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博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裸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国内顽固的保守派指斥为“三大文妖”。卫道士们躲在黑屋子中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他们灰度极深的青光眼看来，“三大文妖”仍是小巫，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才是开启潘多拉匣子的罪魁祸首，必须为世道人心的日益败坏负主要责任。所幸时间的裁决更见公正，它使喧嚣归于寂静，使重出炼炉的黄金展露灿烂的笑容。  在“三大文妖”之中，张竞生遭受的误解最深、诟骂最多、攻讦最狠毒，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其对立面，决计不肯给他好果子吃。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还得了个“大淫虫”的恶号，被人斥为“下流坯”和“卖春博士”，可谓一无是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正是这份可疑的道义感使许多庸人摇身一变，成为勇士，在他们的心目中，张竞生就是那只大白天跑上街头讨打的该死的耗子。后果可想而知，张竞生早早地就被撵出了学术领域，被剥夺了话语权，唯有独守一隅，枯槁而终。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我想这是不大可能的，毕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是最有胆、有识、有趣的一个，像他这种超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只够两个巴掌的数目。

一、愤青和革命者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他初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改名竞生，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当时，围绕着这八字经，新派青年取名、取字、取号为“竞存”“天择”“竞生”的颇多。孙中山的爱将和叛将陈炯明字竞存，胡适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胡适的学名是洪骍，表字为适，也是他二哥从八字经中捞出一个字来。张竞生的父亲一度赴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张竞生小时候多次看到本村张姓族人与邻村杨姓族人发生血腥械斗，日后回想，仍然胆战心惊。他的童年毫无快乐可言，最大的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阴险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尽，这样的悲剧使他对旧式家庭的人情冷酷和人道缺失体验良深。

所幸他还可以求学念书，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然后考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规格不低，名头不小。倘若他肯挨到毕业，将来当个军官，混出点名堂并不太难。可是他天生就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这还是小错；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这就是大逆不道。张竞生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他认为革命就须冒险，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毕竟清王朝腐败无能，它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

那时，他想出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接见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他已得到消息，清廷将派遣杀手到新加坡暗算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等待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毫无所获，唯有怅然返回饶平，服从父亲的命令，迎娶一位十五岁的女子为妻。在回忆录《浮生漫谈》中，张竞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娘：“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的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的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决定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他不安分，又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深造。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就像是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多的是闲工夫，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吃请喝，忙于交际应酬，为将来做官预先垫步。张竞生烦闷得要死，常去藏书楼翻寻尘封已久的佛经，直读得满头雾水，如堕七彩云中。他最大的收获是在那所禁锢甚严的藏书楼中发现了一本德国人类学家施特朗茨所著的德文奇书，此书的“人体写真”中有“布袋奶”，有“荷忒托民族的广阴大部”，图片下面附有说明文字，多方比较研究，这本奇书让张竞生消解了“一时苦恼的情绪”，日后他从事性学研究，成为性学家，这可能就是最初的肇因。除了这个刺激，还有一个刺激也找上门来。

有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告诉张竞生，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掉脑袋，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这位英雄，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万分机密，他竟能参与，喜的是他要救助的是革命党人。当时，陈璧君和方君瑛已潜入北京，具体计划是：陈璧君出巨资（不少于一万元）给一位可靠的革命党人捐得主事一职，然后为他谋求刑部监狱官的实缺。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汪精卫，寻隙将他放走。这个迂缓的计划可能出自于某个笨蛋的头脑，虽然有点想象力，却毫无可行性，终于宣告作罢。

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氏的赏识。南北议和时，汪精卫推荐张竞生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的秘书，事成之后，即鸿运降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在全国范围之内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派赴日本或欧美国家留学，公布头批二十五人名单，为首五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名列榜首，可见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十分器重的，倘若日后他选择在政界发展，前程不可限量。

二、在异域的风花雪月

刚到法国时，张竞生想学外交，有位好友劝他学习社会哲学，这一选择也合乎他的心愿。巴黎大学的哲学系太自由了，他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闲暇，完全可以心猿意马。起初，他想到邻国比利时去学习园艺，还想兼修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将来好有个实在的职业。他修完医学院的预科，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然后就打消了做医生的想法，这次的半途而废令他终生引以为憾。学医期间，有件事令他印象深刻，仿佛一道阴影困在心头，久久挥之不散。某一回，他参观解剖室，好戏谑的友人手执利刃对那些尸体横切竖割。他看在眼里，顿时感到反胃。更过分的是，那位友人用刀尖指戳一具女尸的阴部，对他们说：“不知你生前用这玩意害了多少人，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下场，任人宰割如砧上肉！”张竞生闻言，悲愁和痛惜之情齐集三寸灵台，一发而不可收拾。

