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书，信运气
梁启超盛赞曾国藩：“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这样的评价，不是最高，也是次高。蒋介石常说，他“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大家都知道，这位大独裁者出身于上海青帮，并非读书种子，他的案头和床头却长年摆放着两部必读书：一部是《圣经》，他与宋美龄结缡后，即正式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徒，为了取悦年轻貌美精明贤淑的夫人，平日他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圣经》福音，无非鼻子里插根葱——装象；另一部就是《曾文正公全集》，对于此书，他才真是情有独钟，除了自己反复阅读外，还多次将它当作礼品赠人。蒋介石受益匪浅，感悟甚多，可惜他没有做学问的兴趣，这方面的专论付之阙如，只在日记里间或留下明心见性的段落。 1922年岁首，蒋介石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以为“借鉴”，“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几条都是他特别欣赏的。1925年2月10日，他写道：“终日在常平、候东看曾文正日记，公以勤、恕、敬三字自勖，可为规范矣。”1926年3月8日，他写道：“昨今两日，看曾文正《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甚，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公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取法乎上，可得其中，就算蒋介石只学到皮毛骨肉，未获精髓，他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仍有一部分是拜曾国藩所赐，对此，他是乐于承认的。
无独有偶，服膺曾国藩的政治家，远不止蒋介石一个人，其死对头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17年的读书笔记中，他坦承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后来，致书好友萧子升时，他又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在他看来，曾国藩与周公、孔子、程颢、程颐齐肩，亦无愧色，可谓推崇备至。后来，这位革命家抛弃儒学，信奉马列主义，评论的基调有了天壤之别，但并未一概抹杀：“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毛泽东具有远超常人的叛逆精神，与蒋介石大异其趣，他顶礼膜拜曾国藩的时间较短，中途就粪土王侯，秕糠儒学，俯视千古了，这一点也不奇怪。
一、神医与教主的交集
有趣的是，曾国藩也效仿苏东坡，自诩有禅家“八风吹不动”的定力，却犹如百变金刚，生前死后，扮演的正角反角十分驳杂：“中兴名臣”“血诚儒者”“百代之师”“天地之完人”“清王朝的走狗”“汉奸”“理学家”“卖国贼”“卫道士”“伪君子”“刽子手”和“厚黑教教父”。曾国藩以其出色的演技全面胜任，若涉足当今影视圈，去国外各大电影节捧回几尊“最佳男主角”的金奖，也不费吹灰之力。
按理说，后世史学家要对前人盖棺论定，一百多年时间已经基本够用了，然而曾国藩是个例外，“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的局面并没有显著的改观。曾国藩或为圣，或为魔，或被捧上青云，或被挤下粪坑，荣辱都似鬼上身。像他这样身价暴涨暴跌，又暴跌暴涨的重量级人物，你掰掰手指，总共能数出几个来？历史的“大盘”潜藏着许多变数，我们勉强看得清楚，唯独这支忽儿狂飙，忽儿猛泻，又忽儿疯涨的“股票”，让人看得眼也花了，心也乱了，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
曾国藩备受后人非议，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收敛于内，用程朱理学将自己捆绑得像粽子似的，有自虐狂倾向。他发散于外，特别喜欢采用纲常名教的“强力漂白剂”给人洗脑，因此招惹到自由主义者的厌憎。还有一条罪状如影随形，他甘心充当清王朝的头号打手，毫不留情地镇压太平军，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弄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有人义形于色地质问，清王朝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它眼看就要断气，就让它早点断气好了，别人都把“药箱子”盖上，耷拉着脑袋，束手无策，退到一旁，曾国藩却硬要充当妙手回春的“神医”，强行出头，练成一支劲旅，拼尽全力为身患“尿毒症”、奄奄一息的腐朽王朝做成“换肾手术”。奇就奇在，他将死马当活马医，居然起死回生，将命若游丝、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从冥河边抢救过来，使它苟延了五十余年光景。你说，曾国藩多事不多事？
