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四章《知堂回想录（上）》（4）

第二百七十四章《知堂回想录（上）》（4）九一赤羽桥边

我们以前都是住在本乡区内，这在东京称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一带更是有名，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吕之七号以前夏目漱石曾经住过，东边邻居则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号的房东乃是顺天堂医院的院长佐藤进。现在一下子搬到麻布，虽然不能算是出于乔木，迁于幽谷，总之是换了一个环境了。那里的房屋比较简陋，前门临街，里边是六席的一间，右手三席，后面是厨房和厕所，楼上三席和六席各一间，但是房租却很便宜，仿佛只是十元日金，比本乡的几乎要便宜一半的样子。在本乡居住的时候，似乎坐在二等的火车上，各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谈，而且还有些不很愉快的经验，例如在吕之七号贴近邻居有一家是植物分类学者，名叫牧野富太郎，家里下女常把早上扫地的尘土堆到我们这边来，这或者不是牧野的主意，但总之可见他的没有什么家教了。在森元町便没有这种事情，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不过这里也有利有弊，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假如互相隔离的住着，这就不会得有了。我们的右邻是一个做裱糊工的，家里有一妻一女，这女儿是前妻所生，与后母相处自然是不很和协，而那后母又似乎是故意放纵她，或者真是不能管教呢，总之那女儿渐渐流为“不良少女”了。每天午后，我们胡同里便听见有男子在吹口哨，这是召集的口号，于是她便溜出门去，到附近的芝公园里与她的那些男女同志会合了。晚上父亲回来，听了后母的诉说，照例来一通大嚷大骂，以至痛打，但是有什么用呢？第二天到那时候，召集的口哨又来了，弱小的心灵恍如受了符咒的束缚，不觉仍旧冲了出去，结果又是那一场的吵闹。有时邻妇看见她，顺便劝说道：

“你也何妨规矩点，省得你父亲那样生气呢？”但是她却笑嘻嘻的回答道：

“你不知道在外边玩耍是多么有趣哩。”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很值得人去思索玩味的。我们在森元町住了大半年，到了暑假就回中国来了，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前，那情形一直是如此，至于后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赤羽桥左近，那里还有一个畸人，他那地方我却是时常去的，虽然并不曾谈什么天，因为他乃是理发师，所以我总是两三星期要去找他一趟的。他据说也有妻子，但是却独自住着，在芝公园的近旁，孤另另的一所房屋，外边一间店面，设备得很考究，后边一间三席的住房，左右几十步之内并无什么邻舍。他的店里比较清净，这是因价格特别高之故，所以我去理发的时候，总见他是闲空着，用不着在那里坐等。还有一种缘由，人们不大去请教他，便是传闻他是有点精神病的，试想一个人怎肯伸着脖子，听凭一个手执锋利的剃刀的精神病患者去播弄呢？我到他那里去尝试，本来是颇有点危险的，但是幸而他却不曾发病，这个危险也就过去了。其实他或者性情乖僻则是有之，看他那样的生活形式可以想见，人们加盐加醋的渲染，所以说他有精神病，虽然也是难怪，但总是不足凭信的。我的危险的经验，纵然不能证明他没有神经病，但至少说明人言之不尽可信了。

九二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现在已是辛亥这一年了。这实在是不平常的一个年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不久全国响应，到第二年便成立了中华民国，人民所朝夕想望的革命总算实现了。可是这才是起了一个头，一直经过了四十年，这个人民解放事业才是成功，以前所经过的这些困难时代，实在是长的很，也是很暗淡的。何况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这时清廷也感到日暮途穷，大有假立宪之意，设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团体，希图敷衍，我在翻译波阑显克微支的《炭画》，感觉到中国的村自治如办起来，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所以在小序里发感慨说：

