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史传文学卷（4）

《史记》是史传文学名著，也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既有《诗经》的现实性，又有着“楚辞”的浪漫特色，同时，还借鉴了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在它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会聚一身的荣耀，可以说，它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它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和传记文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源头。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积极入世，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他批判暴政，呼唤世间真情，他志存高远，自尊自爱，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精神为后世所崇仰，启迪、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

第五章《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由文而史回归的契机

《史记》之后，又陆续出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它们受《史记》的影响，在继承《史记》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和浸染，它们在写作风格上发生了改变，在内容上则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开始中规中矩地记录历史。从《汉书》开始，虽然对事件的叙述、对人物的刻画等文学色彩也各具特色，但语言的运用已有走向艰涩的苗头，文学创作中所需要的修饰方式也逐渐减少。总而言之，笔者感觉，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由文学向史学回归的趋向已日趋明显。

一、《汉书》：中规中矩的样板

自古以来，关于《汉书》的逸闻趣事就有很多。宋代文学家苏轼三抄《汉书》，练就了过目成诵的本领，也历练出非凡的文学素养。宋代名士苏舜钦用“《汉书》下酒”（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他读《汉书?张良传》时，一有感慨，就喝一大杯酒。他的岳父杜衍听说后，笑着说：“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从此以后，“《汉书》下酒”就成了著名的典故。隋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李密，年少时出行，喜欢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记载），“《汉书》挂牛角”一事，也成为名士风范的一种标志。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经发表过感受，说他喜欢读项羽、张良的故事。当然，历史故事本身确实引人入胜，但能够实现历史和读者的良好沟通，还要归功于作者的挥毫泼墨。《汉书》曾经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是不言而喻的。

可《汉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惹得这么多的文人骚客们驻足留恋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具体看一下。

其实，《汉书》的写作过程，远没有这些逸闻有趣，反而有些许的辛酸在其中。提到《汉书》，可能就有人脱口而出——作者是班固。可实际上，《汉书》的作者有四个人，这还得从班固的家世开始说起。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图5-21），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官的，但班彪却很崇拜司马迁，对文学情有独钟，特别是喜欢撰写历史。西汉末年的时候，就有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堪，没有资格成为《史记》的后传。于是他就自己搜集资料，潜心钻研，写出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遗憾的是他五十二岁就去世了，没能完成他的雄心大志，续写的重任就自然落在了他的儿女身上。班彪有两子一女，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女儿班昭。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班固九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就读，对诸子百家、诗书史传无不精通。二十岁的时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仑十分赏识他，可正当班固准备升迁时，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以及父亲未竟的事业，让班固下定了继承父志的决心，汉明帝永平元年（58），他开始编纂《汉书》。但是，好日子没过几天，班固就遭到小人的诬陷，说他私改国史，于是被捕入狱。但就是在狱中，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仍然继续整理写书。弟弟班超赶到洛阳，写奏书向朝廷说明情况，极力为哥哥申辩，班固才被释放出来。后来，明帝审阅书稿时，才发现了班固的才华，十分赏识，便让他担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订文书，后来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基本完成。班固六十一岁去世，没能最终完成《汉书》的撰写。妹妹班昭（图5-22），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她奉汉和帝诏书，把班固没来得及写的“八表”和“天文志”写完。就这样，一部《汉书》，始于班彪，继之班固，终于班昭。父子兄妹三人，用接力棒方式，再加上马续所写的部分，终于完成了百篇大作——《汉书》。

