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二章《知堂回想录（上）》（2）

第二百七十二章《知堂回想录（上）》（2）三四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平常必须暂住客栈，而且时间久暂不能预定，花费也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寓在他那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了。我于八月初六日到来，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当日旧日记说是共有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记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

“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一日的项下说：

“下午闻叔祖说，予卷系朱颖叔先生延祺所看，批曰文气近顺，计二十本，予列第二，但未知总办如何安排耳。”朱颖叔系杭州人，亦是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其批语很有意思，文气只是“近”顺，可见也还不是真正顺了。但是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我颇怀疑我这列了备取第一，是很有情面关系的，论理恐怕还应名落孙山才是呢。十七日覆试，更是难了，因为题目乃是十足的八股题：

“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回的论题真是难的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几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样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覆试的结果虽是不曾发表，据说也是胡鼎的卷子做得最好，因为他在末后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哲学，仿佛说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在那时候国文教员听见了这个新名词，的确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如下：

“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这入学考试的两个题目乃是总办方硕辅自己所出，就只是难做而已，还可以从字面来敷衍，后来请来了一位桐城派大家，又是讲道学的，向我们讲话，首先提出须得每人备一部《古文词类纂》，及至考问“平时用功”，就叫做那条策问，这便是那题目的来源。那一次汉文分班考试我也混过去了，结果还考列头班的二十名，现在想起来还要出冷汗，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胡说八道的，当时考卷如能找得到，倒的确想要看它一看呢。

三五学堂大概情形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日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遂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讲到学堂的大概情形，须得先把房屋来说明一下才行。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一条阔长的甬道，二门朝南，偏在西头，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乃是学生的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海军的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排着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是翻沙厂与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两面各独立四间，中为砖路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有十几间房屋，东邻是一所关帝庙。这里本来是一个水池，据说是给学生学游泳用的，因为曾经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所“伏魔大帝”的庙。庙里住着打更的老头子，他在清朝打过太平军，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我在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只是讲房屋，所以只能至此为止了。

三六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是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所以不能使用，空着不算，号舍共总算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里来，那里的一条长衖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子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须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可换用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里来用的人，那也就并不是那么寒酸的了。

宿舍南北两边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用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靠近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的大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只一小半，又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上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迁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投合，也会得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的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马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三七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早晨六点钟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年级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那时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哪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的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后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裕的，吃稀饭的人可以随便坐下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是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里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的桌上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没有组织，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顿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薄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餐素饭罢了。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作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课，它只分上下午两大段，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但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在《十五年前的回忆》（还是一九二二年所写，所以距今已经是五十五年前了）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种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这里用了一个雅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并无别的意思，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大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来就是两块，其实看它的做法也只是寻常的烧饼罢了，但是实在特别的好吃，这未必全是由于那时候饿极了的缘故吧？但是这做侉饼的人，却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很是要不得的，即是每逢落雨落雪，便即停工，在茅篷里打起纸牌来，因为茅篷狭小而打牌的人多，所以坐在门口的就把背脊露出在外边。这于吃惯辣酱蘸侉饼的人非常觉得不方便，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做侉饼，他就会反问道：“今天不是下雨么？”为什么下雨就做不成侉饼，这理由当初觉得不容易懂，但是查考下去，这也就明白了。下雨天没有柴火，因为卖芦柴的人不能来的缘故。后来我问南京的人，已经不知有侉饼的名称，似乎是没有这东西买了，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的所能及，使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三八讲堂功课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清如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做的风扇，由绳子从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后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只是装个样子，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也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并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时要走间道，通过文书房到宿舍里去，不是新生所能够做到的罢了。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的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但两个是浙江的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吧，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那些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一个来为例：

“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不可枝蔓，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

“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哪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经是他们的后辈，所以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三九打靶与出操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课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罢，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挥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总是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某人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军队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好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来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袴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也不管草里泥里，随便躺倒，拿起枪来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青，言动上有些粗鲁的地方，但也很有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倒要算是顶好的。

午饭吹号召集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文汉文所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到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舞弄哑铃，随后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干等，翻跟斗，竖蜻蜓的把戏，虽然平日功课不大好，但在大考时节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的看重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平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乃是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喊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那种棍棒而已。后来更换来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不知道他的履历，仿佛听说也是陆军出身，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多是什么“船主”之类，那一天里他这才穿起他的公服来，水晶顶的大帽，身穿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四〇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者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着提了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厨房里所养的两只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就是发出那做狼时代的叫声，数年来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以为记念，其词云：

“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

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目乃是“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所说打更的人，便是那位都司君，那时已有六十多岁的光景，一个人住在关帝庙里，养着几只母鸡，有时隔着窗门来兜售他的鸡蛋，我因为住在路东的第二十三号宿舍，所以多有机会，和他打这种交道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凡是家住城南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也上夫子庙去游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到下关去，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来，但也有少数的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星期六的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在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以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过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之后，迤

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咸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白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两个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有个把人的。

