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

由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往往水分充足。原因很简单，友人着墨则不吝溢美之词，仇家弄笔则暗藏报复之意，前者为蜜丸，后者为毒饵，二者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上海《亦报》上发表方块文字，恶攻傅斯年的计有两篇：一篇是《新潮的泡沫》，另一篇是《傅斯年》。知堂老人向来以为文平和冲淡著称于世，由于“汉奸”烙印黥在额头，难以洗脱，亟须捞到一把救命稻草，若能既释旧谴，又报私怨，则一事两便，何乐不为？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收拾过文化汉奸，周作人将他视为标靶，并不奇怪。在短文《新潮的泡沫》中，周作人骂罗家伦是“真小人”，是蒋二秃子（蒋介石）的“帮闲”，骂傅斯年是“伪君子”，是蒋二秃子的“帮凶”。周作人笔下的傅斯年是这样的：“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别人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周作人看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并非凭靠自己的实力，而是“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周作人还臆测，傅斯年在台湾绝无久留之意，随时准备逃之夭夭。此文不足五百字，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情绪异常饱满，原因只有一个：傅大胖子死了，他格外开心。他搬出两三桩旧事来，意在贬低傅斯年。《时事新报》反对新文化运动，曾刊出沈泊尘的两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的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就一直很有意见”。周作人的意思很明白，鲁迅一度欣赏过傅斯年，他却从来就看不起这位一副侉相的傅大胖子。周作人还揭发了傅斯年的一桩“阴事”：傅斯年留学德国时经常在好友毛子水面前大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可是他的枕头下却暗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关起门来偷着学，言与行违，这叫哪门子事体？

周作人受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挑唆，为家庭细故与长兄失和，独占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鲁迅以“昏”字总结其为人。周作人早年能做到不投机捧胡适，晚年也能做到不从众骂胡适，认为“交道应当如此”，确实不错。但胡适的弟子傅斯年是个特殊的例外，他褫夺了周作人的北大教职，乃是不共戴天的仇家。私怨之下，公信难存，周作人的短文就得反着读才行。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复原。此前，胡适已被当局委任为北大校长。由于他在驻美大使任上不胜繁剧，患上心脏病，尚须在美国休养生息，不宜亟归就职，因此迟至1946年6月5日他才从纽约乘船，回国履新。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傅斯年鼎力支持，胡适在国外养病期间，傅斯年代行其职，代负其责，他痛下辣手，为胡适做了一番完全彻底的大扫除。

傅斯年疾恶如仇，富于爱国情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汉奸势不两立！”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职，战后去重庆活动，登门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还痛骂伪北大的学生为“伪学生”，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弹，南宫博就曾撰文《先生，学生不伪！》，与傅斯年较劲。傅斯年以吞白日、贯长虹的气概视之蔑如，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清除，扫地出门，他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应以汉奸罪论处。胡适的主张是尽可能宽容，对伪北大的落水教授网开一面，傅斯年却发誓：“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周作人衔恨傅斯年，可谓切齿腐心，但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就算别有隐因，也难以摆上台面），后来他用方块文章恶攻一气，泄愤或许有助，立论却站不稳脚跟。

世间最赏识傅斯年，最理解傅斯年，最珍惜傅斯年的，无疑是胡适，他们谊兼师友，相知极深。1952年12月20日，胡适痛定思痛，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引用了自己为傅斯年遗著所写的序言，足见他对逝者的激赏和惋惜：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我细数了一下，在短短二百字中，竟包含了十二个“最”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相同篇幅向鲁迅致敬，充其量也只用了九个“最”字，就堪称极其隆重的礼遇了。胡适向来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他对同时代的作家和学者多有推许，但如此密集地使用“最”字，尚属首次。这是纯粹的谀墓之词吗？健全的理性并不允许胡适溢美，他更不会把私谊掺杂进来，减弱自己的说服力。这只表明一点：胡适确实把傅斯年视为人间顶难得的天才。在这篇讲话中，胡适强调指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在他过世两周年的时候使我感到最伤痛的，也是这一点；这是没有法子弥补的。”

