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三章《知堂回想录（上）》（3）

第二百七十三章《知堂回想录（上）》（3）第二卷

六五往日本去

这回的启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侣偕行，而且从绍兴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这同行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镕，绍兴人留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学造铁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数民族多须的虾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圆而黑，又多胡子，所以鲁迅送他一个日本绰号叫作“熊爷”。（日本语用一个“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称呼，不问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犹如法文里的m一样。就是中国没有适宜的字，现在一般公用，例如税关邮局银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简单。老实说来，那种称呼或者是封建遗风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现在学生中间和一般社会通行，可以为证。但是也有应了年龄，加上一个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说“老赵”或是“小钱”，或将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见也有相同的表示，不过没有一个可以一切通用的称呼罢了。）平常鲁迅是很看不起学铁路的，虽然自己是矿路学堂的出身，因为那一班进岩仓铁道学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赚钱，若是进高等专门的学习铁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面，有一张插画，后边站着许寿裳和鲁迅，在许寿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鲁迅前面的则是陈公侠，即是后来的陈仪，一时改为陈毅，民国以后这才恢复原名。在照相那时，可能是弘文学院刚毕业，开始分别进高等专门，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年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活动。其时邵君适值回乡，于是约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时候有邵君的友人张午楼也要同行，所以我们这一行总共有四个人，都是由绍兴出发，可是分作两批，约定在西兴会合，共乘小火轮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邵君的主意，特别在后马路或是五马路的一家客栈里住下，这不是普通的客栈，乃是湖州丝业商人的专门住宿的地方，不过别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晓得以什么关系，得到了这一种的特权，现在却是忘记了。因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觉得清净，可是因为我们住客太不老实了，以致别的客人啧有烦言，这其实要怪我们的不好。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年少气盛，难免自高自大，蔑视别人，因为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平常上厕所去总使用报纸，其实这是很不合卫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恶，讨厌你亵渎字纸还是其次，第一是要连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栈的住客于是联合抗议，表面上很是和平，说愿意供给上茅厕用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对于这种内刚而外柔的抗议，结果只好屈服了事，因为没法僵持下去，事实显然是我们理曲的。在这里大约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为一则要候买船票，二则我和张午楼都要剪去辫子。我的剪发很花工本，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轧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他寄住在一家什么小客栈里，顾客跑去请教，倒还相当便利清闲，张午楼为的贪图便利，只叫普通剃头匠一刮了事，虽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个和尚，一时长不起来，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却也是一种讨厌的事情。

六六最初的印象

一个人初到外国的地方，最是觉得有兴趣的，是那里人民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其有一般习得的文化生活，虽然其时也颇觉得新奇，不过总是还在其次了。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泡制。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于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的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固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这个看法或者是后来经过考虑这才决定的也未可知，大体从头就是这样看法，不过后来更是决定罢了。

关于日本民族的问题，我们是门外汉，不容得来乱开口的，但说他是属于太平洋各岛居民有关的大洋洲系统，那总是没有十分错误的吧。他的根本精神是巫来由的，但是表面却又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所显出很特殊的色彩来，这是我所觉得看了很有兴趣的。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的一切好的和坏的行动，不单是限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成就，这需要从宗教下手，从他的与中国人截不相同的宗教感情去加以研究，这事现在无法讨论，所以只好不谈，因为这所谓宗教当然并不是佛教，乃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这种宗教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但与南洋的宗教的关系现今还没有听说去调查研究，我们外行更不配来插嘴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也只是一个旅客在日本所得的最初的印象，说是最初却也可以延长到最后，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始终没有什么改变。

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在日本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本来江南水乡的妇女赤脚也是常有的，有如张汝南在所著《江南好词》中第九十九首，便是歌咏这事的，其词云：

“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原注云：

“大脚妇女其美者皆呼为大脚仙，其妆饰如此，过者能知之。谚云，大脚仙，头绾白玉簪，脸像米粉团，走街边，走起来一溜烟。”但这是说街边行走，不是说在屋里。我在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名为“天足”的短文，第一句便说道：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但后边却做的是反面文章，随即翻过来说道：

