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荒相公（2）

同治七年（1868），西捻刚被扑灭，陕甘两地的回军叛乱又成心腹大患，左公八月赴京陛见，皇太后询问“西事何时可定”，左公答以“五年为期”。皇太后怪其迟缓，左宗棠解释调兵、运粮、筹饷数事均旷费时日，五年内平定陕甘，尚属快捷。真正了解西北局势的人则为左公捏了一把冷汗，以五年为期，不是时间长了，而是时间短了，左公这番夸口，实属骄傲轻敌。左公的答复是：“天威咫尺，何敢面欺？”在皇上、皇太后跟前商谈国家大事，我岂敢当面撒谎？言外之意，他对平定陕甘是有成算的，也是有把握的。后来，西事遇到了波折，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疑其无能，疑其不能用人，疑其有意见”，有人攻讦他“老师糜饷”，左公一概不作辩解，这哪里是骄傲？分明是隐忍。  当时，陕西汉族士大夫“恨回至深，必云尽杀乃止”。西关外发生过一起恶性血案，民团纠众杀死回人一家八口，并且瞒住此事，不上报官厅。刘典署陕西巡抚，闻讯震怒，将首从五犯斩首弃市，汉族士绅罔顾是非，攻讦刘典袒护回人，可谓不通情理。左宗棠最讲实事求是，他对回民不存任何偏见，认为西北的乱局是由汉人造成，却叫回人背锅。此中因果，他在回复署浙江巡抚杨昌濬的信中讲得非常明白：“西事因从前无饷，而多所征调，于是扰掠不堪，逼民为贼，民尽逃亡，兵无从扰掠，旋亦变为贼。今之为乱者，不下二十余万。回少而汉多，其明验也。”因此左公向朝廷陈奏时，纯粹出于理智和良知：处理回事，宜剿抚兼施，以抚为先。汉回一视同仁，不分汉回，只分良莠。他在陕甘两省张贴安民告示，最关键的八个字就是“帝曰汉回，皆吾民也”，这句话令回民安心。数年后，左公在致部将刘锦棠的信中提到奕山的一个定见，认为它特别值得寻味：“只要文武各官都肯以平民待回，不以牛羊视之，则回永不叛。”在家书中，左公写得更明确：“欲举其种而灭之，无是事，亦无是理。”他还告诉湖南老乡、护理陕西巡抚谭钟麟：“唯办回与办发、捻、土匪不同，急不得，缓不得；轻不得，重不得。而解散安插，尤无善策。”他不分汉、回、番众，每案总持平办理，杀人者死，抢劫者治罪、追赃，令人服气。左公抚回，最显著的成就是收服了素以狡黠著称的甘回首领马占鳌，使对方全心全意为稳定西北大局效力，打了不少胜仗。左公抚回的具体办法是：“马械缴尽，遣员赴四乡查验，发门牌，立十家、百家长，散其党，收其权。”实行十二条约束，以求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早在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就已移任陕甘总督，但直到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遵旨赴泾州接掌督篆，才算正式上任。此前，他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代理陕甘总督的是宁夏将军穆图善。甘回首领马化龙先后两次率军攻陷灵州城，屠杀汉人多达十余万。此人盘踞金积堡，改名朝清，貌似归顺，实则桀骜不驯，豪猾狡诈，仗其家财之富，恃其地势之险，胁制甘回，陕回也多半仰其鼻息，各回部均从金积堡购取资粮、战马、枪械，马化龙获利颇多。金积堡地处灵州，唐朝的灵武，宋朝的西夏，明朝的河套，即为此地。穆图善庇护马化龙，称为良善，生怕左宗棠率军对金积堡动手，曾向朝廷陈奏左宗棠有进剿之意，恐怕激之使变。左宗棠早就看出马化龙是西北地区最危险的敌手和祸首，是必讨之贼，倘若朝廷受其投诚的假象蒙蔽，掉以轻心，姑息养奸，其势力得以持续壮大，马化龙很可能会成为李元昊那样的西疆大患，等到那时，就噬脐无及了。左宗棠为此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向朝廷递上密奏。如果马化龙诚心就抚，陕回也俯首怗伏，可免予查办；倘若他依旧阳顺阴逆，包藏祸心，则宜及时加以兵威，方期一了百了，不敢惮一时之劳，致成养痈之患。第二手准备是密嘱刘松山广泛征询攻打金积堡的方略，派人刺探敌情。“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直捣贼巢乃是擒王之道。金积堡由五百多个堡寨联成，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左宗棠在回复刘松山的书信中讲得很清楚：“以大局计之，欲平陕甘回逆，非先攻金积堡不可；而攻金积堡，非宁夏、固原均有劲军夹击不可。”数年之前，朝廷派兵攻打过金积堡，由于粮运断断续续，后路被其截断，遂至一败不振。鉴于前车之覆，左宗棠指示刘松山，进兵时，“非熟审路径，择水草佳处囤积粮食，层逼渐进不可”。这意思是，心急吃不得热汤圆。