天才的出缺，比老叟的牙坑更难填充，后者可用义齿取而代之，前者呢？一旦瞑逝，就如同某个珍稀物种的消亡，世人徒呼负负，于事无补。

一、出头椽子

有人说：傅斯年生性好斗，喜欢出风头，甘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个说法不算胡诌。

1917年，傅斯年在北大干过一桩自鸣得意的事情。北大有个同学脑满肠肥，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有人草拟了一张“讨伐”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壁上。恰巧傅斯年也厌恶此君，看他不甚顺眼，于是即兴撰写匿名揭帖去响应，表面上替此君鸣不平，实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傅斯年的匿名揭帖为北大读者所激赏，在上面密点浓圈，评语愈出愈奇，一时间北大校园内皆以此为谈资。不久，蔡元培在大会上演说，提起这件事，对诸生匿名“讨伐”某君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自己的同学，不合做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出于同学之谊，应该规劝。如果规劝无效，尽可告知学校当局。这样的做法才是正当的。至于匿名揭帖，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受到蔡先生一番劈头盖脸的教训，傅斯年深感内疚。以往，他对《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不欺暗室”早已背诵如流，滚瓜烂熟，却如和尚念经，浑然不解其义理，眼下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当头棒喝，方始大彻大悟。从此以后，傅斯年做任何事情，都不再匿名，决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当年，北大教授讲课甚为散漫懈沓，沈士远在北大预科教国文，一篇《庄子·天下》，他可以从秋至冬讲上一学期，仍没把庄子的“天下”拿下来，弄得学生腻歪不已，曲肱而梦周公，沈士远因此得诨名“沈天下”。陈介石主讲中国哲学史，他从伏羲讲到周公也需要一个学期，这种“乌龟节奏”，傅斯年的学长冯友兰即亲身领教过。曾有人询问陈教授：“照您这样讲，什么时候才可以讲完？”后者的回答很有点禅趣：“哲学无所谓讲完不讲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陈教授的回答固然巧妙，但他不通逻辑，将哲学和哲学史混为一谈，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胡适留学归来，才不过二十六七岁，执教于北大哲学系，专讲中国哲学史，持有金刚钻，包揽瓷器活。他异常大胆，一刀割断商朝的联系，将中国哲学史的坐标下移至西周末年。学生们都说胡适的做法简直是“造反”，此人根本不配教授这门功课，最好是把他轰下讲台，赶出校门。私底下起哄归起哄，真要拿主意，个个面有难色，一位机灵鬼便出谋划策：“不妨请傅斯年去听听胡适讲课，他的国学根柢，他的判断力，大家全都信服，唯其马首是瞻，不会有错。”傅斯年果然不辱使命，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后，颇为赞可，对那些心怀不忿的同窗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一场引弦待发的逐师风波遂偃旗息鼓。胡适曾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时，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傅斯年、顾颉刚等学生的学问比他强。傅斯年终身服膺胡适，捍卫胡适，甘心成为胡适的护城河。胡适开过这样的玩笑：“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四川李庄史语所驻地对众人宣称：“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在孔子门下，子路是刚猛无比的大护法。在胡适门下，傅斯年无疑是保驾护航的头号勇士。

并非每个教授都有胡适这样幸运，难入傅斯年法眼的角色不乏其人。章太炎的及门弟子朱蓬仙开《文心雕龙》课，非其所长，讲台下的学生可不是善与之辈，他们的学问根基本就非常扎实，何况虎视眈眈，专等朱蓬仙送错上门。傅斯年等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班同学联名举发这些舛误，上书蔡元培校长，请求补救。此事要做就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可出丝毫纰漏。傅斯年认真研读朱蓬仙的讲义，逮获三十多处硬伤。蔡元培先生接到学生的联名信，感觉此事有些古怪，莫非教授之间不服气，有人暗加攻讦，借学生之手代为操作？此例一开，此风一长，北大将永无宁日。于是蔡先生决定召见联名的学生，当面找寻答案。大家听到消息，面面相觑，惴惴不安，一方面害怕蔡先生出题来考，另一方面则担心傅斯年一人肩负的责任太重，于是有能力的学生每人分配几条，各自弄明白了子丑寅卯，方才去校长办公室见真章。他们的猜测应验如神，蔡先生学问好，面试毫不含糊。所幸大家有备而来，一问一答如合卯榫。考完之后，蔡先生不吭声，诸位学生也不吭声，大家鞠了个躬，从校长办公室鱼贯而出。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实在憋不住了，个个扬眉吐气，捧腹大笑。结果是，这门功课重新调整，朱蓬仙歇菜回家。

