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雄心

在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黄兴、蔡锷的墓庐庄严气派，参观者和拜谒者长年络绎不绝。然而在二百多里外的浏阳县牛石乡，我们见到的谭嗣同墓地近似荒冢，只是简简单单的格局，寒碜得令人心酸，凭吊者的身影更是难得一见。  依循清制，四品官墓前可置两对石兽，一双阡表。如今，石兽已残，唯阡表完好。谭嗣同出任过四品军机章京，从到任算起只有十三天，行刑前，他被褫夺官职，但名分犹存。谭家为了避开忌讳，墓碑上镌刻的是“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含糊得有些令人费解了。这无疑是一个不声不响的提醒，专制淫威不仅能够笼罩九州八荒，扼杀生人的性命，而且能够追及六尺黄泉，连长眠的死者也不放过，真是无往而不利啊！

站在墓道前，我远眺坦坦平畴、空空原野、莽莽群峰，近观萧萧黄叶、萋萋衰草、袅袅寒烟，胸中未经烈酒浇沃的块垒耿耿消受。阡表上的对联并非出自名家手笔，却颇为精奇，烈士的功业暂且被他搁置一旁，仅仅以高度形象化的文字赞美其人格魅力：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已经牺牲一百多年，但他始终牵连着敏感的政治神经，在“爱国主义”这四个最易讨好的镀金字样下，不少人兴致勃勃，奋笔疾书，所作的表面文章汗牛充栋。

依循大清律例，凡判处过死刑的犯官，其妻室殁后，不许同穴合葬。谭嗣同夫人李闰的孤坟就埋在毗邻的山头上，白茅黄土，隔垄相对。生前，谭嗣同投身维新大业，奔走四方，夫妻聚少离多；死后，颈断难续，九泉之下如何相认？谭嗣同遭受的是专制时代最为残酷的大辟之刑，李闰身为“犯官”亲眷，能不恸绝？她自号“臾生”（取“忍死须臾”之意），悼亡诗中有“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的痛句。想来，这位身处情爱荒芜地带、天赋敏感的知识妇女，内心只剩下悲苦的荆榛、寂寥的瓦砾，步步惝恍地走完她的余生。

夫君新丧，李闰怀抱空枕，竟夕呜咽。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辗转难眠，直听得心如针扎，他隔窗劝道：“七嫂，你不要这样哭坏了身子，老七是为国殒命，将来的名声只会在我之上！”说这话时，谭父舐犊情深，又何尝不是老泪纵横。

秋空碧如晴湖，只有几朵舒卷的白云随风飘动，宛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是啊，历史上的殷殷血渍早已被时光冲淡了，只余追思和怀想，不停地叩击我坚闭的心扉，直叩得它石屑纷扬。

一、侠士其身，佛子其心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比丘、寥天一阁主等。在他的这些名号中，华相众生和通眉比丘都打上了鲜明的佛门印记。

三十三年间，谭嗣同如此淬炼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于学无所不窥，对湖南先贤王夫之的学说尤为心折。十八岁时，谭嗣同在《望海潮》一词中写道：“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二十岁后，谭嗣同壮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寻访岩穴幽隐之士，“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幸获文天祥生前使用过的“蕉雨琴”和“凤矩剑”，他跟王五（王正谊）学习刀法，跟胡七（胡致延）学习拳术，向吴雁舟、杨文会请教佛学真谛，转学多师的结果便是成就文武全才。他说：“《华严经》五地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赅习。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文笔、赞咏、歌舞、伎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金刚藏菩萨说颂曰：善知书数印等法，文词歌舞皆巧妙。”在《日颂》中，谭嗣同细列一天的时间分配，可见其治事之精勤和学佛之精进：“朝修止观，忘志矧气。饔而治事，无事书字。抑或演算，博诸工艺。日中体操，操已少憩。治事方殷，否则诵肄。倦又抄写，抵飧斯既。遏此言矣，昏乃治事。中宵无文，磅礴唯意。”在这份日课安排的详表中，谭嗣同朝夕不懈怠，晨昏不虚度，治事、习艺勤勉，学佛尤其用心。他知行合一，在江宁（今南京）著《仁学》，阐述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摆脱专制樊篱，戛戛乎独造。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那就是他对“仁”的释义径直突破了儒家的樊篱和疆域。《仁学·自叙》开宗明义：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

