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拥蓝关

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由二百多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境内，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地方官理应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云南巡抚岑毓英“素饶胆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表面上热情款待，并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事后，岑毓英又以不实之词谎称马嘉理为当地野人所害，意在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思维绵密，作风强悍，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威妥玛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弄了个水落石出，证明曲在我方。光绪二年（1876）秋，清政府派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共计十六款的《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借路给英国（一是由缅甸入云南，二是由西藏到印度），中国向英国商船开放多处内地口岸。此外，还有一项附加要求，清政府必须派遣一位大臣远赴英伦，向英国政府当面道歉。  据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记载，云南巡抚岑毓英派兵击杀马嘉理之前，安徽巡抚英翰派兵暗杀过两位英国传教士，由于是午夜时分的秘密行动，下手干净利落，没让英国教会和使馆找到证据，抓到把柄。那一次，除了两位英国牧师，遇害的还有两条船上熟睡的四十多位无辜平民。绿营兵一把火烧了船屋，把尸体深埋在荒郊，始终没有败露形迹。令人惊诧的是，英翰晚年竟以此“光辉业绩”自鸣得意。

一、临危受命，出使西洋

同治六年（1867）秋，陕甘总督左宗棠在戎马倥偬之际上书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外交事务提出六条建议，其中第二条是“议遣使”，主要内容是：“外国于中国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咨考，而我四顾茫然。驻京公使恣意横行，而我不能加以诘责。正赖遣使一节，以诇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尊虑远隔重洋，择使既难，筹费不易，自是目今实在情形。唯思自海禁大开以来，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实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除广东人情浮伪喜事不宜轻用外，其闽、浙两省堪膺斯选者尚多。唯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此项人才，以游历为名，搭坐各国轮船，所费亦少；其使臣则五年一派，即从此项人才内挑派，假使持节。如彼时轮船局学艺已成，自能驾驶，无须搭雇外国轮船，则所费亦无多也。”泱泱大国，堂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公使、大使人选，担心远涉重洋，使团的路费昂贵，这岂不是笑话吗？朝廷以密函形式向封疆大吏征求建议，左宗棠便在这两方面作了周全考虑。在他看来，向欧美各国派出外交使节已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迫，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议歆泰西之富强，以安常习故为非策，群思舍旧而图新，却于彼此情实究少体会。”数年之后，左公犹有此叹。“清政亡于拖”，能拖则拖，不能拖也要拖，直到云南突发马嘉理事件，才被倒逼至非向英国派驻使节不可的地步，如此迟缓的办事作风真是令人咋舌。

诚然，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屡屡吃亏认栽之后，羞愤交加，恼怒不已，所幸尚未失去最后那点理性，终于决定将坏事变好事，就汤下面，任命这位出使欧洲的谢罪大臣为首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当年，这个远涉重洋的差事并不是什么抢手的香饽饽，谁得到它，就将招致千夫指戳、万人唾骂，往坏处想，甚至有可能身败名裂。满朝文武莫不视之为畏途，值此群情汹汹的当口，谁会去充当天字第一号的冤大头？令朝野惊诧的是，居然有人挺身而出，“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这人就是郭嵩焘。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外界巨大的压力，揽下这趟钦差竟比做江洋大盗还招人憎恨，于是他敲起了退堂鼓，三次告病，请求朝廷另寻替人。开弓没有回头箭，朝廷的成议岂能轻易更改？何况遍寻国中，合适的替人就像是替死鬼，不可多得。好友李鸿章出面劝驾，两宫皇太后召见时，也是勉励再四。如此一来，郭嵩焘的心劲又如同春江之水，漫过长堤。

清廷的正式任命公布后，果然不出所料，郭嵩焘沦为众矢之的。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家乡的保守派分子率先发难，群起而攻之，一副语意阴损的对联不胫而走，举国风传：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副对联引经据典，列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煞有介事，却经不起推敲，晚清算什么“尧舜之世”？英国人也不是地狱恶鬼。钦差大臣郭嵩焘出洋，担负的使命是：代表清政府去向英国国王谢罪，莫非他尚未出境就要先向国人谢罪？双重的荒诞预示了他的前途布满荆棘。