与曾国藩“神医”唱对台戏的是谁？是洪秀全教主，他是近代中国谈之令人色变的“伏地魔”，十余年的血雨腥风，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都是他的杰作。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巧借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用“天父”“天兄”“圣神风”的名目与之一一对应，带有明显的中国迷信色彩，与基督教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你瞧，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哪像什么侠骨仁心的革命家？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滑稽神汉。前者动不动就让天父附体，后者动不动就让天兄附体，闹腾得乌烟瘴气。按任何朝代的官方标准来衡量，拜上帝会都属于欺骗社会、裹胁民众、颠覆国家的邪教组织。西方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对太平天国公然篡改《圣经》、败坏耶稣基督的光辉形象感到极为愤怒。这说明，洪秀全大胆使用西方文明世界的上帝冠名，并未得到合法授权，算不得拿来主义，只能算是偷来主义，改头换面而已。村学究洪秀全好歹也算半个小知识分子吧，只因考了四次府试连个秀才资格都没有获得，就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恨之入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军谣》），秦始皇喜欢焚书，希特勒也喜欢焚书，独夫民贼个个喜欢焚书，无不焚烧得烈焰冲天。历史早已无数次验证，斯文扫地的政权从来都与“文明”“进步”毫不沾边。
邹容在《革命军·革命之教育》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太平天国究竟是野蛮之革命，还是文明之革命？我们不妨睁大眼睛看看其所作所为。
洪秀全本名“火秀”，后改名“秀全”，取的是“我乃人王”之意，何曾打算为天下人争万世之太平？他要做唯我独尊的专制君主。洪教主憎恨知识，自然也憎恨读书人，在其治下，很少有读书人能够一展平生所学。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著《太平杂说》，其中有一篇《文化的悲哀》，这样写道：“读太平军史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者。”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洪秀全“武大郎开店”，容不得他人处处强过自己，尤其是在文化出身上强过自己，翼王石达开是秀才，单凭这一点，他就没什么好果子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读书人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条件盲从邪教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为政治权威、宗教权威，还要成为文化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洪秀全所推行的蒙昧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极端产物，孙中山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曾说：“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蒙昧主义犹如附骨之疽，正是它，吞噬掉了太平天国体内最后一丝元气。它不仅摧残中国传统文化，还极大地挫伤了赣、皖、江、浙一带的民间工商业，南京城里市面萧条，昔日的繁华市景一扫而空，变成了一座冷冰冰、阴森森的大兵营。更令人发指的是，太平天国极端戕残人伦人性，诸王姬妾成群，天王洪秀全如同雄海狗一般拥有八十八位王娘，东王杨秀清也不甘落后，攻下武昌，短时间内，就急不可耐地强行征选了六十名良家少女，供他一人享用。他们这些饱汉都快撑死了，那些饿汉，中下级官兵的处境如何？说起来真是可怜，就算他们已有妻室，也要分营（女眷入女馆）而居，家人不得私聚，夫妇未经允许不准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或干脆强行没收，投入“圣库”，成为洪秀全的私产。阖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兵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实行彻底的军事化，总共折腾了十一年（1853—1864）之久。洪秀全是什么天父之子、耶稣之弟？简直就是撒旦的化身。诸王穷奢极欲，然后厉行禁淫、禁娼、禁赌、禁酗酒、禁吹烟（吸鸦片）、禁奸小弟（同性恋），完全是强盗逻辑：只许诸王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剥夺军民的基本生趣，个人权利无从谈起，这是洪秀全治下最出格的一点。太平天国前后推行了十余年恐怖主义和蒙昧主义，南方数省的教育大幅萎缩，经济日益凋敝，倘若它通过掰腕子大赛扳倒了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倒行逆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清王朝的确没什么好的，它已烂到了根子上，是肺痨三期，但太平天国反文明，反人性，反社会，近乎疯狂，相比之下，更如同黑死病，令人恐怖万分。没办法，两害相权择其轻，保卫清朝的一方就不算绝顶反动。
最滑稽可笑的事情莫过于，某些历史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自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一直不厌其烦地夸大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殊不知，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关注太平天国，对这次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持观点完全是否定和批判的，他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结论毫不客气：“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转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后记》）我想，某些戴着自制的纸冠，动辄打出“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的中国史学家，看了大胡子老马对太平天国这番毫不留情的评议，肯定瞠目结舌，顿时感到索然无趣，或许还会有几分害臊吧。