虽生长于乡间，张竞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也算是积攒了不少见识，再加上天性浪漫，是个多情种子，到了花都巴黎——全世界猎艳者的头号天堂，他肯定有所斩获。其回忆录《十年情场》对于自己在花都“打过一些性欲的擂台”津津乐道，描写极为大胆，儿童不宜的地方触目皆是。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初到巴黎的时候，他住在“人家客店”，对一位学习制图的女子产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手段欠缺高明，便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了一位娇俏玲珑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自鸣得意的是，其情敌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简直就是为中华民国挣了脸，应该授予勋章一枚。他们常常在海边野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一次，两人酣睡在大海边，差一点被潮水卷走。很显然，张竞生非常满意这位情人的性具和性趣，“她的表情与性趣，完全与西班牙人一样的天真热烈。她的性具，有如我国人所传说的大同女子一样，似有三重门户，回旋弯曲，使人触到也即神魂颠倒”。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为他生下女婴，不幸夭折。世事总有不如人意处，他的法国情人性格温柔，礼貌周全，却患有精神疾患，遇到刺激，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吓得魂飞魄散。此外，她的文化程度低，连法文字母也认不周全。久而久之，张竞生对她的病况和智力水准产生了顾虑，再加上家中还有黄脸婆，他对于重婚怀有恐惧，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风花雪月就打上了休止符。

巴黎岌岌可危，张竞生跑到英国伦敦，与房东的女儿在白天上演对手戏，只是那女子性情不够热烈，所以这份感情终归是形而下的内容，无法升华。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一见钟情，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始终无法得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刻起身穿上内衣，表情严肃而又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未及于乱，他们之间隔着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张竞生崇尚卢梭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在野外漫步遐想是他的一大爱好。在巴黎近郊圣格鲁林区，他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巧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佳，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到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

“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

末句真是惊人，非发乎至情写不出。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除了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这位法国的“香妃”使他的欲望异常高涨，甚至疑心山间的花蕊都散发出精液的味道。他们效仿猿猴在树上寻欢，效仿比目鱼在海中做爱，“在这样香甜的性交中，我与她已到尽力去驰骋；她也如受电击一样的颤动”，至此，张竞生已是“愿作鸳鸯不羡仙”。战争期间，好景不长，胜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要前往陪伴。两人执手泪眼相看，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情诗给她听：“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情到深处人孤独，总归是这样的收场，“终久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最深挚的一段爱情宛如风筝断了线索，张竞生好一阵消沉与落寞。所幸他总不会欠缺新的艳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因此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此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戆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还有一项独门绝活，她懂得精湛的房中术，做爱时喜欢处于主动的地位，作为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性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摧残，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为了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处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做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较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交都是猥亵的，但由她艺术家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全无答案，“西方的史湘云”只留下一本小说《三个月的情侣》，让他仔细领会情爱的变幻无常。

三、在北大提出新主张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旋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他循例要去广州领取委任状，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提出建议。有趣的是，张竞生不关心别的，只关心节育和避孕，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遭到刺激，陈炯明本人也受到嘲弄，须知，这位广东省长兼督军可是儿女成群。陈炯明读罢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其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简直误人子弟。张竞生的洋博士学位到底还是有用，他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厉行改革，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高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责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张竞生悲愤欲绝，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没过不久，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如鱼得水，任教时间长达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稳步提升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之暗合，理论与之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张竞生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融合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长期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捅入马蜂窝的竹竿，招来无数身着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的理论大体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顾名思义，情人制当然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它或许男女日日得到一个伴侣而终身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爱人。它或许男女终身不曾得到一个伴侣，但时时反能领略真正的情爱。它或许男女从头至尾仅仅有一个情人，对于他人不过为朋友的结合。它也准有些花虱木蠹从中取利以欺骗情爱为能事。但我们所应赞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养成一班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人一样，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来奥林比亚仅为欣赏；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说的园丁，日常与花玩腻了，反与花两相忘。实则在情人制的社会，女子占有大势力，伊们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势必自待如护花使者，爱惜花卉，然后始能得到女子的爱情。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予，乃是欣赏的。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

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多次猎艳偷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乐趣。再加上他研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国内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头脑僵化的人、性格沉闷的人、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那些以捍卫三纲五常为己任的卫道士，要他们接受这套“歪理邪说”，认同此类洪水猛兽，除非动用刀枪。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猛抽自己的耳光，足证“情人制”只是下三烂的货色。读者十有八九陷入了情绪化的泥潭之中，不再讲理，不再服理，轻则害羞，重则怀恨，张竞生还哪有辩解的地方？至于他竭力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女人多与俄国男人、欧美男人、日本男人通婚，中国男人多与满、蒙、回、藏女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结婚仍被称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未免显得过于超前了，非普通智识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华裔旅美作家）那般泛过洋、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乐意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站出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是个不错的选项，可是显得势单力薄。中国人一向主张“肥水不落外人田”，对“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922年4月19日，美国节育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开演讲会。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借此机缘，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微不足道。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尽管北京城中知识精英密集，也很少有人受此启发，认识到节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到家里吃饭，汪氏子女多，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就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导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性爱，由此而怀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遭到社会排斥，招致轮番咒骂，他久已习惯被人误解，即使臭溷浇头，他也只当它是洗澡水。

