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已无梁任公

同治二年（1863），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小时候，梁启超喜欢与祖父相处一室，常于静夜躺卧在床头，听他娓娓动听地讲述古代英雄、豪杰、忠臣、义士的故事，其中陆秀夫身背南宋幼帝赵昺在崖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之举感人尤深，这位热血少年的内心受到持久不衰的震荡。崖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游览当地的三忠祠，徘徊久之，眺望海上来来往往的渔船，遥想当年的金戈铁马和峥嵘岁月，感叹唏嘘，不能自已。“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前人为三忠祠撰写的这副楹联含蓄地点明了中华民族屡遭外寇侵略的历史，犹如刀砍斧剁般深刻，在梁启超的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  一、科举路上的顺与不顺

梁家名为耕读之家，田产却很单薄，仅够糊口而已，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是一位穷秀才，他不甘心受穷，却不肯打拼，循的是“养儿防老”的懒人思路，别家的父亲送儿子出国留学，都要汇款接济，他倒是新鲜，专程跑到日本，向儿子索款购置产业。当时，梁启超手头拮据，无法应付他，梁莲涧竟以自杀相要挟，最终由梁启超的朋友和弟子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梁莲涧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梁启超平生不爱置田产，他曾当众开玩笑：“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由此可见，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门心思买田修屋的土财主。自此往深处打量，他的叛父情结便若隐若现。

梁启超才华早秀，在新会有神童之名。对对子，人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他脱口即能对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吟诗，“咸鱼”这样的题目居然也难不倒他，“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典故用得满贴切；写八股文，同样不在话下，塾师出题“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笔下立刻就蹦出警句，“或大仇未报，凄凉吹吴市之箫；或时会未来，匍匐出细人之胯”。古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撰文《伤仲永》，即存此意。实则，从概率上来讲，这句话的逆推理更有说服力，应该是“小时不佳，大未必了了”才对。民间谚语亦如是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蹭蹭蹬蹬，梁启超却顺水满帆，十三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只是在京城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会试的正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总裁则是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机动名额由徐桐灵活掌握，拨一个给李文田，即可成全梁启超。徐桐是个老顽固，不喜欢梁启超的试卷牵引古义，越出绳尺，硬是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文田无奈，只好将梁启超的试卷“抑而不录”，并在卷尾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明其惜才而又无奈的心情。从此之后，梁启超绝迹科场。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梁启超在上海出任《时务报》主笔，扔下《变法通议》的重磅炸弹，他认为中国的官吏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取士制度都必须从头到脚实行改革，大清王朝变则存，不变则亡！这记晴天霹雳突然在头顶炸响，惊醒的国人不禁为之悚惧。日后，当量更大的重磅炸弹，梁启超还扔出过好几枚，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写于民国四年（1915）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将袁世凯的皇帝迷梦炸得支离破碎。

梁启超注定要比康有为走得更远，这得益于他的反省精神，既具服善之智，又有改过之勇，颠覆自我、重塑自我的决心无人能及。他曾撰写过这样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可见他饱经祸患，竭力拼争，终生受益匪浅。

二、六大矛盾的集合体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无我、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识者皆认可，不觉其矫情。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可谓见贤思齐，不虚心绝对做不到；与朋友订交，他能多规过，少奖善，坦受直谏，不拒苦口良言，不恨人揭其短，即使是来自别一阵营和派系的攻讦（比如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纠举梁启超剽袭日本人德富苏峰的文章），他也从来不作反击，所以他的一干朋友，如赵熙、周善培等人都认为，梁任公是最可爱的朋友，即使到了身败名裂的紧要关头，也要想办法伸手救他。

尤其难得的是，梁启超精力弥满，至死不衰。从外貌看，他短小精悍，秃顶宽下巴，目光炯炯如虎，他喜欢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倜傥。他三十余岁办《新民丛报》，志在开言路，通舆情，启民智，下笔动辄万言，不惮其难。他的文章气势凌厉，感情充沛，深刻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且看《饮冰室自由书》中的一段：“……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政党，政党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忧国之士，溢其热血，绞其脑浆，于彼乎？于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而心血为之倒行，脑浆为之瞀乱！”再看他的名篇《少年中国说》中的热血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任公晚年著述，用力尤勤，仅仅是民国十九年（1920）这一年，他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以及多篇佛教历史论文。别人玩上几天，他就成书一部，最出奇的是，他接连三十四个小时不睡觉，草成洋洋数万言的《戴东原哲学》。他彻夜写作，“固有春蚕食叶之乐”，这岂是外人轻易体会得到的？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用这句警策的话作为座右铭，同时用它劝勉弟子。