谭嗣同从字形入手，“仁”“元”“无”三字，都是从“二”从“人”，乃是三教（儒教、基督教、佛教）之核心。佛门至为广大，可以统领孔子、耶稣，将彼此之间成仁的隔墙打通，不再拘囿于一隅一户一域。佛界之性海，包罗万千，但凡山河大地、人欲天理，无所不容，释迦牟尼之为“能仁”，普度众生，实堪称大仁大德。谭嗣同的《仁学》以儒学、墨学、耶学为砖瓦门窗，佛学才是栋梁基础，至仁为佛，是其立论的大本正源。

谭嗣同自觉涤净了旧时代官宦子弟身上常有的不良习气，他不嫖妓，不纳妾，不赌钱，不吸鸦片，不玩物丧志，生命俊朗而刚强。他致书好友沈小沂，这样写道：“嗣同幼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弦，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唯侠气鼓荡于胸的勇士才能具备这样强悍的意志力。

谭嗣同剑胆琴心，侠骨刚肠，一柄凤矩剑伴他走遍江南塞北，自制的崩霆琴和霹雳琴常伴随左右，还有文天祥弹奏过雅乐与悲声的那把旷代罕觏的蕉雨琴，是他万金不售的珍藏。他仰慕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不必怅叹知音异代不同时，只要手抚铮铮弦索，就能听到彼此心灵金玉相振的锵锵和鸣。

一位青年志士，书剑合璧，文武兼资，不干大事就是浪费生命。同样是三十岁，明朝末期，异族入侵，复社成员侯方域意志消沉，身陷泥坑，自署“壮悔”；清朝末期，国事蜩螗，维新党人谭嗣同“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自号“壮飞”。一字之差，两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壮飞，壮飞，其直上青云的鹏翼要冲决俗世的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自叙》）

在专制时代，别的且不说，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和“伦常之网罗”，绝非常人的勇气和力量可以做到。典籍累累如丘山，谭嗣同最喜欢的是一部遭到历代儒生掊击不休、攻讦不厌的《墨子》。墨家有两派，一派“任侠”，一派“格物致知”。谭嗣同勇于实践，有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精神，能忍大苦楚，能耐大寂寞。他创办湖南强学会，受到本地劣绅叶德辉等人的百般刁难，他在浏阳办算学社响应者寥寥无几，他在湖北赈灾如杯水车薪，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父亲谭继洵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硬生生地把他塞进肮脏的官场。因此他“忽忽如有所失”，精神愈觉窒闷。所幸他在北方游历、访学之后，结识了许多硕德博闻的高人，其中西方的传教士对他具有正面影响。他在天津考察了铁路、轮船、工厂，眼界大开，他还和梁启超、夏曾佑等友人探讨新旧学问和吸鸦片、裹小脚之类的社会问题，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吵闹得沸反盈天。

在谭嗣同的心目中，任侠即是“仁”。曾有人称赞，谭嗣同所著的《仁学》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的“人权宣言”，其激进的民主思想，即使置诸今日，仍堪称先进。“民贵君轻”和“君末民本”的思想失传了两千多个春秋，在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通读圣贤书、口口声声子曰诗云的儒家子弟助纣为虐，冷血的统治者钳制思想，桎梏人性，荼毒生灵，将偌大的国家变成病态、邪恶、压抑生机的人间地狱。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仁学·二十九》）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提出“非君说”，其结论十分大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更是愤然斥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专制君主挟天下为私产，视国民为奴婢，逞其淫杀之威已太久太久，谭嗣同侠义为怀，再也忍无可忍。于是，他借用法国大革命时代最勇毅的志士丹东的壮语大声疾呼：“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仁学·三十四》）谁说谭嗣同只是温和的改良派？他才是狂飙猛进的革命者！《易经》中的那句系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被他屡次引用。对于冷血无情的君主专制，谭嗣同欠缺万分之一的好感。