四、《性史》引起的轩然大波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在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丧妻之后不久，即与亡妻的妹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某，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某感觉受骗受害，为此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熙鸿败德、陈淑君负义，直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

（一）是有条件的；

（二）是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从1923年4月到6月，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首项“爱情是有条件的”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很容易夭折，幸福更是千难万难，甚至无从谈起。“贫贱夫妻百事哀”，无疑是一句大实话。

这场讨论费时近两个月。1923年6月20日和22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长达三万字、分为上下篇的《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用全新的道德伦理观念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这次爱情大讨论虽在议论纷纷中偃旗息鼓，却有意外的收获，成就了一段良缘和一段孽缘：良缘属于鲁迅与许广平，孽缘属于张竞生与褚松雪。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丰乳；反对苟合，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在当时的中国，这还是一座荒芜的废园，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

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该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始料未及的是，来稿相当踊跃，他从其中选出七篇，其中就有褚松雪化名一舸女士撰写的《我的性经历》，恐怕是当时中国女子描写性事最为露骨的文字。张竞生为这些文章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5月初，由北京光华书局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外界视之为洪水猛兽，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犹如祖坟被挖、姐妹被辱，卫道士们无不暴跳如雷，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游戏、性饥饿、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谐、性高潮等多个敏感话题，在批语中，张竞生一一给予针对性极强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有情为不淫，无情方为淫，《红楼梦》中，宝玉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人”，即是“天下第一有情人”的意思，与张竞生的“新淫义”并不吻合，大相抵牾。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道理，对症下药，对于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谅所容。中国的许多事，可言者未必准行，可行者未必准言。在卫道士的青光眼看来，《性史》实为淫书，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实属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一旦涉足性爱禁区，大家就丧失了在学术领域内正常研讨的回旋余地。

多年后，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这段往事，他的自我辩白值得一读：

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情形是：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然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陈规，矫正陋俗，招惹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不可耐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难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录》堪称本领域的皇皇巨著，书中就附有数十条性史材料，以为佐证。周建人抬高论证的效用而贬低论据的价值，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在《性史》第一集的序言中，张竞生用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口气预作恐吓之词：“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说狠话吓人并不管用，这本书照样还是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蚂蚁、一身腥膻，第二集竟被直接扼杀于摇篮中，然而坊间立刻涌现多种伪本，谬种流传，还有一本跟风之作《性艺》，是旧派小说家徐卓呆、平襟亚合著，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满钵溢。《性艺》的内容是：张博士登报征求性友，每日都有一个女子叩门应征，试验性生活，其中有姨太太、寡妇、优伶、舞女等诸色人等，各有一套性技艺，其中尤以刀马旦在博士身上劈叉最为绝妙……张博士虽然大言不惭，提倡性学，实际上缺乏见识，每日被这些女人狎玩，等于是一名男妓。结局是，有个女人节外生枝，带来爱犬，不慎咬到张博士的“小博士”，一代奇人就此一命呜呼。总之，这类黄色书籍赚钱自有其人，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张竞生成为了被俗众詈骂的对象，而且很少有人同情他。南开学校的掌门人张伯苓在校内悬出厉禁：凡阅读《性史》的南开学生一律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凡传播者，直接斥退。中国人长期遭受心理压抑，羞耻感终究斗不过好奇心，鲁迅曾说：“看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私底下，大家关起门来偷着乐，公开场合则显出道德完美无瑕的样子，将涉及性爱的书籍悉数贬斥为下流。心里可以想的，嘴上偏不准说；嘴上可以说的，笔下偏不准写；笔下可以写的，坊间偏不准印。鲁迅撰《书籍与财色》一文，以半嘲讽半讥刺的语气感叹，张竞生开美的书店，大卖《性史》，已“此道中衰”。真能替张竞生讲句公道话的只有周作人，他的话有所保留，也并未说满：“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态度就十分难得了。

