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残犹有傲霜枝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辜鸿铭自嘲为crazy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很有些滑稽可笑。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光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一个背逆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派，接受孔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主张专制者，却以佩着奴隶的标记（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即是由于上述矛盾。（温源宁《不够知己·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幕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固执己见、坚守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
述者各异，“辫子”却出现在每一段文字之中。中华民国推翻清朝，最显著的成就是什么？改旗、易服、放裹脚、剪辫子。剪掉那条垂于中国男人脑后、被洋人称之为pig-tail（猪尾巴）的耻辱标记，则是最痛快的“精神手术”。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东方和西方多国的语言文字，为何独独对那条不伦不类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的说法是：“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这样连线、画等号确实有点像是脑筋急转弯的游戏。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免掉麻烦，他的回答却令人一愣：“辫去而国富强则去之，否则固不去也！”有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如果你据此认定他极度重视和高估男人脑后那根有碍观瞻的辫子，就未免太天真了。辜鸿铭以笔名汉滨读易者撰写《张文襄幕府纪闻》，下卷中谈及服饰和辫子，他说：“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脑后的辫子可以咔嚓一声剪掉，心中的辫子则剪不掉，辫子是有形的，“德”却是无形的，“德”到底是什么？他却语焉不详。
1919年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玩噱头。对此，辜鸿铭相当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公开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样的威胁之词自然当不得真。
一、学在西洋，回归中土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父亲辜紫云是华侨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scott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入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上街，孩子们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支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约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将他乌黑的长辫当成玩具，竟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对女友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转瞬之间，那条长辫就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必携带纸笔，如同一名私家侦探，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籍，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时间，光是抄书，他就抄了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高才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原因很简单，他读书也不少，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返回马来亚，在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之际，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然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陡然发生转变。他决定前往中国，研究经史。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
回归中土四十年后，辜鸿铭忆及往事，对于当初马建忠给他指点迷津，仍感激不尽。
二、幕僚生涯
光绪十一年（1885），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刚入张之洞幕府时，辜鸿铭只是菜鸟，洋文虽然出众，国学却尚未入门，一代鸿儒沈增植颇为轻视这位假洋鬼子，对他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寝馈于斯。十余年后，他毅然践履前约，向沈增植扔出白手套，发起挑战，沈增植见势不妙，高挂免战牌。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写到张文襄（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知经不知权”，瞧，这几句话连皮带馅，实际上是三分感激夹带七分牢骚。张之洞少年得志，掇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点翰林，放学政，其后久任封疆大吏，办洋务，倡新学，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一度风靡全国。但张之洞骨子里渗透了旧文官习气，用人首重门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于喝过洋墨水的人才，仅仅充当译员，很难得到他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张之洞是大傲哥，辜鸿铭也是大傲哥，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级，难免会有冲突，会有顶撞，两人居然能长期做到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他沉潜于经史子集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就放开手脚，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豁开的这扇窗口看到精深邃密的中国文化，因而感到兴奋和惊奇。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能起到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一篇长文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把文化输出这一项目做得风生水起。辜鸿铭歪打正着，因此在欧洲知识界挣得持久不坠的声誉，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辜鸿铭静待时来运转，一等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良心发现，这位模范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做老板的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记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确实是个肥差。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他在财务上盯得比老鹰还紧，居然揭发并控告洋人的贪赃舞弊行为，妨碍他们的财路，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金饭碗。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均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后又升迁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幸运儿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得上了不起的本事，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感化那些野性难驯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复、伍光建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鸿铭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很显然，他吃了暗亏，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也该心平气和了。
三、遗老和教授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蛰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三河县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秋后算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为此忧心忡忡，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生。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沪上，出任南洋公学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就职的是教务长）。
1911年冬，唐绍仪、张謇在上海为袁世凯罗致人才，想把辜鸿铭招至麾下，他们知道辜鸿铭是保皇党，而清廷并未厚遇过他，于是设宴于名店，引用孟子的话去打动他，“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瞧，这话出口，就像是倒提宝剑，授人以柄，辜鸿铭当然不会错过冷嘲热讽的机会，他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这话的意思是：“我的命不像别人那么好，理应被遗弃。然而你们两人，一个是清朝的邮传部尚书，一个是光绪二十年的恩科殿试状元，地位和功名不可谓不显著，岂是寻常的土芥和犬马可比？”辜鸿铭讥刺唐绍仪和张謇热衷功名，忘恩负义，他掷下杯子，拂袖而去。辜鸿铭把话说到这个分上，算是挖苦到家了，唐、张二人自取其辱，好生无趣。
