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史传文学卷（1）

文学与史学的完美交融——史传文学引论看到“史传文学”这个题目，也许你会觉得不大理解。按照文学体裁来划分，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还真没有听说过“史传文学”呢。是啊，“史传文学”是什么？到底应该怎样来定位呢？

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把解释经的文字叫做“传”，那么，像《春秋》、《左传》这样的作品很显然就是“史传”了。他还论述了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非解经的著作，可见，刘勰所说的“史传”，囊括了从上古虞夏时期到魏晋时期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传记文学”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史传文学，它不单单记录历史，又不仅仅是传记文学，它是“史”和“传”的结合体。因此，魏晋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便不属于笔者所要谈的“史传文学”这一类了。那么，史传文学存在的下限就截止到魏晋六朝这个时期。

其实，对于“史传文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史”即历史，“传”是传记，而传记又是文学的一种，因此，“史传”就是一种历史文学。作为历史文学，很显然，它既要具备作为历史著作的要素，又要具有作为文学著作的条件。一方面，它真实记录着历史，另一方面，它又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和叙述事件，这两方面有机结合，便产生了史传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事是史传文学的骨肉，叙事的方式、手段和态度直接决定着史传的文学价值及其所达到的程度。叙事又离不开写人，写人是史传的中心目标，再现生动、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是史传文学的显著标志。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无论叙事还是写人，都要用语言来表达，所以从外在形式上看，史传的文学性还凝结在语言上。朱东润先生也说过：“传记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1所以传记文学既要记述历史，又要刻画人物，而文学也是离不开人物形象塑造的。可见，史传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它只是一个子文体，是衍生出来的，具有文史交融的特性。

上古时期以史为主导，只讲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史学强调的是“实录”，以展现历史本来面目为第一要务。而文学则是“再现”历史，往往允许掺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之后的创造性成果。文学和史学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史传文学中，这又不成为问题。史传文学体现了矛盾的融合，是文学介入了历史。

从《尚书》、《春秋》史传文学发出稚嫩的萌芽，到《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时，史传文学开始走向经典，再到《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想象、虚构等手法的涉入史实，史传文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司马迁的《史记》出炉，史传文学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到达顶点之后走下坡路，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史传文学也是这样。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随着文学与史学的逐渐分家，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趋向回归，就这样，史传文学开始向纯史学发展，可以说，《后汉书》之后，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史传文学了。就这样，史传文学经历了从萌芽到长出幼苗，到枝叶繁茂，再到硕果累累，最后到叶落枝枯的演变过程。

因为上古没有“文”和“史”的观念，文史不分家，所以才产生了史传文学。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很多的历史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图5-1）等，都是靠口头方式广为流传的。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神话传说便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还经过改造成为史籍材料的来源，如《左传》中所说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失传的百国春秋，还有以记言为主的《尚书》和以记事为主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的产生，使得史籍的编写得到空前发展。史官们在记录史实时，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对细节的描绘和故事情节的渲染，在描写人物时，能够突出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使作品散发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又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史书的文学色彩更加鲜明和引人瞩目。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著作，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件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我国史传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把两个看似相悖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做到了文和史的交融统一，既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因此，后人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史记》，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它。

继《史记》之后，另一部史传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它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远远比不上《史记》，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刻写和历史事件描述也是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赶不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的正统思想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发挥。后来出现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其文学性就更难与《史记》相比了。东汉以后的史籍，大多沿袭了《汉书》的体例，它们注重的是对史料的收集，对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运用和感情的酝酿，因此，文学性逐渐降低，走向纯史学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对于“文”的接受，也是有一个进展的过程的。老子曾说“美言不信”，他不主张修饰；而孔子则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实这不仅仅是道家和儒家之间的分歧，而恰恰体现了其他的东西。比如《国语》记述历史史料，行文质朴，用语单调，读起来非常乏味。而《左传》、《战国策》则不同，它们较强的文学性，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兴奋和惊喜。《文心雕龙?原道》中，援引《周易》的文辞，来丰富文学的意蕴。它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了文学美的价值；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的变化和创新。刘勰对文学性价值的肯定，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研究史传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当然，要全面评价史传文学的价值，不仅要近距离审视作品本身，而且还需要放眼考察它在当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后世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一直都有着史传文学的影子，如影随形，史传文学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中国史传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这份宝贵的遗产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荣幸和骄傲。但是史传文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丰厚的底蕴，如果想对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种种事件和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详细了解，将需要很长时间，下很大工夫。为了让一般读者花较少的时间，对中国史传文学的诞生、发展以及著名事件、著名作家和作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提纲挈领的认识，本书就以简短的篇幅，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叙述我国史传文学史上那些著名而有趣的故事，使读者通过此书，对中国史传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貌认识。

