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知堂回想录（下）》（5）

第二百七十九章《知堂回想录（下）》（5）一九〇拾遗甲

小引这里要感谢曹聚仁先生，他劝我写文章，要长一点的，以便报纸上可以接续登载，但是我有什么文章可写呢？从前有过这样一句话，凡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便都不能写，话说过有好多年了，但是还想遵守着它。可是现在要问什么东西是我所了解的呢，这实在是没有。我躺着思索，那么怎么办呢，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可写呢？这时候忽尔恍然大悟，心想“有了”，这句话如说出来时简直像阿基末得在澡堂的一声大叫了！因为我是小时候学过做八股的，懂得一点虚虚实实的办法，想到一身之外没有办法，那么我们不会去从一身之内着想么？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这似乎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然则岂不是顶适当的材料了么？

材料是有了，但是怎么写呢？平常看那些名士文人的自叙传或忏悔录，都是文情俱胜，华实并茂，换句话说就是诗与真实调和得好，所以成为艺术的名著，如意大利的契利尼，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等。近来看到日本俳人芭蕉的旅行记，这是他有名的文章，里边说及在市振地方，客栈里遇着两个女人，乃是妓女，听见她们夜里谈话，第二天出发请求同行，说愿以法衣之故发大慈悲，赐予照顾，（芭蕉其时盖是僧装，）以自己也行止无定谢绝了，但是很有所感，当时做了一句俳句道：

“在同一住家里也睡着游女，——胡枝子和月亮。”还说道：“告诉了曾良，把它纪录了。”曾良是芭蕉的弟子，和他一起旅行的，也是个俳人，近来他的旅行日记也发见了，可是却没有记着这一条。他的日记也记的很是仔细，说芭蕉在市振左近的河里把衣服弄湿了，晒了好一会儿，记的很详细，却不见有游女同宿这件事，也并不纪录着那一首俳句。这是怎么的呢？芭蕉研究者荻原井泉水解说得好，他说我们以前不知道，种种揣摩臆测，附会解释，实在上了芭蕉的当，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纪行文，乃是纪行文体的创作，以文学作品实是不朽的名著。这话实在是不错的，后世有人指摘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不实，契利尼有人甚至于说他好说诳话大话，然而他们的著作不愧为不朽，因为那是里边的创作部分，也就是诗。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古代有些作者很排斥诗人，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不让他们进去，后来路喀阿诺斯便专门毁谤他们造谣，把荷马史诗说成全是诳话，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要有诗趣便只好说诳，而这说诳却并无什么坏意思，只是觉得这样说了于文章上更有意思，或是当初只是幻想着，后来却仿佛成为事实，便写了进去，与小孩子的诳话有点相同，只要我们读者知道真实里还有诗，便同荻原一样感觉又上了作者的一个大当，承认自己是个傻子，这也就好了。

我在这里说了一大篇的废话，目的何在呢？那无非想来说明回想录不是很好写的东西，可是读回想录也并不是怎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回想录要想写的好，这就需要能懂得做诗，即使不是整个是诗人，也总得有几分诗才，才能够应付豫如。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却是碰了壁。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现在因为要写回想录，却是条件不够，那么怎么好呢？——我想，这也是容易办的。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或者这是一种不好的回想录亦未可知。一个平凡人一生的记录，适用平凡的文章记了下来，里边没有什么可取的，就只是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与我以前写《鲁迅的故家》时一样，过去八十年间的事情只有些缺少而没有增加，这是可以确说的。现在将有些零碎的事情，当时因为篇幅长短关系，不曾收入在内的，就记忆所及酌量补记，作为拾遗加在后边。

一九一拾遗乙

儿时儿时的事情在上面记得很不多，因为十岁以前的事差不多都已忘记了，现在只就记得的零星小事写下一点来，不过这也不是自己记得，只是大人们传说下来的就是了。其中顶早的一件事，大约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妹子端姑生于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年，不到一周岁便因天花死去了，而这件事却在夏天，所以可能还是在丁亥年里。据说她那时一个人躺在那里，双脚乱蹬，我看见觉得太可爱了，小脚趾头像是豌豆似的，便拿来咬了一口，她就哭了起来，大人跑来看才知是那么一回事，后来便被传作话柄。随后她得了天花，当初情形很好，忽然发生变怪，我的病好转而她遂以不起，这虽然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事情，在长大以后总觉得很抱歉似的，仿佛是她代我死了，——老实说，假如先母有一个女儿，她的生活要幸福的多，不过那是人力以上的事情，多说也别无什么用处了。