中国的国门已被洋人的重炮轰开三十多年，清政府在办理外交事务方面，仍是幼儿园水平，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才派出自己的第一位驻外使节，如此缓慢的节奏，连蜗牛都自愧不如。郭嵩焘以钦差大臣持节出洋，在其亲人看来，不算喜事，简直比丧事还要晦气得多，满门老小个个脸上都是愁云惨雾。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携如夫人梁氏和随员登上了英国邮轮，这一去就是两年多。既然本国的文化精英都不能理解他的使命，英国幽默杂志《喷奇》奉送见面礼，登出整整一版漫画，将他丑化成一只梳着辫子的猴子，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郭嵩焘既是硬着头皮的无畏者，也是动着脑筋的有心人。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基于“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的慧识，将他出洋途中备述见闻和思考的日记整理成册，取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呈总理衙门。此书刊行后，立刻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守旧派的头面人物们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虚拟的罪名是“用夷变夏”，实指的罪名则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的朝臣大有人在，将郭嵩焘撤职查办的叫嚣也是震耳欲聋。

《使西纪程》对国外的政治、军事、科教和民俗多有赞语和好评，相比之下，对国人不明外情，视西洋人为夷狄的情形，则多有微词和批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留意：

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之方，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哆口结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

可以这么说，《使西纪程》惹恼的是那些迷梦未醒的天朝完美主义者。铁笔御史们“深明大义”，早就从门缝里瞧扁了郭嵩焘，正愁无从下手，他却一头撞进罗网来。且不说以“叛臣贼子”的罪名指控他，单以“有二心于英国”的谣言污损他，郭嵩焘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清政府的折中处理耐人寻味，一方面安抚保守派，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流传；另一方面也安抚洋务派，让郭嵩焘继续留任，完成使命。

在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伦敦，郭嵩焘仿佛进入了一个跟现实世界全然不同的魔法世界，举凡政治、军事、科技、教育、商业、金融和风俗人情，都是另一副面貌。他参观水晶宫，欣赏夜景之后，在日记中留下赞叹：“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他以中国驻英、驻法公使的身份，成为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嘉宾，西方科技之发达令他震惊不已。他访问牛津大学，对西方教育有了正面的接触和直观的认识，西洋学术昌明、人才激涌都是由于教育理念先进，格物致知，征实致用，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以虚文，以取科名富贵”，简直就如同在梦寐中鬼打墙。郭嵩焘认为，中国办新式学堂乃是最急迫之事。

中国近代洋务派的头号心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只承认西洋的军事科技才是中国望尘莫及的。郭嵩焘受李鸿章嘱托，订购英国的铁甲战船、水雷和枪炮，以巩固大清海防。为此，他考察了船厂、军火工厂。最令他兴奋而又震撼的事情则是出席英国海军检阅仪式和法国阅兵典礼，英国的海军、法国的陆军，军容之严整，武器之精良，都产生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使这位公使的内心掀天揭地。他决心透过表象，寻找西洋列国全面繁荣强盛的真因，盗回火种，振兴神州。

二、先政教而后科技

以对待列强的态度来区别，晚清的士大夫可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郭嵩焘是坚定的主和派干将，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太落后，才须忍辱求和。据历史学家蒋廷黻细心考证，郭嵩焘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当时，僧亲王率兵在天津抵抗英法联军入侵，特意向郭嵩焘请教攻守方略。郭嵩焘说：“洋人志在通商，大人应该寻找正确的对策，而不是与之交战。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应当以安静为上。”僧王闻言默然。中国与西洋通商是个大课题，当时没几人敢提拎它，更没几人能理解它。后来，李鸿章说过一番颇有见地的话，大意是：中国与欧美各国通商是有益的，欧美各国的繁荣与中国人民的福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难道他们愿意杀鸡取卵，涸泽求鱼，把中国人榨干榨尽，而不留一点东西？僧格林沁是蒙古籍悍将，百战之余，只知攻守，至于攻守之外还另有更精细的讲究，他就难以明白了。此后，塘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抢掠之后焚毁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在军事和外交两方面，清王朝可谓完败。僧王回想郭嵩焘当初的建议，不禁感慨系之：“朝官唯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若早从其言，何至于此？”郭嵩焘主张与西洋各国通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像是在旷野中疾呼高喊，纵然声嘶力竭，影响面却十分狭窄，传播效果也不容乐观。