第一章《尚书》和《春秋》：文学对历史的原初浸染

文史不分家，虽说这是中国人治学的老传统，但事实确确实实是这样。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学就一统天下，文学几乎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正是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文学突破史学的层层包围，勇敢地萌发出嫩绿的幼芽，破土而出了。最早向我们透露文学信息的文献便是《尚书》和《春秋》，前者主要是记录言论，后者则留下了不朽的历史事件记载。在文与史的交融中，它们的记言记事也各具特色，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羞涩地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拉开了帷幕。

一、《尚书》：“佶屈聱牙”的记言始祖

你知道功德满天下的尧帝吗（图5-2）？你知道春夏秋冬怎样划分吗（图5-3）？你知道尧帝是怎样挑选接班人的吗？你知道舜帝上台后烧了哪三把火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尚书》可以告诉你最原始的答案。你想知道从政者应具备的九种品德吗？你想知道大禹治水时说过什么吗？你想知道怎样治国安邦、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吗？如果想的话，那你就去读读《尚书》吧。可是，《尚书》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它里面真的有那么多让人们期待的东西吗？

有读者可能会说了，不是说《尚书》是“佶屈聱牙”的么，怎么你说的就不一样呢？其实，不是笔者天花乱坠信口雌黄，上面所说的内容恰恰就是《尚书》中《虞夏书》、《商书》、《周书》分别所讲的内容。《尚书》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这几部分，是按照朝代划分的，也可以按照体式划分，大概有六种：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子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从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另外，还有的篇章以人名为标题，如《盘庚》、《微子》；有的以事件作为标题，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的以内容作为标题，如《洪范》、《无逸》。这些都是记言的。也有叙事成分较多的篇章，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这些都是对上古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的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它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秦穆公时期（春秋中期），历时一千五百多年，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文献资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又因为它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非常不容易读懂，因此一直被冠以“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的称谓。

《尚书》最早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汉代以后，《尚书》被尊为《书经》，从此，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据说《尚书》原有百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必须烧毁，《尚书》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幸亏秦汉之际山东的博士伏生（图5-4），凭借记忆记录下了原文，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这就是现存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经多数学者的考证，被认为是真的。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是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十六篇。但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政府所重视，既没有列于学官，也没有专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为它作注释，这样才盛行于世。古文《尚书》的出现，引发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有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用它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也有一种传闻说孔子曾经对此书进行过删订，但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尚书》既不是写定于一时，也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汇集和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才定型成书的。

就文学性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书中的文章，结构已趋于完整，也有了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谋篇布局上下工夫。这些作品由简到繁，说理日趋细密，逐步具备了完整的篇章。《商书》中的《汤誓》是商汤伐桀时的一篇誓词。文中反复强调天命，说明伐桀的原因，如“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等，道理讲得非常简单，只是在篇末表明赏罚，以作为劝惩。而发展到周初，收在《周书》中的那些训诰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多士》、《无逸》、《多方》等，说理就更加繁复周密，颇为讲究立意谋篇和论证手段。如《无逸》是周公对成王的一篇训词，文中首先提出中心观点：“君子所，其无逸”，然后便征引商周两代的历史，说明“无逸”才能享国长久的道理，接着又具体提出对成王的要求：“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为正之供。”最后列举殷代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等榜样，要求“嗣王其监于兹”。文章中心明确，论证周详，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凑，堪称粗具规模的论说文。

《尚书》中有的篇章已经具备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段，使说理带有一定的形象性。《商书》中的《盘庚》三篇是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讲话。在上篇中，他针对大臣反对迁都的情绪，反复劝说，把迁都可使国运昌盛比做“若颠木之有由蘖”；要求臣下听命奉职，“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又征引先贤之言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篇中还用“予若观火”比喻自己对情况十分明了，指责大臣用浮言惑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这些比喻和引言生动贴切，富于生活气息。在其他篇章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它们为作品增添了文学色彩。如《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有的带有神话色彩，有的在文章结尾用诗歌来点缀。

