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史传文学卷（2）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旧传《国语》与《左传》均为春秋时左丘明作，其实《国语》主要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大概是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由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将各国史料加工润色，编纂成书的。它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史事，始创国别史这种体例，以记言为主，所以称为《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包括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约五百年的历史。由于史料来源不一，《国语》内容也很庞杂。有些内容与《左传》重合，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的与《左传》不同，可见它们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载周王室的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等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多记教诲之语。虽然同其他史书的目的一样，都是惩恶扬善，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筛选。它所记录的，大都是能够从中引出某种经验教训的言谈和事件，并且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所以无论文章长短，它的记言叙事，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其思想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方面，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虽然《国语》许多地方仍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非常重视民意。《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然而，《国语》毕竟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把不同国家的史事汇编而成的，各篇作品的写定时间亦有早晚，有的篇章可能是保留春秋时代的史料，有的则可能出自战国人之手，所以文章风格不统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颇重文辞，较为典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字流畅，文笔别具一格，精彩动人。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国语》的编纂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现象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但比起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比起仅为使“乱臣贼子惧”的修史目的，无疑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它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日趋深化的反映，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杰出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

不足之处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内容上不足以反映一国历史，在编纂上也显得单调，不够完整。但《国语》首创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策》便是分国编排的，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虽是纪传体，但也是分国编写的，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史记》的“世家”，《晋书》的“载记”，明显受到国别史这种体例的启发，都可以看出《国语》的巨大影响。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的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这种事迹有机结合可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国语》仅仅是材料的汇编，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所以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要稍逊一筹。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纪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等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彩的各地民风。《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的《国语补音》本，宋庠字公序），还有清代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比较容易阅读。

三、《战国策》：以人带事的洋洋大篇

1.《战国策》是本什么样的书

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专门研究外交策略，研究如何掌握君主心理，如何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和纵横捭阖的手段，来使一些国家联合，孤立和打击与之敌对的国家，他们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纵横家。为了提高论辩技术，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不断地搜集材料，来丰富自己的学识。有的时候也自己虚拟某个事例，然后演练模拟，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样，在当时或稍后一段时期，这些纵横家们驰骋于各诸侯国之间，为之出谋划策，进行合纵连横的活动，有人因此而显赫一时。他们的言行便被记录下来，故事也被编纂流传，供人学习揣摩。《战国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从它所具有的“纵横”色彩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所写成的，但作者可能就是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们。

其实，《战国策》（图5-11）最初没有固定的名字，还曾经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别名。到西汉时期，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有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就只剩下了“肖”，像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阅读起来很困难。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光禄大夫刘向（图5-12）。刘向奉诏校书，看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版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不全。他便以国别划分，去其重复，把有关的资料分别编入诸侯国中，按照时间排定次序。由于这些材料大多记述战国时游说士人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共收入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战国策》在流传中散失了一些，到北宋中期已经散失了十一篇，后来曾巩访查搜集，重新补足了三十三篇。今天的《战国策》，按照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定次序，共三十三篇，共四百六十章。上继春秋，下至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时间从前490年到前221年，包括了二百七十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它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所以《战国策》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就把其中很多的记载写入了《史记》。

《战国策》是一部贯串纵横家思想的战国史料汇编，集历史资料与纵横家言于一书。《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类，历代史志及《四库全书》也都将之归于史部。但宋代晁公武把它归入子部“纵横家”。这正说明了该书亦史亦文的性质。《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一部分是短篇的说辞，写作时间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史料价值；另一部分是长篇说辞，作者写作时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内容上有了推测虚构的痕迹。这两类说辞大致可以作为最充分的印证。它的虚构修饰成分较多，在史料基础上又作了文学加工，带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取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出色成就。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书中的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国宫廷中，挺剑威逼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更何况故事的细节作者还刻画得惟妙惟肖呢。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战国策》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叙的中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它描写人物的面非常广泛，上自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老者“年九十余”，少者年方十二；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无所不有，而且各具风姿。其中尤以“策士”的各类形象最为突出。再有，它那铺张扬厉、精妙奇伟的文辞，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一般的比喻、夸张之外所运用的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都极具文学色彩，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巧妙地穿插在文章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些寓言虽大多没有独立成篇，只是各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无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倘若分离出来，未尝不是形神兼备的文学佳作。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和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使《战国策》小说色彩十分浓厚，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汉赋也继承了其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以及主客对答的写法。