早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傅斯年的天纵之才即为师兄师弟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赞这位山东才俊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甲问乙是中文系哪班，若乙回答他是傅斯年那班，彼此肯定会心一笑，既可说是欢笑，也可说是苦笑，因为这宗便利的代价太高，说是倒霉才对，被傅斯年这块重型“钢板”狠狠地压在下面，一般人休想翻身。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俞大维自诩是触手成春的学者，竟也赶忙弃学文史而改择理科，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由此可见傅斯年有多牛。

名师的绝学端赖高徒薪火传承，傅斯年是文史园地的壮苗，国学大家刘师培、黄侃等人心中有数，都抱着老儒传经的热望，期待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或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本可徘徊歧路，顾后瞻前，但他具备现代思维，乐意扛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纛入于更广袤的学问之野。

1918年，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高才生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由于经费上吃紧，决定争取校方的支持。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对《新潮》的面世乐见其成，他很想看到一家真正由青年学生创办的青年刊物来声援《新青年》，多一支新文化运动的偏师，就多一股进步的势力。但他怀疑傅斯年潜心国学，被黄侃视为高足弟子，可能是来探营的间谍。及至陈独秀读过傅斯年发表的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后，此类疑虑烟消云散。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的日记所载，傅斯年已进入《新青年》的编委阵营，而且是十二人中最少年。蔡元培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对北大的新生事物异常宽容，校方同意为《新潮》垫付印刷费，并且代为发行。新潮社吸纳了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不少优秀分子，除了发起人傅斯年、罗家伦二位，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等四十余人。这些成员绝非庸碌之辈，日后，他们在学术界内或学术界外几乎个个都有不小的名头和成就。《新潮》的政治色彩不如《新青年》那么浓厚，但二者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

《新潮》一纸风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出手不凡，“好像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蒋梦麟语）。傅斯年发表高论，观点趋于极端，比如：“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谬误，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将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归类，大加贬损，显然失之简单粗暴。然而当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大将都喜欢这么干，青年人也普遍觉得，持平之论不够过瘾，只有讲过头话语、写过头文章才算痛快淋漓，于是乎若不走极端就不算革命，成为了《新潮》作者的共识。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的文章惊动了校内外不少读者，有位遗老气呼呼地拿着《新潮》杂志去向总统徐世昌告状，徐世昌非常反感这些锋芒毕露的激烈言论，就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施加压力，傅增湘则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点出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四人，要他加以惩戒。当时，顽固的保守派将陈、胡、傅、罗贬称为“四凶”，甚至说官方有意将他们从北大除名。传闻若此，动静全无，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岂肯助纣为虐？《新潮》绝对不是什么甜汤和温吞水。论影响力，它与《新青年》分庭抗礼，北大守旧派创办的《国民》和《国故》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搭造了一座灯光璀璨的大舞台，许多人因为这一时期的精彩演出（哪怕只是跑过几圈龙套，当过一回票友）而身价百倍。“五四青年”是一项经久耐用的荣誉，“五四健将”呢？更是一道衬托威仪的光环，蔡元培先生曾打趣“吃五四饭”比一般意义上的吃老本更使人受用无穷。这就难怪了，某些过来人颇为离谱，竟然削尖脑袋，殚精竭虑朝“五四”怀里钻；某些号称“革命家”的狠角色也未能免俗。