四一老师一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计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父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的是印度读本，不过发到第四集为止，无从领解那些“太阳去休息，蜜蜂离花丛”的诗句，文法还不是什么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本是英语用汉文注释，名字却叫作“华英”，意思是为国家争体面，华字不能居于英字的底下，我们所领到的大约还是初板所印，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非常的纯朴，一个极少见的字，用学堂的方言用语可以叫做“契弟”的，字典上却解作“卖屁股者”，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可是比我们低一级的人，后来所领来的书里已经没有这一项，书名也不久改正为“英华字典”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它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对于外国文的兴趣，做了我的无言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是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了，看见了我的这本《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这一册书被展转借看而终于遗失了，但这也是还是愉快的事情，因为它能够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来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中间篇幅顶长的有水手辛八自讲的故事，其大蛇吞人，缠身树上，把人骨头绞碎，和那海边的怪老人，骑在颈项上，两手揢着脖子，说得很是怕人，中国最早有了译本，记得叫作“航海述奇”的便是。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虽说是译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第一是阿利巴巴死后，他的兄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妇，这本是古代传下来的闪姆族的习惯，却认为不合礼教，所以把它删除了，其次是那个女奴，本来凯辛将她作为儿媳，译文里却故意的改变得行踪奇异，说是“不知所终”。当时我的一个同班朋友陈作恭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将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分期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书名是“侠女奴”。译本虽然不成东西，但这乃是我最初的翻译的尝试，时为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初头，是很有意义的事，而这却是由于《天方夜谈》所引起，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在学堂里学了英文的成绩，这就很值得纪念的了。

四二老师二

汉文老师我在学堂里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他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那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仁兄，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只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来看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做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

“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很短的论，起头云：

“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费，住在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

我说在学堂里不曾学到什么汉文，那么我所有的这一点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在书房里学的么？书房里的授业师，有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和洙邻先生父子两位，那是很好的先生，我相当的尊敬他们，但是实在也没有传授给我什么。老实说，我的对于汉文懂得一点，这乃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他时常同我讲《西游记》，说是小说中顶好的作品。猪八戒怎样的傻，孙行者怎样的调皮，有一次战败逃走，摇身一变，变做一座古庙，就只有一根尾巴无处安放，乃把它变成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哪里有光是一枝旗竿，而且竖在庙后面的呢，他又被人所识破了。讲这故事时似乎是很好笑的样子，他便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了。不过在杭州寓里，他只有一部铅印的《儒林外史》，我们所常拿来看的。等到戊戌秋间回到家里，我就找各种小说来乱看，在母亲的大厨角落里，发见一部《绿野仙踪》，这就同《七剑十三侠》一起的看。及到南京时差不多大旨已经毕业，只有《野叟曝言》未曾寓目，但从同学借来石印的半部，没有看完，却还了他了。我的读书的经验即是这样的从看小说入门的，这个教会我读书的老师乃是祖父，虽然当初他所希望的“把思想弄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而且我的思想算不算通，在他看来或者也还是个疑问，不过我总觉得有如朱颖叔批的考卷，所谓“文气近顺”罢了。一九二六年我曾写过一篇《我学国文的经验》，叙说这一段情形，里边说道：

“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这便是继承了上边的经验，由旧小说转入新小说的一个段落了。

四三风潮一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我们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得什么东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环境，来做这个运动。壬寅冬天总办换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两江总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张鹏，李昭文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了毕业生去，这计画也完全失败了。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

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他在水师学堂过了几个月，觉得住不下去，说明理由道：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记的两件事作为说明，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时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了。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所以更加关心也说不定。《朝花夕拾》里记有一段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位本家的老辈便是管轮堂的监督椒生公，他是道学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过稀饭之后要去净室里朗诵几遍《太上感应篇》的。他有一回看见我寄给鲁迅的信，外面只写着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说是“无君无父”，这就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风潮的发现，并不是在方硕辅时代，而是在黎锦彝新接任的这一个月里，这虽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却是有时势的因缘在里面的。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接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新总办到来，两堂的监督都已换了人，驾驶堂的姓詹，管轮堂的姓唐，椒生公则退回去单做国文教习，虽然没有新气象，却也并不怎么样坏。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是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如说管轮堂监督姓唐的绰号“糖菩萨”，驾驶堂的姓詹，绰号就叫“沾不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恶意，其重要的大约还是说班级间的不平，这事深为老班学生所痛恨。这是四月中间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学堂遂迫令胡鼎退学，表面理由是因为他做“颖考叔茅焦论”，痛骂西太后，为大不敬，以禀制台相恫吓，未几胡君遂去水师，转到陆师去了。

四四风潮二

汪仲贤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十五年前的回忆》中，曾经说道：

“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属一堂的学生因了班次高低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受到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宗藩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某的好友戈乃存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其老拳。又有高先澍也附和着闹，撒泼骂街，大家知道这都是那桌子风潮的余波。查癸卯（一九〇三）年的旧日记，有好几处记着高先澍的骂街的事：

“三月初三日，礼拜二，晴。夜看《苏报》，隔巷寒犬，吠声如豹，闻之令人发指。”

“初五日，礼拜四，晴。夜看《夜雨秋灯录》，读将终卷，吠声忽作，蛙鸣聒耳，如置身青草池塘，陶子缜诗云，春蛙逞烦吠，呜呼，可憎也。古人双柑斗酒，听两部鼓吹，以为雅人深致，惜我身无雅骨，殊不耐也。一笑。”这因为是高某的宿舍适在我的贴夹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骂给我听的，日记里也就没有明写，只以隐喻出之，对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