梁启超身处大动荡、大混乱、大嬗变的时代，“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比如说，他所主张的“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二者之间潜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要逃避或解决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从善如流），也是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立脚不稳）。康有为就曾批评这位大弟子“流质易变”，还有人诟病梁启超“见理不定，屡变屡迁”，认为他是“反复无常”“首鼠两端”的无行小人，更有人酷评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梁启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莫不根源于一个“变”字。孙悟空有七十二种变化，梁启超则有八十一种变化。当别人趋于保守了，他还在激进；当别人开始退步了，他还在前行；当别人头脑僵化了，他仍旧活跃；当别人心态苍老了，他依然年轻。这就是他常变常新的好处。身为近现代政界、文坛和杏林最具争议的巨擘，梁启超在生活上，在政治上，在学问上，一生构成六大矛盾，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就像是一个大大的调色盘。

第一大矛盾是：梁启超反对一夫多妻制，自己却安享齐人之福。

梁启超曾发起一夫一妻世界会，订下不少戒条，其中最重要的戒条是“男人不得多妻”。梁任公十七岁中举，深得正主考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赏识，赞为国士，许为大器。李端棻觉得做房师还不够过瘾，他主动结下这门亲事，宁愿自降辈分，去做梁启超的内兄。李端棻请王仁堪执柯作伐做月老，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梁任公的父亲梁莲涧乃是拘谨的乡儒，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一再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就让人转告梁莲涧：“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这桩婚事倒真有点像是剃头挑子一边热。李端棻学行渊雅，性情笃厚，他赞成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他赠予梁启超赤金二百两，助这位内弟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因此受累，丢掉乌纱帽，流放新疆。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贵小姐下嫁穷书生，她能处丰，亦能处约，持家有方，只是阃威太甚，任公敬她让她，也有些怕她，惧内之名一度与胡适不相上下。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一节专门写到“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这话说得有些过分，梁启超娶丑女就是走裙带路线，诸葛亮娶丑女就是美德可风，评家的话未可全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美国檀香山，应华侨保皇会之邀，演讲中国局势，妙龄女郎何蕙珍临时充当译员。何女士是当地的小学教员，不仅身材窈窕，容颜妩媚，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才华智识。彼此交往之后，梁启超为之倾倒，于是梁郎赠小像，何女馈香扇，两情暗洽。然而待到梁启超微露求婚之意，何蕙珍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任公情怀缱绻，难以自持，于是舒吐为诗，共计二十首，发表在《清议报》上。以下所录的是其中三首：

目如流电口如河，睥睨时流振法螺。

不论才华论胆力，须眉队里已无多。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匈奴未灭敢家为，百里行犹九十赊。

怕有旁人说长短，风云气尽爱春华。

何蕙珍性情刚烈，不肯屈为姬妾，这是一场无望的情事，梁启超也害怕物议，只好撒手。但他还是被康师傅斥责为“荒淫无道”。梁启超怅然返回东瀛，心思一转，他决意做一回月老，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为由，婉言谢绝，她深心里爱慕的是任公，只可惜两人有缘无分。浪漫情怀与现实处境相冲突，胡适每每选择逃避，回到江东狮吼的妻子江冬秀身边，韦莲司和曹成英唯有黯然神伤；梁任公则是一味进取，终被不肯苟且委屈的何蕙珍拒之千里，好在他另有想头，回到夫人李蕙仙身旁，还有一位陪房丫头王桂荃侍候他，聊慰其落寞情怀。李蕙仙与梁启超生下思顺、思成、思庄，共一男二女，王桂荃为梁启超生下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共四男二女，梁家人丁兴旺，倚赖王氏为多。梁启超是“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到头来，变易初衷，安享齐人之福。据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所述，梁启超纳小妾，是妻子李蕙仙做主一手安排的，为的是开枝散叶。梁启超颇能取巧，妻只一名，妾是填房丫头，自可忽略不计，如此一来就算是遵守游戏规则了，这一矛盾显然暴露出他感情丰富、意志薄弱的一面。任公自称“风云气多，儿女情少”，事实则不然，反正信不信由你。

民国十二年（1923），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梁启超拍马上阵，掷下一句个人心得：“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撰写这行文字时，或许他再次忆起了那位夏威夷美人何蕙珍吧。

第二大矛盾是：梁启超倡导科学精神，却又尊孔尊儒，谈玄扶乩，乐此不疲。

梁启超曾大声疾呼：“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但他受康师傅影响太深，尊孔的心思总是占据上风：“试将中国与泰西史比较，苟使无孔子其人者坐镇其间，则吾史殆黯然无色。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纽。”殊不知，两千多年的肆行专制和独尊儒术，正是中国人思想不自由、学术不独立、人格不完整的根源，也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

