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书外皆狗屁

名师出高徒，此言不虚。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  光绪三十年（1906），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幢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黄侃生性疏狂，不拘形迹，某日夜间，一时内急，他懒得去楼下如厕，掏出小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浇注。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尿臊味扑鼻而来，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昂首大骂。黄侃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菜鸟？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狠狠地回敬了几梭子。若论冲冠怒骂的功夫，章太炎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江湖上称之为“章疯子”，他也乐得承认自己有神经病。这下可就热闹了，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仿佛张飞斗马超，挑灯夜战，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黄侃向房东太太打听楼下住客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他用尿水和国骂冒犯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黄侃固然狂妄骄矜，但他具有改过之勇和服善之智，半点不含糊，当即登门道歉，诚心诚意叩首，拜章太炎为师。

一、章门头号大弟子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夏（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南黄北李”之说，南黄指湖北人黄侃，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章太炎在自述中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名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在诗词文章方面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还有两句治学名言为世人所称道：其一是，“须知求业无幸致之理，与其为千万无识者所誉，宁求无为一有识者所讥。”其二是，“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在汉语音韵史上，树立了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妙处。章太炎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自己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单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曾说：“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他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恩师。章太炎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囊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辞，古文一作“辤”。——编者注）。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大损失。

梁简文帝萧纲尝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黄侃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大学者，著书极为慎重，立身却相当放荡，被人视为异数，斥为怪胎，骂为淫贼，他全都不管不顾。

二、不事张扬的革命者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雅好诗书的痴子，他游览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因此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怫然不悦，动手参劾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清楚“金凤”是寺院名，误以为是妓女名。大清律例严禁官员狎妓，黄云鹄险些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全盘继承了，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光绪二十七年（1903），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了寻找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湖广总督府拜见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以官费资助黄侃留学日本。

光绪三十年（1906），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革命，扬言“借使皇天佑汉，俾其克绩旧服，斯为吾曹莫大之欣”，这话的意思是：倘若上天看重大汉民族，使它光复神州，恢复汉装，那就是我们莫大的欣喜了。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了至深的同情。他大胆提出，必须革命，才能根治贫富不均的痼疾和顽症。

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同期，黄侃还以“运甓”的笔名发表《释侠》一文。咬文嚼字是其特长，他别出心裁，在诠释“侠”字时用上了看家本领：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一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黄侃将革命勇士视为拯救群生的大侠，特撰此文，为他们的暗杀行为正名。他讥笑立宪党人“畏死”，称赞革命党人有“敢死之气，尚义之风”。黄侃极其鄙视那些在易水之湄挥泪送别荆轲的燕客庸流，在同时期的《感遇》诗中，他嘲笑彼辈“徒工白衣吊”。

宣统二年（1910），黄侃回国，他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接灌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

宣统三年（1911）夏，改良派提出“和平改革方案”，针对此议，黄侃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詹大悲是条硬汉子，他将罪责包揽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侠气总是与官气相冲突，民国之后，黄侃“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一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由于愤世嫉俗，黄侃回归书斋，不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多年后，他的入室弟子潘重规尝试揭开谜底：“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他的诗句“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怀陈君》）当然好，“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效庾子山咏怀》）则透露出满腹牢骚。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进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他的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瞋目而起，严词峻拒，他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众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一位老革命者决不肯背叛自己的初心。

三、傲人骂人不饶人

自古狂傲不分家。有的人心底狂，骨子里傲，不显于词色；有的人口舌狂，脸色傲，常溢于言表。章太炎说黄侃“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黄季刚墓志铭》），汪东说黄侃“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蕲春黄君墓表》）。师友的评议不会诓人，可谓无一字无来处。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至于真假莫辨。年轻时，黄侃拜访过文坛领袖王闿运，湘绮先生激赏黄侃的诗文，夸赞道：“年方弱冠，你就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仍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美言很令人受用，黄侃得意忘形，狂性大发，他说：“老先生尚且不通，何况儿子！”王闿运素来崇尚魏晋风度，这句话十分刺耳，他却嘿然带过，并未计较。

黄侃素性狂傲，视尊荣为敝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唯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其住处，与之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就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好生奇怪，亲赴量守庐（黄侃的书房名），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做攀附之徒！”

当年，北大头号怪物是辜鸿铭，第二号怪物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上，每当讲到要紧的地方，他就会突然停顿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俩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

在北大，黄侃恃才傲物，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有一次，课堂上，黄侃忽作惊人之语：“你们知道钱某的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撒一泡尿得来也。”他的解释是：早年在日本，师兄弟常来常往。某日，两人闲谈，黄侃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他发现钱玄同不告而辞了，一册笔记也不翼而飞了。黄侃去世后，《立报》记者根据这条有趣的线索写成奇文《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周作人读罢此文，觉得不可思议，将报纸寄给钱玄同。没想到，钱玄同无意辟谣，居然还为死者圆谎：“披翁（黄侃别号披肩公）逸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趁他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造成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钱玄同肯作这样的转圜，恰恰说明他对师兄黄侃的学问真心实意地佩服。

钱玄同与黄侃分处于激进和守旧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抵牾和摩擦在所难免。钱玄同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对黄侃的一阕新词横加挑剔：“故国颓阳，坏宫芳草”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似乎含有希望复辟的意愿。诗无达诂，词也是这样，钱玄同的诠释未必就是确解，尽管他声明词作者并非遗老遗少，而是同盟会的老革命党，但他又点明这首新词的思想总与黄侃昔日的行动自相矛盾。黄侃本就对钱玄同痛骂推崇《昭明文选》的人为“选学妖孽”十分愤怒（因为他精研《昭明文选》，用功极深），这把火一烧，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撰文要骂的就不只是钱玄同，还包括极力提倡国语文学的胡适、陈独秀：

