日意格寄来制船的图纸、船厂的图册，对购买轮机、招募外国技术人员等事项一一加以说明，让日意格转交给左宗棠。恰在这时，左宗棠奉旨，不得不前往广东督军，未能将此事定下来。由此可见，左宗棠要造轮船，和李世贤要买轮船对付清廷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将轮船用于内战，而是为了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加强中国的海防。
左宗棠从广东返回福州之后，作为闽浙总督，立刻想到了福建人林则徐的遗愿。他还记得，二十六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侵略备感钦佩；十七年前，当他与林则徐父子相会于湘江之畔的画舫中时，他们之间热烈地讨论过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他决心要完成林则徐仿造外国轮船的未竟之业。
不久之前，清廷有几名大臣提出购买或雇用外国轮船，用于战捕海盗。针对这种老调重弹，左宗棠明确地表示反对，提出购雇不如自行制造。
左宗棠这时在朝廷的影响，已经有了一言九鼎的分量，但凡国家大事，慈禧都要垂询他的意见。左宗棠回到福州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慎重考虑，于五月初七日向清廷连上几道奏疏，讨论重大国事。他的第一份奏疏，就是请求慈禧批准购买机器，募雇西洋技术人员，开设船局，试造轮船。他指出，向外国借船、租船和买船都是不划算的，最好的办法还是自造轮船。有了自己的轮船，可以巩固海防，促进商业，保障民生，加强公粮的运输。
当然，左宗棠认为，造船的最大好处还是在于建立强大的海军，加强海防。他说：
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欲防海之害而首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在指挥内战之余，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争先恐后地加强军备竞赛，“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
值得强调的是，左宗棠写这份奏疏的时候，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还有二十八年，当时日本还未跻身于“列强”之列，但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将会在海上崛起。这种预见，完全可以解释他为中国造船所具有的紧迫感。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由于有左宗棠这样的干才，由于有他这样的爱国者在推行目标明确的洋务运动，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未落后于日本。左宗棠指出：中国与日本都有大海提供的便利，如果日本能造轮船，而中国不能，让别人驾船，我们甘心坐筏子；让别人跨骏马，而我们甘心骑驴子，哪有这样的道理？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聪明，但中国人把才智用于务虚，外国人把才智用于务实。中国人擅长讲道理，外国人擅长搞技术。难道我们就听任外国人独享技术带来的好处？不行，我们必须迎头赶上！
从这份奏疏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创办船政局的动机，是为了不让列强进一步染指中国沿海。他指出：洋务运动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把握正确的方向。
慈禧读了左宗棠的奏章，深以为然。她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六月十三日颁布上谕，批准左宗棠关于设厂造船的请求。上谕写道：
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雇募洋臣，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
慈禧的支持，使左宗棠得以开设福州船政局，为中国的造船事业奠定了第一个基础，使之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左宗棠的这份奏疏，是中国官员第一份奏请朝廷批准兴办造船厂的报告。尽管曾国藩是第一个试制轮船的官员，但他直到同治六年（1867）冬季从山东与捻军作战返回金陵时，才呈递了一份类似的奏疏。所以，在清廷看来，左宗棠是正式奏请建造轮船的第一个大臣，曾国藩的奏请还在其后。因此，从海军与国防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单是这个第一的壮举，就足以使左宗棠成为清末最大牌的历史明星。
左宗棠在五月初七日拜发的第二份奏疏，也是有关洋务的讨论，回答朝廷的垂询。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与税务司赫德向清廷提议：中国要自强，应当广求新法，对于外洋轮船和器械，以购买和雇用为方便。慈禧对英国人的这个提议没有把握，秘密垂询左宗棠。
左宗棠的回答是：英国人的话决不可信。他说，他揣摩阿礼国的意思，大概有以下三点：其一，朝廷扫平了洪逆，他们没什么可以要挟我们了，担心中国轻视西洋；其二，我们赔款已经付完，他们得不到钱财，打算靠出租和销售轮船谋取利润；其三，西洋各国表面虽然和好，实际上竞争激烈，争切蛋糕，英国人首先提出将轮船出租和销售给我国，他们知道各国必然会向我国出售新技术，想先行一步，垄断利益。
