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者中，胡适所领受的“礼遇”和“恶待”都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举到与神圣仙佛平齐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到与魑魅魍魉并排的行列。这么明显的分歧，这么巨大的差异，这么极端的褒贬，爱之者欲其上天堂，恨之者欲其下地狱，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居中作用。说到底，这两方面的结论是无一可靠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对者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有贡献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胡适原名洪骍，清朝末季，这位垂髫少年请二哥嗣秬为他取一个表字。当时，严复翻译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在中国知识界一纸风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几乎口口能诵。胡二哥为弟弟胡洪骍所取的表字就是颇得风气之先的“适之”。后来，胡洪骍写文章，偶尔用“胡适”做笔名，感觉不错，大有“往何处去”的提醒意味。逗趣的是，后来有人用“孙行者”对仗“胡适之”，号称工切，虽然胡适属兔，但他身上确实有几分猴气。1910年，胡洪骍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胡适”这个名字正式派上用场，原名便逐渐被人淡忘了。

末世的青年人很容易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胡适也曾放浪形骸。早年，他在上海求学，最突出的表现是酗酒，有一次差点死掉，还有一次喝得烂醉，在街头与巡警干架，被“请”进班房。所幸胡适的诤友许怡荪规劝他洗心革面，去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还为他筹措川资。1910年，胡适赴美之后，许怡荪的第一封信就对症下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胡适与许怡荪缔交十年，他写字不潦草，做人不苟且，都是深受后者的影响和感化，可惜这位只比胡适大一岁的良友未满而立之龄即英年早逝。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几乎都受过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的鼓动，胡适也不例外，《新民学叙论》中的那段文字——“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令胡适铭刻于心，念念不忘，他渴望做一位新民，求学益智就是他努力的方向。梁启超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七个时代，这也激发了胡适的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点野心就是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留美期间，胡适酝酿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他要“新辟一文学殖民地”，纵然匹马单枪，比堂吉诃德更孤立无援，也要深入敌后。当时，任鸿隽、梅光迪、朱经农等一众好友无人乐观其成，胡适却仍然豪气干云，誓与四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掰一掰腕子。他在日记中自勉自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看到了几丝曙光，决定起而行之，他在日记中还写下壮语：“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那时，他的勇气和狂气是最大的，词作《沁园春》的下阕唱出了响遏行云的高调：“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将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也是胡适一生中少有的三c高调，当时他标榜的是“文学革命”，而不是后来降了调的“文学改良”。

回国之后，胡适的同志渐渐增多，其中的急先锋是刘大白，他将白话文称为“人话文”，将文言文称为“鬼话文”，将写作文言文的活人称为“活鬼”，呵斥他们“速回坟墓里去”。当时，胡适的同路人中，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和周氏兄弟最具战斗力。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明确表态——“我佩服陈胡”，陈是陈独秀，胡是胡适。鲁迅与胡适曾有过几年惺惺相惜的“蜜月期”，彼此是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主将和健将，“与子同袍”，是很正常的事情。后来，由于两人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方式日形迥异，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的“投枪”和“匕首”也就瞄准了胡适。

1930年3月，鲁迅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篇长文除了将梁实秋“问斩”，还向新月社诸君开刀：“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胡适是新月社的龙头大哥，当然首当其冲。此后，鲁迅骂胡适，逐年升级，骂他是“帮忙文人”（1933年3月6日，见于《申报·自由谈》的《王道诗话》），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1933年3月26日，见于《申报·自由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骂他“厚颜”（1933年6月18日，见于鲁迅致曹聚仁的信），骂他“和官僚一鼻孔出气”（1936年1月5日，见于鲁迅致曹靖华的信）。鲁迅将胡适视为劲敌，站在后者的对立面，这与鲁迅的“向左转”有很大的关系。

政治分歧与意气用事往往是硬币的两面，郭沫若骂过胡适为蒋介石的“难兄难弟”，郁达夫也骂过胡适为“粪蛆”，大抵属于此类。胡适自成名之日起，不被人攻讦和辱骂的日子估计是没有的，不被人误解和曲解的日子估计也是没有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雄文，稍加整理，就有八大册三百余万字，真可算得上千夫怒指，万炮齐发，火力之猛令人咋舌，居然没有把胡适轰成一堆炮灰，准头也忒差劲了些。