当然，《战国策》的史学价值也是淹没不了的。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两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的史料，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关于三家分晋后，秦国统一前这二百多年时间内的唯一史料来源。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很多处都采用了《战国策》的史料；对战国诸子的著述，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也多次征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战国时期的史料也多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除纵横家外，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其主要思想倾向却很鲜明。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表现在人生观上，则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这样的思想在《左传》、《国语》中都不曾有过，在当时无疑是观念的重大转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因为这部书反映的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与儒家的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被儒家所排斥，没能够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了。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话剧，《战国策》则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当然，《战国策》毕竟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不完全统一，文学价值也参差不齐。其中有些篇章思想性比较低，情调庸俗，有的存在贫乏拖沓的缺点。

总之，《战国策》记战国史事，逞策士才智，叙写了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事件，集谋略、论辩和文学性于一身，是一部彪炳千秋的宝典。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了一个新高峰。

2.个性鲜明的士人画廊

接下来这部分文字我们要特别说一下《战国策》中的士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士”呢？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就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要有足够的才能保证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这就是说，只要是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之为“士”。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为“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这类人。从儒家的角度来讲，“士”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这样看来，士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战国时代，时局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断。本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士人，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碰到了得天独厚的好时机。他们具有一定的才能，只因为生在民间，出身贫寒，只能依附于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富贵荣华。而各诸侯国要在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选拔各方面的人才，这样就导致了“养士”、“蓄士”风气的盛行。统治者需要蓄养谋臣策士为他们的政权服务，士人们也需要一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二者一拍即合。就这样，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等争相养士，声名鹊起；纵横策士、爱国之士、豪侠之士、清义之士等士人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显身手。他们相互吸引，彼此利用，上演了一出出或悲或喜的剧目，演奏出一曲曲威武雄壮的乐章。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各诸侯国不仅采取了政治、军事措施，尤其是加强了外交活动。朱自清说过，“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帮手”（《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以游说诸侯为职业来往于各国，担负这种外交工作的人，就是说士，即所谓的游说之士，又叫纵横策士。这些个纵横策士又分为两派：一派是合纵派，一派是连横派。那么，什么是合纵？什么是连横呢？这从字面上也不难理解，很显然嘛，劝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实力强大的秦国，叫合纵，这派以苏秦为代表；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劝六国亲秦，和秦国交好，叫连横，这派的代表是张仪。一横一竖两个派别，合起来被称作纵横家。

提到纵横家，您肯定不陌生，尤其是对声震六国的苏秦、张仪，他们的故事您可能如数家珍。苏秦出身卑微，家境困窘，自称为“东周鄙人”。开始的时候踌躇满志，想以连横之术说服秦惠王，虽然引古论今、汩汩滔滔，结果却没有打动秦王。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得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灰溜溜地离开秦国。回到家里，本以为家人会理解他，支持他，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答理他。家人的冷遇深深刺激了他，他发愤图强，头悬梁，锥刺股，后来一举取得六国相印，地位扶摇直上。跟以前迥然不同的是，他亲人的态度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父母长亭设宴，远迎三十里，妻嫂俯伏，拜迎于道旁”，真是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啊！再说张仪。因为穷困，曾被楚人诬陷为小偷，打得死去活来，他发誓要报仇，以牙还牙。做了秦国宰相后，他送信给楚国宰相说：“当初我到你那儿去赴宴，我没有偷你的璧玉，你倒鞭打了我。现在你好好看住你的国家，我就要偷你的城了。”（《史记?张仪列传》）在这里，张仪单刀直入，没有一点儿虚假的仁义做伪装，他说到做到，帮助了秦国，也成就了自己。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认同他们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凭三寸不烂之舌猎取到功名富贵，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左右战国局势。一时间，只要他们跺跺脚，六国都得摇三摇。

