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荒相公（1）

世间英物，光焰摇曳万丈之长，直把同时代人比得黯然失色了，他还意犹未尽，不肯自谦自抑分毫，简直目无余子。结果必然闹得大家不是怕他，就是恨他。儒家忒注重一个“礼”字，以谦抑为上上德行。若有谁桀骜狂放，近乎披猖，以僭越为能事和快事，他所持的就是危道。在专制社会里，大人先生持危道而欲履险如夷，比小孩子终日舞刀而想毫发无损还难，至于身名俱泰的，则举世不多见。在这不多见的异人中，有一位超级大腕，他就是近代名帅、被梁启超盛赞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  左宗棠合该建奇功，获盛名，登高位。试想，一介书生，多的是才，是智，已相当了不起；他还武健刚强，具有凌轹古今的胆魄，岂非得天独厚？乱世救死不暇，其倚天剑、屠龙刀正好派上用场，又怎会久屈矮檐之下？这就难怪了，他倜傥轩昂，豪迈英勇，俯视一世，推倒群雄，身为中流砥柱，撑起了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

一、以耕读为本

嘉庆十七年（1812）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一道参加乡试，联袂中举，宗棠是第十八名，宗植是第一名（解元）。嗣后，南城灯火，北道风霜，这位长沙城南书院的高才生先后三赴春闱，第二次参加会试时，他发挥最佳，揭榜后写信告诉妻子周诒端：“此次闱中文字甚得意，持示朋辈，亦决为必中。乃竟以湖南额溢被黜，仅取誊录。闻同考温侍讲呈荐甚力，总裁亦评为‘立言有体’。科名虽无关人生大节，然实有天命存焉。特自问非战之罪，似尚可归见江东父老耳！”这次，左宗棠的考卷已经过关，却因为湖南考中的生员超过了定额，不幸成为了被规则“灭灯”的对象，这运气真是背到了姥姥家。倘若换了别人，考过三番，早已被“烤得焦煳”，但左宗棠神完气足，索性将八股制艺抛之脑后，拣选出一些经世致用的名著来，比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还有乡贤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编纂的《圣武记》，他潜心研读，宛如春蚕，胃口大开，钻进兵书、农书、医书和有关漕运、河务、盐政、舆地的簿籍中，“饕餮无餍”。在他看来，唯有实学才是硬道理。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当年，入赘绝非一件美事，通常是女方家境宽裕，男方经济薄弱，才会出此下策。在男权社会里，“倒插门”的婚姻近乎畸形，男方很容易被人看扁看轻，自卑感不易摆脱。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的经历则有点与众不同，寡居的岳母王太夫人具有披沙拣金的慧眼，她认定女婿左宗棠绝非久处蒿莱的凡庸之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左宗棠乡试之后与其女儿成婚，结果双喜临门，二十一岁就已有举人的功名牢牢在握，日后这位贤婿更是大器晚成，名垂青史。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不乏咏絮之才，《饰性斋遗稿》收录了她的古体诗八首、近体诗一百三十一首。她的诗作言近旨远，以女性罕有的明达见长，请看这首七绝：“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乱世铁血交飞，人命危浅，左宗棠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周夫人并无微词，但她了解夫君的抱负和才能，因此表明了更高的期许：“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贤妻如同益友，如同诤友，这是左宗棠的福气。周夫人（正室）体质弱，主持家政；张夫人（侧室）体格强，操持家务；两人以姐妹相称，相亲相敬，合力鞠育四儿四女，同心同德。左宗棠安享齐人之福，家庭生活是美满的。入赘的经历并未在他的心理空间投射屈辱的阴影。

道光十五年（1835），左宗棠住在周家，干着大事：他依照比例，亲手绘制了一幅纵横九尺、别以五色的全国地图。他写信告诉次兄宗植：“日来已着手画稿，每一稿成，则弟妇为影绘之，遇有未审，则共取架上书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浅也。”他们夫唱妇随，合作的情形别有趣味，并不输给赵明诚与李清照的猜书赌茶。在这封信中，左宗棠还写道：“新作小楼，极为轩豁，左图右史，乐此不疲。又作一联语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虽不免夸大，然自觉志趣不凡，知兄必斥其狂态逼人矣！”二十五岁的年纪，左宗棠专治实学，造诣精深，想必左二哥赞他都来不及，怎忍斥责小弟？