一、在政治方面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他们的观点是：好人理应“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图革新政治，建设国家。若寄希望于现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在胡适看来，“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屋里叹气”，“好人不出手，坏人背着世界走”，这种局面该到彻底改变它的时候了。但胡适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不宜从事实际政治，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人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禄蠹。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一堵铜墙铁壁，极其坚厚，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以轻易捅出窟窿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主张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他所揭发的“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的火眼金睛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有点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授人以柄。应该说，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汉，也是一个迟疑者，有时候他想下水，又怕弄湿了鞋，弄脏了衣裳。偏就是这样，他还是心血来潮，最终被迫下水，违背了自订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禁约。

关于爱国，胡适早年的看法耐人寻味。他的座右铭是：“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爱国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1918年，他写过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有这样沉痛的句子：“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他的诗句为何如此痛切？你必须参看他的另一句名言，才会霍然明白：“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莠政害民，人皆为奴，区别只在于一部分人做稳了奴才，另一部分人尚未做稳奴才，人权根本无从谈起，爱国只是大忽悠。二十年后，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胡适权衡再三，终于放下了世界公民的身架，向爱国者的行列走去，这种妥协又何尝不是艰难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间，胡适高调主和。直到1937年，他才易调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1938年8月初，在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加急电报，慎重考虑后，他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出发，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在海外写信给夫人江冬秀，也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伕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并没有一句“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的大话。那个时期，胡适在赠给银行家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留下了他此时此际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被卷入政治漩涡，乃时势所迫之下的万不得已，这个解释也为他的朋友们广泛认同，赵元任夫妇既认为胡适心志甚苦，从政是他的短板弱项，又认为此举无可厚非。

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事的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乃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

1942年9月14日，胡适卸任。四年间，由寄予厚望到超出期望，胡适受到美国朝野的一致敬重。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交游，了解美国文化一如了解本国文化。他任驻美大使，与美国先贤托马斯·杰弗逊任驻法大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宣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关头，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克服病痛，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胡适还利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颁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之机，在演讲中巧妙地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对胡适此举大为不悦，竟冷言冷语地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讲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其实，使馆的日常事务，助手皆可打理，大使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多多接触美国的名流政要，向他们描述中国军民的惨烈抗战，以争取广泛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才是正事，胡适干的也正是这个。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告知这条震惊天下的消息：“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生息。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胡适患病蛰居纽约期间，心境灰沉，后因经济上发生困难，径赴哈佛讲学一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复原，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蒋介石渴求美援，决定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循用昔日的成文——“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在他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迥然不同，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理由有二：其一，他接任北大校长为时仅一年半，毫无成绩，此时旁骛，在道义上，对不起国家、学校和自己；其二，他已年近花甲，此时再作冯妇，便是永久抛荒学术事业，他自己还有点不甘心。这两条理由都稳稳当当，站得住脚，蒋介石也不好再强人所难。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近似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1926年7月底，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谘询委员会会议”，取道苏联，在莫斯科，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merriam）、哈珀斯（harpers）一同参观监狱，与共产党人蔡和森纵谈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对苏联的现状他表示相当满意，因而在日记中写下“充分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在致张慰慈的信中写下“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胡适也把自己的一揽子想法写信告诉了好友徐志摩，徐志摩则将胡适的观点摘要发表在《晨报》上，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胡适的信“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所发表的意见几乎没有一句是对的”，胡适不屑回应，这场风波也就很快平息了。据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的某个省份划拨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但胡适在口头上绝对宣扬过。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即提及此事，应非虚妄。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当不会转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绝对不是蒋介石。蒋介石虽然亲近英美，采取的却是实用主义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英美的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至于激进的共产主义试验，更是视之为洪水猛兽。

1948年3月29日，首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前，蒋介石即放出风声，他和李宗仁都不竞选总统，总统要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来担任。胡适正是他心目中不二的“理想人选”。胡适是北大校长，他去南京开会，北大师生前往东厂胡同一号西院胡适的住所竭力劝阻，胡适别的不说，只说电报都已经发出去了，亲戚朋友会去车站接他，因此决定不可改变。他一点也不会敷衍，完全是个不会撒谎的人，如何能够与职业政客周旋呢？蒋介石惯会导演耍猴逗鸟的把戏，他让王世杰将他的意思转告胡适，王世杰在胡适家里没讲，在汽车里也没讲，在中山陵的草地上才讲出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力挺胡适，他的推手太有力量了。胡适起初不同意，经过几番拉锯之后，才勉强应承下来，自以为做个甩手掌柜是无妨的，凡事总有蒋介石去打点和负责，他俩可以组成“最佳搭档”，他甚至幻想关起总统府大门做学问。正值国共内战期间，毕竟不是政治娱乐化的恰当时机，他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由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声音日益高涨，此事终成南柯一梦。蒋介石心计深不可测，他借用胡适打压李宗仁，走出了一步旁人意料之外的好棋。胡适成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书生再次毫无悬念地输给了流氓。

