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史传文学卷（3）

仅仅有神话传说是不够的，《吴越春秋》中故事情节的曲折多变，更加引人入胜。正史中有记载的许多故事，作者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生搬硬套，而是依据传说，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例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的形象，并对她的身世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连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故事情节的荒幻离奇，让《吴越春秋》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浪漫色彩。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的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吴国和越国这对冤家，在春秋末年就开始发生矛盾，愈演愈烈，升级为战争，交手数次，盛衰强弱相互交替，最后以吴王夫差自刎告终。吴越两国的恩恩怨怨，包蕴宏远，几乎括尽了人情物理、世事沧桑，给后人留下无穷无尽的启发与遐想。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简短记载，就已经把这段故事写得惬情尽理，让人魂牵梦萦了，《吴越春秋》更是略胜一筹，它的故事性更让读者期待。

对人物形象的饱满刻画，是《吴越春秋》突出的特点。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人个性鲜明，都写得很成功，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为了越国强盛而卧薪尝胆的勾践是忍辱负重、胸怀天下的英雄，可贵族统治者惯用的兔死狗烹的手段偏偏也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吴王阖闾一生雄才大略，知人善用，可却将王位传于表面精明强干实则刚愎自用、最终误国的夫差。而伍子胥这位以有勇有谋闻名，经历坎坷的悲剧性的儒将豪杰，在本书中可以说得到非常完整的表现与歌颂，并影响到后世对这一历史人物兼艺术形象的刻画。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为将为相都很出色，他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颇为世人景仰，其结局亦令人同情。最令人感到愤懑的形象莫过于伯嚭，他与家人在楚国也曾遭到迫害，后来却在吴地为了个人利益陷害忠良，祸国殃民，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西施则是令人艳羡与同情的美丽形象，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又具有连续性。

东汉的另一部典范之作——《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松散，而且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但它们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这两部作品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实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隋书?经籍志》说它“备遗亡”，《史记》三家注也多引其文来疏证史迁，《四库提要》更是赞其“词颇丰蔚”。《吴越春秋》所记史料，多可与《左传》、《国语》等典籍相印证，在吴越之事上则明显胜出一筹。

它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小窥。传奇色彩浓郁的《列国志传》、明代冯梦龙的《新列国志》（蔡元放的本子称作《东周列国志》）等，其中生动的描写与叙事也受到《吴越春秋》等史书有关内容的影响。伍子胥、勾践、范蠡等人物的故事，更是后世小说、平话、变文、戏剧等再发挥再创造的母本。

《吴越春秋》，既有《左传》的编年体，又有《国语》的国别体，还有《史记》的纪传，体例构思缜密、系统而完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重要典籍。但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一些糟粕性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如封建愚忠及置大局于不顾的单纯复私仇，都不可取。但瑕不掩瑜，与子胥过江、青蛙震怒、越女传剑以及伍员托梦等有关的神秘离奇的叙述，更能够表现故事，烘托人物，是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艺术构思和大胆渲染，《吴越春秋》不愧为“尤近小说家言”的典范之作。

四、《越绝书》：“纵横曼衍，博奥伟丽”的辑录

对于浙江余姚附近的河姆渡遗址，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在初中历史课本中就已经跟大家见过面了。但这儿有一点需要交代清楚，余姚在春秋时代属于越国，可见越国历史的悠久和丰厚。提到越国，你的头脑里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西施入吴”等生动、有趣的故事。虽然这些事情发生在两千五百年之前，但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这些精彩画面，就定格在了《越绝书》中。《越绝书》不仅记载了历史事件，而且能通过人物活动来述说历史。可以这么说，吴越相争的历史之所以经久不衰，其自身的魅力是一个原因，但也离不开《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两部古书的详细记载。相比而言，《越绝书》较多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并且前人也早已指出，赵晔的《吴越春秋》，是依傍《越绝书》而写成的1。就这点而言，《越绝书》是关于春秋末年吴越两国历史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四库提要》曾评价《越绝书》，说它“纵横曼衍，博奥伟丽”，是名副其实的。至于《越绝书》是怎样的“纵横曼衍”，又是怎样的“博奥伟丽”，还得从《越绝书》这本书本身来说起。