《汉书》（图5-23），也叫《前汉书》，是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全书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前206），到王莽新朝败亡（23），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总共一百篇。其中，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是由班固撰写的。写作时，他有意识地只写西汉初到西汉末的历史事实，以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依据，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再加上人们习惯把《史记》、《汉书》并称“史汉”，班固、司马迁合称“班马”，就更能够说明《汉书》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汉书》共分纪、表、志、传四类，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其中有改动，也有创新。纪、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改“本纪”为“纪”（如《高帝纪》），还新增立了《惠帝纪》，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六篇帝纪。书中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把项羽放入列传，与陈胜合立《陈胜项籍传》。另外，王莽虽称帝十余年，但《汉书》只立《王莽传》，也能看出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又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凡是属于《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还增加了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等人的传记，原来属于《史记》的一些附传，他都加以扩充，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从篇目上来说，《史记》有用姓做题目的，有用名的，有用官职的，有用爵位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分别归类。而《汉书》不同，它一律以姓名作为各篇的题目，编次上先写专传，接着是类传，再写四夷传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传和王莽传，格次编排十分到位。多载有用之文，这是《汉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汉书》各传，对于“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的文章，它都收录在内。他还改“书”为“志”，《汉书》的十志丰富和发展了《史记》的八书，规模更加宏大，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就是这时形成的。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史记》中是没有的。其中的《艺文志》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汉书》的八表，其中有六种是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显然，《汉书》废除了《史纪》中“世家”，改“书”为“志”，都是有目的有用意的，这样他就突出了“帝纪”对全书的统领地位，增强了“纪”的纲领性，同时使得“传”也更为充实，“志”更为明晰，体例上比《史记》更整齐划一，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更详细明确，还使得记载更加完备，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总之，《汉书》的出炉，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以后各个朝代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例，可见，《汉书》定下了修正史的基准。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那样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称得上人物传记的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王莽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来说班固不像司马迁那样，在行文叙事中渗透自己的情感，而只是单纯地评述事实与人物的言行，但也能明确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苏武传》是可与《史记》名篇媲美的一篇，它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情节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还有，对李陵投降匈奴后送苏武归汉时的复杂心情，写得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两段话，写出了苏武的英勇无畏，以致我们好像一闭上眼就能够看到苏武牧羊的情景；写李陵，也不是格式化的摹写，通过他的个性特点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的精髓的。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谄媚权贵的官僚嘴脸。《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语言方面，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班固崇尚辞藻的采用，擅长排比对偶的运用，还喜欢用古字，虽典雅，但生僻僵硬，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可《汉书》语言的整齐严密、富丽典雅，却让后世散文家爱不释手。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当然，《汉书》的这一表现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喜欢骈俪典雅的文风的，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大贡献。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都必须借助于《汉书》音义的注解才能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就有近二十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者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较完备的《汉书》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记事详赡得体，周密而有条理，是《汉书》的特点。但在思想意义上，班固比不上司马迁。《汉书》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依附于外戚窦宪，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就是说司马迁对事情是非的判断标准，很多地方不是以孔子思想作为标准的。因此在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班固缺少司马迁那种救人民于水火的战斗热情。《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护汉为正统，目的当然是强调东汉王朝的正统性，进而为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使《汉书》更加符合封建正宗思想。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不利于宣扬汉朝的德望，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所以他断代为史，非常自觉地歌颂汉皇朝的功业和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着力渲染“天命”，回避某些历史事实，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封建正统。他没有司马迁那样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同司马迁甚至是对立的。

他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易篡改《史记》中著录的史实，虽然书中避讳很多，但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班固还是做到了。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还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作了相当多的揭露，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班固赞扬的主要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史学家。

资料丰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汉书》的功绩。现存《汉书》约八十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加了很多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匈奴传》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作为我国官修的第一部断代纪传体著作，《汉书》规范了纪传史体例，成为后世断代史纪传体史书的典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修“正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的所有正史，都采用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又同时效仿了《汉书》断代为书的做法，所以《史记》和《汉书》是后世正史的祖师爷。《史记》隽永峭拔，豪迈雄浑，奔放不羁，《汉书》也能在从容不迫之中摹声绘形，并且写得形象生动，因而不同的人对这两部书也各有偏爱。从总体上看，东汉到唐朝，喜爱《汉书》的人较多，唐代以后，喜爱《史记》的人就多了。

二、《三国志》、《后汉书》：走向纯史学的领军者

从《汉书》以后，历史著作的文学性逐渐降低了，正统史学功能开始强化。史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不是传奇，也不是故事，与文学也有差别，历史就是历史，是非常严肃的科学，它必须忠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发展边区的规律性的东西，并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以便利于后世，让后世引以为鉴；另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也逐渐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文学的逐渐走向独立，让人们认识到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文与史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明晰了。很显然，文学难以兼任文史两方面的重任，史学中的文学也不愿只是依附品，它们的分家是自然而然的，这必然导致史传文学这一原来并不独立的文体的分化组合，纯文学出现，史学也趋于纯粹了。在这种转型时期，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并具有史传文学特色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

1.叙事简要、文笔简洁的“现代史”：《三国志》

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和故事，人们往往立即能够想到《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是经过作者加工改造过的艺术化的文学作品。另外，由于“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影响，史实的可靠性更是令人们疑虑。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的《三国志》，是正史，虽然与真实的历史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我们要了解三国的史实，还是得从《三国志》谈起。

《三国志》的作者叫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他出生之时，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对峙之际，年少时好学，从师于当时的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担任观阁令史。观阁令史和史官完全是两码事，它只是一种职业，观阁，就是东观秘阁，是汉代的官方图书馆。也就是说，陈寿做过蜀汉的中央图书馆管理员，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为不肯趋炎附势，陈寿屡遭贬黜。到了晋朝以后，还担任过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灭东吴（280），统一了全国，陈寿当时四十八岁，那时候才开始撰写史书。不过，魏、蜀、吴三国本来是各自成书的，一直到北宋时才合而为一，称为《三国志》。