“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意思是说，我嫌恶缠足。”二十年后，在我给日本二千六百年纪念作《日本之再认识》那篇文章，里边仍是说这个话，不过加以引伸道：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h.ellis）在他的论‘圣芳济及其他’的文中有云：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我现今不想来礼赞裸体，以免骇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此亦别无深意，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得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是憧憧往来者皆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如现今在国内行路所常经验，见之令人愀然不乐者，则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这文章写了之后，现今又过了二十年了，可是出去的时候，还皆遇见“愀然不乐”的现象，这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

我对于日本的平常生活方式，即是衣食住各方面的事情，觉得很有兴趣，这里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由于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但“古写经”是如此，即现时墨笔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不像中国看重翰林的楷法，所以笔也做成那种适宜于书写白摺纸的东西了。用了翰林们所爱用的毛笔来写字，又加上翰林字的范本，自然也只是那一派的末流罢了。

纪录日本生活，比较详细而明白合理的，要推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所说的为第一。卷下关于房屋的注有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玩器，则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幙，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数计算，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糊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厨，分上下层，可分贮被褥及衣箱杂物，床笫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的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张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厨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的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虽然日本北方的屋里，别有一种取暖的所谓“围炉里”的设备，）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以各处自在游行也。

六八日本的衣食住中

关于衣服，《日本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中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坋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唯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胫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萱《疑耀》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看“埴轮”土偶便可知道，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袴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的所谓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袴，只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得着袴才行。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的“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钱袋等物，与中国和尚所穿者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的总称。日本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于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相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是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用的，我觉得这比广东的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公度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为中国男子多包脚，脚指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甲戌（一九三四）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的，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大正时代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后来却是可以无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六九日本的衣食住下

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是说生鱼片的：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罗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案即公元六七六年，但史称三年诏禁食牛马鸡犬猿等，次年乃令诸国放生），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吃食，第一感到奇异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四十多年前，我在三田地方确实还看见过山鲸的招牌，这是卖猪肉的，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马肉称为樱花肉，但也不曾见诸招牌。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鸡与猪牛，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的确有过一次，因为下宿的老太婆三日两头的给吃“圆油豆腐”，有点受不住了，只好买罐头咸牛肉来下饭。这是因为烹调得不好的缘故，这种圆豆腐原名为“假雁肉”，用胡萝卜等切成丁，和在豆腐内制成，加酱油糖煮，也是很好吃的，但是那老太婆似乎只拿盐水来煮，而且几乎天天是这个，所以吃厌了，那只算是例外吧。——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可资研究。——刺身读如萨西米，即是《杂事诗》注所说“聂而切之”的鱼肉，黄君乃广东嘉应州人，是知道鱼生的，但日本所不同的就是这样的生吃了，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吃醉虾即是。鱼用鲔和鲷，亦有用鲤者，此外多骨的河鱼皆不适用。——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则并没有什么高明，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东京神田有“维新号”，当初系一小杂货店，乃浙江宁波郑君所经营，专售卖中国食品，略如稻香村那样，小楼一间作为雅座，可以小吃，昔日曾经请教过，却做得很好，四十年来闻已大为发展，开有各处分号了。

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说。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苦咸的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左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一般大抵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训练。中国有一句很是陈旧，却很是很有道理的格言道：人如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所以学会能吃生冷的东西，虽然似乎有背卫生的教条，但能够耐得刻苦的生活，不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吧。

七〇结论

刚才说到了东京，就说上这一大堆话，总论日本的衣食住，也可以说是结论，这是什么缘故呢？总之这似乎不是说初到时最初的印象吧？是的，这的确是结论，是我多年之后观察所得的结果，如今说在起头的地方，实在有点倒果为因的毛病。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凡一个人对于一地方的意见，无论是爱憎如何，总是有一种结论做根据。我现在便把这个根据说在前边，再来叙述我的事情，希望它可以说得清楚一点。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的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是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那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卢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

