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名与留国
多年前，我阅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书中那篇《滑铁卢的一分钟》令我印象深刻。此文的开头语是：“命运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和不可一世的角色走去。多少年来，命运总是使自己屈从于这样的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因为命运喜欢这些像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强权人物。”这段话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十分合拍，气味相当接近。然而作者的笔锋陡转，他认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枢机并未掌握在法军统帅拿破仑和联军统帅威灵顿手中，而是掌握在法军元帅格鲁希手中，倘若这位奉命追击敌军（实则踪影全无）的法军元帅能够脑筋急转弯，率领精兵强将杀回主战场，在联军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整个战局就将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拿破仑势必反败为胜。平庸刻板的格鲁希元帅原本可以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成为历史上有名有数的英雄人物，可是他缺乏天才必备的灵活敏捷，军情岌岌可危之时，他必须当机立断，却迟疑不决。作者的感想耐人寻味：“一个平庸之辈能够抓住机缘使自己平步青云，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伟大的事业降临到渺小人物的身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谁错过了这一瞬间，它绝对不会再度恩赐。” 格鲁希元帅错过了一生中唯一的良机，因此无以成名。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他不仅能够逮住转瞬即逝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自己亟须的时势，他的各类事迹占据了法国历史和欧洲各国历史的大量篇幅，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拿破仑最终以惨败出局，以囚徒的身份死于圣赫勒拿岛。单从技术层面分析，你可以说，他征服欧洲的野心过于膨胀，远征俄国的壮举过于冒失，这些失误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其致命的失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将自己亲口许诺的民主、自由践踏在脚底。他答应解放民众，结果却给他们戴上更为沉重的镣铐和桎梏。一个独裁者，无论他的才智多么杰出，骨子里面仍然是虚弱的；尽管他指挥的军队所向披靡，但是崩盘的危险始终挥之不去。
近日，我阅读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首卷中有一篇《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对比》，可谓洞察幽微，切中肯綮。以下引用的就是此文的部分文字：
华盛顿跟波拿巴不同，不属于那种超过人类高度的种族。他身上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并未置身于广阔的舞台；他不曾同那个时代最能干的将军和最强大的君主打交道；他没有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转战莫斯科；他在内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带着一小帮人进行自卫。他并未发动战争，取得可以同阿尔贝尔（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取得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决定性胜利）和法尔撒尔（公元前一世纪，恺撒在那里打败庞培）的大捷相媲美的胜利。他没有推翻王位，用王位的残余部分组成新王朝；他不曾让那些国王在他门口说：“他们让人等得太久，阿提拉厌烦了。”
华盛顿的行动被某种无声无息的东西包围着；他行动缓慢，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任，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去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锷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作为战利品！
波拿巴没有这位严肃的美国人的任何特点。他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战斗；他想到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自己的命运。他似乎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走；他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好像享受转瞬即逝的青春。他仿效罗马的神圣们，企图迈出四步就走到世界尽头。他出现在一切海岸上；他匆忙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各民族的大事记中；他将王冠掷给他的家庭成员和士兵们；他在他的建树、他的法律、他的胜利中是匆遽的。他俯视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巨人；可是，在粉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他窒息了自由，而最终在他最后的战场失去他自己的自由。
每个人按照他完成的功业获得报酬：华盛顿使一个国家赢得独立；这位平静的法官，在他的同胞的叹惋中，在各族人民的崇拜中，在自己的家中，悄然长眠。
波拿巴剥夺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他从一个被废黜的皇帝变成被流放的囚徒，人们由于惊魂未定，认为海洋还不是可靠的监狱。他死了：在那个征服者叫人宣布过那么多丧礼的大门口，公布的这个消息既不能令行人止步，也不会令他们感到难过：公民们有什么好哀悼的？
华盛顿的共和国留存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华盛顿和波拿巴都是民主的儿子，他们都出身于自由，前者对自由是忠诚的，而后者背叛了它。
华盛顿是他的时代的需要、思想、智慧和舆论的代表；他帮助思想运动，而不是阻挠它；他希望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己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犹如那些公众的圣殿，从中流出丰沛和永不干涸的泉水。
夏多布里昂认为，拿破仑并未将自己的命运与同时代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丰碑就像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矗立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中，徒然令人感到惊讶和诧异。
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留名都轻而易举，留国却难于登天。只要他的天才足够出众，事功足够显赫，即可留名。他要将自己的深谋远虑和大公无私实现无缝对接，方能留国。
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有人建议华盛顿称帝，他斥之为“荒谬透顶”。他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后，又有不少国会议员联名动议，乔治·华盛顿功勋卓著，理应担任终身总统，这种美事也被他断然拒绝。两任总统之后，他毅然辞去一切公职，返回自己的庄园，安度晚年。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日益强大，是因为在乔治·华盛顿的主导之下，将民主制度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就像核反应堆一样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诚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它拥有自我更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因此能够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逾越险隘。
孙宝瑄是清末民初的开明人士。他有许多离经叛道的见解，讲出来必定吓倒旁人，只好私自写在《忘山庐日记》里。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向往民主，批判专制，言论直击要害，比如这一句：“尧、舜不如华盛顿，何也？尧、舜私荐人于天，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相比当时读书人的认知水准，孙宝瑄发出这样的异响简直就是“鹤鸣九皋，声震于天”。
如果说拿破仑的“天才是现代的，野心却是旧式的”，袁世凯的天才和野心全都是旧式的。他凭仗自己多年积攒的政治势力和军事本钱，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实现了乾坤大挪移，“当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即使是终身总统，也只要他点头就有得做。可是袁世凯意犹未尽，欲壑难填，非要称帝不可，非要独裁不可，非要专制不可，非要用家天下取代假共和不可，最终弄得天怒人怨，一地鸡毛。袁世凯执政期间，中华民国尚处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元气大伤，筋骨大损，“癌细胞”在全身扩散。至于他个人留名千载，当然丝毫不成问题，但臭名昭著，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