如果说纵横策士是以左右战国七雄的关系为能事的话，那么，另一类士人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着爱国志士的风采。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为了国家的安危，敢于赴汤蹈火冒死进谏。这类高才秀士的代表，就是触龙、唐雎、邹忌、冯谖、庄辛等人。

触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冒着生命危险说服赵太后把长安君作为人质，救赵国于危难之中；邹忌以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切入国家政事，让齐威王从谏如流，国事蒸蒸日上；冯谖虽故弄玄虚，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但他利用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孟尝君巩固了地位；庄辛以退为进，使楚襄王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建议，真真正正是“明明白白我的心”啊！与触龙他们的婉曲相比较，唐雎的方式更为直截了当，更能够让人震撼。“唐雎不辱使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秦国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借口以五百里地和安陵君交换五十里的国土（安陵国国土面积为五十里），否则将大兵压境，这实际上是要安陵君无条件投降。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唐雎奉命单枪匹马进入虎狼之秦，在狡诈而暴虐的秦王面前，他毫不怯懦，以“布衣之怒”对抗“天子之怒”，最后拔剑而起，要和秦王同归于尽。这时的秦王，战战兢兢，如叶公好龙般威严扫地，只能“长跪而谢之”，唐雎用他的英勇顽强制服了残暴的秦王。一番刀枪剑影般的论争，将一位不畏强秦、为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而大义凛然的士人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与唐雎相比，荆轲、聂政、豫让等豪侠之士，关键时刻能够为知己者去死，也同样让人为之动容。什么样的士才是豪侠之士？荆轲等人又是怎样行侠仗义的呢？著名的《荆轲刺秦王》（图5-13）将会给你答案。

当时，秦王政重用尉缭，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诸侯国发起攻击。燕太子丹曾经作为人质，被秦国扣押，秦国还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池，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偷偷地逃回燕国后，一直寻找机会报仇雪恨。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联合诸侯共同抗秦，却另辟蹊径，像赌博一样，孤注一掷，把燕国的命运投注在刺客身上。就这样，他拿出所有的财产，探宝一样找寻有胆有识的刺客。终于，他物色到一个本领高强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奉为上宾，荆轲是重义之士，对太子丹感激涕零。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又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推进，逼近了燕国。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直接提出要他刺杀秦王。

经过精心准备，荆轲一行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于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朝见的仪式开始了，秦舞阳吓得直哆嗦，而荆轲镇定自若，他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献给秦王。当荆轲把卷着的地图全打开时，预先藏在地图里的匕首就露出来了。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刺过去。秦王使劲挣脱，撒腿就跑。荆轲穷追不舍。荆轲想留活口，逼迫秦王交出占领的领土。就在他犹豫的间隙，被旁边伺候秦王的一个医生拿药袋砸了一下，荆轲用手挡的一眨眼工夫，秦王政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了地上，但他仍然拿匕首投向秦王，可惜打在了铜柱子上。荆轲手无寸铁，最后身受八处剑伤，被秦国的武士结果了性命。由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传闻天下。

俗话说：“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战国时期的侠义之士，如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傀，都是同样的从容，同样的壮烈。他们不受权势的拘羁，以自己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豪爽直率，感情激烈。司马迁说：“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这样的评价最为切中肯綮。

还有这样一种士人，他们不像苏秦、张仪那样热衷于功名利禄，不像触龙、唐雎那样兢兢业业地与统治者合作，也不像荆轲、豫让那样能为知己义无反顾，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富于正义感，见义勇为，却又蔑视功名富贵，超然世外，淡泊清心，鲁仲连、颜斶就是这样的清义之士。

在“鲁仲连义不帝秦”中，写了鲁仲连与辛垣衍的辩论。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兵势强盛，魏国胆战心惊，派辛垣衍到赵国，劝赵国尊秦为帝。这时鲁仲连（齐国高士）正在邯郸，他反对这种卑躬屈膝的媚敌行为，就找到平原君，要求和辛垣衍辩论。争辩过程中，辛垣衍小心翼翼，处处防守，鲁仲连深明大义，直陈利害关系，在鲁仲连的辩难和指责下，辛垣衍的胆小如鼠暴露无遗，最后不得不“再拜”谢服，承诺以后“不敢复言帝秦”。鲁仲连以说客的身份出现，帮助赵国解除了危困，却不肯接受赵国的馈赠，他辞别平原君，并且“终身不复见”。