1919年4月底，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的分赃会议）上的交涉宣告失败。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透露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和会之所以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是由于卖国贼心怀鬼胎，暗中同意换文。内奸究竟是谁？亲日派的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曹汝霖（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陆宗舆（币制改革局总裁、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华方董事长）乃为众目所视，众手所指。北京学生组织原计划于5月7日举行国耻日集会游行，因此提前到5月4日，军阀横行引起民愤，强权政治招致国耻，学生要公开表示抗议。傅斯年参加了群情激愤的发难大会，被推选为二十名代表之一。罗家伦即兴起草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令人血沸，颇具煽动力：“……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5月4日那天下午，天安门前，旗帜招展，人头攒动，北京总共有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参加集会游行，堪称史无前例，游行示威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北大队伍前列，学生举着“还我青岛”的血字衣（谢绍敏咬破手指写的），打出白布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这副对联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至于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祖先是不是曹操和章惇，估计没人认真考证过。很难想象，傅斯年身宽体胖，指挥一支如此庞大的游行队伍，该是气喘咻咻、汗流涔涔吧？游行队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后，学生的情绪开始失控，纪律也随之松弛，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虽是容易激动的人，但每临大事，理智占先，他劝导众人保持冷静，不要过激，但他的声音被巨大的声浪淹没了。此后的火烧赵家楼和群殴章宗祥，已超出了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事态迅速升级，三十二名学生锒铛入狱。当天，傅斯年去了赵家楼吗？应该是去了，罗家伦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周炳琳更是言之凿凿地说，他亲眼见到傅斯年将曹汝霖家的红绸被面撕下围在腰间，他还在一旁诘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傅斯年是否参与了打砸烧？则众人语焉不详。有一点倒是确定无疑：在众人实施无羁的暴力之后，傅斯年及时撤离了乱糟糟的现场，他没有进入被捕者的名单。翌日，北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一位陶姓学生丧失理智，颇为冲动，与傅斯年意见相左，当众撕破脸皮，由言语顶撞上升为肢体冲突。傅斯年吃了一记窝心拳，怒不可遏，向好友赌咒发誓不再参与北大学生会的工作。此后，学生运动纵深发展，形成燎原之势。在抵制日货的高潮时期，有歹人包藏祸心，蓄谋毁损傅斯年，竟放出冷箭，造出谣言，说是傅斯年接受了某烟草公司（这家公司乃中日合资）的津贴，奸人造谣中伤的动机昭然若揭。谣言止于智者，奸谋并未得逞。

回顾往昔，傅斯年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反而渐行渐远，真实原因是他对学问的兴趣要大过对政治的兴趣，他的领袖欲望并不强烈。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的个人表现可用“虎头蛇尾”四字形容，这大致不错。在那个岔道口，傅斯年选择了另一条进取之路，考上山东的官费名额，前往英国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五四之后，傅斯年向经历过那场学潮的人无私地奉献了三点忠告：“一、切实的求学；二、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三、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傅斯年也有同感和共识。

傅斯年投考官费留学生时，遭遇波折，尽管他的成绩出类拔萃，但险些被刷落榜下。原因很简单，观念顽固保守的试官对这位五四健将和《新潮》主脑抱有成见，“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这个理由已足够充分。所幸陈豫先生为傅斯年攘臂力争：“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尚且不让他留学，山东还办什么教育！”此言掷地有声，无可辩驳。

当年的风气使然，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对自然科学颇为着迷，颇为倾倒，他们急欲寻求西方的科学方法，回头梳理东方文化。傅斯年除了自己的专业，还钻研化学和数学，修习地质学，因此被好友毛子水打趣为“博而寡约”“劳而无功”，罗家伦则调侃傅斯年是“把伏尔泰的精神装在塞缪尔·约翰生的躯壳里面”。约翰生博士是英国十八世纪最博学也最风趣的文人，独力编纂一部完备的《英语词典》，享誉大英帝国。约翰生博士是大胖子，傅斯年也是大胖子，罗家伦的比拟不算失伦。傅斯年不以为侮，反以为豪，他顾盼自雄，拍打自己的将军肚，如同拍打得胜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留学和游学的中国学者不乏天才横溢的精英，有蔡元培、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傅斯年、金岳霖、毛子水、徐志摩等，他们博而能约，广而能精。最难得的是，他们常常在柏林雅聚，各拈妙谛，各抒壮怀，互通声气。