1948年冬天，胡适身处围城之中。一名北大学生是中共地下党员，跑来传递消息，解放区的广播有一段话关系到胡适的命运，只要他肯留下来，中共就让他做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平静地说：“人家会信任我吗？”他不肯采信那名学生的宣传，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同年12月15日，胡适仓促离开北平，与陈寅恪同机飞赴南京，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西院住宅中的书籍和信件，他连一页纸片也未带走。两天之后，就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傅斯年请胡适讲话，胡适最感到难过和愧疚的是他将北京大学的同仁留在了北平，只身飞到南京，自承为一个“不名誉的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渡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讲话”，言毕痛哭失声，与会者莫不凄然。

半个月后，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共度岁末，又哭过一回。他们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千年前的感喟，仿佛字字写实。师徒二人把盏诵毕，抱头痛哭。翌年，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北平，点名要接走学界和文艺界的一些重要人物，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多时，应约而来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为之潸然落泪。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扮演政治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长，借重胡适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从而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权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可不愿意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蒋介石故伎重演，在“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心如止水，不再上当，他向外界郑重表态，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十五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位好事者问他：“要是你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回答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就颇费踌躇。有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来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别人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似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做诤友才有价值。

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应该说，胡适一直不遗余力地解剖和批判中国社会，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我们不妨看看他写的这段话：“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要想在中国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一桩望山跑死马的事情，也是一道既缺土壤又缺水源的难题。他讲过这样一则寓言：“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但胡适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他一辈子都是奉行自由主义的学者，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是当着独裁者的面，他也敢发出自己洪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就在这年的仲秋，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公开信《论〈新青年〉之主张》，他们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铲除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是三件事，也可合并为一件事。此后发生的文化强拆、政治强拆、伦理强拆，似乎合理合法，无不轰轰烈烈，迄今来看后果，却无一样是乐观的。这充分说明制造废墟永远都要比建造广厦要容易得多。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虽然正方反方的意见全摆了出来，却不成比例，报社也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适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此举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就这桩突发事件交换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他维护言论自由，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严重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行开了先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更不是杞人忧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散布谣诼，说什么胡适讲过这样的大话：数年前，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假如那天胡适前去接洽，十有八九他就是中共创始人了。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清誉，要将这份充满不实之词的匿名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不准他们打压舆论，他提倡民主和自由，要以身作则。何况身正不怕影子斜，谣言止于智者，胡适没必要生这份闲气。

在中国，明哲保身是基本的生存法则，古今并无大异，胡适敢独持异见，对自己不赞成的主张坚决说“不”，这份胆量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胡适首肯美国的民主政治，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两不买账。他具有怀疑精神，从不服膺终极真理，所谓“主义”全是“绝活”，不容许任何人质疑。有趣的是，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重磅文章，批判三民主义的重磅文章倒是写过好几篇。1929年，胡适数弹齐发：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孙中山的重要学说“知难行易”，胡适在《新月》二卷四期上发表《知难行亦不易》的述评文章，公然高唱反调，指出孙说的错误和危险，同时发表异议：“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觉，教人服从领袖，但他的说话有很多语病，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件事，这是很不幸的。”胡适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知识都要求知行合一，最可疑的是，孙中山是学医出身，却不举医生治病为例，医疗关乎人命，知非容易，行亦大难。胡适指出知行分离的危险有两点：“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有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着‘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就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舆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此文颇具洞见，胡适明里批孙（中山）的刚愎武断，暗里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文章的后半部分更加锋芒毕露，可谓一针见血：“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鲁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殃国。……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得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做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国民党不容外人对国父发难，先是教育部对他下达“警告令”，然后就是各地党部要求中央严惩胡适，以儆效尤。

差不多同一时期，胡适发表的《人权与约法》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二文，竟有点与虎谋皮的意思，他要求国民政府在训政期间制定约法和宪法，明确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制约政府对人权的恣意摧残，对舆论的肆意打压，对财产的任意掠夺，从根本上收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政、虐政和酷政。胡适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亦颇有微词，他的言论立刻引发了报章上的大讨论，当局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让步，于1931年制订了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

胡适痛贬不学无术的军阀政客，已涉足雷池，他意犹未尽，竟敢大不敬，在太岁（孙中山）头上动土，这就触犯了蒋介石的忌讳。那些嗅觉灵敏的御用党棍炸开了锅，刺激之后必有反应，果然一犬吠影，众犬吠声，胡适遭到围攻，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回到书斋，撰写《四十自述》。