《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颜斶拜齐宣王，齐宣王大声说：“颜斶，你过来！”颜斶不仅没有动，反而也大声对齐宣王说：“你过来！”一副正经八百、刚正不阿的样子。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士贵君轻、国无士必亡的道理。他针锋相对，傲气十足，凛然不可犯。与鲁仲连一样，他拒绝齐宣王许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甘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齐策四”），不求富贵豪华，只要平安踏实，过老百姓一样的生活。这些清义之士，很有点像庄子一样我行我素的清高之气。

由此看来，不管是哪一类士人，《战国策》对他们的描写和刻画，已经不像《左传》那样是简笔的勾勒。它以人物游说活动为中心，来统率记言、叙事，安排情节结构，描写人物，开人物传记的先河，并且注意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更加特色鲜明，具体细致，因而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战国策》写了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许多人物写得十分突出，功成身退的鲁仲连、不辱使命的唐雎、以理服人的触龙、卓有远见的冯谖、善于讽谏的邹忌、深明大义的赵威后、昏聩刚愎的楚怀王、阴险狡诈的张仪、圆滑机智的陈轸、坚忍倔强的苏秦、老谋深算的公孙衍等，他们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作品通过对他们言论、活动的描绘，塑造了战国时期各阶段、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战国时代的真实而生动的画面。

另外，由于士人们有了人身自由，思想也更加解放，他们与自己的服务对象之间，可以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另一方面，《战国策》主要取材于策士们的著述，所以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才华和能力就是铁饭碗。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引车卖浆的小商小贩，还是偷鸡摸狗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言善辩的嘴巴，都可以取得高官厚禄，甚至是朝为寒士，暮为卿相。正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这些个性鲜明的士人，也才形成了这样多姿多彩的士人画廊。

3.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

既然纵横策士是战国舞台上的主角，那么，在《战国策》这出戏中，最精彩的就应当是纵横策士们的游说辞令了。的确，纵横策士们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是《战国策》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至于怎样的引人注目，还得从他们的说服故事谈起。

张仪是众所周知的纵横家，他的论辩艺术是绝对让人望尘莫及的。张仪游说秦王，首先列举了秦王的许多失策，继而称赞秦国的强大，然后鼓动他说：“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张仪为了打动秦王，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分析了形势，指陈利害关系，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在人们看来，张仪甚至有点声泪俱下了，他以声势夺人，具有强烈的蛊惑和煽动性。像这样的游说，怎么能够不打动人？怎么能够不成功呢？

另外，苏秦劝齐王扣留楚太子，竟一口气举出十种不同的结果，一一加以演绎；蔡泽说范雎，先令人激怒范雎说“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见面之后，又大讲功成身退之理和对方的危险处境，终于使他让出了相位；鲁仲连说辛垣衍，声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引起对方强烈反应，然后才详述帝秦之弊。庄辛第二次进谏时，是楚襄王已经历了国家的破败，主动请回庄辛，向他求教的，按正常情况，庄辛应向楚襄王献策，帮助国家渡过这场危机。但他却并不这样，而是再次渲染楚王面临的危险局面，其实是答非所问。这种故意在对方面前卖关子，张大其词，危言耸听的进谏方式，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引起对方重视。这些说辞都以夸张声势取胜，敢想敢说，纵横驰骋，辩丽恣肆，但又不是完全的夸夸其谈，它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抓住了诸侯国君的心里，并且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必要时以情感人，慷慨激昂，披肝沥胆；还有时极力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为了使听者慑服，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辨析，实为巧言利口，故弄玄虚。他们不再讲究谦恭文雅的风度，也很少用道德礼义去说服人，与《左传》的行人辞令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上面提到张仪说服时的光彩照人，可他也有极糗的一面。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当谋士陈轸与张仪同在秦惠王手下任职时，张仪向秦王中伤陈轸，说陈轸向楚国提供国家机密，并准备投降叛国到楚国去。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清楚没事，说不清楚则把脑袋留下。陈轸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楚王会用我吗？”接下来，陈轸向秦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另一个男人去勾引他的妻子。当这人去勾引年龄稍大的妻子时，遭到了痛骂，当这人去勾引年轻一点的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不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当有人问那个男人要娶哪个女人做妻子时，那个男人却说要娶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因为他认为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才可靠，而那个年轻一点的，既然可以背叛她原来的丈夫，不也同样可以背叛新的丈夫吗？讲完这个故事后，陈轸对秦王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不就像那个年轻一点的妻子吗？楚王怎么会信任我呢？”秦王觉得陈轸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更加信任陈轸，而不理会张仪的中伤了。这样的言辞委婉巧妙，语言之通俗浅显，让人一听就懂，一听就被采纳，所以他不需要枯燥抽象的说理，高深莫测的学问，而是需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