几十年来，某些史学家巧借马克思主义名义行使话语霸权，一直以肉麻的言论褒赞太平天国，并且曲为之辩，存心要使大家背对历史的真相，显然学行低下，可耻，可恨。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的警钟，今人理应时时睁开自己的眼睛去打量历史，于不疑之处找到更多的可疑之处。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专治中国近代史，苦心孤诣，他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观点，论及洪、杨政权的腐败时，他指出：“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们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这段话无疑是拆穿西洋镜、揭示真相的智者之言。
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被历代儒生诬为白脸“奸雄”的曹操就说过，要是没有他，东汉末年“曾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天下将会乱成一锅稀粥，绝非生民之福。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位傲视沧海横流的人物，其主观上的努力使清王朝暂时度过了危险期，延长了四十多年的残喘，客观上的效果却是将改造中国的机会留给了未来的革命家，尽管双方的愿望有不少抵牾之处，心气也并不相投，但后者的机会确确实实拜前者所赐。
围绕曾国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团团而坐，济济一堂，他们至少还要争议两三百年，既然他是一块“三成熟的牛排”，我们就很难一下子将他吃透，那么何不先歇一歇，认真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别急于评骘善恶好坏，论定正邪忠奸，别那么脸谱化地框定一个人。曾国藩既会唱红脸，又会唱白脸，还会唱黑脸，唱得都不赖，观众激赏也好，反感也罢，他照常演出，不会塌台。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表演？那就得看你偏好怎样的剧目剧风，站在何种立场上去细细玩味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这样一位粉墨登场的行家，你绝对愿意奉陪到底。
二、不读兵书的人担任湘军统帅
有时候，历史就好像是《醒世恒言》中那位乔太守，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挑细选的更合卯榫。在河决鱼烂的末世，曾国藩具备民胞物与之量，通晓内圣外王之学，欲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此心此志，可昭告日月星辰。他不遗余力，博求济世良方，唯独对兵法兴趣不浓。历史仿佛有意要与世人开个天大的玩笑，让一位不 “凡人之作为、成就，皆在有心，若其丧心，何所不至。”俗谚也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曾国藩就是一位有心人，一位用心人。常州学者周腾虎博古通今，一度与左宗棠齐名。咸丰年间，曾国藩在江西苦撑，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谁都不看好湘军的前景。周腾虎加入曾国藩幕府之初，却断言：“自古成事，皆用心人。某遍历下游，无一人知此，必至溃败而后已。公虽兵微将寡，然成事者必公也！”曾国藩于“用心”二字最得要领，忽闻周腾虎一言道出，当即视之为“异才”。
自古儒臣多不习兵，能像韩琦、范仲淹那样奋勇戍边，或像王阳明那样干练剿匪的，多乎哉不多也。兵不厌诈，贵在出奇，这方面恰恰是曾国藩的短板，他在家书中对儿子坦白相告：“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咸丰年间，左宗棠多次批评曾国藩“于兵机每苦钝滞”，就是说他太过笨拙和儒缓，临机而不善应变，当机而不能立断。后来，曾国藩还是用功苦读了不少兵书。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阅《通典·兵类》十五页……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由此可见，他阅读兵书时仍有点心猿意马，用兵法去悟书法，真是用宝剑雕花。但无论如何，曾国藩恶补了军事理论知识，又积累了实战经验，指挥大兵团作战就自如多了。
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五日，曾国藩与机要秘书赵烈文谈论兵事，就很有心得，他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行军打仗，布兵御敌，首重士气，士气一失，则全军无形瓦解，曾国藩屡败屡战，终于大功告成，原因何在？他总是在战前就预留了回旋余地，所以能败而复振，避免崩盘。
毕竟兵凶战危，万事开头难，大笔学费，曾国藩是不得不交的。