故华人慎勿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仁学·三十四》）

谭嗣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者，在滚滚红尘中，堪称极其醒目的异数，那些留着长长的“猪尾巴”（辫子）、饱读圣贤语录、善作八股文的士子，众口一词地嗫嚅“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而他昂藏于天地之间，高举“民主”和“自由”旗帜，满怀“大同”理想。

然为各国计，莫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仁学·四十四》）

最有意味的是，他从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一语中，悟出“在宥”是“自由”的转音。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显然是那些做定了奴才而窃窃自喜的儒生所不具有，也害怕具有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谭嗣同只身前往金陵，拜在著名居士杨文会门下研究佛学妙谛。在《谭嗣同传》中，梁启超这样称道传主：“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谭嗣同心有灵犀，善于钻研，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以此天资学佛，何患无成。

嗣后，他辗转南北各地，再回金陵，著述《仁学》，打通儒学、墨学、佛学、耶学等中西学说的隔墙，“而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描绘谭嗣同，可算抓住了特质：“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谭嗣同不肯迷信权威，也不肯崇拜偶像，他说：“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他醉心佛学，是因为他认识到佛学博大而精微，方整而圆通，是超乎众学之上集大成的智慧，完全贴合他的心性。佛教强调大无畏，他写信给恩师欧阳中鹄，有这样一段话：“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拥有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并未步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尘，亡命海外，他毅然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甘心为中国变法流第一滴血。

晚清时期，不少社会名流学佛参禅，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章太炎、杨度，谈空说有，蔚然成风，但他们学佛，多半是为了寻求哲学思想方面的释疑解惑。谭嗣同则更进一步，他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淬火加钢。梁启超说：“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学佛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行动者，学佛不仅为了度自身，而且为了度群生，只要恒沙万众仍在苦海中挣扎，则愿心愿力不减丝毫，这才是学佛者积极的态度。若将它视为静态的学问，就算皓首穷经，通晓全部佛典，也只不过是天下第一容量的字纸篓，何足珍奇。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的气概，非侠士和佛子的合体，何能具备？谭嗣同三十一岁时，由京返湘，饯别席上有朋友吓唬他：“湖南人以守旧闻名天下，你到了地方，最好闭口勿谈时务，要不然，以你这样子锋芒毕露的个性，当即就会被他们整治得毛羽凋枯，连立足都难，更休想雄飞。”回乡后，谭嗣同果然遇到了“乡贤”王先谦、叶德辉等又臭又硬的守旧派大力金刚的疯狂狙击，但他毫不畏缩，而是以百倍的努力协同其他维新志士，迅速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湘学报》、电报局、内河小轮船等实体创办起来。其中，南学会尤称盛业。创设此会的原意是将南部志士联通一气，彼此抱成一团，宣讲爱国道理，探寻救亡之路，实际上是将地方议会和学会合而为一。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有点西方议会的味道；每七天集众讲学一次，演说世界大势和政治学原理，这又有些西方学会的功能。风云相应，时势相激，有志之士凝聚在一起，他们同舟共济，以最短的时间将湖南这个全国最顽固守旧的堡垒刷新为最激进的省份。

晚清名士李寿蓉（篁仙）是谭嗣同的岳丈，曾书赠一联给东床佳婿，其词为：“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语意含蓄，劝嗣同稍折锋头，养气定心，说白了，这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在起缓释作用，但谭嗣同内心崇尚的是佛学而非道学。

三十一岁后，谭嗣同将侠气与佛法合而为一，倾心于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他认为“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参“菩萨道”的人，不应该只满足于看破红尘，于清清寂寂中做个“自了汉”，还应回向世间，把自己的大仁大爱施予大千世界，将芸芸众生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日暮途远，大任在肩，谭嗣同不会轻言放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为戊戌年，谭嗣同的浏阳老乡唐才质来访，请谭嗣同题写扇面。唐才质体质孱弱，是多病之身，谭嗣同便抓住这一特征，寄予深意，他的题词是：“我不病，谁当病者？”这与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要领适相吻合。自身病而不耽于自身病，愿代群生受病，这就是典型的菩萨精神。七字微言绝非诙谐的调侃，谭嗣同用它激励友人，鞭策自己，固有厚望存焉。佛的智慧如灯，能除千年之暗；佛的智慧如药，能治万年之愚。谭嗣同倾心佛学，精修数载，入不二法门，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同年四月初三，这是谭嗣同与妻子李闰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由于时局骤然剧变，这个日子还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他奉旨赴京城参予新政，撰诗偈《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世俗的夫妻之情颇得佛法加持：