当然，这是需要技巧的。《战国策》中对比喻、寓言故事和史事运用得游刃有余。它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妇孺皆知的事物作为喻体，令人一目了然。如“室如县罄、野无青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困兽犹斗”、“从善如流”、“危于累卵”、“三人成虎”、“唇亡齿寒”、“报薪救火”等，至今还有生命力。《战国策》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据统计，《战国策》中有七十则寓言，咱们比较熟悉的有：“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百发百中”等。就拿“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一》）的故事来说吧：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掌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作者用这则寓言来说明，诸侯表面上害怕楚将昭奚恤，实际上是害怕楚国。由于它通俗生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狐假虎威”在后代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这些寓言大都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富于现实感。可以说，它们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彩，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力。

苏秦的口舌之功几乎也是家喻户晓的。“齐策一”中记载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不用多说，您看完这段话，也会苏秦鼓掌喝彩吧。辞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再加上大量的铺陈、排比、夸张和比喻，酣畅淋漓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就自然而来了。“楚策四”中庄辛对楚襄王的说辞，用蜻蛉、黄雀、黄鹄、蔡灵侯层层设喻，由小到大，又由物到人，由远及近，一直说到楚襄王自身，使其认识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文章逐段铺叙，层层深入，掀起五道波澜，构成逼人的气势。这类铺张而扬厉的辞令，对汉赋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以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总之，《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丽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散文所达到的新水平。

4.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高调张扬

争名求利的人生哲学，一向被人们嗤之以鼻，是不入流的。即便是心里想的自己做的都是争名求利的事情，一般也是不拿到桌面上来正大光明地谈论的。可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哲学是被高调张扬着力渲染的。那就是《战国策》中所描写的那些纵横家们。

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判之前，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特征。《战国策?韩策二》记载：楚国攻打韩国，楚军包围了韩国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派很多使者向秦国求救，使者车辆络绎不绝、冠盖相望，秦国的军队还是不出崤山来援救韩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国又派尚靳出使秦国，当他对秦昭王点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后，秦国宣太后召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银两，难道不能让我得到一点好处吗?”秦宣太后开口便先谈利，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比这更赤裸裸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见到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回家便问他的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珠玉之赢几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弄明白这些现实问题后，才资助异人搞投机。《战国策?齐策四》中记孟尝君曾被齐王放逐，放逐后他豢养的门客几乎都离他而去，这个时候谭拾子劝他说：“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这段话当然是为了劝解孟尝君的，但言语之中，没有一处不是功利的。他认为，当一个人有钱有地位的时候门庭若市可以理解，树倒猢狲散也是人之常情，公然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行为进行辩护，没有一丁点儿的遮掩。

其实，书中有不少士人，他们都是为了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的。更有一些人，甚至把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丢弃殆尽了。听一听苏秦说的话吧，听完以后你就会明白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终极目的了。他认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燕策一”）苏秦不光说了，他也是那样做的。他先是游说秦国不成，转而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可以说是朝秦暮楚，没有坚定的立场，谁能够给他好处，谁能够让他实现自身的价值，他就帮助谁，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名势。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