年轻的烧炭工杨秀清堪称军事奇才，他统领的太平军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清朝的绿营军则如残枝败叶，根本经不起狂飙的奋力一卷。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岳阳杀到江苏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真可谓摧枯拉朽。清朝绿营军的表现糟糕透顶，兵额多达六十四万之众，却不堪一击，倘若咸丰皇帝全指靠这些靡费粮饷的兵油子保家卫国，就真是痴心妄想。曾国藩的奏章中有“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之语。国家安全不指望正规军还能指望谁？得依靠乡勇，即地方上的民兵。乍听去，你会认为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实际上，这既不好玩，也不好笑，只是铁一般的现实。朝廷决策者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太平军是由乌合之众纠集而成，战斗力极强，南方各省训练乡勇，首先发扬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凝聚人心无大碍。若能练出门道，树立声威，战胜流寇，就可纾解南方数省的战祸。“兵伍不精”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国用不足”怎么办？此时，中央已无法顾全地方。战争主要消耗生命和金钱，说句难听的话，朝廷不怕消耗生命，就怕消耗金钱，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大得惊人，国家拿不出钱粮，怎么办？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托，地方上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浩繁的军费必须自行筹措，协商解决。“协饷”一词便由此而来。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既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武装力量失去控制，落入到某位大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斩掉洪魔之后，再反过来灭清妖。咸丰皇帝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存戒惧，关键时刻要不要放权，难免狐疑。他心想，要是找对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母亲去世，他卸下江西乡试正考官职位，回到老家湘乡荷叶塘居丧，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太平军作难，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朝中大臣们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集体举荐曾国藩为平乱剿匪的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良，具备胆识和才干，能够竭力勤王，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求直言，曾国藩冒犯天威，递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咸丰皇帝有三个弊端“不可不预防”：其一是“琐碎”，过于苛察；其二是“尚文饰”，不实事求是；其三是“骄矜”，刚愎自用。奏章中列举的全是本朝实例，甚至对咸丰皇帝刊布自己的诗文集也不以为然。咸丰皇帝差点龙颜震怒，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出面施救，用“主圣臣直”四字作为台阶，才勉强过关。所幸曾国藩唯勤唯谨的办事作风有口皆碑，咸丰皇帝心中有数，就算他办团练能够办出名堂，反戈一击的可能性也不大，那就让他试一试身手吧。这是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被皇帝点将，曾国藩并不开心，他宁愿在老家守丧三年，不想接下这支令箭。此时，好友郭嵩焘跑来劝驾，为他扫除畏难心理：“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一位理学名臣，平日满嘴仁义道德，事到临头，却不为君父分忧，不为百姓解难，势必面临名誉上的直接贬损。曾国藩权衡再三，最终听从父亲曾麟书和好友郭嵩焘的敦劝，毅然戴孝从军，接受了这桩棘手的差事。
团练是什么？咸丰元年（1851），左宗棠在回复胡林翼的书信中有一个相对成熟的说法：“夫团练云者，取其自相团结，免为贼所掳掠裹胁而已。自捍乡里，人有固志，熟于地形，便于设险，愚者亦能出奇，怯者亦能自奋，此其利也。”团丁保卫家园，保护亲友，自必人人奋不顾身。同时，左宗棠也指出团练最明显的短板和苦处：“若使与猾贼驱逐于数十里外，彼乡民者，不习战阵，不知纪律，不走则死耳，乌睹所谓利哉？且无事之日，竭民之财力以奉兵，有事之日，复以其身命代兵冒险而赴敌，卒之训练未娴，十战十北，糜烂其民，以求一日之侥幸而不可得，仁者之所不为也。”但事到临头，无计可施，仁者不为也得为。胡林翼在贵州黎平训练团勇，收到了捕盗之效。江忠源在湖南新宁办团练，号为楚勇，除了帮助地方剿匪，他还率领楚勇赴广西作战，在蓑衣渡重创太平军侧翼，击毙南王冯云山，改变了太平军从水路袭击湖南省城长沙的军事计划，为长沙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团练的表现值得期待，有时比正规军的战斗力还强。“虑民心之涣散不齐也，于是乎团之；虑民之临敌不足恃也，于是乎练之”，左宗棠将团练的要点和特点都提炼了出来。练成之后的乡勇也能远征，由民兵跃升为野战军，充当主战部队，这就是曾国藩要干的事情。
曾国藩遵循戚继光的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对于山野才智之士则以诚意相感召。《清史稿·曾国藩传》写道：“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曾国藩轻财好士，鉴人如伯乐识马，选拔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名将，如罗泽南、塔齐布、杨岳斌、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不智勇双全。