清朝早期洋务派的主心骨（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期洋务派的领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前后赓续，却是换汤不换药，更形象一点说，无异于“漏船载酒泛中流”。既然船（中学）是破的，人再聪明酒（西学）再好，又能受用几时？可悲就可悲在，当此紧要关头，力图自强自救的国人却没能及早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仍在“夷夏之辩”——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宋·石介《徂徕集》卷十）——的八卦阵中兜圈绕弯，不得其径而出。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全摆在明处：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华夏为尊，夷狄为卑；华夏为上，夷狄为下；以夏变夷为顺，以夷变夏为逆。这种传统的夷夏观早已成为定式，无人质疑，更无人将这块遮羞布戳穿撕破。满人发迹于关外，原属夷狄，征服关内、统治中土应算是以夷变夏，所以明末清初一些崇尚气节、严夷夏之防的知识分子（例如顾炎武和王夫之）抵死也不肯承认清朝为正统王朝。然而清朝二百余年君临天下，早已积怯为勇，积健为雄，不再疑惑，不再尴尬，敢自居为天朝上国，对异邦外国持盲目的轻视之心，甚至当国门被洋人当成了厕门之后，这种可怜而又可笑的优越感仍然持续发酵。在他们看来，论船坚炮利、铁路轮机、声光化电，西方远胜于中国；论典章制度、政教道德，无疑是大清帝国更为完美，洋人难望我项背。此调之高，响遏行云，唯有能唱三个c音的“阿q合唱团”才唱得出来。

左宗棠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起初他的主张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的认识有所深化：“近人见西洋制造之精，自知其不易及，遂欲以酒解酲，为苟且目前之计。鄙怀窃有未喻。夫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乡有富人造新屋，落成之日，饮馔款客，乃坐匠首于塾师之上，一座哗然，遂为笑柄。今之论者，得毋类是？所幸公道犹明，异说未逞，不至贻诮远人耳。”（《答董韫卿大司农》）左公的意思是：洋人的艺（工艺）与械（器械）确实精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但学问非止工艺一端，打仗也并非单纯依靠器械。儒术在博与巧两个方面固然不如小道可观，但儒学指明大道，那才是精神力量的源泉。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左公讲了一个故事，某富人新屋竣工，在款待宾客时，将为首的工匠置于塾师之上，他认为此举是荒唐可笑的。中国人也会夸赞鲁班神乎其技，但这位国之大匠的地位却不高，根本无法与至圣先师孔丘相提并论，难怪工匠精神长期遭到压抑，流落民间。殊不知，高达云霄的学术思想完全可以与俯接地气的工匠精神成为硬币的两面，严丝合缝，并行不悖。在任何场合，工匠与塾师谁坐首座的问题，都可根据循名责实的原则轻松解决。

李鸿章虽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且与洋人接触频繁，他的见解却不过尔尔：“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筹办洋务始末》）张之洞也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他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劝学篇·序》）有这样尊贵的衮衮诸公做大护法，“天朝中心”的童话遂歧变为“西学中源”的神话。不错，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黑色火药，却只知用它制造鞭炮和礼花，洋人改进配方之后，却用它制造子弹和炮弹；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精密的罗盘（指南针），却只知用它选墓址、卜宅基，洋人却用它航海探险，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就算中国是“夏”，就算“西学中源”，我们事事不如人，处处受欺侮，光图个虚誉空名，除了关起门来聊以自慰，又有什么可显摆的实惠呢？