男子汉、大丈夫具备仁心义胆，渴望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若非身居要津，手握重权，则无可施展。晚清的官场犹如市场，竟然明码实价：二三千金可捐得候补知县，四五千金可捐得候补知府。童谣唱道：“若要顶儿红，麻加喇庙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后门洞里估衣铺。”什么意思？谁能通过僧人和裁缝的门径攀求到宫中太监的暗助、府中王爷的强援，即可荣升四品黄堂，否则就是老方丈闭关——不得其门而入。这简直就是晚清官场特有的黑色幽默。家资丰赡的举人受不了科举考试的蹭蹬之苦，及早捐官是良谋和上策，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捐官的钱用之于上官，自然还能取之于下民。要是家底子贫薄呢？科举考试的独木桥就如体操比赛的平衡木，通过的人少，掉下的人多，至于入塾为师，入幕为僚，养家糊口固然不算难事，但要获取锦绣前程，希望极其渺茫。

湘贤名宦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阅人无数，得其交口极赞的人少之又少，他们都将左宗棠视为不可多得的国士。贺长龄再三叮嘱这位忘年之交：“方今天下人才奇缺，君须自重自持，幸勿苟且小就。”贺熙龄主持长沙城南书院讲席时，左宗棠是其门下弟子，两人亦师亦友，情谊牢固。道光十九年（1839），贺熙龄离湘赴京，船至九江，赏月忆旧，赋七律《舟中怀左季高》一首，前四句是：“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诗前有小序：“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知子莫若父，识徒亦莫若师，左宗棠大材槃槃，贺熙龄青睐有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奇耻大辱的开端。左宗棠正当而立之年，一介布衣，心忧国运，赋《感事诗》四首，有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主战之意不可遏止。他还撰成军事方略六篇，“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对付英国侵略军的战守机宜尽在其中，无奈朝廷中主和派占据了绝对上风，其策无处可投，其言无人肯听。对此左宗棠只能徒唤奈何，在写给周夫人的家书中，他对现状有一个传神的描写：“因思时事之坏，只是上下相蒙，贤奸不辨，譬之人家婢仆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其讽刺的矛头直指道光皇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言固然不错，但最应该为天下兴亡负责的那些高官显贵多半醉生梦死，似林则徐那样既有救国之志又有救国之才的大臣，青天白日打灯笼，也找不到几个。优异人才蛰伏民间，根本无从施展自己的屠龙手段。

在外人看来，左宗棠真是淡定到了出奇的程度，亲友不堪其忧，他却沉得住气，读书破万卷，坐馆课孩童。他的学生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这位弟子还是他未来的女婿。左宗棠与陶澍结缘纯属偶然。

道光十七年（1837），两江总督陶澍请假回乡扫墓，途经醴陵。其时，左宗棠在渌江书院任山长。陶公过境，总督驻节，县令是东道主，派人精心布置馆舍，左宗棠受其请托，撰写楹联。陶澍抵达住地，下轿伊始，不免有些疲惫，但这副楹联令他倦意全消，眼前一亮，“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此联对仗工整，气势非凡，妙就妙在将陶澍受道光皇帝特赏、蒙圣上赐书“印心”二字的快意事无痕纳入。陶澍激赏久之，立刻召见了年轻的山长。事后，左宗棠写信告诉周夫人：“予此联盖纪实耳，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唯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一年后，左宗棠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落第后乘船南下，绕道江宁，谒见陶澍，欢叙之余，彼此相约结为儿女亲家。左公素以老谋深算著称，他与陶澍结为亲家时，两人的名望、地位并不对等，年龄更是悬殊，相差三十三岁，故而外界对此一直存疑。赵烈文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初三的日记中提供了一个说法：“左少时在陶文毅署买属巫觋，托年命之说与陶联姻。”买通女巫男觋来促成儿女婚姻，借此傍上大官以为靠山，左宗棠是否会干出这种下三烂的勾当？先且不论。陶澍具有大智大慧，极其廉明能干，又是晚年得子，要靠他单传祖脉，他岂会掉以轻心，被巫觋糊弄？这种说法破绽太过明显了。