万事开头难。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太多，因为皇帝给他的职衔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与其丁忧前的卿贰（侍郎）之职并不相称，所以“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处处束手束脚。此外，他与省城的官场和谐相处也是一件难事。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揭示了这个症结：“督帅二年冬奉旨督团至省垣，三宪轻之。帅自陈请剿土匪，遂设局劝绅富捐募兵勇。凡民以劫掠诉者，擒盗至，立杀之，戮数百人，乱民慑服。境内辞讼皆至帅所，邑长无复事，由是益遭忌，上下咸掣其肘。”在恶劣的环境中，曾国藩的生存能力和办事能力都太强了，捕杀盗匪，慑服乱民，审结案情，样样出色，这岂不是要把三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分内的活儿抢光吗？难怪他们忌恨他，排斥他。湘勇是杂牌之外的杂牌，只要他们结伴进城，就会遭到标兵的歧视和欺凌，打骂是家常便饭。湘勇中也有倔强的，也有勇猛的，双方狠狠地掐过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某日，曾国藩正在公馆内办理事务，手持长矛的标兵竟成群结队地拥入，见人就打，逢人就刺，曾国藩身上都险些被捅出血窟窿。曾国藩的公馆位于湖南巡抚的射圃内，曾国藩叩垣向巡抚骆秉章求救，由巡抚出面，这才制止了标兵的胡闹，使事态缓和下来。幕僚们气愤不已，建议曾国藩向朝廷奏明实情，但他不想惊动皇上，开罪地方，认为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后，曾国藩息事宁人，主动让步，移节衡阳，他的祖籍在那里，岳家也在那里，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有时候，聪明人让一步是为了进两步。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曾国藩有很强的好胜心，在京城任职时，好友梅曾亮是古文高手，何绍基是书法圣手，他“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他拿定主意，博览群书，要将他们全都甩在身后。在湖南抚署遭遇标兵威胁而险遭不测之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强的刺激，“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
曾国藩训练湘勇，并不性急，但有人心急如焚，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焦躁。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一把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等着用它割肉；一锅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等着用它充饥。军机处传达上谕，催促曾国藩速与“发贼”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君命难违，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征之前，曾国藩亲笔草就了《讨粤匪檄》。这篇雄文是他的名作。令人惊讶的是，他大张旗鼓，强调的是捍卫名教，并非保卫朝廷。“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认为，粤匪假借洋教惑众，于名教为祸之烈，远甚于前朝。“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所至之处肆无忌惮，毁坏孔庙，打烂牌位，弄残关帝、岳王的金身，将江宁学宫改造成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这就招致天怒人怨，鬼神共愤。曾国藩举兵平乱，“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行文至此，历数敌罪而申天讨的主旨已极其鲜明。湘军能够不断壮大，能够最终取胜，吸引读书人带兵乃是妙招中的绝招。曾国藩鼓动读书人冒死犯难，建功立业，捍卫名教，保全衣冠人伦，使数千年斯文不至于坠地以灭，扫地以尽，其信念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粤匪把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野蛮剧目推演至高潮，丧失知识精英的鼎力支持是其致命的败因，洪天王的“黑店”必然开不长久。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同治三年（1864）夏，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部攻克江苏的军事重镇常州，在太平天国护王府的马厩里找到了一件超级国宝——虢季子白盘。它是上古礼器中的庞然大物，是西周青铜器中的极品。护王陈坤书绰号为“陈斜眼”，是个十足的文盲，有眼不识稀世奇珍，将虢季子白盘扔入马厩，当成马槽使用。如此暴殄天物，璀璨的中华文明如何经得起他们的摧残？曾国藩打出捍卫名教的旗号，以保留中华民族的衣冠文物为职志，稍具常识的人都不会骂他是反动和邪恶的，也都能够看到其维护正义的逻辑完全自洽。
曾国藩“以赛代练”，派遣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成盐，不够咸，当成胡椒，又不够辣，简直就是垂饵于巨鲸之口，险些被太平军“打了牙祭”，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湖北巡抚常大淳遇害于武昌，安徽巡抚蒋文庆殉难于安庆，湖广总督吴文镕败死于黄州，战局愈益不利。没法子，曾国藩硬着头皮，麻着胆子，亲自挂帅，冒险亮剑，要与“发贼”见一回真章。但不幸的是，咸丰三年（1853），湘勇北征岳州，囫囵吞下一场败仗，铩羽而归。