七一下宿的情形

我最初来到东京，住在伏见馆下宿屋里。伏见馆在东京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是中下等的下宿，——我这样说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只是凭我的估计罢了。本来下宿是按月计算房饭钱，与按日计算的旅馆不同，这是最大的区别，至于下宿本身的等级也大有高下，大的有三四层的楼房，用人众多，有点像是旅馆的样子，小的则房子不到十间，只用着一两个下女，有的还用自己的女儿们充任。伏见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进栅栏门是脱鞋的地方，走上去时右手是一个楼梯，随后即是所谓账房即是店主人的住所，便所与厨房就在这后边，左手外边是两间四席半的房间，大约就算是第一二号，不过因为房间太是气闷也不方便，所以不大有人居住，只有我们有一个时候，曾经借住第一号有一个月左右，再往后是一个通往便所的楼梯，以后是一间浴室，这之后是一间安放什物的房间，楼下的情形便是如此。楼上楼梯之后是第一间客房，却算是第八号，因为这就是鲁迅所住的房间，所以记得清楚，上边偶然需要茶水，一按电铃，底下便有人报告说，“八番样”，这意思也就是说第八号叫，但是直译起来是“第八号的先生”，而意义又略为不同，“样”字很有一种柔软性，这里译作先生也觉得有点儿硬了。第九号是一间三席的，平常总是闲空着，本来也尽有较为寒苦的学生足够居住，但这里是专住中国留学生的，所以没有人看得起这种小屋，一般的房间总要有四席半大小才好，里边是往三楼的楼梯了，其实三层楼上只有一间四席半的房间，便是第十号了。再回来说二楼，楼梯上面右边一间，左边接连三间，其第三间便与第八号相对，便算是第三至第六号，第七号单独一间，位置在往便所去的楼梯与往三楼的楼梯的交叉点，最是静僻，没有左右邻居的烦扰。据上边所说的情形看来，我那中下的考语或者下得算是公平吧。它的确有浴堂的设备，每星期或者烧两三次，但这乃是一种家常的入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待遇，那里也设有叫人的电铃，却是还没有电灯，仍旧用洋油灯照明，电铃是用干电池的。高等下宿则每间房里都装有电话，可以与账房通话，也可以打到外边去，从前蒋观云住的地方便是这样的。

下宿屋所供给客人用的，除房间之外，有一个火盆，这并不限于冬天取暖，平常也供烧热开水并点火之用，和一套茶具，但如是客人自己有，就不再供给了，不过谁也觉得麻烦去自办，故而多是借用下宿的，此外则晚上点的洋油灯，以及三餐所需的食器，也都由下宿制办。坐具即垫子之类，也可以暂时借用，但这样东西既是必需的，所以结果以自备为宜，此外则有书桌也须自备，大小悉可随意，但是一般留学生习惯于桌椅的生活，不肯席地而坐，在日本房子里也一定要用桌椅，不特狼抗很占地方，也觉得不合适，如穿和服而冬天高坐，实在也是很冷的。我们所用便只是日本的“几”，这与日本房屋是相配合的，而且坐在垫子上面，即使不能正式跪坐，就是胡坐也不妨事，也总是盖住两腿，比“垂脚而坐”要暖和得多了。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但留学经费实在也很少，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则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不过那时管理也特别麻胡，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顾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

七二学日本语

我们在伏见馆住了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其次是预备办文艺杂志的事情，不过那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完成的。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留学生会馆是一所洋房，在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上，这是本乡与神田两区的交界处，那时我们住在本乡的汤岛，靠近“御茶水桥”，一过桥就是神田的甲贺町，桥旁右折即是骏河台了。所以从下宿去上课，倒是极近便的，走了去至多只花十分钟左右罢了，但是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这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只是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豫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在校里遇到事务员，说你要不是为了迟到缺考一门功课，怕不是第一么？很替我可惜，但是这却省得我好些麻烦，不必去当同班的代表，去致毕业式的答辞，只领到学校所发给的一本奖品日本译的《伊索寓言》就算完事了。我这样说，好像是在同班里自己是怎么了不得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的，但事实上的确有些怪人，说来像是笑话，却是实在的事情。有一个英文教员姓风见，年纪五十来岁，看样子似乎是很神经质的，教学生拼法，说ba——赔，学生跟不上，说错了，也是有的，总不会差得很远。可是班里有一位仁兄，却错得很离奇，不是说ba——罗，便是说ba——歪，先生以为是故意开玩笑，气得个不亦乐乎，而那位仁兄却是神气坦然，一点都没有捣乱的模样。风见先生终于因此辞职了，换了一位教日文的兼任，这位先生的对付的方法很好，毫不生气，于是结果成功了。他只是一味的镇静，说道：“不是的，不是罗。ba是赔。”如果学生这回说是歪，他便说道：“不是的，也不是歪。ba是赔。”他不厌其烦的回答，听着的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奏了效，那位有特别拼法的人也逐渐会得学说普通的拼法了。这种怪人怪事，我以后也没有遇见过，但那时读书人初次从书房里解放出来，与外边的事情相接触，便会现出类似的情形来。鲁迅当时形容他们，常与许寿裳骂“眼睛石硬”，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到了近几十年来，这似乎已过了时，说起来有点不尽可信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五十年间，社会情形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多费一点事，需要些多余的说明罢了。