《越绝书》，光别名就有好几个，“越绝记”、“越绝”、“越传”、“越记”都是对它的称呼。作者的说法也不统一，有“会稽吴君高作”、“子贡或伍子胥作”、“无名氏作”和“袁康、吴平作”等几种。另外，成书年代和卷数也有争议。总之，作为研究先秦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还有待商榷。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很客观的。现在一般认为东汉的袁康和吴平只是辑录者，经过他们的整理，撰写外传和重新编定，才流传至今。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今本存十五卷十九篇，它以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吴国和越国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线，上起夏禹，下至两汉，还涉及其他的诸侯国。虽然全书只有数万字，但把吴、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为今人保存了早期会稽山地和太湖流域的地理形貌。不仅如此，《越绝书》还记载了牧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资料，凡有关发展生产、流通经济等内修国政的问题，均有较详论述。如在地传篇，就描绘出一幅当时以山阴城为中心的吴越手工业分布图，例如冶金工业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造船工业地船宫，木材采伐地木客，纺织工业地麻林山和葛山等。显示出越国物产的富饶，国力的强盛。总之，它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内容广泛，体裁驳杂丰富。其中有些记述，其他典籍文献中没有记载；有些记述，还可以与其他典籍文献互相印证，因而受到格外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绝书》确实是“纵横曼衍，博奥伟丽”的。

但是，为什么叫《越绝书》，“绝”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绝”是“冠绝”的意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研究员考证：“绝”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越绝》与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同为一类，是越国史记的专名。它既保留了越人史记本色，又体现了越国故地人们维护当地传统的乡土感情1。这种理解还是能够让我们接受的。

既然是越国的历史书，因此，《越绝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史学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都把《越绝书》归于史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收入史部“载记”类，全书杂记吴、越两国之事，以伍子胥入吴、破楚、服越为开端，详细地叙述了勾践复仇灭吴的有关情况，同时也论及后来楚并越、封春申君于吴，以及秦汉间吴越两地的许多史实。这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最扣人心弦的是吴越相争这一段，但是，孔子作《春秋》时没有提到吴国和越国，《左传》、《国语》、《史记》等记载得也不详细，所以，《越绝书》可以弥补以上史书记载的不足，其作用非同小可。

《越绝书》专记东南地区吴、越两国之事，属于方域史，带有明显的方志色彩。方志的真正出现是在宋代，但方志中汇集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等体类的写法，这在《越绝书》中已初见端倪，因此，称《越绝书》为方志之祖是再恰切不过的了。另外，《外传?记宝剑》明确地将远古人类的历史发展划分为石、玉、铜、铁四个时代，展示出各时代人生养死葬的基本状况。暂且不论这个划分是否合适，但这种划分方法却是超前的。还有，《外传?记吴地传》以吴国都城（即吴大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详细地介绍吴地的形势。古城苏州建城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像苏州这样历史悠久的古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难怪现代的人要慨叹：“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余秋雨《白发苏州》）但是，有了《外传?记吴地传》的详细记叙，苏州城的原始规模和周围形势至今还能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在世界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实在是令炎黄子孙自豪的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人认识到《越绝书》的价值。

吴越两地的物产记载，就有《计倪内经》中的十等农产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的名剑介绍等。1965年从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中发掘出一把越王勾践青铜剑，出土时此剑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二十多层的纸一划即破。可见，《记宝剑》中关于吴越宝剑的描绘绝非凭空虚构。《越绝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郑两国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王亲自登城，挥舞干将和欧冶子所铸的大阿宝剑指挥作战，士气大振。晋郑联军被打得“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楚王在高兴之余向大臣风胡子发问：“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否？”风胡子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确实存在着所谓“铁兵（剑）之神”，而且它与“大王（指楚王）之神”是相通的。这一传闻说明，当时的人们的确认为剑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因素，“剑之威”由此而生。