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迷梦被蔡锷的超级远射踢爆了，退位之后，一命呜呼。他活着时，老百姓难获生人之趣，他死了，北京城仍要禁戏三天，娱乐场所悉数关门歇业。辜鸿铭不理会这道官方禁令，他将戏班子接至家中，照旧开演。警察登门干涉，他白眼告知：袁某某是忌日，我可是生日，这戏不演不行。警察也知道辜疯子的老辣厉害，跟他不可较真，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延聘辜鸿铭为北大英文门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据翻译家李季在自传《我的生平》中揭秘，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实有一波小曲折。1916年，李季所在的英文班专任英文教师是c先生，这位登徒子学问不弱，但常以妓院为家，就没好好地教过书，英文班的同学深致不满，强烈要求刚接掌北大的蔡元培校长辞退c先生，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英文课。为达成这一愿望，他们罢课数星期。李季笔歌墨舞地写道：“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名师出高徒，李季用文言文翻译辜鸿铭的英文社论，就恰成双璧，得到了“辫子先生”的首肯，传为佳话。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当年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竭尽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大的笑话。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由于爱屋及乌，他特别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待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弥尔顿的代表作、数千行的长诗《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场表演，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做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住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英文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社会活动家袁振英在1915年至1918年间是辜鸿铭的受业弟子，他写过《记辜鸿铭先生》等多篇回忆文章，辜氏顽固的政治立场他并不恭维，但辜氏热爱中国文化，对境外传播的超凡功力无人能及，高深的外文修养也足以俯视一世，袁振英极表佩服，他还特别认可辜氏诙谐有趣的教学方法，“学生也很喜欢”，“乐而忘倦”，辜氏“也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因为北大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有许多学生反对新思潮的”。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放光，舌挢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的赏心乐事。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以为中国简直没有文明可言”的虚无论调，也令老爷子大光其火。胡适开哲学课，更让辜鸿铭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既不懂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蒙骗小孩子？
1915年9月初，代理校长胡仁源致完简短的开幕词，余下的时间就被辜鸿铭牢牢地攫在手心，尽兴尽致地谩骂政府和社会上的新生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他这样讲了一个多钟头，尽管许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听得津津有味，盖因辜鸿铭的胡言乱语无不妙趣横生。
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现成的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四、愤世嫉俗骂强梁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的英文机智无比、火花四溅、酣畅淋漓，实在是太出色了；他的文化观点专搔痒处，专掐痛处，专骂丑处，实在是太精彩了，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罗家伦说，“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这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盛名，则是由于他的言行怪诞不经，实在太离谱，他的态度桀骜不驯，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喜欢以诡辩与谬论玩弄“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而且乐此不疲。欧洲人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多半漠视其中的妙趣。东方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东方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西方人视之为罕见的天才，东方人却视之为少见的怪物，这就是根本原因所在。其实，我们只要逾越中国人数千年来自设的重重密密的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和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尊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智慧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观众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敲击苏格兰人的那颗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见了邪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霸气和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得体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
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萎靡不振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学者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鸿铭的讲演，要两块大洋，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的讽刺锋芒，并非专门针对外国人，有时也会“枪口”对内。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讲了许多笑话，令人喷饭。其中一则原文如下：“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王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新加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做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风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赘做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之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辜鸿铭讽刺清廷派亲王和大臣去欧美各国考察宪政，不是以“走马观花”四字去笼统批评，而是讲个土财主觅个文盲婿的笑话，以“出洋看洋画”五字去冷嘲热讽，令人喷饭之余，对于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晰。
胡适在1921年10月12的日记中记录了辜鸿铭在王祖彦邀集的饭局上讲述的几个笑话，笔调相当俏皮：“……他（辜鸿铭）说，徐世昌办了个四存学会。四存就是存四，可对忘八！’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恨陈焕章，常说‘陈焕章’应读作‘陈混账’！”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他发起成立孔教会，打着尊孔读经的幌子，实则营私敛财，孔子被这些混账东西利用，气愤难平，当然只有上吊一途。
生逢乱世，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赏脸，不留情。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燃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怂恿他即兴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于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酷评。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一番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瞧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随喜，也做了外务部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鸿铭听人转述此话，忍俊不禁，立刻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者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开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者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一无是处。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为“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为“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联的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作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无论大家是否情愿，都承认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特点和象征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不免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类闻名遐迩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讨价还价，辜鸿铭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块光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再三叮嘱他明日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离开，辜鸿铭后脚就迈出大门，他赶坐下午的快车前往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陈博士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抄起一根粗木棍，指着这位留过洋的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陈博士理屈词穷，又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当时，国会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实由贿赂公行造成。辜鸿铭用贿款去吃花酒，杀“猪”杀得风流快活，堪称一绝。
在京城的某个宴会上，座中全是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采访辜鸿铭，所提的问题相当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五、天生反骨
北大教授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挂在嘴边。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同座的一位贵客好奇地问他：“既然君咬牙切齿，必诛之而后快，请问，那两名罪犯是谁？”辜鸿铭朗声回答：“严又陵和林琴南。”严、林二人同席端坐，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又陵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琴南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言者有理，闻者失色，林纾被顶死在南墙上，无从置辩。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