第二件是自己记得的，不是大人们告诉我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后，大约是八岁以前，总之是祖父还没有从北京回去，父亲还住在“堂前”的西边房里时候的事情。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此后还演些戏，不过不是在这里了，时期也还要再迟几年，是往三味书屋读书以后的事，从前在《儿童剧》的序里有一节云：

“那时所读的是《中庸》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几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厌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常人一样的大，但是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本家长辈，因为吸雅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底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做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我们也扮演喜剧，如‘打败贺家武秀才’之类，但总是太与现实接触，不能感到十分的喜悦，所以就经验上来说，这大头剧要算第一有趣味了。”

现在再退回去讲那小床，因为这事与“射死八斤”的漫画有关，而“射死八斤”的画又与小床有密切的关系的。从前在《鲁迅的故家》里曾经说过，本家诚房的房客李楚材，带着一家沈姓亲戚，大概是个寡妇，生活似乎颇清苦，有三个小孩，男孩名叫八斤，女孩是兰英与月英，年纪大抵五六岁吧，夏天常常光身席地坐。《故家》的第二十五节里讲“射死八斤”的事，今抄录于下：

“八斤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总之比鲁迅要大三四岁吧，衣服既不整齐，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口里不断的说，‘戳伊杀，戳伊杀！’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威吓，但是这种示威在小孩子是忍受不住的，因为家教禁止与别家小孩打架，气无可出，便来画画，表示反抗之意。鲁迅从小就喜欢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虽然没有后来画活无常那样好，却也相当的可以画得了。那时东昌坊口通称胡子的杂货店中有一种荆川纸，比毛边更薄而白，大约八寸宽四寸高，对折订成小册，正适合于抄写或绘画。在这样的册子上面，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因为小孩们没有他专用的抽屉。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

这里我想来把那怪画说明一下子，因为这一件事如果不加说明，就此付之不问，也是怪可惜的。这是那本荆川纸小册子中所有的一页，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当时伯宜公也一定看了以为是画卖麻花的吧，若问是什么时我想也是这样的回答。可是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从前写“射死八斤”的时候原想写进去，终于搁下了，现在又记了起来，觉得不写很是可惜，所以把它记在这里了。

一九二拾遗丙

杭州上边第十四至十七章写过杭州与花牌楼的事情，这回找出旧稿《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一篇，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作为补遗，因抄录于后：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才十二岁。其时祖父以科场事系杭州府狱，原来有姨太太和小儿子随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却比我只大得两三岁，这年他决定往南京进水师学堂去，祖父便叫我去补他的缺，我遂于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杂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上灯后回寓一径休息，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个很漂亮，能干而又很忠实的人，家在浙东海边，只可惜在祖父出狱以后一直不曾再见到他，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职务是每隔两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楼下板桌固然放着些经书，也有笔砚，三六九还要送什么起讲之类去给祖父批改，但是实在究竟用了什么功，只有神仙知道，自己只记得看了些闲书，倒还有点意思，有石印《阅微草堂笔记》，小本《淞隐漫录》，一直后来还是不曾忘记。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带领的，后来认得路径了，就独自前去。走出墙门后往西去，有一条十字街，名叫塔儿头，虽是小街却颇有些店铺，似乎由此往南，不久就是银元局，此后的道路有点模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总之并不远，也不难走。府署当然是朝南的，司狱署在其右首，大概也是南向。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有百余次，可是这署门和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大堂也未可知，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湾，又是一头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居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的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个长厚的老头儿，其余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户，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炕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的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子，板炕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另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临时加添了我一个人使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看到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狱中强盗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没有看到，所以无可说，只是在室内时常可以听见脚镣声响，得以想象一二而已。有一回，听见很响亮的镣声，又有人高声念佛，向外边出去了。不一会听禁卒们传说，这是台州的大盗提出去处决，他们知道他的身世，个人性格，大概都了解他，刚才我所听得的这阵声响，似乎也使他们很感到一种感伤或是寂寞，这是一件事实，颇足以证明祖父骂旁人而不骂强盗或禁卒，虽然有点怪僻，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在这两三年之后，我在故乡一个夏天乘早凉时上大街去，走到古轩亭口，即是后来清政府杀秋瑾女士的地方，店铺未开门，行人也还很稀少，我见地上有两个覆卧的人，上边盖着破草席，只露出两只脚在外，——可以想见上边是没有头的，此乃是强盗的脚，是在清早处决的。我看这脚的后跟都是皴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脚。我这时候就又记起台州大盗的事来。我有一个老友，是专攻伦理学，也就是所谓人生哲学的，他有一句诗云，盗贼渐可亲，上句却已不记得，觉得他的这种心情我可以了解得几分，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所说的盗贼与《水浒传》里的不同，《水浒》的英雄们原来都是有饭吃的，可是被逼上梁山，搞起一套事业来，小小的做可以占得一个山寨，大大的则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刘季朱温都是一例。至于小盗贼只是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挺而走险，他们搞的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结果这条路也走不下去，却被领到‘清波门头’，（这是说在杭州的话，）简单的解决了他的生活的困难。清末革命运动中，浙江曾经出了一个奇人，姓陶号焕卿，在民国初年为蒋介石所暗杀了。据说他家在乡下本来开着一爿砖瓦铺，可是他专爱读书与革命运动，不会经管店务，连石灰里的梗灰与市灰的区别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便问他说，你搞那什么革命那么为的是啥呢？他答说，为的要使得个个人有饭吃。他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曾对人家说明道，他要使得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当他。这真是一个革命佳话。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种感想，只是有点趋于消极，所以我说很可悲的，不过如不消极，那或者于他又可能是有点可危了吧。”