七三筹备杂志

刊行杂志，开始一种文学运动，这是鲁迅在丙午（一九〇六）年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这以前他的志愿是从事医药，免除国人的病苦，至是翻然变计，主张从思想改革下手，以为思想假如不改进，纵然有顽健的体格，也无济于事。他本来也曾经在同乡留学生所办的杂志《浙江潮》上写过些文章，又翻译焦尔士威奴的《月界旅行》，但还没有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大约只是读了梁任公的《新小说》，和他的所作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所受的一点影响罢了。当时的计画是发刊《新生》杂志，这件事便开始筹备。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在《域外小说集》的新板序文上，他曾这样说道：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虽然是这样说，其实所缺少的就只是资本，在当初筹办的时候上三样东西原是充分满足的。所说第一件是学问，说没有原是句客气话，其实要来领导一种文学运动，至少对于自己的主张有些自信，至于第二件的工夫，则事实上是多得很，因为既如上边所说，我在起头的两年麻麻胡胡的学日本话，大半是玩耍的时候，鲁迅则始终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名学习德文，自然更多有自己的工夫了。倒是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

我在南京的时候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说》里所载的那些，主要是焦尔士威奴的科学小说，以及法国雨果——当时因为用英文读法称为嚣俄的名字，此外则是林琴南所译的哈葛德等，后来有司各得，其《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比较的有点意思。至于我所有的外文本文学书，就只有一册英文《天方夜谈》，八册英文雨果选集，和美国朗斐罗的什么诗，坡的中篇小说《黄金甲虫》的翻印本罢了。我到达东京的时候，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内计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古典神话》虽是主要在于说明英文学上的材料，但也就有了希腊神话的大概，卷首并说及古今各派的不同解释，使我对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说法有了理解。恰巧在骏河台下的中西屋书店里有多少本的“银丛书”，安特路朗的主要著作就收在这里边，这便是《习俗与神话》（customandmyth）和两册《神话仪式和宗教》（myth，ritualandreligion），我便去都买了来，这就是研究神话最早的根据。后来弄希腊神话，更得到茀来则与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更有进益，但在那时候觉得有了新园地跃跃欲试，便在那一年里（一九〇六）用了《新生》稿纸，开始写一篇《三辰神话》，意思是说日月星的，刚起了头，才写得千余字，有一天许季茀来访，谈起《新生》的稿件，鲁迅还拿出来，给他阅看。大概他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我的文章也当然写得很糟，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也算侥幸《新生》未曾出版，不然这样不成样子的东西发表出来，岂不是一件笑话吗。

七四徐锡麟事件

我们在伏见馆始终住的是第八号房间，后来对面的第六号空出来了，遂并借了这一间，因为仿佛是朝东的，所以在夏天比较要好一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不得不让给他们住了，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姉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姉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这大抵是关于妇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鲁迅经手办理的也有这种的事，不过最初由男人传述，还没有什么困难，第二步却要说给下女听，如托她们代买月经带等，这在当时实在有点别扭的。好在这事也只头一次为难，以后进了学校，她们会得自己办理了。

那年夏天，确实的说是阴历五月廿六日，中国突然发生一件不平常的革命事情，这便是徐伯荪刺杀恩铭的所谓安庆事件。如今暂且借用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写范爱农的起头一节如下：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akurin刺杀，刺客就擒。’【1】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的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安徽做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恩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