“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妇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及至回到故乡来一看，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作为一转折点，但那到底是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少迫切的关系，这回却是本国了，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那时将庚戌秋天钓鱼的记事抄录了出来，后边加上一段附记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复作，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或转褪色，徐以消灭，抑将与身命俱永，溘然相随，以返虚浩，皆可尔。所作一则，不忍捐弃，且录存之，题名未定，故仍其旧。辛亥九月朔日记。”后末有九月初七日夜中作诗一首，题在末后云：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但是十月十日“霹雳一声”，各地方居然都“动”了起来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大势已经决定，中国有光复的希望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鲁迅在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怀旧》里描写这种情形，有一节云：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李媪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这篇小说是当时所写，记的是辛亥年的事，而逃难的情形乃是借用庚子夏天的事情，因为本家少奶奶预备逃难，却将团扇等物装入箱内，这是事实，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有一位少奶奶，乃是庚子年那一位的妯娌，她的丈夫是前清秀才现任高小教员，当时在学校里不曾回家，她就着急的说道：“大家快要杀头了，为什么还死赖在外边？”她大约是固守着“长毛”时候的教训，以为是遇乱当然要杀头，所以是在准备遭难而不是逃难了。幸而这恐慌只是一时的，城内经了学生们组织起来，武装但是拿着空枪出去游行，市面就安定下来了，接着省城里也派了“王逸”率领少数军队到来接防，成立了绍兴军政分府。这王逸本来名叫王金发，是绍兴人所熟知的草泽英雄，与竺酌仙齐名，还是大通学堂的系统，他的两年来在绍兴的行事究竟是功是过，似乎很难速断，后来他被袁世凯派的浙江督军朱瑞所诱杀，实在可是死得很冤的。

九三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所以所记录的大抵只是一些得之传闻的事情，如今且来做一回文抄公，从《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里抄来，这乃是我的兄弟所写，我想这大约是写得可靠的。他叙述游行及欢迎的情形如下：

“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案即南社的绍兴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举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

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弹子，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道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有一部分学生聚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过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去了。

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是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柴钱，叫他们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

于是第二天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间枪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只白篷船，每只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的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篷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照着火把的。小孩也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的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住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去，是慰劳兵士去的，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

我这一节文章写得特别的长，而且里边又是大都抄的别人的文章，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很珍重那一回革命的回忆，可是我自己没有直接的经历，所以只能借用人家所写的，写的虽是实朴却很诚实，后来对于王金发的批评也下的很有分寸，其写孙德卿也颇是简单得要领，活画出一个善良的人来。军政分府成立，政治上没有什么建设，任用的人很不得当，有三个姓王的，颇弄权敛钱，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王”，当时老百姓利用一句“戏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无礼”，却不晓得是什么戏上边的。这时候府学堂的学生用了鲁迅和孙德卿的名义，办了一个《越铎日报》，时常加以讽刺，有一回军政分府布告，说要出去视察，却说是“出张”，报上就挖苦说，“都督出张乎，宜乎门庭如市也！”别一篇的文章的结末，则有“悲夫”二字，这本是从前常用的字眼，没甚希奇，可是实际上是在讥刺何悲夫，他也是军政分府的一个要人。“后来那报馆被兵士毁坏了一部分，孙德卿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但并非要害，伤亦不重。这也许是三王指使的，也许是王金发自己的主意，即使是他的主意，比之于后来军阀的随便杀人，实在是客气得多了。孙德卿被刺伤后，想要去告诉各位老朋友，并且预备把伤痕照了相给老朋友去看。但是很为难，因为身体大而伤痕小，如果只照局部，伤痕是极清楚了，但看的人不晓得受伤者是孙德卿，如果照全身，面貌是照出来了，但伤痕就看不清楚了。因为照相总不能照得太大呀。结果终于照了全身，但照片并不大。鲁迅接到照片，拆开来看时只见赤条条的一个孙德卿，不看见伤痕，不觉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发痴了，等到看了他的说明，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

九四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所直接见到的人物，只有一个范爱农，——王金发做都督的时候，没有机会见到，只在杂志上看见他在二次革命后被朱瑞诱杀的一张死后照相，孙德卿则始终没有看到，那张裸体照相也因为不是原本，只是翻印登在报上的，所以记不清楚了。范爱农却是亲自见过的，虽然在安庆事件当时反对打电报，蹲在席子上那种情形，不曾看见过，却也大略可以想像得来。绍兴军政分府成立，恢复师范学堂，那时是在民国改元以前，还称“学堂”，委派鲁迅为校长，爱农为监学，二人重复相会，成为好友。因为学堂在“南街”，与东昌坊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爱农便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鲁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本来对于学校不很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旧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鲁迅自动脱离，只留下爱农一人，有点孤掌难鸣了。