三、险些成了“龙王三太子”
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
咸丰四年（1854）春，由于情报有误，曾国藩以为太平军的精锐主力去了湘潭，在靖港的守兵不多，有机可乘，于是率领五营（每营约五百人）湘勇水陆并进，趁夜偷袭，结果中了敌方的埋伏，输得脸色铁青。
湘军失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奔逃，水上的浮桥是用门扉床板搭就的，哪里经得起这番蹬踏？湘勇落水的落水，中箭的中箭，一个个狼奔豕突，哭爹叫娘。顷刻间，靖港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汤锅，湘勇沦为露馅的水饺。曾国藩亲临前线，督战使出奇招，将一面令旗插在岸头，手提利剑，大声疾呼：“过旗者斩！”残兵败将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绕过旗杆，逃得无影无踪。战局急转直下。那时节，曾国藩到底是气昏了，还是吓蒙了，早已无法求证。唯一可知的是，他羞愤交加，闭上眼睛，咬紧牙关，纵身跳进湘江。当年，安徽巡抚江忠源和湖广总督吴文镕都是战败后投水自尽的，好过沦为敌军俘虏，忍受朝廷处分。所幸曾大帅命不该绝，幕僚章寿麟一直关注着湘军大帅的一举一动，以防意外发生。这才不过一顿饭的工夫，曾大帅就不想玩了，不想活了，真是始料未及。章寿麟有好水性，是大块头，天生一双飞毛腿，他从凉沁沁的江水中捞起曾国藩，扛在肩上，朝着省城方向发足狂奔，好歹把湘军大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鬼门关捞了回来。
倘若曾国藩在靖港投水后不幸丧命，喂肥了翘白子鱼，怎么办？别人都会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继起者谁有偌大的本领收拾此后愈益糟糕的局面？但有一个人并不悲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此人就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
章寿麟才情不俗，而且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却并未获得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拔，在官场中沉浮多年，漂荡无根，晚年心灰意冷，恭请丹青高手绘制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敬邀诸多湘籍名宦作序。不用说，章寿麟心里着实憋屈得很，借此一吐积郁。左宗棠用心撰写了一篇，论及曾国藩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靖港之战失利后，湘军名将罗泽南念及曾国藩兵单力薄，慨叹道：“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摆明了，左宗棠对这样的说法是不会苟同的，为此那个“悻悻争名”的负面评语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他身上，甩也甩不脱。
据湘军大将李元度忆述：曾国藩获救后，翌日中午才抵达长沙，身上湿衣服仍未干透，蓬头跣足，神情狼狈不堪。部下劝他吃点东西，他也不碰碗筷。省城的官员，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提督鲍起豹与曾国藩积不相能，个个幸灾乐祸，对他多有揶揄，甚至要奏劾他，遣散湘军。所幸湖南巡抚骆秉章识大体，顾大局，不肯落井下石，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曾国藩。抚署师爷左宗棠缒城而出，到江边舟中探望曾国藩，劝慰道：“初战小负，大事犹可为，寻死绝非明智之举！”曾国藩圆瞪两眼，一言不发，叫从人拿来纸笔，开列军械、弹药详单，嘱托左宗棠保管。嗣后，曾国藩在船上撰写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下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率领湘军主力攻克了湘潭城，杀敌逾万，取得了咸丰年间军兴以来所未曾有的大捷，靖港的太平军闻风宵遁，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收拾破旗烂鼓，重整军实。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在家书中述及此事：“仆缒城出视之，则气息奄然，盖愤而投水两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仆以大义责之，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此公忠诚笃实，正灭贼之人，偶遇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曾国藩跳水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左宗棠认为这是上天用艰难困苦在玉成他。左宗棠还补充了一条有趣的材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荷叶塘听闻儿子吃了首场败仗后打算自杀的消息，立刻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派人火速送到省城，信中撂下这样的狠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无不肃然起敬。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发了脾气，竟怒斥道：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在家门口弄死自己，岂不是让祖宗十八代都陪着你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嗝儿屁了，休想我为你流下一滴老泪！曾老爷子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到好处。