像楚王和风胡子这样的对“剑之威”的超越性神秘因素的感受，类似一种宗教的体验。但是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对神秘因素作本体论的思考，而把它与人事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对剑的崇拜心理也由对神秘因素的类似宗教式的体验，转化为物人合一的心灵感应。据说越国的相剑者薛烛替越王允常相剑时，感应到鱼肠剑“逆理不顺”，劝越王不要佩带。后来此剑由越入吴，果然被吴公子光用来刺杀吴王僚，做下了“臣以弑君、子以弑父”的违背人伦常理的事。古人还有所谓“观变而服剑”的说法，都是把剑与人事密切相联的物人合一的主客观心灵感应现象。风胡子对楚王说的话，相剑者薛烛的预言，都貌似神话，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与先秦社会弥漫的好剑之风、崇拜剑的心理不无关系。在先秦习武尚剑的普遍的社会风气中，渗透着一种对剑的神秘感。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和当时一切先进武器的标志，在战争中似乎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这种带有超越意味的东西，人们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领悟到啊！

另外，在《越绝书》中，还有关于图腾崇拜的记载。书中说：“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左右问故。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式通轼，古人乘车道上相逢，凭轼敬礼。越王勾践对路边一只愤怒的青蛙行庄重的轼礼，令随从大感不解。此时的勾践方受大辱，刚刚从吴王那里捡回一条老命，卧薪尝胆，整天想着复仇，可是担心不能得士之死力。他对一只鼓腹而怒的青蛙行敬礼，事实上表达的是他对勇气的尊重和欣赏。这一招很有效，“于是勇士皆归越”。受到国君礼敬的青蛙，后来也受到越人的敬仰。在闽浙等地区，曾经流行过蛙图腾崇拜。人们视蛙为神，尤其是金线蛙，到处建庙祭祀，相传蛙神的降临总是带来吉祥。不管怎样，《越绝书》中处处充满着神秘和朦胧的色彩。这种神秘和朦胧，无意中就为后来的史传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更浓更重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如其他篇章所记叙的伍子胥、伯嚭、王孙骆、公孙圣、范蠡、文种、计倪、石买等的事迹，都可以当做“人物传记”来读。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阖闾），刺杀吴王僚的专诸，是人人皆知的勇夫，但他也是一个怕老婆的主儿。《越绝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很多人打架，妻子出来叫他，马上就乖乖回家了。子胥很奇怪：一个有万夫莫当之气的大汉，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拿住？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这专诸的“惧内”理论，发展到现在，则演变成了那句人人皆知的“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笑话了。

《越绝书》所涉及的学术思想也较为复杂。其中不仅有《兵法》、《军气》、《宝剑》等专篇，而且多“阴谋秘计”、攻守之策，所以，《越绝书》一向就有“复仇之书”的说法（传南宋人《越绝书跋》）。余嘉锡认为《越绝书》“原系兵家之书”。《计倪内经》和《外传枕中》两文最集中地反映经济思想。“范蠡的贸易与价格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条件下是相当精深的，即使和西欧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先驱者们比较亦毫无逊色”（《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地处偏僻的东南沿海的越国，因为推行了计倪通货贸易之策，也得以迅速崛起。从这里，现代人是应该能得到一些启发的。

《越绝书》是中国古籍中的一部奇书，它以其独特的经历、庞杂的内容、奇幻的色彩激起了宋元明清几代知识界的研究热情。特别是明清两代，刊刻的版本有十几种，关于作者的考证和争论也有十几家。特别是从宋代各府县兴起修撰地方志的热潮以后，《越绝书》中的《吴地传》和《记地传》尤其备受志书修撰者的青睐。清人洪亮吉《乾隆澄城县志序》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提到过的任何一处人物、地名或名胜、古迹几乎无一例外被有关的府县方志所转引。在当今异常风行的考古发掘等文化考察中，《越绝书》又受到吴越文化考古工作者的特殊重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其他古籍能像《越绝书》那样为吴越古代文化研究提供如此丰富的史料。