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于江宁，左宗棠受恩师贺熙龄重托，赴安化小淹收陶澍之子陶桄为徒。陶家的藏书汗牛充栋，陶澍的奏疏是政界出色的范本，左宗棠在此潜心清修，“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真是再好不过了。他写信告诉二兄宗植：“近来读书稍多，始知从前之狂妄。盖就其所自是者，亦仅足以傲当世庸耳俗目、无足短长之人，其于古之狂狷，固未能望其项背也。力耕之暇，还读我书，以勉其所未至，亦素志也。”左公心高气傲，至此格外谦虚，多读有用之书，宏其蕴蓄，为异日展布预先做好知识储备。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写信给姨妹夫张声玠，谈及近况：“弟近阅新书万卷，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这些新书是其同时代人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左宗棠在陶家坐馆，也并非全是好心情。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宗棠写信给前辈学者邓显鹤，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棠今岁仍馆陶文毅家，扃影山馆，如处瓮中，孤怀郁迭，欢悰实鲜，近状不堪为长者告也。”很显然，他的心情并不舒畅。为何如此？他在写给周夫人的家书中有所透露：“吾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感，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唯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虽日在群阴构难之中，众口铄金之际，而不屈不挠，决不因无足轻重之毁谤而动心也。”陶家有大笔产业，却只有一个继承人，同族亲戚不免心存异想，虎视眈眈，寡母弱息颇感压力沉重，幸亏有左公代为主持，挡掉不少外界的欺侮。陶家族戚视之为眼中钉，暗中诋毁道：左公攀姻坐馆，意在图财，诸如此类。左公不动心不生气是不太可能的。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祖上只传下几十亩薄田，长兄宗棫去世后，他与二哥宗植不忍分割家业，就将田产悉数留给了寡嫂。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八年，每年束脩能得二百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四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七十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不惑之年，他仍然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他的语录之一是：“农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语录之二是：“治生自以务农为先务。果欲为隐居求志之处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从乎？”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在家书中写道：“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这次出远门，他最大的收获仍是购买了许多足供探讨的农书，他告诉周夫人：“他日归时，与吾夫人闭门伏读，实地考察，著为一书，以诏农圃，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也。君能为孟德曜，吾岂不能为仲长统乎？”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狂生，不乐名位，性喜卜居清旷，其高论影响后世：“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享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左宗棠与仲长统似又不似，二人性情狂简相类，但仲长统秉承道家思想，清静逍遥，左公尊儒崇墨，经世致用而摩顶放踵。

左宗棠重视农耕，他特别喜欢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诗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读者的惬意溢于言表。他有个见解与众不同：孔子训斥樊迟，孟子责备陈相，原意在于劝导学人立志要立大志和远志，并非说读书人不应当务农。由于后儒讲习不明，“遂至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古代大贤伊尹生于畎亩，诸葛亮躬耕南阳，务农有何不妥？左宗棠不仅喜爱干农活，而且编著了一部《朴存阁农书》，只可惜未及付梓就散失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宗棠写信给恩师贺熙龄，汇报乡居生活，谈及农事，笔歌墨舞：“乡居不能不耕田。耕田有数善：岁入之数较多，山泽之利并得，可以多蓄庸力，可以多饲鸡豚，可以知艰难，可以习劳苦。……今居乡既久，乃益习其利。明岁亦督耕十余石田矣。世间唯此事最雅、最正、最可久恃，而人每不之务，实为可叹耳！”务农好处多，左宗棠的身板子较绝大多数书生更为硬朗，他敦劝挚友胡林翼去田间地头亲身体验，后者心存疑惑，咨询本家几位叔叔，都说这不是读书人修身齐家的良策，于是他就放弃了。日后，左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救火队长”之一，吃了不少苦头，办了许多大事，活到了七十四岁高龄，相比而言，胡林翼体弱多病，只活了五十岁，未尽其才，着实可惜。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