与陈寅恪一样，傅斯年也是典型的“游学主义者”，欧洲名校的博士文凭光鲜至极，他却是绝缘体，根本不来“电”。傅斯年辗转于英国和德国的多所大学，选修了一些与他的研究方向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哪里有心仪的大学者，他就寻踪而至。在德国柏林大学，傅斯年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当年，有此运气和荣光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

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傅斯年居然将世间最难兼容的褒称（“国士”）和贬称（“大炮”）集于一身。乍看，觉得离奇；细思，又觉得妥帖。他学问好，脾气大，论到气节和斗志，他都是首屈一指的。

当敌寇犹如蝗、蜂一般集结，准备疯狂入侵的时候，中国民间反抗者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江湖豪杰断发文身，知识精英蓄须明志，冯友兰和闻一多就是在抗战时期成为了“美髯公”。傅斯年既是五四斗士，又是历史学家，他的做法很特别，给儿子取名仁轨，可谓态度鲜明。显然，这个名字有出处。刘仁轨是唐朝大将，驻守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军，打过漂亮的歼灭战。

抗战期间，傅斯年为儿子傅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嘱咐他“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诫儿子：“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今北京），长达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打算杀他，而准备用他，于是让十二岁的宋恭帝去狱中劝降。文天祥见到宋恭帝赵?的那副委琐熊样，仿佛万箭穿心，但他仍以“君降臣不降”五字断然峻拒。傅斯年是北人，文天祥是南人，北人素来轻视南人的骨气，然而悠悠千百载，毕竟会有例外。

1935年，神州大地风云变幻，形势危如累卵，日本人大肆鼓噪“华北五省自治”。畏敌如虎的人极其天真，主张将北平降格为“中立区”，为此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值此敏感时期，胡适身为“低调俱乐部”成员，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保卫华北的重要》。傅斯年读罢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的意思，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杂志社，与胡适割袍断义、割席断交，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多方调停，傅斯年才尽释前嫌，收回成命，与胡适言归于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更爱祖国！”如此理解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则庶几乎近之。胡适也是爱国的，但他一度被自己的那个“和比战难”的论调绊翻在地。

北平市长秦德纯上任伊始，设宴款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虚声恫吓，要大家看清形势，知所进退，还公然为敌张目，大放厥词，“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以免惹祸，俨然要出面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招降纳叛。当时，全场名流闻之色变，噤声无语，气氛沉闷而凝重，唯有傅斯年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当面教训秦德纯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别站错了民族立场。他宣称，值此国运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身为学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反抗的态度和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在场学者的敬佩。嗣后，一二九学生运动发出示威的强音，使得北平上空浑浊的空气为之一清。当时，亲日派嚣张，日本特务猖獗，傅斯年严正表态，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灾，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缩。

抗战伊始，名校南迁，然后西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定址昆明（文学院和法学院在蒙自有三个月的过渡期），宝贵的师资和财力得以集中利用。因陋就简，办好一所战时的中国最高学府，这个奇妙的构想最初即源于傅斯年的灵感。此举壮哉！伟哉！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理应大书特书一笔。西南联大经受住战火的考验，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均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欣喜若狂，他从住所里寻出一瓶烈酒，跑到街上，手舞足蹈，犹如醉八仙，脱略于形骸之外。他用手杖挑起帽子，又像一位变戏法的魔术师。那晚，他在街头与民众笑闹了许久，直到酩酊大醉，手杖和帽子全都不翼而飞。国家出了头，老百姓有了活路，这是傅斯年最感畅怀、惬意的大喜事。至于国内局势将再度恶化，一场铁血交飞的内战即将爆发，则是傅斯年始料未及的，也是众多爱国者始料未及的。

三、“民国第一牛人”

傅斯年卓荦豪迈，每给人以不可企及之感。真名士，始能真本色，方能真性情。傅斯年被人谑称为“傅大炮”，即形容他忍不住炮仗脾气，口快心直，放言无忌。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罗家伦看傅斯年看得较为准确：“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倘若傅斯年的“斗劲”欠缺钢火，他又怎能成为“民国第一牛人”？