同治八年（1869）五月，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军：北路，由刘松山率部，从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南路，由李耀南、吴士迈率部，从陇州、宝鸡趋秦州；中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从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三路互为犄角，总体而言，北路是主攻方向。

秦陇战事正告得手，哥老会成员却在楚军中秘密策动兵变，杀害了甘肃提督、被左公视为一时良将的高连陞。无独有偶，驻扎在绥德的湘军也因哥老会成员鼓动突然发生兵变，刘松山闻警驰回，军心复定。一旬之间，两次发生兵变，共计死伤一千余人，所幸兵变波及的范围不广，很快就被平定下来，元凶悉数落网，左公“讯毕手刃磔诛以祭”。后来，南路军在岷州还发生过一次兵变，也是哥老会成员煽动的，很快就被平定下来，徒党数千人被分散到各军营中。左公声明：对于军中的哥老会成员既往不咎，一旦再有不轨行为，则格杀勿论。除了兵变，陇军还发生过因闹饷而哗溃的恶性事端，溃勇骚扰民间，为祸不浅。左宗棠分析道：“倡逃者多旧捻，若辈好吃喝，不耐劳苦，生性如此。又闻穆军赴陕，如登天堂，相形之下，未免觖望。”陕、甘相比，天渊之别，旧捻均为降卒，本就怀有异心，怎肯在苦寒之地忍饥挨冻？

当年，有人建议左公在西北地区大面积种植罂粟，靠贩卖鸦片烟土来筹集军饷，免得到处吃瘪受气，但左公一口否决。他下令辖内各地一律禁止种植罂粟，违者严惩不贷。拔去烟苗，改种棉花，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未受损，西北的社会风气则变好许多。后来，他主张对鸦片课以重税，朝廷有所顾忌，未能采纳。

同治九年（1870）是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平定叛回的关键年份，西征军攻克了金积堡，拔去了甘肃境内论坚固和顽固均首屈一指的叛回据点。尽管取得了这个关系全局安危的重大胜利，但左公痛失了最为倚重的湘军大将刘松山。当年腊月，他在家书中一吐积郁：“金积（堡）于十一月十六日已复，办法详正折及密片中，如经理得宜，西陲百年无事也，非频年纵横血战何以得此？此举最难最险，患不在贼而在时局，事后思之，且悸且愤。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好个“岂可避难就易哉”，左公平定叛回，难度系数之高令人咋舌。你看看他笔下的这段文字：“西宁进兵，六十余日，血战五十余次。其间二十余夜未曾收队，将士植立雪窟中，号寒之声，与柝声相应，良可念也！……论战事之苦，劳烈之最，则固汉唐以还所无也。”一个人就算从未亲身经历过雪虐风饕的折磨，读罢这段文字，也会不寒而栗。

同治十一年（1872），河湟战局进入收官阶段，西北地区的民生也有了起色。左公写信告诉杨昌濬：“度陇以来，得尺寸之地，即加意抚绥，如餔瘁鸟，如养婴儿。又适值年谷顺成，全活稍众。入居兰州后，剔除弊政，先大纲，后小目，渐复十余年前之旧。民情和乐，气象尚好。”