五、书商和证婚人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制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课满五年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年），前往上海，打算登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制定的规则自然作废，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全部泡汤，北大教职也成了镜花水月。他滞留在上海，受老友张继所邀，做过一段时间的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滋味不咸不淡。嗣后，为生存计，他与友人谢蕴如合股二千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编辑出版《新文化》月刊。张竞生在《性育丛谈》中大谈“第三种水”（即女性在性高潮时所流出的巴多林液，世俗称之为“淫水”）和“阴部呼吸法”，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远，已将西方的性学伪饰为东方的房中术。尽管这两个名目在其他性学家的著作中无从考稽，算得上张竞生的独家发明，却被周作人谑评为“卖野人头”。张竞生的大忽悠居然蒙骗了全国读者，个个变成了“阿木林”（容易上当的傻瓜），这太不可思议了。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女店员（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性感漂亮，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享有“专桌”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有的买书人进书店时故意用戏谑的口气询问女店员：“第三种水出了没有？”一语双关，起先女店员会红着脸作答，久而久之也就不害羞了，回答道：“出了，都五回（意为第五次印刷）了！”生意太好，遭人羡慕嫉妒恨，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当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出面去拜码头、认干爹，江苏人便与警局串通，专寻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到法院传讯，警察动辄跑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竟被摧残得生气全无，唯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证婚时，他大谈特谈夫妻性生活，大谈特谈“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则更属奇中之奇，说是惊世骇俗，也不算夸张。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性快乐。有一段说给新娘的话是这样的：“在此，我又常告诉新娘们，当性交时，你们应大胆地处于主动地位，虽第一次也不可太过谦让，谦让就要自己食亏。你们新娘如能主动，则虽第一次不觉得苦而觉得乐，因为第一次也可达到‘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你们女子们每次必要交媾主动而以出‘第三种水’为限，则不但你自己快乐，将来由此生子女时也聪明强壮。交媾本是男女二人共同之事，理当由男女分工合作。如有一方不尽力，则失了交媾的真正意义。”他对新郎说的话更属离谱，他谈到处女膜无足轻重，男人不要对此小题大做，纠缠不清：“若知新娘确与人有染，你们于肉体上应当庆幸有人为你们打破难关，使你们坐享便宜。因为处女膜的存在，正为使得第一个男子种种不便宜与使女子种种的留难。至于交媾的快乐，不在处女而在女子的‘老练’也。于心灵上，你们新郎应知前此之事于你何与，但求今后伊能真爱你就好了。伊能爱你与否不在处女膜有无，而在彼此的情感，而遇这些与人曾经偷情的女子，你们更尽心恢复情感，这是一件情感竞争上更有趣味的事情。若你们新郎有这样态度，包管新娘感激流涕，懊悔前时无主宰，再安排新生命为新郎享用！”天下证婚人千千万万，没有人会像张竞生这样娓娓而谈性事；天下证婚词万万千千，也没有哪篇是如此殷切关怀生命的。张竞生比那班伪君子和真小人要伟大得太多，他的功德完全被人故意遮蔽、有意贬低了。然而他的教诲究竟有几人听得入耳？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由来已久，这个死结又岂是张博士三言两语就能解开的？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做法确实有诸多离谱的地方，别说普罗大众难以接受，就连蒋梦麟这样思想开明的北大同仁也认为张竞生是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政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周作人原本支持张竞生深入研究性学，后来发现他偷越边界，摇身一变，成为了反科学的江湖术士和道教采补家、禁忌家，不免啧啧“称奇”，因此不肯再为他鼓劲撑腰。周作人从不忌讳谈论性爱，但他自有定见，谈论性爱必须做到三点才行：“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艺术崇尚自然，科学崇尚理智，道德崇尚洁净，三种态度均属可取。然而张竞生走火入魔，背道而驰。这正是他失败的主因。

六、踏上一条看不到尽头的下坡路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衰残，文化凋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张竞生亦步其后尘，再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张竞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他去日出岛参加天体运动（与情人整日裸体相处）最有特色，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1932年，张竞生四十五岁，即永久告别大学讲堂，回到广东饶平县，决定为家乡做点功德。“要致富，先修路”，他带领世代务农的乡亲们在山里修公路，风餐露宿，同甘共苦。当地农民老实本分，迷信观念重，在野外遇到坟冢，不敢动土。每当这种时候，张竞生就会挥舞藤杖，敲打坟头，大声叫道：“黄土堆中的女士先生，为了活人幸福，死人应该让路！”大家听他念完这句大义凛然的“咒语”，才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在张竞生敲打过的地方挥锄下镐，他们的告白是：“死鬼你莫怪，是张博士吩咐开挖的。”冤有头，债有主嘛，那些孤魂野鬼若要降下什么祸殃，尽可去找张博士秋后算账。

1935年，由中山大学新校长邹鲁作伐，张竞生与黄冠南女士结缡，此后，黄女士椒蓼多子，共得五儿，张竞生极力提倡计划生育，至此心虚气短，也不敢再起高腔。他们的婚姻满打满算只有十八年，黄冠南女士最终在广州自尽，很可能是长期精神抑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