二、与林则徐的一面之缘

左宗棠心气极高，一生傲兀睥睨，能够入他法眼的大人物少之又少。林则徐任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巡抚时，政绩卓著，与两江总督陶澍精诚合作，长达六年之久。后来林则徐临危受命，出任钦差大臣，赴粤禁烟，更引得举世瞩目。左宗棠赞赏林则徐办理洋务的眼光和查禁洋烟的魄力。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惊慌失措，将林则徐革职充军，左宗棠感到异常悲愤。

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结束了遣戍新疆的苦难岁月，恢复官职，就任云贵总督。当时，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向林则徐力荐左宗棠，称赞他“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话说得满满实实，林则徐或许有点将信将疑。不巧的是，那年左宗棠的孤侄要结婚，而且他听从恩师贺熙龄的安排，接受了陶（澍）家私塾的聘约，不可食言，因此未能成行。

翌年冬天，林则徐告病还乡，途经长沙，泊舟江畔，派人送信到湘阴柳庄，邀约左宗棠前来一晤。“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左宗棠的心情非常激动，精神也有些紧张，登舟过板之际，不慎踏空，顿时沦为落汤鸡，当众出糗，好不尴尬。林则徐打趣道：“此为君之见面礼乎？”左宗棠不乏急智，很会解嘲，于是应声而答：“他人敬公，五体投地；晚生敬公，五体投水！”两人相视而笑。左宗棠更衣后，被引至客座，刚烫好的黄酒正好暖身。当时，林则徐六十四岁，左宗棠三十八岁；林则徐是封疆大吏，左宗棠是草野书生，但年龄、地位的悬殊丝毫也未妨碍两位忘年之交的竟夕畅谈。他们臧否人物，剖析时势，许多见解不谋而合。新疆的现状和前景显然是个重点话题。林则徐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他又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林则徐还谈到南疆八城的农业开发，若一律按照苏州、松江的模式兴修水利，广种稻谷，美利不减东南。这些包含崖略的智者之言，字字句句如同重锤实锤，敲打着左宗棠的心坎，林则徐的卓识和信赖穿越时空，尤其令世人惊异。须知，最终能够百分之百兑现的预言无疑是伟大的预言。

这次见面，两人“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验证了胡林翼鉴人的眼光不虚，左宗棠确实是只可得一、不可求双的命世奇才。于是他郑重其事，将自己在新疆境内收集的地图资料悉数赠送给左宗棠。二十多年后，左宗棠挥师绝域，成竹在胸，即得林公昔日之助。

尽管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一面之缘，仅得一夕之晤，但他受到林公的影响既深且广。他在陕甘总督任上，采取的政策是“不论汉回，只论良莠”，即脱胎于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采取的“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的政策。他治理西北，禁种罂粟（称之为“妖卉”），禁运鸦片，也是秉承了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宗旨。他在新疆指挥军队兴修水利、开凿坎儿井、种桑、种稻，都是遵从林则徐多年前的建议。

道光三十年（1850）冬，林则徐病逝于赴桂“救火”的途中。左宗棠骤闻噩耗，失声痛哭，撰挽联一副，寄达哀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国家有难，栋梁先折，左宗棠对此痛心疾首。

光绪三年（1877），四川乡试副考官修吴观礼致书左宗棠，论及陶澍、林则徐二公的品德、功业，赞誉备至。左宗棠在回信中予以肯定，他写道：“所论陶文毅与林文忠品概，均尚平允。两公当日亦各相倾倒，一雄伟，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设使两公迟死十年，则发逆、洋寇有人了办，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直到暮岁，左宗棠仍然以早年拜晤林则徐，并且得到后者的赏识为平生“第一荣幸事”。林则徐赠给他的那副亲笔对联，他一直视为瑰宝，上联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为“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联原为大才子袁枚集句而成，闻者无不讥诮他吹嘘太过，作者只好急卷深藏。林则徐手录此联，赠给一位蛰伏草野的晚辈，可见其激赏之情排山倒海。左宗棠一生行迹遍及江南塞北，总以此联随身携带，悬挂于斋壁之上、帐幕之中，怀人的同时，借以励志。须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具备的爱国情怀，左宗棠也完全具备。