同治十二年（1873），西征军进入了攻坚阶段，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肃州古城。左公督战了一个多月，仍未拿下。这并不奇怪，“肃城坚大，素为边方雄镇，久被贼踞，如虎负嵎”。西征军围城用的是铁桶阵，城中匪军粮尽援绝，无处可逃，只能坐以待毙。肃州城被攻陷后，左公欣慰地告诉沈应奎：“首要各逆无一漏网，土、客各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女概予免诛。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为最妥善。……十年腥膻之场，化为净域，差足伸天讨而快人心。”但美中不足的是，各军争夺贼赃，大打出手，军纪遭到了破坏。其实，情有可原，西征军积欠饷银已高达一千七百多万两，尽管户部紧急拨发库银一百万两，仍只是杯水车薪。

左宗棠曾致书友人，实话实说：“西事艰险，为古今棘手一端。鄙人贸然认之，非敢如壮侯自诩：‘无逾老臣。’亦谓义不敢辞难耳。前年入觐面陈，非五年不办，慈圣颇讶其迟。由今观之，五年蒇事，即大幸耳。”五年之间，左公惨淡经营，不仅经历了折将（高连陞、刘松山）之悲，而且经历了丧妻（周诒端）丧子（左孝威）之痛，但他都顽强地挺了过来，此老愈挫愈奋，愈挫愈强，这是其亲友、部下乐见的，也是朝廷乐见的。左公功勋盖世，仍然难释心头之憾，他最痛恨的叛回首领白彦虎挣脱了天罗地网，逃往了中亚细亚地区。

七、跃马天山，挥师绝域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二十二岁，与二哥左宗植联袂入京，参加会试，双双落榜。逗留京师期间，他创作了八首七律诗，总题为《癸巳燕台杂感》，报效国家之志，哀悯百姓之情，尽在字里行间。第三首着意于新疆，尤其出色：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二十二岁，年纪轻轻，同龄人还在狂啃四书五经，死磕八股文，左宗棠恶补的却是历史、地理之类的实学，以天下为己任，深入思考在新疆兴屯、置省这样的大事。他反复琢磨龚自珍的雄文《西域置行省议》，熟读徐松的专著《西域水道记》，备课之早，留意之深，与日后成功之巨，显然是适相匹配的。经略大西北，是左宗棠一生壮剧中的重头戏。在新疆，“兴屯”是方略，“置省”是愿景，迄至左公暮年，跃马天山，挥师绝域，收复失土，建置行省，其方略实行了，其愿景也兑现了，真可谓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功。

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帕夏（将军）阿古柏于亡国之余，从同治四年（1865）到同治九年（1870），五年时间内，率兵侵占了大半个新疆。左宗棠了解到的情况是：“帕夏能战，相貌甚伟，自同治四年窃据喀什噶尔以来，颇有别开局面之意，其子亦傲狠凶悍。”阿古柏招亡纳叛，寻求英国支持，多办洋枪洋炮，军队装备精良，他以乌鲁木齐为轴心，建立了“哲得沙尔汗国”，窃踞新疆，俨然以宗主自命。伊犁及其周边地区则被俄国军队强行占领，俄国政府诡称这是为清政府代复领土，异日俟清政府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可商议交还，并无久假不归之意。实际上，俄国此举是趁机在新疆打入楔子，埋下伏笔，其野心和如意算盘昭然可知：进则可以侵占大片土地，退则可以索取大笔补偿。阿古柏及其死党在新疆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先后与英国、俄国签订条约，在军事、商业、领事裁判权等众多方面达成协议，三方利益分沾，各取所需。

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上书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新疆局势有一个总体的预计：“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要之，目前之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日后，左公收复新疆，采用的就是这条上策。