郭嵩焘出使西洋之后，广见博闻，深思熟虑，其认识水平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衮衮诸公。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也。”在国与国平等相待的基础之上，才能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当时的中国尚以八股文取士，郭嵩焘眼中的泰西诸国则“讲求实在学问”，“其强国富民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然而中国人只紧盯着洋人的坚船利炮，垂涎欲滴，这无疑是一叶障目，只见其小，未见其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动挨打的清王朝其愤在色，其怯在心，外交上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鸵鸟政策”，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当局“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妄肇衅端（杀马嘉理、杀外国侨民、杀传教士、杀外国公使），其结果必然是“贻祸天下”。洋务派有求变图强之心，可是舍本逐末，只在“造船制器”上煞费功夫，对僵化偏枯（半身不遂）的政教，对根子上的症结却视而不见，讳疾忌医，不肯狠投“虎狼药”，不敢痛下手术刀。这样偏瘫着办洋务，虽然办得热热闹闹，兴兴头头，又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郭嵩焘强调：“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中国地利尽丰，人才尽足，没有好的政教，纵然具备富强的表象，仍然白搭，何况连这个表象也不具备。洋务派的领袖们对大本大原不敢触及，对政教风俗不敢变更，只在细枝末节上修补点缀，郭嵩焘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郭嵩焘是怀疑者和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标本兼治（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药方”。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他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

郭嵩焘认识到：“中外大势，一虚一实，一诚一伪。”英、法、德等西洋国家，之所以能够强者运强，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明确的法治而非模糊的德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理所固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西洋愈强，中国愈弱，势所必然。“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烛幽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是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处。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准自己正确的定位。他认为，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很难顾盼自雄。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他的话显然针对国内的守旧派而言，洋务派领袖们也概莫能外，对于西洋情势，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扪烛，各得一偏，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郭嵩焘对中国浪费人才的现状尤其痛心，“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之不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而“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因此要挽回一世之心，兴办实学乃是当务之急。可是天朝上国的办事效率太低，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有此议，竟拖延到二十年后中国官方才着手创办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难怪郭嵩焘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开列进度表时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也有悲观，他认为中国至少要用四百八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可望成为世界上的富强之国：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初见端倪；学习西方的制造工业，五十年稍见成效；兴办学校，一百年方能培养出高端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用一百年砥砺精英；用一百年趋于大成。唯有头脑发热的伟人才会开出远比这更为乐观更为浪漫的进度表，“五年赶英，十年超美”，诸如之类。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一位出了名的急性子，然而这一回他居然变得从容不迫，低调十分，定力十足，令人刮目相看。

郭嵩焘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官员威仪，觐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同时，他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一律行握手礼；听音乐，看曲目单；游甲敦炮台，穿西装；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使馆开茶会，让夫人梁氏出面接待。郭公使通权达变，行事颇为得体。相比之下，副使刘锡鸿则“孤僻自大，不近人情”，而且随地吐痰，洋相百出。英、法两国只重正使，不重副使，也使刘锡鸿的自尊心饱受折磨。但他也并非无事可做，受朝廷中守旧派大臣的怂恿，明处与郭嵩焘为难，暗处则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他向清廷寄出的秘密报告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更恶劣的是，他还无事生非，将编造的日记寄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档。郭嵩焘悔恨不已，当初一念之差，举荐刘锡鸿，现在处处受其挟制和毒害。所幸刘锡鸿的阴损行径影响不了西洋人士的判断力，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盛赞郭嵩焘是“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郭嵩焘从伦敦写信给两江总督沈葆桢，谈到他与副使刘锡鸿的矛盾冲突，愤愤不已：“副使刘锡鸿近月鸮张愈甚，直谓蔑视国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为无君。……其门人刘和伯始具述其在京师受命李兰生，令相攻揭。……刘君乃嵩焘所提携，远适七万里，与同性命，而一意立异树敌，攻击不遗余力，竟不意天地间，只有此一种厉气。鬼嗥于室，狐啸于梁，自非万分蹇运，何以遇此！只好竭力求退，于刘君构陷情形亦不能不自明。谨将折稿一通，录呈台览。”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为官清正，是郭嵩焘的好友，所以郭嵩焘写信向他倾吐愤懑，将奏折的副本寄给他看。信中提到的李兰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他不喜欢郭嵩焘，刘锡鸿听命于此公，不停地拆台、捣蛋、告恶状，列举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有些罪状很可笑，“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穿洋服”“令小妾学英语，败坏中国闺教”“效洋人尚右”，其目的只有一个：让郭嵩焘丢脸、丢官，灰溜溜地滚回老家，他好取而代之。