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横溷，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于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羹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词”者也。

其实，黄侃虽狂傲，并非目无余子。他与刘师培政见不合，但对这位国学大师始终以礼相待。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尊敬有加，他如实回答：“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大声问道：“我来做先生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先生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治学方面，其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你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师道尊严，于此可见一斑。

周作人说过，黄侃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黄侃从不迷信同时代的学术权威，在1926年的日记中，他批评王国维治学不够严谨，真可谓见血封喉：“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黄侃俨若天尊，听不得歪嘴和尚念佛经。有一次，马寅初向黄侃请教《说文解字》，先大谈自己的心得体会，黄侃听完，不置一词，马寅初要他稍作评点，于是他轻松打发道：“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马寅初被他的这句话噎得够呛，半晌回不来元神。

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方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瞠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他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黄侃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自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提及黄侃讲课的独到之处：“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偏好骂皇帝、总统、军阀、官僚、党棍，黄侃则偏好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肯轻松放过。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自降身份，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只为纾解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乐趣即可。

黄侃的脾气相当古怪，难以捉摸，有一事为证。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屋，入住之后，晦气缠身，不仅自己贫病交加，而且爱子夭亡，他左思右想，认定此宅不祥。既然风水不佳，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不肯罢休，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在墙壁上写满“鬼”字偏旁（“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满室阴森，鬼气袭人。

好玩的是，当年，居然有人故意触怒黄侃，以求被他骂个狗血淋头，借此引起社会注目。可是任由这些找骂者百般撩拨，那“无上荣光的待遇”并不容易到手。原因很简单：对于学界的无名鼠辈，黄侃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当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照片、履历、留言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菲，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唯独黄侃对此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同学录印制完工，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扔入河中，怒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四、反感胡适、陈独秀和白话文

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某日，黄侃赴宴，胡适与之同席，谈到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一路往下讲，兴致蛮高。孰料黄侃越听越腻烦，即席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突然闻此断喝，怒火中烧。停顿少顷，黄侃再补一刀：“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不堪其辱，捋袖拔拳。黄侃见状，朝天打出一串哈哈，他说：“且息怒，我在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此言一出，满座解颐，胡适也就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

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电报费可省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条近虐之谑，事后胡适作出了回应，不仅要为自己出头，还要为白话文出头。他对上课的学生说：“行政院请我去做官，我决定不去，请诸位代我拟一份文言复电。”结果最省简的一份用了十二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拟定的白话电文稿却只有区区五个字：“干不了，谢谢！”文言与白话各擅胜场，其实二者不是死敌，就看用者何人，用在何处。

五四时期前后，京剧名伶谭鑫培活跃于首都各大剧场，不少教授是其拥趸。某日课间休息，北大教授聚议谭鑫培的《秦琼卖马》，啧啧赞叹者不乏其人，胡适却将一瓢冷水泼下去：“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这句外行话似乎有些道理，没人唱反调，黄侃听了，不以为然，他说：“适之，适之，我问你，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众人哄堂大笑。如果唱戏都要用实物，《打渔杀家》之类的武戏就更没法唱了。胡适是洋博士，喜欢对中国传统文化横挑鼻子竖挑眼，只要黄侃在场，是绝不会当众成全他的。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被他呛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完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取笑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诠释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著书有上部没下部，遂传为学界笑谈。

清朝末期，章太炎在东京主持《民报》，常有客人造访。某日，陈独秀求见，黄侃与钱玄同踱到邻室回避。主客间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震、段玉裁等朴学名家，多出于安徽、江苏一带，陈独秀认为湖北贡献微薄，没出过什么大学者。这句评语可就惹恼了听壁脚的黄侃，他大声抗议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他的话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身为主人，章太炎闻之尴尬。身为客人，陈独秀闻之窘迫。主客谈兴索然，随即拱手作别。

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陈独秀多次，陈独秀也是天王山人物，脾气火爆，但这位青年领袖对黄侃礼让三分，休休有容。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大谈新文化运动，当众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

五、七大嗜好全是催命符

2001年8月，《黄侃日记》经两代学人整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面世。这无疑是黄侃二十二年（1913年6月20日—1935年10月7日）私生活的真实写照，有趣的是，黄侃的许多逸闻都在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

大胆狂人就一定是不怕天地鬼神的狠角色吗？答案是否定的。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喜欢骂人，对同时代学术界身负盛名的大佬必讥弹其失，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黄侃的祖师爷。汪中生平有三憾三畏。他的三憾是：“一憾造物生人，必衣食而始生，生又不到百年而即死；二憾身无双翼，不能翱翔九霄，足无四蹄，不能驰骋千里；三憾古人唯有著述流传，不能以精灵相晤对。”他的三畏是：“一畏雷电，二畏鸡鸣，三畏妇人诟谇声。”为何如此，则不得其详。

古人今人相映成趣，参看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令人捧腹。“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与汪中暗合。每次闻霹雳震屋瓦，黄侃就会“蜷踞桌下”。这段文字太有趣了，不可不照录，与人分享：

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怕兵也，闻日本兵舰来下关，季刚仓皇失措，尽室出走，委其书稿杂物于学生某，某乃囊括其重物以去。季刚诉诸予，且曰：“宁失物，不敢见兵。”在武昌居黄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刚惧不敢出，停教授课七日。其怕狗也，在武昌，友人请宴，季刚乘车至，狗在门，逐季刚狂吠，急命还车回家，主人复牵狗来，寻季刚，约系狗于室外，始与主人往。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未几，又大雷电，季刚终蜷伏不动矣。

有人可能不会相信这样的描写，但从《黄侃日记》中求证，怕雷、怕兵、怕狗之说并非杜撰，全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论衡·雷虚》和地文学书籍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