靖港之战，是湘勇的“开门黑”，曾国藩跳水没死成，后来，他在湖口大败，情急心慌，又要投湖寻短见。比起往日的本色出演来，这回明显多出几许真人秀的成分，大家心知肚明。两次自杀，毫发无伤，“跳水冠军”的头衔，曾国藩拿定了，也没人怀疑或诬陷他服用了兴奋剂。英雄不问出身，也不问来路，所以兵败跳水并不是什么耻辱的纪录，反倒为曾国藩的人生増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四、总揽南方战区的军政大权
在别人看来，曾国藩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能够呼风唤雨，殊不知，他自认为是个苦人儿。梦境最能反映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知。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余数十年来，常夜梦于小河浅水中行舟，动辄胶浅；间或于陆地村径中行舟，每自知为涉世艰难之兆。本夜则梦乘舟登山，其艰难又有甚于前此者，殊以为虑。”浅水行舟，陆地行舟，山间行舟，足见其辛苦、艰难不断升级。其实，曾国藩一生中最苦最难的时期，并非在同治年间，而是在咸丰年间。
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1855-1860），曾国藩统领湘军主力在鄂、赣、皖三省与太平军苦战，要权没权，要粮缺粮，要饷乏饷，湘军长期客寄虚悬在外，日夜煎熬。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就是“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殒于深渊”；用当局者曾国藩的话来总结，就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旁观者王闿运的话来描绘，就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最令曾国藩痛心和无助的是，一向倚为左膀右臂的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相继阵亡。湘人有一句口号纪实：“拆掉一座塔，打碎一面锣，穿坏一部罾。”“塔”指塔齐布，“锣”指罗泽南，“罾”指曾国藩，可见其处境艰难。他在奏折中写道：“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处境之悲苦，心境之忧伤，溢于言表。咸丰九年（1859）四月初七，他在日记中回忆道：“念吾在江西数年，五年在南康，景象最苦，六年在省城，亦以遍地皆贼，同事多猜疑，心不舒畅。此外，四年在九江月余，七年在瑞州月余，亦无佳兴。”唯有驻扎在建昌和抚州的日子要好过一些。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将大本营驻扎在皖南四面环山的祁门，只有一条水路与外界联系。李鸿章论其地形如在釜底，即阴阳家眼中之绝地，不如及早移军，以求进退自若。曾国藩则认为局势艰危，军心并非铁稳，本动则枝摇，唯有坚守大本营才是上策，并且说了一句气话：“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祁门遭到太平军的围攻，两度危在旦夕，最终，还是曾国荃以“情词恳恻”的书信劝动大哥，使曾国藩在回信中发出感叹，“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遂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下旬将湘军大本营迁移至安徽东流县。
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群敌环伺，曾府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已经收拾好行李，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幕僚程尚斋私下问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冰雪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再看曾大帅，每天围棋一局，雍容坐镇，人心遂安戢如堵。不过一事总有两面，曾国藩示人以镇定从容，内心并非毫无忧惧，虎将鲍超统军驰援大本营，“超下马，将行礼，国藩遽趋前抱持之，曰：‘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盖喜慰之极，不能自持矣”。这就合乎人情事理了，曾国藩毕竟不是天生无畏的战神。
在南方战场上，曾国藩饱经磨炼，再怎么吃苦，再怎么遭罪，再怎么憋屈，他都只能隐忍。隐忍的最高境界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可是谁都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善妒，若非万不得已，岂肯轻易赏赐给一位汉臣制衡江南的兵权？这位万岁爷的顾虑，曾国藩洞若观火。尤其可怕的是，某些朝中大臣时不时地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立刻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击节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却在一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人只不过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应者云集，这未必是国家之福。祁隽藻与曾国藩的交情不差，曾国藩直言进谏时惹得龙颜不悦，祁隽藻帮他说过情，缓过颊，此人尚且扇阴风，点鬼火，其他宵小之徒的谗毁就可想而知了。曾国藩仅代理了七天湖北巡抚，就改署兵部侍郎衔带兵东下。嗣后，江忠源授安徽巡抚，胡林翼授湖北巡抚，刘长佑授广西巡抚，曾国藩仍与实授的督抚无缘，这个以湘制湘的策略，就连傻子都能够看出朝廷的戒心。曾国藩的忍耐到了极限，正巧老爹曾麟书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作古，他委军不顾，仓促回乡奔丧。清廷这才知道，这位向来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倔强的个性和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不蠢，干脆顺水推舟，批准三个月假期给曾国藩治丧，让他忠孝两全。