周炳琳夫人魏璧曾说：傅斯年从欧洲归国时，决定带手枪去南方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办法是将西文精装的原版书挖出空洞，用来藏枪。那年月，安检措施并不严密，这样子就足以蒙混过关了。可惜这是一条孤证。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时，傅斯年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有一天，他和几位同学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饭，大家兴致勃勃，个个开怀畅饮。这种场合，这种时候，傅斯年的“大炮”不鸣不响，更待何时？他信口开河地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开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座的同学都觉得此言痛快淋漓，唯独蔡先生越听越不耐烦，他声色俱厉地教训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听到蔡先生的当头棒喝，傅斯年的酒劲醒了一半，顿觉无地缝可钻。

在北大时，傅斯年与人对掐，从不害怕寡不敌众，他是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体积、力量、勇气，三者都是冠绝群雄。他的诀窍是：“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足以压倒一切。”傅斯年，虎背熊腰大块头，头发蓬松如乱草，戴一副美国滑稽电影明星罗克式的玳瑁眼镜，天气稍热就满头大汗，时不时掏出洁白的手绢揩抹汗珠，这样一个人，居然要扮演好斗的骑士（东方堂吉诃德），像吗？罗家伦曾劝傅斯年不要总是像好斗的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傅斯年不可能把“沉默是金”这样的金科玉律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最逗趣的是，傅斯年与丁文江有过一段“过节”。1923年，一向倡导科学精神的丁文江与“玄学鬼”张君劢大战若干个回合，终获全胜。当时，傅斯年人在国外，十分关注这场论争，尤其欣赏丁文江的笔力和学养。过了三年，丁文江出任大军阀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傅斯年以为自己佩服已久的这位狠角色竟然堕落成为禄蠹了，他感到极为失望。在巴黎，傅斯年向胡适连说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丁文江。1929年，傅斯年回国，经由胡适介绍，结识丁文江。胡适用玩笑的口吻打趣傅斯年：“现在丁文江就在你身旁，你干吗不杀他？”此前，傅斯年已了解丁文江当年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的苦心是为了做一回改革旧上海的试验，还哪有一点敌意和恨意？他尴尬一笑，抱怨胡适旧话重提，是故意恶作剧。胡适对傅斯年说：“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个‘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此后，他们三人成为了声气相求、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杀北大教授李大钊，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皆口径一致地称李大钊在北京“就刑”，傅斯年愤然驳斥道：这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国民党旗下的御用文人骂他“罪有应得”，傅斯年却为之公开辩诬，赞许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那年月，黑枪林立，言责自负，傅斯年态度鲜明，勇气可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以西方科学精神武装头脑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反感中医，鲁迅是一个典型，傅斯年也是一个典型。傅斯年认为，英国医学博士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已经三百余年，中医居然还把人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这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和蔑视。由于傅斯年专修过实验心理学，同时涉猎过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他撰文批判中医时，不仅在立论上站得住脚，精确打击中医的命穴和要害，也是弹无虚发。那些欲将中医顶礼膜拜至国医地位的人，对傅斯年自然是恨得牙根痒痒的。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所谓国医》，他笃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开篇就危言耸听，自揭家丑：“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做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医学领域引发新一轮科学和玄学（“巫术”）的激烈论战。

有一次，傅斯年为了中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人当众激辩，舌剑唇枪，各显其能，最终孔庚仓皇败下阵来，全然没有“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竟倚老卖老，在座位上大出粗口，辱骂傅斯年。傅斯年不与孔庚斗粗鄙的口角，他当众放出一句狠话：“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然去门口拦住孔庚，这才看清楚自己的对手七十多岁，骨瘦如柴，他的斗兴顿时大减，把握紧的拳头松开了，对孔庚说：“你这样老，这样瘦，我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其实傅斯年是刀子嘴豆腐心，并不喜欢恃强凌弱，当他占尽上风时，反而不再动手。

1940年8月，《云南日报·星期论文》刊出冯友兰的《论中西医药》，其论点可解中医与西医的长期纷争：“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中医的理论可能不通，但中药可以治病则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中药，而不必研究中医”，即不必研究中医的那套近乎玄学的理论。