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清廷内部关于海防与塞防孰急孰缓、孰重孰轻却争论不休，“扶得东边，倒了西边”似乎将要变成大概率事件。海防之议由李鸿章主张，声调高于塞防。塞防由左宗棠主张，则是有理不在声高，他说：“东南正办洋防，实则泰西各国均无肇衅之意，只因示弱太过，致外侮频仍，国势难振，而财用虚耗日甚，将有不堪复按者。”示弱太过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鸿章。有人说，新疆是“漏卮”，每年徒然靡费数百万军饷，如今守不住了，倒不如听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建议，干脆忍痛“割肉”，任由阿古柏立国称藩。朝廷中也有“祖宗已得之地，不可弃而弗图”的声音，军机大臣文祥就是持此观点最为坚决的一个。左宗棠畅论天下大势，认为山川皆起于西北，倘若自撤藩篱，纵容强虏深入堂奥，将后患无穷，因此规复新疆，势在必行。他向朝廷慷慨陈词：“关陇新平，不及时归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朝廷中，意见分歧不大，军机大臣文祥鼎力赞成左宗棠的主张，两宫皇太后的脑筋也并未短路，于是朝廷批准左宗棠的出征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

嗣后，左宗棠在写给好友和老乡、云贵总督刘长佑的信中，把自己非要肩起这面鼓来打不可的理由讲得很透彻：“西事筹画极艰，局外每持息事之议。弟头白临边，宜当归，不宜远志，亦自知之。无如乌垣不复，驻军无所，玉门以外，岂能玉斧断之？乌垣既复，而俄人踞北路，安集延踞南路，无论祖宗朝土宇疆索未敢拱手以送他人，且弃腴疆而自守瘠土，亦终为异族垂涎，而漠北漠南皆战场，神京亦时惊烽燧，奚但津沽足廑宵旰哉！排时议而勤远略，非得已也。”深谋远虑，力排众议而独承艰危，这是国之重臣的担当，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年，左宗棠在家书中写道：“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北地苦寒，取暖条件极差，兰州道台、湘阴老乡蒋凝学出于爱护之情，特意禀明上峰请让左宗棠入住总督府，可这位湘军大帅却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左公长子左孝威去军中省亲，随父入住安定军营，偶因拟稿未合，受到父亲诃责，引发咯血旧疾，又因营帐不密，为风寒所侵，遂久咳不愈，回家后一病不起。由此可见，艰苦的军营生活，连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吃不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却挺得住，左公真是铁打的菩萨、铜铸的罗汉。

左宗棠年逾花甲，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出塞囤积粮草，花费了一年多时间，那个过程真是费尽周折，千辛万苦。兵家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这句话放在大西北来讲，算是妥当的，放在新疆来讲，却如同隔靴搔痒。超大范围、超远距离的转运，所耗费的人力、畜力均非常人所能想象，途中还有遭遇盗匪劫夺的风险。

光绪二年（1876），兵出嘉峪关，左宗棠命令士兵沿途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以示有去必有回，总共种活了二十六万多株。春天一到，绿柳成荫，蝉噪千里，原本荒凉的西域风景为之一变。三年后，杨昌濬帮办陕甘军务，巡游故道，诗兴遄飞，如有神助，于马上吟得七言绝句一首：“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颇具大唐边塞诗的风貌和气骨，很快就传诵得天下皆知。时隔一百多年，在甘肃故道边，在兰州城内，仍能见到左公柳的身影，它们躯干遒劲，枝叶婆娑，胜似桃李无言，早已下自成蹊。

当年，左宗棠从酒泉大本营写信给陕甘学政吴大澂，笔调甚欢：“近接军报，出塞各军已次第衔接西进，秋前当有战事。师行三千余里，涉戈壁，逾天山，疾疫不作，寒暑可耐，无物故者，盖国家威灵所及，亦有天幸也。”西征军在攻打玛纳斯南城时一度遇阻，守城的敌军负隅顽抗，困兽犹斗，但大将刘锦棠率十一营劲卒攻坚，令敌军无喘息之机，终于奏凯告捷。新疆与内地遥隔数千里，信息不畅，上海《申报》大肆造谣，说关外诸军遭遇败绩，已退守关内。左公嗤之以鼻，在回复刘典的信中，他骂道：“此辈所为，专以张西讪中为意，其殆枭獍不若耳！”