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为之润饰十分之六七，但他的兴趣是散漫的，除了玩味佛老之学，他还一度对扶乩之类的迷信科目颇为上瘾。光绪二十二年（1896）进京前，梁启超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吉凶休咎，乩仙下凡，在沙盘上出示律诗二首：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殡衡沙远别离。

三字冤沉名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负痛穷途哭，屈子怀忧故国思。

芳草幽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煮鹤焚琴事可哀，那堪回首望蒿莱。

一篇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催。

绝域不逢苏武驾，悲歌愁上李陵台。

男儿一死何当惜，抚剑纵横志未灰。

这两首诗若果真是乩仙所作，那么他（她）对戊戌党人的命运预言之准确灵验，确实令人惊诧莫名，可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才向外界出示这两首诗，就难免被人怀疑为故意杜撰陈迹，用于宣传。

第三大矛盾是：梁启超既想做专而精的学问家，又想做博晓一切的通人。

梁任公的记忆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问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追求速率，缺乏恒心，这是他治学的大病。梁任公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任公教导女儿以父亲为殷鉴，勿蹈故辙，可见他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

梁家人最了解梁家人，梁漱溟写过一篇《纪念梁任公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梁启超“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这是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包括了梁启超作为“政治动物”和“学术动物”的双身。其实，梁启超也多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他要强调的是自己“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这种“烂漫向荣的长处”就将他救上岸来，变成了失败者中的成功者。

谭嗣同曾夸赞梁启超的文才堪比贾谊，章太炎的文才堪比司马相如。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颇能动人，但丘壑不够，“时务体”文气太盛，缺乏令人百读不厌的绵长回味。他名心极重，一挑即起，耐不住孤独寂寞，好与后辈斗巧争强，时不时与胡适等人竞赛一番，兴趣容易转移，最终就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大“字纸篓”，缺乏专业方面的精深造诣。周善培（梁启超的诤友）曾当面批评梁启超与后辈竞赛的好胜心：“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自知其病，却不能自治其病，他刚认了错，一遇挑战，又故态复萌，仍被兴味牵着鼻子兜回老路上去。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联赞道任公博学：“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任公五十华诞，名士罗瘿公撰写的贺寿联为：“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下联同样是赞其腹笥丰富，一时无几。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询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任公想了想，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铺得太开，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任公能够讲这番话，说明他对自己的缺点是洞若观火的，只是不能改，如名医无法治己病。他一生秉承“趣味主义”，勤勉不倦，“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共计留下一千四百多万字的精神遗产，真正著作等身，若单论其宏富，中国近代作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至今仍被众人提及的仅有《新民说》《王安石传》《李鸿章传》《戴东原哲学》等急就章，其学术方面的成果竟不大被同时代学者和后代学者所认可，折腾来折腾去，始终都只是个空头学问家，这就不能不说是梁启超的悲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东南大学即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撇开学者之间的意气之争且不说，这都是梁启超博而不精的缺点所惹的祸。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颇有见识，在俗时，做过袁世凯的秘书，他曾当着黄伯易的面评论其业师梁启超，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头，但一针见血。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梁启超，后者颇为动容，未加辩驳，足见他是心服口服的。

说到梁启超喜新务博而泛滥不归，急于下笔而好为人师，有个笑话妙趣横生：梁启超在檀香山只学习了几个月英文，就自以为掌握了英文的诀窍，他立刻动手编写了一部《英文汉读法》，教人短时间内速成英文，搞好翻译。结果如何？经《国民报》英文编辑王宠惠（后为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测试，梁启超的英语水平根本不及格。梁启超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场将书稿撕成碎片，扔到窗外做“蝴蝶”。

第四大矛盾是：保皇与排满原本冰炭不同炉，梁启超却一度踌躇莫决，左右摇摆。

戊戌变法乃历史上不朽之名剧，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这一点想必没人持反对意见。变法前的国家情形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海军折损殆尽，赔巨款，割台湾，朝野为之震恐，士民为之激愤。即便如此，满族统治者猜忌最深、防范最严的仍旧是汉人，而非洋人。大臣刚毅在满汉之间掘出一条鸿沟，曾傲狠扬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在他的心目中，汉人只不过是无须善待的“家奴”而已。“宁与友邦，不畀家奴”，这也是刚毅的高论。醇亲王更进一步，将汉人视为“家贼”，他对外国使节说：“吾国之兵，用以防家贼而已！”康有为力主变法图强，清廷大臣居然有人一口咬定：“变法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华夷之辨谨记于心，感情上绝对是排满的，但理智告诉他，要改造国家，刷新政治，无论如何不应绕开决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自上而下的变革仿佛高屋建瓴，易于收功。因此，其保皇与排满的矛盾实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宣告彻底失败，在梁启超心中和笔下，感情占据上风，排满遂成为主调。1905年，他发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言论之激烈无异于革命党：