说到了杭州，我想把祖父的姨太太的事情也在这里补说几句，做个结束。她姓潘，据叔父伯升小时候说，她名叫大凤，但也没有别的证据。她的为人说不出有什么好坏，虽然家里的风暴普通总归罪于她，这实在也给予祖母母亲以无限的苦恼，所以大家的怨恨是无怪的。但是由我看来，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的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个普通的女人论，我觉得是并无特别可以非难的地方。她比祖父大概要年小三十岁以上，光绪甲辰（一九〇四）祖父以六十八岁去世，她那时才只三十六七岁，照道理说本来是可以放她出去了，但是这没有做到，到得后来有点不安于室，祖母这才让她走了。当时有些文件偶尔保存下来，便抄录一点在下面，一张是手谕，一张是笔据，手谕是依了草稿录下来的。

“主母蒋谕妾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主母蒋谕。”

“立笔据妾潘氏，顷因情愿外出自度，无论景况如何，终身不入周家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笔据妾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

我以前做过三首花牌楼的诗，末一首是纪念花牌楼的诸妇女的，里边也讲到潘姨太太，有这几句话道：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聊为她作纪念。

一九三拾遗丁

大姑母族叔冠五，原来号曰官五，因为名是凤纪，取以鸟纪官的故典，后来以同音字取笔名曰观鱼，著有一册《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里边有一节文章，可以补我这里的不足，即是讲大姑母的。今转录于后：

“介孚公有一个女儿，乳名叫作‘德’的，我叫她德姊姊，她是介孚公的先室孙老太太所出，蒋老太太是她的继母。介孚公相攸过苛，高来不就，低来不凑，以致耽误了婚期。绍地有一种坏风俗，对年长待字的闺女，不研究因何贻误的原因，凡是年逾二十以外，概目之为‘老大姑娘’，对老大姑娘的估价都认为无论是何原因总或多或少的有其缺点。要挽人做媒就只好屈配填房，要想元配那就无人问津。俞凤冈断弦敢于挽媒求配，也就是根据这一习俗。因此这位德姑太太以延误过久，终于许给吴融村一个姓马的做了填房。德姑太太虽非蒋老太太所出，像幽默和诙谐也都一模一样。有一年三伏天她上城来拜她生母的忌日，这天气候特别恶劣，午饭后已殷殷其雷。她每次来城虽是当天往返，时间局促，但每来总必到我家和藕琴公说长道短并夹杂些笑谈。这天午饭后她又照例来了，藕琴公因为天气太坏，劝她今天不必返乡，防的路上危险，她幼小又有怕雷电的毛病，况且雷声已在响着。她听藕琴公的劝告，回来对蒋老太太说了，蒋老太太不知怎的忽然说：‘九叔（她呼藕琴公为九叔）这末说吗，九叔的话不会错的，那末今天乡下河港里不会再有船了。’或者是她幽默老调，德姑太太多了心，认为话头不对，忙说：‘我一定要回去的。’蒋老太太又重述了一句说：‘九叔叫不要去，你怎么能去呢？’德姑太太也斩钉截铁的说：‘我一定要回去的。’说毕又来我家转了一转，把蒋老太太的所说也匆匆的告了藕琴公，我父又再三劝止，她恨恨的说就死也得去，说罢就出门下船去了。没有多久，天大雷雨以风，雷震电疾，风狂雨暴，晦黑如夜，煞是可怕，大家都为德姑太太耽忧，到了傍晚恶耗来了，她竟在恐惶中于船只簸动时不自主的颠出船舷落水而死，尸身直至次日方才捞起。族中多有人说，要是她生母健在，哪会放她回去，足见后母对前出子女的漠不关心。其实蒋老太太是完全出之于幽默，德姑太太介意发生误会，意外的遭遇都不为大家所逆料耳。不过有了前娘后母的关键，人们总不免有猜测迷胡。