……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诗云：

娑婆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谭嗣同将人间夫妇视为佛界中的比迦陵毗迦同命鸟，“生生世世，同住莲花”，佳缘一旦缔成，则长存永在。夫妻之情深浓如此，不似缱绻缠绵，却胜过缠绵缱绻百倍。

戊戌年五月初二，谭嗣同寄家书给夫人李闰，信中有一语郑重叮咛：“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强烈地预感到维新变法的前途凶险莫测，已经做好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准备。《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谭嗣同以平常心面对生死荣辱，并借此宽解夫人李闰，其侠士心性，佛子情怀，尽在言词内外彰显无遗。

谭嗣同持信大乘佛法，远比那些自求多福的小乘佛法修行者更能负起现世的担当。他勘破生死两界，舍身饲虎尚且可以为之，舍生取义又有何难？李敖说：“‘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是为而不有，是功成弗居。”谭嗣同对王夫之的说法坚信不疑：“一圣人之死，其气分为众贤人。”他勇于就义，自有原由：“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仁学》中，他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圆融的解释：“好生而恶死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祛也。”

倘若一个人能悟透佛家所说的万物不生不灭、俱为幻相而非实相的性理，就会视死如归。在他看来，死亡并非毁灭性的终结，只是夜晚的睡眠，还会在早晨醒来。

七岁时，谭嗣同昏厥过三天。十二岁时，他患过白喉病，再次死而复活。他早已参透生死两端的奥义，认定生命既是为我的，更是为人的；既是利己的，更是利群的。死亡既是中断，也是中继；既是完结，也是涅槃。康有为、章太炎和杨度均中年学佛，但他们只是在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远未修成谭嗣同这样的大往大来的境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既是顶天立地的勇猛侠士，又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佛子。他追求凤凰涅槃的境界，坚信佛子度世度人的精神绝不会熄灭于长夜的黑暗之中。谭嗣同的仁风侠气，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至今仍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其核心价值。

二、变法：悬崖上的搏斗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西方列强围殴得满地寻“牙”，被太平军和捻军痛击成“颅内出血”，颓势之下，谋国者苟延残喘，依旧只肯作些小小的修补，不肯动大手术实行政治变革。垂死的王朝缺乏从内部重新改造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梁启超说：“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变。”更早的时候，谭嗣同便看穿和揭破了最高统治阶层深藏不露的机心：

……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死民，变法则民生；方将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仁学·三十四》）

谭嗣同憎恶那些高唱俗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派顽固分子，讽刺他们，要是古代真有那么美好的话，你们还做今人干什么？趁早一头撞死了，去地下拜见老祖宗啊！有趣的是，他还借用敌方最合手的武器，从文字学的角度发论：任何偏旁与“古”字沾上了边，意思就会大坏。从而给了那些冥顽不化的老古董一记势大力沉的刺拳。

于文从“古”，皆非佳义。从艹则苦，从木则枯，从艹木则楛，从网则罟，从辛则辜，从攴则故，从囗则固……从牛则牯，从疒囗则痼，从水囗则涸。且从人则估，估客非上流也。从水为沽，孔子所不食也。从女为姑，姑息之谓细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从也。（《仁学·十八》）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谭嗣同在长沙接到上谕，被召入京，参与新政。面对突如其来的荣宠，他脸上全无喜色。世有不虞之誉，也有无妄之灾，他料定此行凶多吉少，易去难回，但他临事的一贯作风就是既不畏惧，也不退缩。五月初二，谭嗣同给家居浏阳、一向相敬如宾的夫人李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