《三国志》（图5-24、5-25）的体例与前面的史书不大相同，它既是纪传体，又是断代史，还是国别史。全书只有纪、传两种体例，主要记载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从三书所占比例来看，蜀书较魏、吴两书简略，这很可能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缘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但就是由于成书在当时，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可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同时，因为旧的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之见很难公之于世，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给材料的选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

《三国志》的编撰情况，与陈寿的经历关系不小。陈寿蜀汉时做过官，后来又服务于晋，而晋又是由曹魏禅让而来的，因此陈寿的《三国志》，对曹魏的感情很深，基本以魏为正统。“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并称之为帝，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还把蜀、吴两帝与臣子一起并入列传，且只称“蜀主”和“吴主”，吴、蜀君主即位，都记录的是魏的年号。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为《吴主传》。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陈寿可能也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不便写明，只能舍弃。很显然，《三国志》的编撰，多多少少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

虽然有政治影响的局限，但陈寿还是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就表明它们是各自为政，互不归属，它们的地位是相同的，是并立的。陈寿这样处理，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的远见卓识也得以彰显。对于陈寿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唐朝宰相房玄龄等奉诏编撰的《晋书?陈寿传》中，既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对他提出责难，说他向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还说陈寿微词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当然，这些责备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丁氏兄弟的传附在王粲传中，诸葛亮传中也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这足以说明陈寿的公允了。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便对诸葛亮有点微词，也是陈寿自己的观点，后人是没有必要驳诘责难的。

总起来说，《三国志》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当然，也与陈寿这个人的治学谨严不无关系。他搜集来的材料但凡是觉得可疑的，宁肯不用，留下来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正是因为陈寿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三国志》这本书非常简略，不是太好读。

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增补了大量材料。这里交代一下，我们一般认为，为古书作注就是进行一些解释，比如说交代一下时代背景，怕你看不懂，再对人物、时间、地名、事件等解释一下。可裴注不一样，他把陈寿弃而不用和那些看不到的材料，都有选择地补充了进去。补充的时候，也不是满把抓，而是做了认真的甄别整理工作，他认为不可靠的材料，在后面都加以说明，并且说明可靠和不可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几个材料是矛盾的，他就采取并存的方式，罗列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辨析，所以裴注的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我们如果要弄清三国的历史真面目，就要同时关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的特点，在当时就受到很多的赞许。因为全书只有纪和传两种体例，都是以写人为中心，对叙事也十分讲究，细节的刻画也非常的精彩。诸葛亮（图5-26）这个人物，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具有仙风道骨的儒雅智者形象，鲁迅先生曾评价说“欲状诸葛之智而近妖”，是批评对诸葛亮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但这里笔者要特别交代，这种评价应该不包括《三国志》对诸葛亮的刻画。本节前面已经提到过《诸葛亮传》，不仅陈寿写法特殊，对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里面，历数诸葛亮的治国功绩，并给予高度的赞扬，但陈寿是客观的，他褒贬分明，对诸葛亮多年征战却无力成功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诸葛亮能力的有限性，他没有把诸葛亮定格为一个神，这是后来的作品中所不能比拟的。

起伏跌宕的情节和颇具戏剧性的叙事，是《三国志》的特色，对战争场景的叙述，也是《三国志》的强项。咱们看一下武将在军国大事变幻中的表现以及战争场景的扣人心弦。《魏书?张辽传》是个典型，对后世叙事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里写了张辽守卫合肥，与孙权展开战争。当年，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亲统十万大军包围合肥（今安徽合肥），曹操仅留部将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守卫。张辽按照曹操的密令，趁敌人部署未定，实施反击，挫其锐气，以安众心，然后据城固守。张辽留乐进守城，自己与李典选募八百勇士，连夜杀牛犒军。拂晓时分，张辽披铠甲执长戟，率先冲锋陷阵，孙权令部众围击，张辽率数十人奋力突出重围，余部呼救，张辽又冲入敌阵，救出其余部下，往来冲杀，所向披靡，孙权军中无人敢抵挡。激战直至中午，孙权退兵，张辽乘机发动袭击。孙权仓皇逃窜，侥幸活命。故事开始就交代守合肥的缘起，强调曹操的密信，张辽的果敢坚决，战争的激烈壮伟，包括战争的结果，作者都不动声色地作了紧锣密鼓的安排，完全是一篇战争小说的规模和架势，很是生动激荡。

对细节的描摹，陈寿更是不含糊。《蜀书?先主传》写刘备（图5-27），为了表明刘备日后的飞黄腾达，作者仅交代了他以桑树为车盖的游戏。张飞更是让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另外还有关羽、周瑜等，书中的描写都是颇见功力的。