傅斯年主张知识精英参政而不从政，所以他只做参政员，不做官员，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并非同道，胡适主张“好人政治”，认为好人要尽可能出去做官，国家才有希望，否则，“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家里叹气”，“好人动口不动手，坏人背着世界走”，政治的清明将永无希望。傅斯年的好友朱家骅、罗家伦均踏入政界，操持权柄，快哉乐哉。傅斯年的办事能力实则远超朱、罗二人，蒋介石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倘若他愿意从政，不仅机遇多多，而且职位也绝对不会在朱、罗二人之下，但他始终坚执不可。傅斯年曾致书胡适，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在政治上，他比胡适要成熟得多。傅斯年敝屣尊荣，连蒋介石钦点的国府委员他都力辞不就，在书信中他表明态度：“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1948年三四月间，胡适对是否参选总统颇感恍惚，傅斯年提醒胡适，他身为国内知识界的当然领袖，“名节”才是重中之重，当局拉他参选，目的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真可谓一语唤醒梦中人。

有人说，傅斯年就像是东汉党锢传中李膺、范滂皆推崇备至的一流人物郭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危言高论，处士横议。但傅斯年显然比郭泰更有行动力，更有胆魄，他凭借一己之勇拼掉了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一位是孔祥熙，一位是宋子文，前者是蒋介石的连襟，后者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可见其神勇非凡。傅斯年曾在参政院的会议上公开揭露真相：“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他平生痛恨中饱私囊的贪官，孔祥熙和宋子文是世间少有的大贪巨蠹，他自然视之若仇敌，深恶而痛绝。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除恶务尽”，“攻敌攻坚”，要打就要打活老虎，打大老虎。

抗战期间，傅斯年身为国民参政员，屡次质询行政院长孔祥熙，牢牢逮住其经济问题不放，使孔祥熙狼狈不堪，恼怒至极，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既想治理好“中华民国”，又想笼络住那些专挖墙脚的亲友，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最终害他丢掉了江山。蒋介石曾亲自出马为孔祥熙缓颊求情，欲使傅斯年一笑置之，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对蒋介石荒谬的逻辑推导不以为然，他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蒋介石亦为之动容。一个人在极峰面前敢于讲真话讲硬话，这才叫刚直不阿，这才是傲骨铮铮的男子汉。

傅斯年硬抗孔祥熙，打的是持久战和攻坚战。从1938年开始，他多次向蒋介石上书，不遗余力地抨击孔祥熙，孔某人的所作所为无一能入他的法眼。在他看来，孔祥熙无异于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民众几乎都指着孔祥熙的背脊来证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无出路”。孔祥熙固然是一个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不倒翁，但被傅斯年、马寅初这样的大学者揪住不放，掊击得体无完肤，学生运动的矛头也直指他为国内的头号大贪巨蠹。傅斯年曾说：“（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1945年，孔祥熙的权势之路走到终点，咸鱼未能再翻身。

1947年2月15日，农历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再放重炮，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造成一波强劲的倒宋风浪。即使悬隔六十余年，我读罢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来形容。傅斯年从五点入手，处处讲理，层层剥皮，使宋子文体无完肤。这五点是：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能力、文化水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傅斯年讽刺宋子文宴请来宾，只会夹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敌产，竟将别人的老婆也一并接收，还带到公共场合去招摇，丢人现眼，沦为笑谈。这样子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怀疑他究竟是否“神经有毛病”。此文中，讲理是一方面，发怒是另一方面：“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这一驱逐令斩钉截铁。傅斯年先后撰文弹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蒋介石至少要“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最好能将他们“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般毫不客气和行之有效的办法，蒋介石心太软，未肯采纳。蒋经国后来去上海打虎，同样是只闻霹雳，不见雨点。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痼疾难瘳，根基朽，大厦倾，纵然傅斯年驱逐孔、宋大功告成，也无济于事。

曾有人作诛心之论：“傅斯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仍是蒋介石的一条忠实的走狗！”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准确地说，傅斯年向来敢“犯上”而不“作乱”。中央银行国库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份蒋介石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函件，他怒火中烧，动笔勾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侧挥笔痛批道：“不成话。”世间多有连贪官也不敢反的软骨动物，批评傅斯年这样的勇士，他们却“有胆有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