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八章《知堂回想录（下）》（4）
第二百七十八章《知堂回想录（下）》（4）一七三打油诗
“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这是我那时所做的打油诗的题目，我说牛山体乃是指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因为他做的是七言绝句，与寒山的五古不同，所以这样说了。这是七言律诗，实在又与牛山原作不一样，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过了两天，又用原韵做了一首，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原诗照录于下：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发表以后得到许多和诗，熟朋友都是直接寄来，其他就只是在报上读到罢了。恰好存有原稿的有钱玄同和蔡孑民的两份，今抄录如下，以为纪念。玄同和作云：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
后附说明云：“也是自嘲，也用苦茶原韵，西望牛山，距离尚远。无能子未定草，廿三年一月廿二日，就是癸酉腊八。”另有信云：“苦茶上人：我也诌了五十六个字的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第六句只是凑韵而已，并非真有不敬之意，合并声明。癸酉腊八，无能。”这里所谓不敬，是有出典的，因为平常谈到国语的音韵问题我总说不懂，好像是美术上的“未来派”，诗中乃说尚欲析遮麻，似乎大有抬杠的意味了。
蔡孑民的和诗仿佛记得是从别处寄来的，总之不是在北京，原信也未保存，而且原来有没有信也不记得了。
其一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君已到厂甸数次矣。）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君曾著《自己的园地》。）
其二
厂甸摊头卖饼家，（君在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石，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此外还有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是咏故乡新年景物的，亦复别有风趣，今并录于此：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类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数语蝉联号绩麻。（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其署名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上发表之后，便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林语堂赶紧写文章辨护，说什么寄沉痛于悠闲，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是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在《鲁迅书简》发表以后这才看见，是四五月间寄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今将给曹聚仁的一封再抄录一次在这里，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那打油诗里虽然略有讽世之意，其实是不很多的，因为那时对于打油诗使用还不很纯熟，不知道寒山体的五言之更能表达，到得十二三年之后这才摸到了一点门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老虎桥杂诗题记》里说道：
“在《修禊》一篇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事，有两句云，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这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修禊》是一篇五言的打油诗，凡十六韵，今不嫌冗长，抄录于后，以资比较，看比自寿诗有没有多少进步：
“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深巷闻狗吠，中心常惴惴。恨非天师徒，未曾习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禊事。”
一七四日本管窥
《日本管窥》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分作四次发表于当时由王芸生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头，头三篇是在民国廿四年下半年所作，可是第四篇却老是写不出，拖了一年多，到得做成刊出，恰巧是逢着七七事件，所以事实上没有出版。头三篇意思混乱，纯粹是在暗中摸索，考虑了很久，得到一个结论，即此声明，日本研究小店之关门，事实上这种研究的确与十多年前所说文学小店的关门先后实现了。
我于五四以后就写些小文章，随意的乱说，后来觉得“不知为不知”的必要，并且有感于教训之无用，所以把有些自己不很知道的事情搁过一边，不敢再去碰它一下，例如文学艺术哲学等，至于中国的事觉得似乎还知道一点，所以仍旧想讲，日本则因为多少有点了解，也就包括在知之的一方面了。最初是觉得这不很难写，而且写的是多少含有好意的，如《谈虎集》卷上起首所收的这几篇，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支那通与报刊的御用新闻记者的议论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笔战，如《谈虎集》上的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
第一篇《管窥》作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随后收在《苦茶随笔》里边。这篇文章多是人云亦云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云：
“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后面引《密勒评论》调查战区一带贩毒情形，计唐山有吗啡馆一百六十处，滦县一百另四处，古冶二十处，林西四处，昌黎九十四处，秦皇岛三十三处，北戴河七处，山海关五十处，丰润二十三处，遵化九处，余可类推。说毒化是一种政策，恐怕也不尽然，大约只是容许浪人们多赚一点钱吧，本来国际间不讲什么道德，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日本并不做这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百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叫人家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这于国家名誉有何好看，岂不是损失么？其次又引了“五一五”事件，现役军人杀了首相犬养毅也不严办，其民间主谋的井上日召和尚初判死刑，再审时减等发落，旁听的人都喜欢得合掌下泪。由此归结到日本士风之颓废，所谓武士道的气风已无复余留，户川秋骨所以叹为现在顶堕落的东西并非在咖啡馆进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倾的学生，实在乃是这种胡涂思想的人们耳。虽然有这些谴责的话却都是浮泛的，不切实际的文句，就全篇看来却是对于日本仍有好意的。
第二篇《管窥》是六月里所做，收在第二年出版的《苦竹杂记》中，改名为“日本的衣食住”，因为实际即是介绍日本固有的衣食住，我说固有，因为此乃是明治时代的生活状态，不是说近时受美国文化的那一种式样。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情形结合说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只在末一节里说道：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的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运命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第三篇《管窥》作于是年十二月，后来收在《风雨谈》内，题目仍旧是“日本管窥之三”，因为想不出扼要的别的题目，故仍用原名。这里觉得讲一国的文化，特别是想讲它的国民性，单以文学艺术为范围去寻讨它，这是很错误的，不然也总是徒劳的事。因为“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其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哲士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才是。”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点线索，可是那时抓着的也只是从书本子来的旧话，什么武士道里的人情，实在也是希有的传说，在现代断乎是无从找到的了。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徒劳的废话，可以说是失败的了，但是离开了旧路，有意思去另找线索，似乎是在破承题之下已经写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讲之意了。
第二年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里一直没有续写，但是并不是忘记了，因为在这一年里一总写了两篇《谈日本文化书》，可见还是在想着问题，只是还没有着落罢了。我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说：
“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后来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