德姑太太嫁给马家做填房时，偏偏先室也遗有一个儿子，那末德姑太太不容分说被拥上后母的称号，她对前子的情况如何，我们不了解，可是因看潮曾在她家被留住了好几天，在这时我所接触的，好像对前子和亲生女儿珠姑是有其差别的。自从她溺死以后，她生前痛爱如珍宝的珠姑就被兄嫂迫压得无路可走，以致随乳母出奔，给一个茶食店伙作妾，又被大妇凌虐，卖入娼寮。后竟音信杳然不知所终，这也是有关前娘后母的一段哀史。

因看潮在德姑太太家被留住过几天已在前面提及，现在也附带来叙述一下。

有一年她从城返乡，这天正是八月十七，是大潮汛前夕。她家在吴融，距离镇塘殿后桑盆不远，这两处都是海的尾闾，每年八月十八日到这两处看潮的人非常拥挤。她将次下船，邀大家一道同去。那时年青好事，兴趣特浓，于是鸣山启明乔峰和我四个人，一道应邀前往。出城后我们就不安静起来了，四个人分作两起，站在船侧两舷，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把船左右晃荡得颠簸不堪。船夫喊着不能摇了，珠姑吓得哭了，我们还是不肯停歇。德姑太太发急的说：‘你们两个娘舅两个表哥打算把阿珠作弄到怎么样呢？’但是我们终于不买账，一直把船左晃右荡游酒醉似的颠簸到她的家乡门口，这才完结。上岸后到了她家，她客情浓厚，连忙杀鸡为黍而食，并把她前房儿子在市上从事商业的招回来见过我们，还找来了一位她的夫弟名梦飞的招待作陪。这位梦飞先生约有五十岁的光景，虽也情意殷殷，但总觉得腐朽可厌。下午看潮并看了戏，晚饭时我们就表示意见，拒绝梦飞作陪，她接受我们的条件，自晚餐起就由我们四个人共食，连她和阿珠也不来陪了。我们觉得很满意，可是又想出新花样来了。她接待我们的是四大碗四大盘的全荤菜蔬，我们商订了一个办法，有时把四盘吃得干干净净，对四碗却原封不动，有时吃光四碗，不动四盘，有时四盘四碗全部吃光，有时只吃光饭而不开动所有的菜蔬，每餐给我们盛一桶饭，我们也是这样的办法，有时吃半桶，有时全吃光，有时颗粒不动，就这样的和她寻开心。楼上设了两张大床给我们两人合一张，我们偏要四人共一张，一张让它空着，她不论怎样和我们说，总是一个不理睬。晚间她每天每人给我们一个纸帽盒（是绍地合锦茶食的名称），备夜间的充饥，我们又弄出花样来，半夜后假作抢吃相骂相打的动作，把她吓得半夜披衣上楼来排解，我们又寂静无声的伪装睡熟了。楼上给我们摆了一个便桶，为的是夜间之需，我们却整天整夜的蹲在楼上，叫看戏，不去！叫上市闲逛，不去！大小便无间日夜的都撒在便桶里，且不让用人们去倒，一定要便桶盖浮起来了，这才由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的撒出去。想尽了办法和她闹别扭，恶开心。她也恨恨的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话虽这样说，可是她性情和蔼，从也不以为忤。到了第四天我们要走了，她又很诚恳的苦苦挽留。我们敢于和她恶作剧，也是知道她的性情。不然的话，哪会跟她去看潮呢！后来她的惨死，合族的人都感到非常悲哀，为之惋惜不置。”

先君共有姊妹兄弟四人，长即大姑母，名德，咸丰戊午（一八五八）生，次为先君，庚申（一八六〇）生，皆孙老太太出。第三为小姑母，不知其名，同治戊辰（一八六八）生，蒋老太太出，第四名凤升，光绪壬午（一八八二）生，则为庶母章氏所生。小时候多与小姑母接近，故亦多所依恋，但年代久远，不特容貌不复记忆，亦并不省其名字了。大姑母因早已出嫁，幼时没有什么印象，但在成人以后亦常相见，声音笑貌尚可记忆，唯看潮时事则已忘却，今得此文乃重复记起，甚可喜也。其时当在光绪甲辰（一九〇四），我在南京告假回家，至所述遭难之事则那时我不在家中，只于家信中得到消息，当在丙午（一九〇六）年之后，我已经由南京往东京留学去了。