这时候已经是民国元年壬子，改用阳历，师范学堂也改称第五师范学校了，鲁迅以后的校长是傅力臣，即是当时的孔教会会长，县署里教育科长是何幾仲，也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柿油党”，挂着一个银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罗飏伯朱又溪等人。这个情形正是鲁迅《哀范君》诗中所说的，“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是也。范爱农一个人独自在他们中间，这情形就可想而知的了。我这里为的记载诚实起见，便来借用他自己信里的话，叙述前后的事情。

这里第一封信，是壬子（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其文云：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承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这里需要附带说明我往杭州的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越铎》变化不是说被军人捣毁，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宋紫佩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也是从杭州发出，寄往北京的，距前回寄信的日子才有一个月半，范爱农却已被人赶出师范学校了。原信云：

“豫才先生钧鉴，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校务）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早料必生事端，唯不料祸之及己。推及己之由，现统悉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惟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此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换掉，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讵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撤换不可。傅乃令学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在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喧扰不来。傅乃嘱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吃，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布，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休，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尽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退学亦不妨。于是欲吃者还赴膳厅，其已毕者去上课。次日早膳，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须于未坐定前见告，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若再如此，决不答应。诸生复愤，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以罢课为要挟，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宣言如弟在校，决不上课，系专与弟为难，延至午后卒未解决。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之招，系校长所聘，非校长辞弟，或弟辞校长，决不出校，与他们寻开心。学生往告诉幾仲，傍晚幾仲遂至校，嘱校长辞弟，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洽，不妨另聘，傅未允，怏怏而去。次日仍不上课，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此二生有实据，系与校长面陈换弟，）胡李遂与赵士瑹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并告幾仲。幾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幾仲亦来，并令大白暨文灏登报，（案金伯桢后改名刘大白，当时办《禹域日报》，王文灏办《越铎日报》，）弟适有友来访，遂与偕出返舍。刻因家居无味，于昨日来杭，冀觅一栖枝，且陈子英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故早日来杭，因如是情形现有祭产之事，日前晤及，云须事毕方可来杭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九号。”还有第三封信，今从略。鲁迅在壬子日记七月项下，记有范爱农的最后消息道：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又云：

“二十二日夜作韵言三首，哀范君也，录存于此。”第二日抄录一本，稍加修改寄给我，其第一首次联云：

“华颠萎摇落，白眼看鸡虫。”后附一纸说明道：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日记八月项下云：

“二十八日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民兴日报》一分，盖停板以后至是始复出，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我的一首诗题作“哀爱农先生”，其词云：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范爱农之死是在壬子年七月十日，是同了民兴报馆的人乘舟往城外游玩去的，有人说是酒醉失足落水，但颇有自杀的嫌疑，因为据说他能够游水，不会得淹死的，他似乎很有厌世的倾向，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也可以看出痕迹来的了。

九五望越篇

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且不说大局，只就浙江来看，军政府的都督要捧一个汤寿潜出来，这人最是滑头，善于做官，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顿，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及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回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后来他升任临时政府的交通部长，后任有陶成章的呼声，可是为陈英士所忌，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终于壬子一月十三日为刺客所暗杀。陶焕卿是个革命勇士，他的联络草泽英雄，和要使天下人都有饭吃的主张，确是令人佩服，但看去仿佛有点可怕，似乎是明太祖一流人物，所以章太炎尝戏呼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同许季茀评论他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虽然如此，可是同盟会人那样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必等二次革命的失败，就可知道民军方面的不成了。不过那也是关于本省大局的事，我们不去管它，单说绍兴本地，而且只是教育文化一面的事情也罢。

说到绍兴教育界的情形，其实也未必比别处特别坏，不过说好那也是不然。大约在光绪末年的乙巳年间吧，他们请蔡孑民去办学务公所，蔡君便托封燮臣来叫我，去帮他的忙，我因为不愿意休学，谢绝了他，可是没有多久，蔡君自己也就被人赶走了。这为什么缘故呢？那时学务公所是当地最肥的缺，有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想谋这缺的人多了，所以就是蔡孑民也不能安坐这把交椅了。自从“桃偶尽登场”以后，这情形自然就更糟了。应运而生的“自由党”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丘之貉，鲁迅那三首诗的后面所说那几句幽默话，即是他们的典故。什么“大鉴定家”啦，什么“天下仰望已久”啦，都是朱又溪平常恭维人的话，据蔡谷卿传说，在绍兴初办警察局（还在前清时代）的时候，他致辞道：