郭嵩焘的言行和思想的确不合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在朝野名士的眼中，他始终是个异端。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伺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一味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强国乃当务之急，他却认为富民才是当前之要；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治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洋务派领袖们主张工商业官办，他却主张工商业民营。他对诸多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格格不入，得不到各派的谅解，以至于孤立无援，就毫不奇怪了。

左宗棠堪称中国晚清时期最开明的几位大臣之一，光绪元年（1875）他在致沈葆桢的书信中批评过明朝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徐元扈何尝不负时望，何尝不称博雅，一见西儒，竟入彼法，盖久处暗室，目无正明耳。”徐光启不仅虚心学习洋人的学问，还虔诚信仰洋人的宗教（天主教），后者是左公深致不满的原因。郭嵩焘主张学习洋人的政教，改造天朝的仪轨和制度，其破坏力之强，撕裂度之大，徐光启在明朝万历年间做梦都梦不着，至少是梦不全。难怪乎郭嵩焘的言论和主张惊骇到了清朝士大夫，遭到口诛笔伐，沦为众矢之的。谁在暗室？谁在阳台？易时而观，一目了然。

光绪十年（1884），淮军大将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病逝，他的遗折中有一段至理精言格外醒目：“……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在这段话中，“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即办学校开启民智，立议院保障民权，是要点中的要点。我们不知道，张树声是否与郭嵩焘通过声气，有过交流，他们的主张简直如出一辙。张树声选在遗折中进言，就算慈禧生气，也不能怎样了。智者不没善言，不留遗憾，真是了不起。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郭嵩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他同时期处于同一智识层面的官员、学者固然寥若晨星，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容闳、薛福成、冯桂芬、张树声等人庶几近之。

三、官场失意

郭嵩焘既知本末，又晓情势，通权达变，不肯拘泥于故常，李鸿章却批评他“有些呆气”。曾国藩一向以冰鉴自许，他固然认为郭嵩焘“芬芳悱恻”，与刘蓉对郭嵩焘的评价“莹彻无瑕”相互呼应，但他认定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并非“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只能舞文弄墨。归结起来，若说郭嵩焘不会做官，测不准宦海几级强风、几级巨浪，这倒是真的。他具有诗人气质，喜欢危言危行，在“混”字当先、主调为因循苟且的晚清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他在宦海浮沉起落，去世前不久赋《戏书小像》诗二首，第二首是：“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郭嵩焘为人正直，不喜欢按官场潜规则出牌，因此总是遭到同官的谮毁和排挤，几度受到降职、撤职处分。

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与李端棻受命稽查山东财务。身为钦差大臣，一路上，衣食住行，他自掏腰包，“不住公馆，不受饮食”，廉洁过度，难免招致非议。王闿运写信批评道：“君何为若是？是特中涤公之毒耳！”郭嵩焘挨骂，不生气，反而高兴。他中了曾国藩的毒，就相当于中了古今圣贤的毒，有何不可？有何不快？在山东，郭嵩焘决定变通经理，取山海之利以裨益饷需。李端棻为了“自谋网利”，百般阻挠，暗中向僧格林沁打了个小报告，郭嵩焘受到降官两级、调离原职的处分。

同年，郭嵩焘在诗中喟然感叹道：“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但舞台和擂台全都属于别人。他有做清官的冲动，却无人给他点赞。

郭嵩焘既非满蒙贵族，又不愿削尖脑袋钻营，要在官场冒尖确实难于上青天。他生性戆直，开爽无城府，长于思考，拙于行动，的确更像个理论家，不像个实干家。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始终只将郭嵩焘视为承明著作的好手，从未推许他为治世调羹的能人。