三、最牛的师爷

师爷，又称军师、幕僚，是高官大帅的智囊团成员。中国古代最牛的师爷是谁？非诸葛亮莫属。中国近代最牛的师爷是谁？要是左宗棠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诸葛亮由师爷上位，做到了蜀国丞相；左宗棠由师爷起步，做到了清朝军机大臣。左宗棠大半辈子喜欢以“今亮”和“老亮”自居，古今照映，同为标杆人物，倒也不算给自己脸上贴金。倘若单纯从功业上比较，左宗棠凭借收复新疆一项就能完美地超越诸葛亮，难怪梁启超盛赞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一个人四十岁开始做师爷，一直做到四十八岁，然后他就在两年之内靠军功晋升为封疆大臣，这样大器晚成的传奇脚本，也只有请左宗棠出任编剧，才能胜任愉快。

这位最牛的师爷，牛就牛在有才，牛就牛在任性，此外，牛就牛在他有个能通天的朋友圈。

道光三十年（1850）秋，左宗棠举家避乱，前往湘阴与长沙交界的东山，找到一个名为白水洞的地方，此处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适宜藏身。左宗棠的考虑相当周全，就算乱军进入湘阴，“我既凭高结寨，不事张皇显与为敌，是我无害于贼，贼无所忌于我，亦无所利于我。使贼而不知踪迹之所在，必结队而过，可以幸安。纵其诇而知之，我之备御甚设，彼知仰攻之难，又得不偿劳，亦且委之而去矣。”事隔不久，左宗棠就清醒地意识到，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长毛，他和亲友在白水洞藏身避乱并非万全之策。

咸丰元年（1851），朝廷屡下恩诏，搜罗遗贤，特开孝廉方正科，郭嵩焘和本地士绅均推荐左宗棠应试，但他婉言谢绝。同庚好友胡林翼更是来信反复劝导，国难孔亟，何以安家？眼下盗贼蜂起，江南不靖，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不可坐失时机。湖南巡抚张亮基信任胡林翼的举荐，尚在上任途中，即卑辞厚礼，派遣使者赶赴白水洞，敦请左宗棠火速出山。郭嵩焘出面劝不动，胡林翼再接再厉，苦劝不休，大意如下：张公是文忠公（林则徐）一流的人物，肝胆血性，世间无几，值得辅弼。何况兵燹所及，地方糜烂，百姓遭殃，倘若湖南全境沦落敌手，柳庄虽偏僻，白水洞虽隐秘，岂能瓦全？与其独善其身，倒不如兼济天下。王柏心是左宗棠的知己，也写诗敦劝好友出山，“何当投袂平妖乱，始效留侯访赤松”，意思很明白，现在正值戡乱之日，还不到退隐之时。良朋好友的劝告尽可当成耳边风，但“保境安民”四字如施魔法，足以令左宗棠动情起兴。他毅然出山，辅佐巡抚张亮基，坚守省会，挽救湖南。

幕僚俗称师爷，并非官场的正途出身，由官员自聘，属于高参性质。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左宗棠对幕职的看法是客观的：“盖幕之职，助官为理，既为人役，自不得不殚精竭虑为之。三古以前无论矣，唐之马周以徒步而致卿相，本朝之王文端（王杰）、陈文恭（陈宏谋）、林文忠（林则徐），皆以幕客起家。就中正士本极乏，无如利其食者多，其途近杂，则亦有指为口实者。”左宗棠做师爷，主要目的并非谋食，他志存高远，光辉榜样乃是王杰、陈宏谋、林则徐这样的大能臣、大忠臣，但他没想到，做幕僚，受锤炼，居然长达八年。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回复女婿陶桄，谈及省城内的人与事，笔调带着愉快的色彩：“张中丞明爽果断，与仆情同骨肉，或可相与有成。”他致信胡林翼，也说：“中丞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近代所罕有。”张中丞即湖南巡抚张亮基，短期之内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的精诚合作既舒心又高效。这年十月，太平军悍将、西王萧朝贵率领精锐士卒围攻长沙，一度打开缺口，但城中守军竭力堵防，危城得以保全。左宗棠写信向胡林翼汇报战况：“贼自攻扑省城以来，日有死伤，精锐亦销折及半。伪西王萧朝贵已被炮轰毙。此贼凶悍狡诈，为诸贼之冠，一经授首，其谋遂衰。”张亮基抚湘，时间不足半年，听从左宗棠的良谋，获取鲍起豹、江忠源的死力，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省城，实乃大功一件。