左宗棠已经看出，作为洋务运动的成果，中国的枪炮制造并不比西洋逊色；而中国只要能造轮船，那么轮车机器和造铁机器，都可以用造船机器生产出来。英国人贪得无厌，如果与我国决裂，那么审察他们的情况，可以看出：在陆地上作战，他们的长处都是我们的长处，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海上角逐，他们有轮船，我国还没有，无法遏止他们的进攻，怎么能行？因此，他再次强调：一定要让国人学造轮船，同时学习驾驶。
左宗棠于五月初七日拜发的第三份奏疏，是应清廷的命令讨论如何对付捻军，以及如何应对从同治元年开始发生的陕西回民运动。太平军覆灭以后，清廷面对的最大威胁就是捻军。跟以骑兵为主的捻军作战，清军最头痛的问题是无法捕捉敌人的踪影。捻军骑兵机动性极强，相当于二十世纪的摩托化部队。左宗棠深思熟虑，提出以战车对付骑兵，以摩托化对付摩托化。至于回民运动，左宗棠自青年时代就考虑过西北用兵的难处，于是提出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策，那就是开荒种粮的屯田之法。他指出：在甘肃用兵，军粮奇缺，是最大的难处。战祸导致土地荒芜，千里缺粮，只有采取屯田的办法供给军粮。在地处军事要道的地方，组织军队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在偏僻的地方，则应组织百姓耕垦。一开始要购置农具，购买种籽，不免有些费用，但是总比买不到粮食要强多了。
左宗棠在上述第二份奏疏中表明了他在洋务运动中不愿被洋人牵着鼻子走，这个时期的另一件事情则表明了他在外交事务中对洋人不卑不亢的态度，他在这两件事情中所持的态度，都是其刚直的风骨和冷静的思考所决定的。
有一天，胡雪岩来找左宗棠，神色有些慌张地说：“左公，英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抗议了！”
“抗议什么呀？”左宗棠慢条斯理地问道。
“英国驻福州的代理领事贾禄，说左公对他接待不周，向驻京公使告状了。”
“贾禄告什么状呀？我们对他不是挺客气吗？”左宗棠反问道。
“贾禄说，福建省对他的接待，和上海与广东相比，存在失礼之处。他说左公对他行公文没有使用照会，而是用了札件。还有，他来见左公时，左公没有开门鸣炮。”
“还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他对此事不满，这我知道，我也给他解释过了。各省的将军与督抚给外国领事发公文，按照约定，都是用札。我在浙江是如此，到了福建还是如此，各国领事都认为很恰当，并无异议。广东和上海究竟对他们用了什么礼数，我一概不知。外国驻我国领事的级别，相当于我国的道员，我堂堂两省总督，给道员一级的官员发公文，不用札件用什么？领事来见督抚，是下级见上级，为什么要开门鸣炮？外国列强贪得无厌，不懂中国礼法，那些没骨气的人，唆使他们得寸进尺，无所不为。既然双方签了条约，那就按条约办事嘛，除此之外，不能通融，否则我们越谦卑，他们越高傲。我会告诉总理衙门，如果英国公使再抗议，请他列举具体事例，由我来一一回复！”
2、争分夺秒造船
清廷关于批准设厂造船的上谕下达后，左宗棠欣喜若狂，立刻着手筹备造船厂的建设。
作为一名代表性的务实派官员，左宗棠尊重知识，尊重实际。为了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他首先要聘用两名外国顾问。左宗棠依靠洋人来规划和管理船政局，并非他喜欢这么做，而是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沈葆桢非常明白他的想法，后来评论道：“当左宗棠之议立船政也，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
于是，左宗棠发出了两份邀请函，一份寄给时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另一份寄给正在越南海滨旅行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闽浙总督请他们速来福州，商讨设厂造船等事宜。
建设造船厂的首要工作是选址。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一日，左宗棠带着法国顾问日意格来到福州罗星塔。左宗棠说：“这里就是马尾山了，好几位西洋人跟我说过，山下那片空地适合兴建船厂。”
日意格考察了一阵，兴奋地说：“总督大人，那些人说得对啊，这里真是好地方！选择此地，具有战略眼光。”
左宗棠微笑着说：“我到这里看过几次了，此处地理位置险要，沿闽江而上，据省城福州只有六十多里；顺闽江而下，距五虎门海口八十多里。闽江口外，岛屿棋布，沿江有金牌门、长门、罗星塔等处炮台，江两岸群山环绕。闽江之上，只要布置几个水雷，就能挡住入侵的船只！”
日意格接口道：“是啊，船局建成后，前临江，后靠山，有利于设防。我看就这里最合适！”
这一次考察，他们敲定了厂址。
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宽大二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
左宗棠与日意格选定了局址，立即进入第二步，即与两位顾问签署合同。他们议订了设局、建厂的工程期限和经费，以及造船与驾驶等事项，然后草签了一份合同，由日意格带去上海，会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请他画押担保。德克碑晚来了大约半个月，于八月二十七日抵达福州。左宗棠给他看了已经草签的合同，德克碑没有异议。
慈禧批准了左宗棠开设造船厂，但西北的战争令她时时想起身在东南的左宗棠。她需要一名钢铁般的大帅，去指挥镇压捻军和回民运动的战争。八月十七日，慈禧颁下上谕，将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令他立刻去西北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