同治元年（1862）秋，江苏巡抚李鸿章邀郭嵩焘前往任职。郭嵩焘途经安庆，去湘军帅帐中拜访了曾国藩，盘桓一月之久，两人相处融洽，无话不谈。临别之际，曾国藩书联一副赠郭嵩焘：“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对于这样的箴告，郭嵩焘虽有心领，但并未神会。

当年，曾国藩写信给弟子李鸿章，叮嘱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郭嵩焘沾边，以免误事。曾国藩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儿子曾纪泽，后者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回信允为确评：“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与其交举世诟病筠老之一班朋友，则不若交筠老，以其犹有文字之知识也。”在中国，一位不甘庸碌的官员要成为实干家，就必须理顺身边复杂的人际关系，投足无碍，游刃有余，这显然不是郭嵩焘的长项。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得两广总督毛鸿宾举荐，署理广东巡抚。“署理”只是代理，并非实授其职，这就使他处境尴尬：少做事吧，尸位素餐，他觉得愧对百姓；多做事吧，容易越权，又会惹恩主毛鸿宾不开心。他依着性子，无所顾忌，拿出当行本色，在广东办厘金，力行劝捐，手段凌厉，由于自信太强，求治过急，好似涸泽而渔，封山而猎，一时间粤商怨声载道。有人匿名作了一副对联咒骂郭嵩焘和毛鸿宾：“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郭；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联尾嵌郭、毛二公之姓，指着和尚骂秃驴。毛总督见势不妙，处处诿过于郭巡抚。清朝同城督抚不和是常事，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面子上总还得勉强顾全。郭嵩焘管不住自己的大喇叭，在人前放出丑话：“曾涤生（曾国藩字涤生）保人甚多，唯错保一毛寄云（毛鸿宾字寄云）。”他斗胆向自己的恩主开炮，这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曾国藩不高兴了，亦反唇相讥：“毛寄云保人亦不少，唯错保一郭筠仙。”此言一出，闻者无不喷饭。

郭嵩焘抚粤期间，“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为辅，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不仅得罪了粤商，而且弄坏了官声。同治四年（1865），其治下被太平军余部折腾得够呛，为此他对左宗棠“驱匪入粤”的策略深致不满，两人闹了个大别扭。当初，郭嵩焘与毛鸿宾不和，左宗棠就没有为郭嵩焘撑腰，反而偏向毛鸿宾，认为郭嵩焘“迂琐如故，不足与谋”，以名士派头办差，往往处置不当。

同治四年（1865），由于督抚不和，郭嵩焘遭到朝廷严谴，顶戴难以保全，他写信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的回复语气冷淡，批评郭嵩焘先濡忍、后暴发，两失其宜，结尾一段值得留意：“督于抚虽有节制之义，然分固等夷，遇有龃龉，应据实直陈，各行其是，唯因争权势相倾轧则不可耳。老兄于毛寄云，心知其非，而不能自达其是，岂不谓委曲以期共济，而其效已可睹。兹复濡忍出之，迨贻误已深，而后侃侃有词，则已晚矣。谕旨敕就近查办，已将同里而兼婚姻之故，请旨回避。至贻误各节，则彰明较著，无待察访也。计此书到时，必已奉明谕及之，故不必有所隐匿。”此前，左宗棠奉旨节制广东军事，朝廷让他就近查办郭嵩焘，他以彼此是同乡、姻亲为由回避了，当然也没有递上奏章为郭嵩焘开脱罪责。

应该说，左宗棠对于广东的民情和郭嵩焘的表现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在致夏献云的书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议：“粤东民风之悍，人心之坏，圜顾九州，无与比者。昔幕湘时，曾与吁翁从容谈及，无不蹙额长吁，付之劫数。其小人习于贪淫，其君子工为侈诈。而官斯土者，文要钱，武怕死，习以为常。匪盗之多，甲于天下。郭筠仙洁清自矢，志欲有为，而上下交掣其肘，士绅又从而把持阻挠之，无怪其郁愤不已也。然此公与仆同里至交，知之已稔，就令能一意发拿，亦必不能有所树立，盖才短气急，近于迂琐故也。‘封疆危日见才难’，不其信与？”