令左宗棠担心的是：“北路局势日宽，需才日急，而眼前足当一面、不染军营恶习者，实无其人，不得已而思其次，亦不多见。”在他看来，宁夏将军金顺优柔寡断，“工于伺便取巧，耻过文非”，属于“庸中佼佼”，“才短心忮，诸事不肯商量，恐未能一力承当，妥为经理”，要金顺别开局面，独自树立，只怕不行。大将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心精力果，能征善战，是公认的军事奇才，左公倚为股肱。光绪二年（1876），刘锦棠患伤寒病，险遭不测，好在服药之后，一场重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且喜且忧：“弟于春融进兵南路，甫及浃旬，先后将达坂、托克逊、吐鲁番各名城要隘概行攻拔，斩获极多，戎机实为顺利。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适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余万，前欠各华款固未能清还，而前敌饷粮转运脚价亦无从筹给，兴思及此，无任焦灼。”悬师绝域，却无巨款接济，将士有饥寒之忧，这是危险可怕的事情。好在左公的副手刘典能干，与陕西巡抚谭钟麟协商，向秦中巨贾富室加息借得巨款，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胡雪岩筹借洋款五百万，已有成算，将士有实饷可领，左公这才安心。这年夏天，阿古柏服毒自杀，内讧随即发生，其长子伯克胡里杀死掌权的弟弟海克拉，率众西窜。刘锦棠以铁骑数千紧追不舍，数十天内，就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左宗棠收到捷报，喜出望外，致书刘锦棠，盛赞之余有所告诫：“未及三旬，连复四城，兵机神速，古近实罕其比。麾下威名震于海宇，自此收复西四城，俄、英诸族益知所惮，其于时局裨益匪浅，即仆亦与有荣焉。但愿于垂成之时，慎益加慎，以竟全功，是所至望。”

西征军收复新疆，胜局已定，左宗棠心情大好，写信回复坐镇后方的副帅刘典，瞻古瞩今，再次强调收复新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对自己的书生班底能够成此千古不朽之大功备感欣慰：“周、秦、汉、唐，皆先捐其西北，而并不能固其东南。我国家当天下纷纷时，不动声色，措如磐石，复能布威灵于戎狄错杂之间，俾数千里丘索依然金瓯罔缺，以此见天心眷顾，国祚悠长，非古今能几其盛美也。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至于倚信之专，知人之哲，则庙堂谟谋之功，非臣下所能窥测。”实际上，论到“倚信之专，知人之哲”，是应该给两宫皇太后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点赞的，他们并非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庸碌。

在中国近代，论到霸才，倘若左宗棠自谦第二，则无人敢居第一。他智略过人，审时度势，堪称首屈一指的战略、战术大师。当初，他创立楚军，只有区区数千人，却能指挥若定，策应七百余里，令曾国藩心服口服。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左宗棠将兵，则在精不在多，素以“节兵裕饷”为本谋。这就是说，他精简兵员，以求粮饷充足，借此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在陕甘，在新疆，要做到这一点，难上加难，但他一直勉力而为。

只用五年时间，西征军就收复了北疆和南疆十余城，纵横驰骋上万里，取得完胜的战绩，这是前无古人的。西征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左宗棠下令：“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老湘诸营入疆征战，严禁杀掠奸淫，“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这也是西征军成功的一大因素。

光绪六年（1880）春夏之交，左宗棠率领大本营，从肃州（甘肃酒泉）出发，向新疆哈密进发，特意让戈什哈用马车运载一副沉甸甸的棺材，作为三军前导，以示老帅马革裹尸的决心。这时候，军事上胜负已分，大局已定。左公“舆榇入疆”更像是一场真人秀节目，相比戏文《水淹七军》中魏国白马将军庞德抬棺决战的死磕，显然多出了几许喜剧色彩和表演成分。