第四章《史记》：昂首天外的极顶之作

但凡是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的。单单就司马迁本人，就足以让许许多多的人啧啧称赞并崇拜敬仰了。《史记》的出现，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它在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是一座光辉闪耀的里程碑。就文学而言，无论匠心独运的人物刻画、瑰伟奇肆的语言运用以及对历史事件史诗性的描述，它都是名副其实的极顶之作。从这个层面上说，《史记》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一、司马迁：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说到《史记》，就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司马迁，而想到司马迁，就不能不让我们心中洋溢起崇敬之情。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写成《史记》的？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推崇和仰望呢？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得慢慢从头说起。司马迁（图5-1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还有种说法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地位并不十分显要，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他的父亲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但是，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之前，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没有做完的事业。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幼年时学习就很刻苦，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书传，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他跟随父亲去了长安，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曾向今文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他满怀求知的欲望，从京师长安南下，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曾经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这给他提供了读书的便利，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并且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这对踌躇满志准备编写《史记》的司马迁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几乎天天都埋头苦干。他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著作。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撰写伟大著作——《史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司马迁的不谙世事使他遭受横祸。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时，却遇上了“李陵事件”。

同年夏天，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结果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默不作声。当汉武帝问他时，他一面安慰武帝，一面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德，能急国家之所急，很有国士风范。况且，李陵征战千里，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投降肯定是情有可原，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就是这些话惹恼了汉武帝，他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罪责，影射他那爱妃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被投进监狱。不幸的是，案子落到了当时声名狼藉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逼供，司马迁忍受了各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这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汉武帝信以为真，他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死刑。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汉武帝时代，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二是受“腐刑”。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一想，“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如果就这样受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而已，是毫无价值的。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拿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事迹来鼓励自己，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勇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历经六年的牢狱生活，征和元年（前92），司马迁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司马迁从此更加努力地写作，从元封三年（前108）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苦痛，用整个生命写成了这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序》）。公之于世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展示了我国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六十九列传、十表、八书，一百三十篇，共五个部分，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如《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作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失，只有《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的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创作了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二、极具吸引力的叙事史诗

在《史记》中，人们可以看到不胜枚举的奇闻逸事，其中有些叙事，想象丰富，情节夸张，就像一位小说家在游刃有余地泼毫洒墨。

对于汉高祖刘邦（图5-18），大家也许早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司马迁下足了工夫，围绕他叙写了一系列的故事，《高祖本纪》一开篇，便抓住了读者的心。他是这样写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刘邦的母亲感龙而孕生了刘邦，按照科学的生育观来讲，这是极端唯心的。可是，正是由于刘邦的神奇出生经历，弥补了他出身卑微的缺陷，这种传奇性的描写恰恰符合刘邦作为一代帝王的身份和地位。另外，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刘邦斩白蛇”这件事了，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高祖“斩白蛇，起义兵”是被刘备那拨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你可能会纳闷了，“起义兵”还可作为一个大大的功绩，怎么“斩白蛇”也成了刘邦的功劳了呢？这里面有个大学问，原来刘邦所斩的那条蛇不是一般的蛇，那蛇是白帝之子，斩那条蛇的人就是赤帝之子。可见，“斩白蛇”这事件对于刘邦来讲显然是意义非凡，也就是斩白蛇事件以后，刘邦身边开始聚集了一批人，他们在刘邦的领导下起兵反秦。像这样的奇事，其中也许有民间演绎的成分，但作者的奇思妙想，以及叙述技巧的运用，还是给故事增色不少。

当然，仅仅依靠这些奇闻逸事，还不足以对读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也不能够说明《史记》叙事的史实般的波澜壮阔和宏伟。对重大事件的把握，对复杂史实的掌控，对众多头绪井然有序的安排，都颇能显示司马迁在叙事方面的功力。对主要历史事件的真实可靠的叙述和文学性的艺术加工相得益彰，在历史与逻辑的交融统一中，展现出一幅幅精伟恢弘的历史画面。