江湖上有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此处很难将它忽略：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瞒着亲友，独自投奔太平军，向洪秀全献计献策，结果未获采纳。先看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表述：“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无独有偶，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亦坐实此事：“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唯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这两位历史学者相当卖力，将道听途说的臆测之词写进通史，真令人忍俊不禁。既然左宗棠投奔太平军走漏了风声，清廷耳目众多，岂能不知晓？岂能不追究？这个黑底岂能洗得白？可是就连那些最敌视左宗棠的人也对这个闪瞎眼的把柄视若无睹，怎么可能？就算捕风捉影吧，也得有风可捕有影可捉才行。清史研究专家杨东梁撰文《左宗棠曾想投太平军吗》，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是“生活环境不允许”，二是“主观动机不具备”，三是“时间安排不接轨”，四是“地点选择不相符”。最终，他以翔实可信的考证否定了这个伪命题，并且推测道：“传言起于二十世纪初，是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主革命宣传家借助‘先贤’威名，打着他们的旗号，以求达到动员民众反清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投奔太平军的传言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阅读现代学者、当代学者编写的通史书，稍不留神，脑筋急转弯就容易失控，“翻车”将是大概率的事故。

张亮基在湖南刚刚站稳脚跟，才干了四个月，就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之前往武昌，仍旧专主戎幕。到任时，“寇去甫十余日，官衙民舍，悉被焚毁，公私荡然”。他写信告诉女婿陶桄：“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然我亦劳累难堪矣。”他写信告诉周夫人：“中丞公忠体国，极力振作。而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无暇晷。委任之专如此，言听计从又如此，虽欲不感激奋发，其可得乎？”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湖北巡抚崇纶暗中倾轧，张亮基不安其位，九个月后，朝廷调任他为山东巡抚，于是左宗棠辞去幕职，重返湘阴。“湘上农人”静气十足，决定隐居藏身，“拟长为农夫没世”，这可是暴殄天物的节奏。湖南巡抚骆秉章招贤纳士的诚意丝毫不逊于张亮基，为了聘请左宗棠担任他的师爷，主意想尽，办法用尽，也未能如愿以偿。

左宗棠在山中一住就是半年，他写信向内弟周汝充吐露心声：“……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然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很显然，左宗棠的归隐之意已决。他借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银钱，建造白水洞的住所，为了还清欠债，他打算卖掉柳庄的田宅。在写给内弟周汝充的信中，左宗棠还详细描述了白水洞的居住环境：“自入山以来，大小均尚清吉。唯屋宇湫隘，又山高而寒，日在云雾中，颇不如平地之好。尚须将前面作对面屋数间，始足御北飘而利居止。山中团法尚好，盗贼敛戢，迥不似去冬光景，差堪托足。”白水洞的居住环境不算理想，但新组的民团不错，盗贼不敢来讨便宜，左宗棠感觉满意。好友江忠源已擢任安徽巡抚，写信来邀左宗棠佐理军务，“其意甚勤，其词弥苦”，左公婉言谢绝。曾国藩想募勇三千，委托左宗棠训练，与江忠源会师，左公也没接茬。原因显然不是他致好友贺仲肃信中所说的“自维胆识薄劣，不足当重寄”，而是他的悲观心态在起缓释作用：“贼势方张，而有讨贼之责，有封疆之寄者，无过人之才，天下事盖不知所届也！……天下无人，遂令贼纵横至此，可为痛哭！自分老死山中，不与世接，为干萤，为寒蝉，乃所愿也。”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节节取胜，湖南东境承压，北境失守，形势危急。骆秉章的耐心耗尽，急智抬头，他派遣兵丁拘捕左宗棠的爱婿陶桄，扬言要治其抗捐抗税之罪。左宗棠迫不得已，前往抚署捞人，不存想巡抚骆秉章倒屣相迎，击掌大笑道：“陶文毅公的佳儿、左季高的令坦，无缘无故就蹲班房，吃牢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骆秉章棋高一着，左宗棠堕其阱里，入其觳中，不但不恼怒，反倒是对骆秉章骤生好感。这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湘阴县城，土匪的踪迹到了梓木洞附近，情形甚危，白水洞不再是安身之地，于是左宗棠将家人送往湘潭安置。“念时事益棘”，他重为冯妇，专主湖南戎幕。