……鄙人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鄙人虽无似，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抱有根深蒂固的保皇思想，他曾慨叹：“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话即有感于梁启超的排满言论笔锋锐利，启发深到，影响广远。康有为终身保皇，表面看去，其节操坚如磐石，但观其实质，保皇只不过是他的幌子，他用这个名目在海外募捐敛财，中饱私囊，极其可鄙，他参演张勋复辟的丑剧，更可见其老眼昏花。梁启超保皇只是一幕戊戌前后的短剧，他很快就站到排满的立场上来，与革命党的观点多有暗合。张勋上演复辟丑剧，他协助段祺瑞马厂誓师，扫清妖氛；袁世凯大开历史倒车，他协助蔡锷云南起义，顾全国本。从保皇到排满，从排满到维护共和，梁启超的进步是显著的，康有为骂他为“枭獍”，骂他为“梁贼启超”，适足以说明师傅之昏聩，徒弟之清醒。

第五大矛盾是：梁启超尊师而又叛师，差一点酿成破门之变。

梁启超十七岁时与同学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听其高谈阔论，如闻大海潮音，惘惘然尽失故垒，梁举人遂不惜屈尊，做了康监生的弟子，他从心底里服膺康有为变易旧法、改良国家的信心和韬略。他对今文经学、对孔子改制、对虚无缥缈的大同世界则未必感兴趣。现代学人、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谈到这一点：“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在行动方面，康氏迂阔粗疏，无论是发起公车上书，还是创办强学会、保国会，都很潦草，卒无所成。梁启超则敏捷强干，做《时务报》主笔，《时务报》则风行全国；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则培养出大批爱国人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则深受留学生喜爱；作为高参，驱张（勋）倒袁（世凯），无不克捷；他晚年退出政治漩涡，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乐育英才，同样成就卓著。他越活越精彩，康有为则是每况愈下、老境颓唐，实则由于他们的思想、个性、行事风格和处世方式迥异而形成巨大反差。一句话，梁启超与时俱进，康有为抱残守缺，有人轻诋梁启超操守不坚，便是看不惯他的善变，有时他会变得让那些自以为最熟悉他的人也看不明白。起初，康有为以爱国救国为职志，胆魄极大，信心极强，目标极远，梁启超敬他是黑暗世界里的火炬，是盲哑国中的先知，敬他智勇超凡，可是后来时势迁转，业已证明在旧政体的内部维新改良此路不通，康有为却胶柱鼓瑟，仍要保皇，仍想复辟，还去为弱智的溥仪站台，梁启超对康师傅的这些表演剧目很难再起佩服之心，师徒之间已经不复存在政治理念的契合点。梁启超反对康师傅，甚至斥骂康师傅，彼此反目实为必然。事实证明，那些终生追随康有为的保皇党顽部——万木草堂的旧弟子，一条末路埋头走到黑，完全浪费了生命，也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有借鉴价值的东西。孰是孰非？已不待智者而决。

康有为性情偏执，唯我独尊，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就会火冒三丈。民国二年（1913），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康有为向这位大弟子请托甚多，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梁启超不胜其烦，倒也耐烦，但无论怎样都做不到事事尽如其意，于是康有为大动肝火。梁启超向他赔罪道歉，叩下头去，康有为也不还礼，也不搭理，摆明了不给任公下步的台阶。这样一来，梁启超脾气再好，心中也难免会起反感。师徒之间的感情趋于冷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原因多而复杂。

民国六年（1917）夏，张勋复辟，退位五年的溥仪又被抬出来做傀儡。康有为罔顾潮流之顺逆，乐为复辟派当枪使，出任伪职“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协助“北洋虎”段祺瑞讨伐辫帅张勋，通电直斥道：“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支射出的响箭将康师傅当成活靶子，半点情面都不留。有人看不过眼了，径直诘问梁启超：“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正色相告：“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对梁启超的表现做何感想？他不可能大度地认可这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行为。一方面，康有为写诗斥责梁启超忘恩反噬，另一方面，这位“素王”还弄明白了孔圣人那句感叹（“回也非助我者也”）的深意。康有为认定梁启超往日对恩师推崇备至，实属口是心非，要不然，怎么会在保皇大业上跟他唱反调，打擂台，不施援手，反扔石头？我们置身局外来分析，梁启超不肯蒙住眼睛追随盲人骑瞎马赶夜路临深池，并无过错，但事先他应该与康师傅沟通才对，说是摊牌也行。

民国十五年（1926），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尽弃前嫌，亲自主持康师傅的大型追悼会，还撰写了至为感人的祭文，对康有为的历史贡献和学术成就做出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任公秉性并不凉薄，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更多的是出于彼此政见上的歧异，他若阳奉阴违，那才是小人儒，而从他的表现来看，仍算得上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