大姑母于辛卯（一八九一）年生一女儿，取名阿珠，就是本篇中所说的珠姑，小姑母也于同年生女，亦名阿珠，但是她旋于甲午年去世，所以这个阿珠我们便少看见了。大姑母方面的珠姑则一年里总有好几回要跟着母亲到外婆家里来的，幼女的面影至今也还记得。我家对于她的印象似乎也颇不坏，因为在有一个时候，这大约在蒋老太太和大姑母都已去世以后，这或者是先母吧，曾问她到我家这里来好不好，意思是想要她做一个媳妇，她答道愿意。但是这时似乎和那茶食店伙已有关系，所以这样说了之后，不久便即出奔了。她的异母哥哥是茶食店有股份的，自己常在店里帮忙，因此说不定这件事有他的阴谋在里边，故意给她们以便利，借此好来排除她的。到了民国元年，大约是秋天吧，有一个老太婆突然来访，带了两斤月饼的包头，她开门见山的说是珠姑的使者，因为记念外婆家，特差她来看望，希望能让她来走动。先母与大家商量，因为都不大赞成，所以婉词谢绝了。以常情论，这实在是有点可悯的。她大概感觉境遇有点不安，想于外婆家求到些须的保护，却不意被拒绝了。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是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

一九四拾遗戊

读小说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多少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几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则早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多少带有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子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子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烦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是普通，前清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记录，其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这一件事。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总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得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是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这里边。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适当的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我从前关于这书曾说过一节话，可以抄在这里：

“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以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在哪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那些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里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演义》里是没有，但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操所杀的一个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板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得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打死了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打而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拿来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很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梁山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可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却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至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恨，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表白自己，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犯奸的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马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尤其是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可是话又得说了回来，在向来看不起女人的社会里，况且这又是在至少四百年前所写的小说里边，我们怎好以今日的看法来责备他们，或者他也是借此写出一种人来，有这么样残酷，正如写一个纯朴的鲁智深，是同一的用意呢，上面的话也只是想到了说说罢了。

一九五拾遗己

读小说续《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归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概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这里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它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思，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它，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封神传》在我们乡下称作“纣鹿台”，虽然已经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贴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像的模样也是永久存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法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它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同阐截两教的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很有幽默感的，所以好的童话与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作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二郎神赶来看，庙倒是不错，但一根旗杆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谓，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春兰秋菊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作者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也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般，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最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的不一样。《红楼梦》的描写和言语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语都很纯熟，因为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有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的表现得很是明了。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词令，有详细的描写，也是一种难得的特色。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还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不过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了《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了。《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只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他又喜欢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说过玩笑话，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顶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叫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写十三妹除了能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子，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来，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很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论，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是当作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小时候读弹词《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阶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下一极恶的印象，若《水浒》之特别憎恶女性，曾为废名所指弹，小说中如能无此种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

我们顺便的就讲到《儒林外史》。它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口气，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份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程鱼门在作者的传里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限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余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过，青年人原是老头子的儿子，读书人现今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后世还是长久有生命的。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是如此，虽有好酿手亦无可奈何。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有些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他们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余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richardburton）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暗黑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的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耐心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却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能通读一过。

这里还有一部书我觉得应该提一提，这便是那《绿野仙踪》。什么人所著和什么年代出版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见这书还是在许多年前，大概至少总有六十年了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不著录，现今也没法查考。这是一部木板大书，可能有二十册，是我在先母的一个衣柜（普通称作大厨）内发见的，平常乘她往本家妯娌那里谈天去的时候偷看一点，可能没有看完全部，但大体是记得的，书中说冷于冰修仙学道的事，这是书名的所由来，但是又夹杂着温如玉狎娼情形，里边很有些秽亵的描写，其最奇怪的是写冷于冰的女弟子于将得道以前被一个小道士所强奸的故事。不过我所不能忘记的不是这些，乃是说冷于冰遇着一个开私塾教书的老头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讽刺。这老儒给冷于冰看的一篇《馍馍赋》，真是妙绝了，可惜不能记得，但是又给他讲解两句诗，却幸而完全没有忘记，这便是：

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

这里有意思的事，乃是讽刺乾隆皇帝的。我们看他题在知不足斋丛书前头的“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和在西山碧云寺的御碑上的“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至碧云”比较起来，实在好不了多少。书里的描写可以说是挖苦透了，不晓得那时何以没有卷进文字狱里去的，或者由于发告的不好措词，因为此外没有确实的证据，假如直说这“哥罐”的诗是模拟“圣制”的，恐怕说的人就要先戴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吧。

一九六拾遗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