《清史稿·左宗棠传》夸赞传主：“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以霸才敦行王道，施之于天山南北，同样卓见功效。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完美地超越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度成为中国民间最得敬意和好感的人物。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入京陛见，任军机大臣。当时，外国教会正在北京内城建筑一座哥特式教堂，原拟建成高楼，俯瞰皇室宫殿。民间众口相传，左侯（左宗棠获封二等恪靖侯）带了三千亲兵回京，对洋人的胆大妄为十分生气，将派兵毁掉这座教堂。教会颇为忌惮，赶紧修改施工图，降低了原定的高度。

李鸿章比左宗棠年轻十一岁，江南决战期间，两人有过不少军务上的交集，私交谈不上好。曾国藩的门人多半出息得不错，但要入左宗棠的法眼，还得再苦苦修炼一两百年。左宗棠重视塞防，李鸿章重视海防；左宗棠对外主战，李鸿章对外主和。两人一直较劲，共同语言少而又少。李鸿章对新疆之役极不赞成，他致书刘秉璋，疾言厉色地说：“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于盲人坐屋内说瞎话？”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左宗棠督师新疆，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威慑着伊犁城中的俄军，使清朝使臣曾纪泽在谈判桌上底气更足，回旋余地更大，《中俄伊犁新约》与崇厚草签的旧约相比，还是挽回了一些明显的损失。左公麾下的大将刘锦棠还守住了新疆，建置了行省，被朝廷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可谓功不唐捐。倒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把玩完，全军覆没。塞防与海防，左公与李公，谁干得更漂亮？还用问吗？

八、“破天荒相公”

湖南读书人张扬血性，自何年何月开始？源头不易寻找，但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一百多年前。大中四年（850），长沙人刘蜕在京城长安金榜题名，这是三湘子弟破题儿头一遭。唐朝时，长沙隶属于荆南地区，五十年间，荆南地区选送进京的举子居然从未考中过进士，人称“天荒”，荆南解元刘蜕春闱告捷，因此被赞为“破天荒”。魏国公崔弦时任荆南节度使，与有荣焉，遂致书祝贺，厚赠刘蜕“破天荒钱”达七十万之巨。孰料刘蜕婉言谢绝，在回信中，他解释道：“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刘蜕性格刚正，官声清白，言事不避权贵，虽遭贬谪，不改素节，在他身上，湖南人耿介的个性彰显无遗。

左宗棠有澄清天下之志，壮岁挥师江南，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暮年挺兵塞北，不仅平定了回军的叛乱，还肃清了落入阿古柏手中的北疆和南疆。论功勋，左公与曾公在伯仲之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第六次入京参加会试，由于试卷潦草而落第，悲愤之余，他赋诗《都中吟》十三首，第一首中有这样两句：“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族官员必须具备进士资质，才能点翰林，必须具备翰林资质，才能入阁拜相。左宗棠只有举人资质，从未点过翰林，却因盖世功勋被超擢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较之刘蜕，难度不知要高多少倍，他死后还获谥文襄，把清朝二百多年来的各项纪录一路破完，难怪李鸿章啧啧称道左宗棠为“破天荒相公”。自左宗棠实现破冰之旅后，袁世凯连举人资质都没有，居然也做了军机大臣。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左宗棠以救国为夙志，袁世凯以窃国为初衷。左宗棠对清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袁世凯则相反，一边假装给气息奄奄的清朝做“人工呼吸”，一边扼紧它的喉咙，掏空它的家底。被扼被掏的一方固然不值得同情，下狠手、下黑手去扼去掏的一方又岂是英雄豪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宗棠回复姨妹夫张声玠，有两句话很逗趣：“天下两员官好做，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三十多岁时，左公满足于做知县，四十多岁时，他仍然未改初衷：“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唯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谁知年近古稀，他鸿运当头，居然入阁拜相。

光绪六年（1880）年底，左宗棠卸任陕甘总督，调任回京，以东阁大学士入军机处行走，堪称名副其实的一品宰相。入觐时，光绪皇帝问他：“能早起否？”左宗棠操一口纯正的湘阴话回答：“在军营弄惯。”自出道以来，他就一直肩负重任，事务丛脞，未曾清闲过几天。他入值军机后，要画诺的急件不多，枯坐无聊，常朗诵诗句“八方无事诏书稀”。有一天，他对大家说：“坐久了，可以散吧。”于是同僚李鸿藻赋打油诗打趣道：“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此外，左宗棠的如夫人张氏很会做豆腐干，分送给同僚，大获好评，被誉为“京中第一”。李鸿藻的打油诗也有道及：“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京师豆腐干。”真能逗人一笑。