儿子曾国藩在外面过得不舒坦，老爹曾麟书在家乡也难免受气。对此情形，左宗棠在写给王錱的信中讲了几句公道话：“此老心地甚厚，唯不晓世故，多为人所欺蒙，以故多为乡人所诟责，然究是老辈典型也。”现在老爹翘了辫子，倒是给了儿子一个喘息之机。
在当时，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说话做人都有精细的学问和技巧。三个月后，曾国藩呈上奏章，要求终制，为父守丧三年。在奏章中，这位失意者大吐苦水，实话实说，多年来他只挂个兵部侍郎的虚衔，别说实权比总督、巡抚小得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到掣肘，粮饷苦无着落，又如何能进一步开展剿匪荡寇的工作？话已说到这份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陛下要是仍不肯给臣实授南方战区的军权，臣就在家闲居，不打算出山了，陛下还是另请高明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吧。这岂不是半明半暗地要挟皇上吗？然而江西的战局正在发生好转，九江、湖口相继被收复了，内江外湖的水师也已会合，好运气都轮到了别人身上，朝廷也就将曾国藩撂在湘乡，不急于请他出山了。
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剪除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亲信。事变之后，洪秀全再传密旨，令翼王石达开铲除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洪秀全使出一石二鸟之计，相当狠毒，他得逞之日，也恰恰是太平天国政权元气大伤之时。此前，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全局受到震荡，形势岌岌可危。太平天国的内讧让清王朝得到了意外的喘息之机，咸丰皇帝心里乐开了花。他就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会淡出鸟来。曾国藩被撇在湘乡，一撇就是一年半。在此期间，他撂下儒家经典，拾起道家书籍，领悟老庄哲学，道法自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知其雄，守其雌”，无为而无不为，因此他养足了静气。
应该说，是太平军青年骁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联手“请出”了修道成“仙”的曾国藩。他们召开枞阳军事会议后，联合作战，相继攻克安徽庐江、湖北黄梅等地。太平军饿虎扑食，江南、江北的形势持续恶化。这样的烂摊子靠谁来收拾？咸丰皇帝已经不可能再按常理出牌，由于周天受资望较浅，和春病体未愈，只好敕命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出山，率部驰援浙江。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六月初三奉旨，四天后从老家启程，乘船到达长沙后，立即镌刻了一个木印“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一看就知道，以这种名目的关防办理重大军务，难免被人掣肘，遭人冷遇。
咸丰十年（1860），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沦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逸，围困江宁（今南京）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江宁将军和春逃至苏州境内的浒墅关而死。除此之外，英法联军的舰队越洋泛海而至，津、京两地危在旦夕。如此险恶的形势等于拧着咸丰皇帝奕的耳朵，逼迫他打消疑虑，重用曾国藩。曾国藩的机要秘书赵烈文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能静居日记》。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八的日记中，他对于此事有一个清晰的回忆：“自咸丰二年奉命团练，以及用兵江右，七八年间坎坷备尝，疑谤丛集。迨文宗末造，江右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荐也。”当时，如果满蒙籍的高官中有人能够胜任这个要职，就绝对轮不到汉籍侍郎曾国藩脱颖而出。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正式任命之前还有一番曲折：“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如此说来，是肃顺推荐了曾国藩，咸丰皇帝首肯之后，及时调整了人选，赵烈文的主观判断——“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荐也”，多少有点违背事理逻辑。四顾有人，至少还有胡林翼，但从全局着想，曾国藩确实是更为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