“绍兴警察，十分整顿。

杭州警察，腐败不堪。

两相比较，相去天壤。”这比孙德卿的演说，在胡乱说了一番之后，突然的说：“那么（读作难末，意思是‘如今’）警察局万岁！”便收了场，虽是也觉得可笑，却显得性格善良，没有那种恶劣气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便是桃偶已经登场，鲁迅还没有到南京教育部去的时候，我写了那篇《望越篇》，在报上（或是《民兴报》，但总之不是《越铎》）发表，因为留着草稿，上边有鲁迅修改的笔迹，所以略可推测这篇文章的年月。今将全文录存于后：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能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放，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於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於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寻，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

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但这正是当时情势的反映，也是一种资料，所以抄录在这里。在那时候所写的文言的文章也只难得的保存了这一篇，抄下来重看一遍，五十年漫长的光阴，却一眨眼间便已在这中间过去了。

九六卧治时代

在东京留学这六年中都没有写日记，所以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到了民国元年这又继续来写，从十月一日起，一直写到现在。但是壬子年十月以前的事情，也大抵年月无可查考了，这些事例如范爱农的一件，幸而有他的亲笔信札和鲁迅的日记，还可知道一点，我自己的往杭州的教育司当视学，在那里“卧治”的事迹，那就有点茫然了。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壬子元旦临时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的教育司由沈钧儒当司长，以前他当两级师范学堂校长时代在那里任教的一班人，便多转到这边来了，一部分是从前在民报社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学生，其中有朱逷先钱玄同，（其时他还叫钱夏，号中季，）这就是朱逷先，他介绍我到教育司去的。起初是委任我当第几科的课长，但是不久又改任了本省视学，这时期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所以范爱农在三月廿七日的信里提到这事，但是我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大约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那时教育司的办公处是租用头发巷丁氏的房屋，这丁家便是刻那“武林掌故丛编”的，在前清咸同时代很是有名，是杭州的一个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住屋并不怎么好。我在教育司的这多少天里，并没有遍看教育司的房屋，我只到过那客厅，饭厅，和楼上的住室，都是很湫隘的地方。客厅里摆列着许多石头，是那有名的“三十六峰”，我却看不出它的好处来，而且那间房子很是阴暗，那时又值夏天，终日有蚊子飞鸣着，这上边就是我的宿舍，因为我到来晚了，所以床位已经是在旁边楼门口，楼梯下院子里是一个小便桶，虽然臭气并不薰蒸，却总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在楼下“三十六峰”的客厅里，有些上海的日报，有时便下去阅看，不过那里实在暗黑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里做市的样子，看一会儿的报就要被叮上好几口。因此我“卧治”的结果，没有给公家办得一点事，自己却生起病来了。当初以为是感冒风寒，可是后来因为寒热发得出奇，知道是给“三十六峰”室的蚊子叮的发疟疾了。本来疟疾自有治法，只要吃金鸡纳霜即可以好的，但是在那蚊子窝里起居，一面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所以就告了假，过江回家来了。我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因为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我们在家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现大洋，乃是墨西哥的铸有老鹰的银元，这种军用票还是初次看见，我在领到之后，心里忐忑不知是否通用，于是走到清和坊的抱经堂，买了一部广东板朱墨套印的《陶渊明集》，并无什么麻烦的使用了，这才放心，以后便用这个做了旅费，回到家里来了。

我往杭州的月日，因为那时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考查，但我查鲁迅的壬子日记，却还可以找到一点资料。五月项下有云：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上面所说因为私事不曾往杭州去，便是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六月项下记云：

“九日，得二弟信，三日杭州发。”这时大概我已到了教育司，可见是六月初前去到差的。随后在七月项下记云：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这样看来，那么我到杭州去的时期，说是从六月一日以后，七月十日以前，那大概是没有大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