骆秉章为官清廉，知人善任，除此之外似乎别无所长，但一位封疆大吏具备这两大优点，就算得上德才兼备了。在《庸庵笔记》中，薛福成对骆秉章的评议有点像算命瞎子批八字，居然于不疑之处疑窦丛生：“或谓骆公生平不以经济自命，其接人神气浑穆，人视之固粥粥无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爱，在楚在蜀，自有诸贤拥护而效其长。岂其大智若愚耶？抑骆公之旗常俎豆早有定数，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薛福成认为骆秉章因人成事，并不是才高，而是福大，这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最知骆秉章底蕴的人是谁？是左宗棠。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回复新晋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吁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爱之尤溥者，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靖未行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骆秉章在四川总督任上，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逼上穷途末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功绩。从咸丰四年（1854）三月到咸丰九年（1859）腊月，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共计五年零九个月，出满勤，效全力，“唯我知公，亦唯公知我”才是关键，又岂是庸夫俗子瞎猜的“性喜弄权”这么简单？

凡事都有个过程。起初，骆秉章并不像张亮基那样信任左宗棠。一年后，骆公心中有数，于是彻底放手，“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明眼人心知肚明，骆秉章倚重左宗棠，甚至超过了前任张亮基。左宗棠也对好友李续宜透底：“中丞任我最专，故能驱使人，使各尽所长。”僚属向骆秉章汇报工作，他会问一句“季高先生云何”，意思不难明白，凡事左宗棠认可就行，他只管签名用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左宗棠显然被骆秉章的诚意感动了，在致女婿陶桄的信中，他这样写道：“长沙大局略定，思更名隐姓，窜匿荒山，而中丞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在致内弟周汝充的信中，左宗棠重申此意：“世局日艰，兄昼夜搰搰无少休息，徒以吁公（骆秉章字吁门）、涤公（曾国藩字涤生）拳拳之故，不能抽身。”

骆秉章放心让左宗棠主持湖南全省的军政要务，左宗棠毫不谦虚，也毫不含糊，这位“影子省长”用权如用刀，既敢做，又敢当，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有人啧啧称奇，戏称他为“左都御史”，依照清朝官制，各地从一品的总督均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摆明了，戏称者是在夸赞（也可能是在嘲弄）左宗棠手中掌握的权力比骆老爷子还要大。

有一天，骆秉章听见抚署辕门外炮声隆隆，动静不小，惊问何故。左右告诉他：“这是左师爷在拜发军报折子。”清朝有个惯例，巡抚呈递奏折给皇上，必须设香案供奉，鸣炮之后，巡抚朝向京城方向行跪拜礼，待仪式完毕，驿使方可策马启程。左宗棠只是巡抚衙门的师爷，根本不具备“拜折”的资格，他代表长官行礼，并不符合官场仪轨，何况骆秉章事先毫不知情。由此可见，一方面，左宗棠独断专行，追求高效率；另一方面，骆秉章对他的信任和放任无以复加。有人不服气，嘲讽此时的湖南抚署是“幕友当权，捐班用命”，至于骆秉章量才器使的本领，只有极少数聪明人能够看清。

左宗棠代骆秉章巡抚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半更深，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秉章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被窝里“揪”出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搬出窖藏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平日喜欢与姬妾饮宴作乐，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可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你说奇怪不奇怪，对这位目高于顶的大傲哥，骆秉章能放下架子，陪他一块儿疯，一块儿狂，他以国士待左宗棠，左宗棠也以国士报之。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晚清的官场还有几分生气。

多年后，左宗棠已封侯拜相，闲来无事且喝茶，与一位朋友月旦本朝人物，他问道：“我和骆文忠公相比如何？”朋友笑道：“依鄙人看来，骆公更为高明。”左宗棠愿闻其详，对方说：“骆公幕府中有你大力辅佐，你的幕府中却见不到这种狂放不羁的天才。由此可见，你不如他。”左公闻言，掀髯大笑。单论雅量，左公确实远不及骆公。