就事论事，郭嵩焘耿耿于怀，将“驱匪入粤”的烂账全赖在左宗棠头上，未免有点冤枉，何况“入闽、入粤，均是公患，并无此疆彼界之可言”。同治三年（1864）七月廿三日，左宗棠致信长子孝威，对此有个说法，值得留意：“金陵克后，大局渐定。唯湖州贼数尚多，苦与官军鏖战不休，而江西逆贼败窜新城、南丰，有入闽窜粤之势。闽省西面与江西接壤，处处皆虞窜越。涤相立意驱贼入粤，为苟且之计。不知此贼入粤，则党羽蜂起啸应，贻害无穷。”驱匪入粤的始作俑者是曾国藩，事后看来，这确实是战略上的失误。不过，左公指责郭嵩焘“性近迂琐，所用各大将均是广东滥崽”“粤东军事，吏事人才乏绝，又漫无区画，一种委靡纤啬之概，令人愁愤”“粤有贼而不能讨，将借人之力与财以纾其难，而以为道固然也，人情宜有是乎？此非所谓恕也”，倒是事实。何谓“迂琐”？左公在答复郭嵩焘的信中给出了解释：“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高连陞是广东提督，在粤作战，郭嵩焘却要福建供饷，福建的饷银四万两到账，却被广东扣发，打这种小算盘，在左宗棠看来，实在是太可鄙太可笑了。湘军大将鲍超援粤，郭嵩焘只答应每月给一万两白银购米，鲍军半饱不足，不能放胆前来。左公写信批评郭嵩焘：“不图阁下惜此米价，欲鲍军之入而闭其门。”此前一年，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位提督率兵八千援闽，淮军自带饷银，福建方面仍以大笔粮饷补贴，“未尝见诸奏章，亦未以告李少荃”。武臣无筹饷之权、谋饷之才，所到之处应由地方官代办，郭嵩焘不尽职分，以推诿为善策，还要反复诉苦，左宗棠嘲弄道：“谥之迂琐，不亦宜乎！”在另一封信中，左公将重话再讲一遍：“天下事莫不败于寻常琐屑之人；治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天下事当放手去做。是三言者，愿为明公诵之。”

郭嵩焘好钻牛角尖，有时钻进去，就会出不来。一桩“小事”就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同治二年（1863），花县生员邓辅廷在骆氏祖坟附近依客家风俗葬骨坛三穴，被骆氏家族指控为“盗葬”，一纸诉状告到县衙。令人挠头的是，判定“盗葬”的标准居然有两个：清朝礼部的标准较为严格，“庶人茔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圹志”；广东本地的标准较为宽松，“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邓氏葬骨坛在骆氏坟心的一丈开外，依照广东本地的标准，不算“盗葬”，但参照清朝礼部的标准，应判定为“盗葬”。

由于原告一方是封疆大吏，此案最终交由广东巡抚核实查办。骆秉章抚湘八年，造福一方，郭嵩焘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不用他偏袒谁，只须让地方标准服从中央标准，判定邓家迁葬即可。然而这位大巡抚要做广东老百姓心目中的郭青天，他的判决是：“该省通行章程，无税官山茔葬，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邓姓原开坟穴，在该督祖茔一丈以外，照依定章，无可科罪。”

关于此案，左宗棠在同治五年（1866）回复蒋益澧的信中有个合情合理的分析：“筠仙于骆籲公先茔一事，处置殊欠允协。以公义论，曲直固不可淆；以情理论，一品大员先墓尚不能保守，亦非朝廷尊礼大臣、体恤耆旧之意，况骆公八年湘抚，清操卓然，有功德于民者乎？筠仙以势豪例之，悖矣！”

不出众人所料，骆秉章被彻底惹恼了，他递上奏章，请求朝廷按礼部标准定案。一位封疆大吏、国家功臣，这个面子朝廷肯定会给。于是一道上谕发到广东：“着瑞麟、郭嵩焘申明旧例，通饬各属，嗣后审断坟山案件，无论官民，均照例定禁步为限，毋得率以本省定章定谳，以致争端难息，流弊滋多。并着该督抚将邓辅廷盗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实定拟具奏，不准稍涉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