大庭广众中，左公勇于发言，敢于表态，将某些同僚当成下属，甚至当成奴仆，呼来唤去。他指斥某些尸位素餐的满族大员目不识丁，还讥讽八旗子弟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触犯众怒，满蒙籍的高官贵胄对他恨得牙痒痒的。

在军机处，左宗棠未能久安其位。由于傲慢失礼，左宗棠遭到礼部尚书延煦弹劾，因此他嚷嚷“军机大臣不是人做的”，请求外放。慈禧太后乐得耳根清净，便顺水推舟，成全这位老臣。光绪七年（1881）九月，左宗棠获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光绪十年（1884）五月，左宗棠第二次入值军机，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中法战争期间，福建马江一役，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法军随即猛攻台湾。值此危急关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主持海防，说白了，就是去担任“救火队长”。早先定下的那个“终老京师，长备顾问”的打算已彻底泡汤。

左宗棠倒是不犯愁，也不着恼，仍要大言傲世，论到临敌制胜，天下鼠辈全都只能靠边站，还得左家老子亲自出马才行。

左公是乙科（举人为乙科，进士为甲科）出身，大器晚成，五十岁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这在清代是罕见的奇迹。对此，他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光绪二年（1876），左公向儿子现身说法，可谓字字实诚，没打半句马虎眼：“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锡封，忝窃非分。嗣复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得？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且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可谓不肖矣！”左公的四个儿子原本都打算在科举方面有所作为，长子孝威表现最佳，年纪轻轻就考中了举人，四子孝同被左公看好，家书中称“四儿似是英敏一流”，光绪十一年（1885），左公去世，朝廷特赏孝同举人功名。左公常说，“读书者不贱，守业者不贫”，“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子弟以读书为业，能通经史、敦内行者上也；工制举业，不坠秀才家风者次之。无论成材与否，总不要沾染名流架势，贵介排场，纨绔习气。有一于此，鲜不败其家者矣。”

左宗棠希望几个儿子能够务本，效仿他，由耕读入手，求取实学，可惜他们不能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打了不少折扣。左公尤其不赞成他们再履戎行，光绪四年（1878），他在家书中发出过警告：“将兵三世，其后不昌，为其杀人太多也。”甲午（1894）年间，左孝同受父亲的老部下吴大澂征召，前往东北，出任营务总办，兵败之后，他就离开了军队。

九、相期毋负平生

在晚清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性格内敛，城府幽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给人的印象是心理较为压抑，精神较为苦闷。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好张扬，率性豪迈，倜傥不羁，他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敢于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和天然本色，处处不同凡响。这两人的性情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喜欢慢工出细活，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对外坚决主战。他们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可谓冰火两重天。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回复女婿陶桄的来信，专谈湘、鄂、赣三省军情，差不多都是坏消息，对于庸将们的拙劣表现，颇有微词。他在信尾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曾国藩到省城办理团练，左宗棠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两人也很合得来，“甚相得”三字可见两人初交之欢洽。曾国藩字涤生，左宗棠用涤兄、涤翁、涤公之类的称呼，也颇显亲热。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写信给前辈严正基，汇报湖南境内的战况，其中提到曾国藩，有这样一段文字：“涤兄从岳州归后，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少阅历’三字是其所短，然忠勤恳挚，则实一时无两。……吾乡之危而复安，则中丞与涤翁之力也。”两年后，由于在筹饷方面意见不合，曾国藩与江西官场落下不快，左宗棠对此感到忧虑，写信给名将王錱：“江西大局赖此可望转机，而大僚与涤公渐有龃龉之意。涤公性刚才短，恐益难展布矣。”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他的说法大同小异：“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他对曾国藩的苦况充满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