咸丰年间，湖南以大局为重，出力出钱，流血流泪，义声著称于遐迩。“吾楚受邻省之累，迄无暇时，如衣敝絮而行荆棘之中，挂肤刺目”，“（湖南）以一省办五省之事，又须时以船炮军火接济湖北，司库不名一钱，军饷常欠数月”，彼时之窘况，左宗棠以“三空四尽”“千难万苦”八字形容到位。他不畏难，肯任事，与同僚苦苦经营，纵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亦要无中生有。由于巡抚骆秉章聚拢了人心、人气，高参左宗棠多谋善断，大将王錱能征善剿，众志成城，终于扭转了先期那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困局，将湖南这个不可替代的“采血区”建设成为照应面最为宽广的后方，湘军给东南主战场的粮饷接济得以源源不断。左宗棠在写给湘军将领刘腾鸿和王开化的信中各有一句总结词：前句是“吾楚人之忠勇，为天下冠，而（骆）中丞之公忠体国，不分畛域，亦天下所无也”，后句是“吾辈不敢说与国同休戚，然与湖南同休戚，一定之局”。这是他的心里话，也是一句大实话。

四、樊燮案：左宗棠因祸得福

咸丰年间，左宗棠主持湖南戎幕，不仅“虑事太密，论事太尽”，而且大胆用权，锐意办差，在湖南官场中，他轻而易举地得罪了那些不法之徒。永州总兵樊燮由于贪纵（多吃空饷、私役兵丁）落职，他恼羞成怒，跑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官文告状。官文是满籍庸官，执政、治军、御敌三方面都无过人之处，但他娴习官场登龙术，深得两宫皇太后的欢心。骆秉章鄙视官文的为人，公事上常给他钉子碰，尤其是下令把湘军名将王錱从湖北调回湖南，令官文恼怒不已，怀恨在心，专等下手的题材。官文受理樊燮案，盘算着拿办“恶幕”左宗棠的同时，顺便收拾湘抚骆秉章。这是个一石二鸟的恶计。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受到樊燮案的负面影响，愤而辞去幕职。他写信给好友胡林翼，详述案由之后，感叹道：“大抵世道系乎人心，近今之心地厚者，工于护小人以误国；天分高者，工于陷君子以行私耳。人心如此，世道可知，此不独为一方悲者。噫！”在写给湘军将领李续宜的信中他又说了一些气话：“弟已决计出幕，不复侈口谈论大局。自二年至今，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早已为世所指目。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身家无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拼此身家性命，而于大局、桑梓均无丝毫之裨，则殊不值耳。谨奉身暂退，以待机之可转。”他自知得罪的人多，彼辈来势汹汹，主使者乃是湖广总督官文，半在幕后，半在台前。在致李续宜的信中，左宗棠还表示了对官文的鄙夷不屑：“至官相本无知人之明，亦无好贤之意，其待南军之优，则实由撑门面起见，亦无足怪。此公与弟则嫌隙已深，伏而未发者数年。润公尝言其心地之厚，而不知实未尝相忘也。然此公亦无杀人手段，弟早知之。弟将生死早置之度外，何况祸福？祸福早置之度外，何况毁誉？”润公即胡林翼，字润芝，时任湖北巡抚。

樊燮仗着大佬官文为他撑腰出头，原本以为此案只需走一下过场，告倒左宗棠，成为赢家，是分分钟的事情。事后，他才知道对方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超乎想象，庸才挑战天才，并非次次都能稳操胜券。左宗棠忧馋畏讥？那倒未必；心灰意冷？多少有些。他辞职后，回乡下隐居是一条退路，赴京城赶考是一条进路。骆秉章已经年满六十七岁，咯血旧疾复发，请假调理，由于官文掣肘太多，去志益决。左宗棠写信给广西巡抚刘长佑，道出赴京赶考的原因和目的：“弟出月当决计北行，二十余年未与会试，且借此出幕，一息谤焰，非真有慕于科名也。”他写信给好友刘坤一，讲得更为详细：“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别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焰，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很显然，左公以进京赴试当作抽身而退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