司马迁的优势，也正是显露在这里。他既有史学家选取历史素材的敏锐，又有着文学家安排故事情节的匠心。《淮阴侯列传》记录了韩信（图5-19）的一生，对于这样一位大英雄的描摹刻画，作者没有采用记账式面面俱到的方法，而是把历史事件与艺术处理有机交融，完整而精彩地展现了他传奇式的人生经历。文章开篇便以三个生活细节拉开了帷幕：一个是韩信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因为贫穷而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人们大多厌恶他。在南昌亭亭长家吃闲饭几个月后，亭长的妻子嫌恶他，就提前做好早饭，端到内室床上去吃。开饭的时候，也不给韩信准备饭食，韩信一怒之下离去不再回来。二是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几位老大娘在洗涤丝绵，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出饭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直到漂洗完毕。韩信很高兴，对那位大娘说：“我一定重重地报答老人家。”大娘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第三个细节是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还当众挑衅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这三个画面，非常生动形象，看似着墨不多，但绝不是闲言碎语可有可无的，作者充分考虑到这三个细节对韩信性格和事业发展的影响，他所选取的这几个小事件，实际上能够推动整个历史事件的展开。韩信鄙视喜怒无常变化莫测的势利小人，是他能够拔剑而起的动因；他的知恩图报使得他能够抵制住各方面的诱惑，对汉朝忠心耿耿；被夺兵权屡降官职后仍隐忍从容面对，也正是他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性格的体现。看来是不经意之间谈到的几个小故事，其实并不是随意放置的，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精心设计和安排。并且，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又有提及，使得首尾呼应，结构完备。

当然，要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只靠这点还是不够的。韩信在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中的表现，更能说明司马迁对资料剪裁详略得当的特点。很显然，作者对在楚时的韩信是略写的，对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过程则是不惜笔墨的。韩信才华日益显露，当时作为丞相的萧何极力说服韩信，又在刘邦面前举荐，接着刘邦设坛拜将，韩信如沐春风纵论楚汉形势，这一系列的情节，作者都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充满了戏剧性。进而是对韩信纵横驰骋的军事天才的刻画，作者选取有代表性的“击赵之役”细致叙写，凸显韩信的重要作用，为后来封侯踏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打下埋伏。下面便到了各方利诱韩信，韩信坚决不背叛汉朝的事件叙述，作者也是浓墨重彩，详细地写出了韩信由盛而衰的经历。这中间插入了蒯通对韩信的一大段议论，班固在写作《汉书》时，把《韩信传》中的这一部分删掉了，移到了《蒯通传》中，清代学者赵翼对此做法颇为不满，并且讥讽班固没有领会司马迁的一番苦心。其实，这种讥讽是有道理的，蒯通的议论恰恰展现了韩信的心灵轨迹，如果没有这些议论，司马迁叙述史事的功力便不能够充分地显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汉书》中是很多的，只不过删去的内容不同。诸如人物刻画或评论等的删除，使得《汉书》更为谨严，更趋于正统，但这也恰好是《汉书》与《史记》所不能并论之处。

正是在历史事实与艺术构思的绝佳融会之中，司马迁描绘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就展现在大家面前了。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大家最为熟悉了，廉颇和蔺相如是赵国的将相，作者把他们放在一起立传，很是符合情理。文章先叙了廉颇的事迹，很快就引入了蔺相如，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恩怨，中间还插入了赵奢、李牧的传记，最后又以廉颇的事情作结。整篇叙述完整生动，在赵国四位将相事迹的叙写中，非常顺理成章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史进程，既真实又概括。《魏其武安侯列传》是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前燕相灌夫的合传，但作者并不是一个一个地介绍，而是把这三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融会到一起，结合当时王皇后和窦太后争夺权势、文武百官小心翼翼察言观色钩心斗角的政治大背景，展示统治阶级内部黑暗复杂的斗争历史。《张丞相列传》、《酷吏列传》等也是这样，作者都能够通过对某一类人物所作所为的描述，不仅展现出这一类人物的整体风貌，而且能够通过人物的活动展现历史的恢弘气象和发展脉络。

司马迁是驾驭材料的高手，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信手拈来，条分缕析。西汉前期的诸吕之乱和七国反叛，是当时的大事，这两个事件分散在《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中。对这样千头万绪的事件作出清晰的叙述，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可在司马迁看来，这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对天下大事烂熟于心，写起来得心应手，有时顺叙，有时倒叙，还有时旁敲侧击，让人应接不暇。他不仅清清楚楚地交代了历史事件的原委，而且其中不乏精彩的戏剧化的描述。就是这些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险象环生、惊心动魄；《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不同的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的白描、铺陈、渲染等手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作者自己的独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