裴注的出现，又给《三国志》增色不少。不仅故事更加逼真传神，人物性格也更加饱满丰盈，很多史料的添入，都能够弥补《三国志》资料的缺乏和不足。就拿曹操（图5-28）来说吧，关于曹操的家世和青少年时期的情况，《魏书?武帝操》仅有少量的记载，而裴松之广征博引，从王沈的《魏书》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曹氏的起源、地望情况，以及曹操勤政、勤学、才学卓识和优雅节俭的生活作风；从《曹瞒传》、司马彪《续汉书》、郭颁《世语》和张潘《汉纪》等史籍中，他考证出曹操的小名、祖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逸闻趣事，为后人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还详细记录了曹操不愿意侍奉董卓的言语、东归的经过以及起兵人数等内容，扩展了《三国志》的内容，还存疑以供大家讨论。关于曹操从军、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武帝操》的记载也很简略，但裴注引《曹瞒传》的记载，对曹操割发代首、棒杀幸姬及借主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加以罗列，为后世小说的成书留下了绝好的底本，对全面把握曹操的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三国志》把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都记录了下来。此外还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如《魏书?倭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要全面了解三国的历史，必须到《晋书》中去寻找。陈寿对史料审慎谨严的取舍，使得全书文字简洁，所以后人说它“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与前三史一样，《三国志》也是私人修史。陈寿去世后，尚书郎范■上书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

《三国志》着重记录史实，少虚构而多真实，以严谨和系统的态度向后人展示了一幅群雄逐鹿斗智斗勇的历史全景画，亦兼顾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将历史不着痕迹地融入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以较中立的态度描绘了三国乱世的广阔战场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成为后世文学作品敷衍故事的上佳题材。

2.简明扼要、疏而不漏的史学名著：《后汉书》

在向纯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有着突出表现的还有《后汉书》（图5-29）。

《后汉书》，顾名思义，是针对班固的《汉书》而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和晋朝的司马彪合著而成的，它记载了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其中，范晔写了本纪和列传部分，司马彪写的是八志。

范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他曾做过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郎。由于愤世嫉俗、性格异端，触犯了刘义康，被贬官而从此受到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发奋著书，但原计划《后汉书》中的十志还没有写完，就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斗争中，在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被杀害，年仅四十八岁。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博览群书，著有《续汉书》，但范晔的《后汉书》一出世，他的《续汉书》就逐渐被淘汰，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选取《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八志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就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和袁宏的《后汉记》在流传，这些书为范晔的著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以这些后汉书为蓝本，博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写成了《后汉书》。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成就超过了前人，而前人的著作又相继散失，于是范书就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在《后汉书》的著述体例上，范晔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本纪方面，它不采用《汉书》的一帝一纪制，而是向《史记》学习，像《秦始皇本纪》后面附有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传一样，把在位时间短、事迹又不多的殇、冲、质三位皇帝附在其他帝纪的后面，这样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两得，事半功倍。另外，与《史记》、《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不同，《后汉书》专门为皇后写了本纪，开皇后从传入纪的先例。这样的改动，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正好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在《汉书》以外，他还创立了宦官、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七篇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其中《列女传》，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限，记载了才行优秀的妇女，如博识多学的女史学家班昭、才华出众的女诗人蔡琰、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等。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写了《列女传》，打破了以往史书中受正统思想影响而不为女性（除皇族女性外）立传的禁例，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河，显示了范晔的良史才识。他有司马迁的胆识，绝不是班固等人所能比拟的。后世著史者有的也承袭了《列女传》的体例，但将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从编撰思想来说，比范晔要逊色很多。

《后汉书》的列传，还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褒贬之意一目了然。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就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立了合传。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五人庸碌圆滑苟合因循为一类，以示讥讽。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东汉的历史，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叙事的范围。张角弟兄不单独立传，他们的事迹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也反映了范晔的立场。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编次周密，叙事简明而周详，记事有重点而不遗漏，又不完全囿于旧有的模式，而是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点重新设计编排，使得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类历史人物得到集中的反映。另外，有的篇目如《东夷列传》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当时称倭国）的情况，又《南蛮传》也为前所未载，若不是范晔的记载，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王应麟高度赞叹范晔编撰之功，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可见，范晔的《后汉书》剪裁得体，文笔精练，使纪传体走向了成熟和完备。

他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其中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重视历史评论，是自司马迁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也是范书最鲜明的特点，他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他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如对光武帝刘秀的评价就很客观公允；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如《后汉书?陈蕃传》中对陈蕃的节义的赞颂。他批评佛教教义，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美即褒，丑则贬，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还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他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并且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就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作为史传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著作，《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细节的摹写，语言运用的骈俪优美和思想感情的抒发流露等三个方面。

《后汉书》所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冀，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都是成功描写的范例。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作为科学家，张衡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著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不由地为我国古代科学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赞叹不已。《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诏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又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范晔还长于肖像描写。如《光武帝纪》中写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几句话便显现其帝王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