胡适既是一位高调的世界主义者，又是一位低调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欧美强国前进的步伐。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而崇尚和平。他极其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念和信仰的三元素。

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召集各界名流学者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适照例掏心窝子讲老实话，邻座胡健中即席作打油诗一首相赠：“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适则以白话打油诗戏答之：“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在胡适的人生词典中，是没有“噤若寒蝉”和“韬光养晦”这两个成语的，他在任何场合都从不隐讳自己的见解，而且只说实话，不讲谎言。他这样做，岂止需要勇气，还需要元气和底气。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有报纸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呢？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这一回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曾计较。

直到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他追求了几十年，何时在蒋家王朝的地盘上见过真民主、真自由？他讲这句话，说明他对政治的残酷性和残忍性已认识到位，不再抱有天真的幻想。

1958年圣诞节前夕，胡适去康奈尔大学拜访年近八旬的史学大师伯尔。伯尔很健谈，讲了许多话，令胡适铭记不忘的是这样一句：“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此后，胡适将这句话奉为圭臬，他原本认为“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伯尔则更进一层，这种人文情怀真不可及，唯有超常的容忍，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暴戾为祥和。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便将容忍发挥到了极致，树立起光辉的典范。

台湾新儒家徐复观在其短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中写道：“就我的了解，即使是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应当讲，他愿意讲，而他却一样地不能讲的话。依然有他应当做，他愿意做，而他却一样地不能做的事。……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遭逢专制扼喉的年代，自由艰于呼吸，民主难于生存，胡适身上的悲剧色彩是异常浓厚的，他一辈子面对无物之阵，大声疾呼也好，竭力奔走也罢，由于土壤贫瘠，种下龙种，收获的却多半是跳蚤，岂不悲哉！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颇为隆重，蒋介石和陈诚亲临现场。蒋介石称赞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居然不领蒋介石的盛意隆情。他当众提出异议：“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话令蒋介石怫然变色，也让台下的听众大眼瞪小眼。耿介书生老而弥笃，你单纯批评他不通世故，是不对的。他遵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向权贵的谬论脱帽致礼，这就是胡适。

三、“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刀枪如林，箭矢如雨，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罪不容诛。打倒孔家店的猛将明明是易白沙和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1919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胡适和新文化运动诸将帅，连涵养功夫顶好的蔡元培都忍无可忍，回信辩驳了，胡适却未予理睬。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胡适固然遭遇了林纾、章士钊、黄侃等保守派和国故派的阻击，章士钊以白话诗挑衅甚至逼迫胡适表明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但胡适也得到了一些较为开明的老辈文人的赞赏和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有长篇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后者谦称自己是“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他写信给胡适，表达自己的同情：“你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这封信使胡适既感动又感慨，因为青年人可能会盲从盲信，但像曾朴这种见过大场面的老辈文人若非对白话文学心悦诚服，绝不会写这封信来向他致敬。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请他解释，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则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相比较而言，梁漱溟评价胡适就要客观得多，他的那篇《略谈胡适》有褒有贬有分析：“……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到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胡适为了考证禅宗高僧神会的身世，收集其遗著，往来于英伦和日本，花费了许多精力，在《水经注》的考证研究上更是倾注大量心血，至死而不休，却听任自己最重要的著作长期处于未完成状态，被胡健中批评为“尽走偏僻的老路”。究竟是因为胡适缺乏把握规律的宏观论点，还是因为他短少完成巨制的学术后劲？这着实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

1923年5月15日，胡适曾在致郭沫若、郁达夫的信中写道：“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做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做他们的盲徒。”他做青年人的诤友是未必讨好的，曾因为在一篇关于翻译的短评中径直批评郁达夫“不通英文”，而被郁达夫辱骂为“粪蛆”，弄得极不愉快。郁达夫揪住胡适当靶子，猛攻一气，甚至将胡适极为看重的考据学贬斥得一文不值，这显然是由于自尊心受损而出离了愤怒。

左翼文学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在抗战前夕，胡适寻求和平的举动遭到学生误解，曾在集会上被骂为汉奸，但他休休有容，仍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们。胡适屡遭围剿，他说自己“毫不生气”，未必尽然，但他化怒气为和气的功力，天下之大，确实没几人能够抗手匹敌。

“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反胡适的人枉读圣贤书，从来就不曾明白过这个道理。1934年，胡适受邀去广东中山大学演讲，一位老教授竟然跪倒在校长邹海滨面前，抗议胡适来校，此公出尽洋相，阻挠却并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