还有些作品运用了较多的语气词，表现出说话人的口吻，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如《周书》中的《立政》记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通过这些语气词，你能够深切地体会到那股殷勤恳切之情。又如《秦誓》中秦穆公对臣下的悔过的言辞，更是饱含着沉痛的悔恨之情。这类作品在表达思想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感染力。

另外，《尚书》中也不乏叙述和描写之笔，有些篇章写出了一定的情节和场面。如《顾命》写成王崩，康王继位，从成王临终前交代遗嘱一直到康王举行继位大典的过程，都叙述得具体周详，井然有序。至于典礼的场面，诸如礼器之摆设、宾相之排列，以及各类人物的活动，更是宛在眼前。而《周书》中的《金縢》，写周公摄政时的一段故事，不仅有具体的叙述和描写，而且颇具传奇色彩。

总之，《尚书》中的作品已形成完整的篇章，无论是记事记言，都有了一定成就，它标志着古代散文正在走向成熟。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因此，不管《尚书》多么的“佶屈聱牙”，古奥难读，实际上后来的历代散文家们都从中取得了一定的借鉴。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有真有伪，阅读时必须加以分辨。但即便是作为伪书的那些内容，因为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好的注本。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是我们参考学习的好本子。

二、《春秋》：“简而有法”的记事先驱

有这样一则故事：从前，郑武公娶了一个妻子是，申国人，叫武姜，她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孩子。由于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武姜受到惊吓，很厌恶他，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寤通牾，“倒着”的意思，“寤生”就是倒着生出来，即难产之意），其实这怪不得庄公，都是“难产”惹的祸。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庄公即位后，武姜就替共叔段求情，想分封到“制”这个地方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他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

共叔段到了“京”这个地方，大肆拓展疆土，加固城墙。这时候，大夫祭仲提醒庄公说，京邑的城墙不合规定，这违反了先王的制度，照这样下去的话，将会控制不住共叔段。庄公稳坐钓鱼台，胸有成竹地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就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共叔段又占领了郑国西边和北边的边邑。公子吕也提醒庄公说，如果再纵容的话，那么郑国将遭受灭顶之灾。就这样，眼看着大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据为己有，疆域一直扩展到廪延，庄公仍然静观其变，不动声色。当大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而武姜打算开城门做内应的时候，庄公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也反对共叔段，共叔段仓皇出逃。共叔段逃跑了，可武姜还在，庄公发誓永远不再见她。可毕竟血浓于水，在颍考叔的劝解下，母子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出自《左传》，叙述详尽而完整，把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并且富于文采，让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而在《春秋》中，对同一件事情，作者只用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就作了交代。寥寥几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目了然，虽然对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等没有作任何说明，但了解历史的读者会发现，其记事不仅清晰地显现了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褒贬之意自在其中。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的关系，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两人之间的战争，就如同两国交战，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有失教诲；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这么处理含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由此可见，《春秋》不仅记事简略，于一字之中见褒贬也可谓是名副其实。它所记录的历史事件，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个字。但很明显的是，它叙事扼要谨严，极为简略，但“简而有法”，每记一事，只寥寥数语，不带什么文学色彩。但它的语言简练明白，遣词造句都很讲究。如僖公十六年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简洁明了，错落有致，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它对古代散文尚简传统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全书虽然不过一万八千余字，却能够纪远近、别同异，直接呈现事件，其中既没有记录因果过程，也没有作任何主观人为的评判，做到文约事丰，确实很有功力。

记事这么“简而有法”，那么，《春秋》对史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它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吧。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春秋》，它是我国第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古书中记时常用“春秋”，今人便以为“春秋”指四季，其实，关于“春秋”的说法，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我国历法原来把一年分为春秋二时，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为春夏秋冬四季。殷人甲骨卜辞中关于“春秋”的观念影响深远，西周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他们负责编修各国的史书，“春秋”便成为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由于其他诸侯国的春秋都散逸亡失，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于世，于是《春秋》便成为鲁国史书的专称，因其属于儒家“六经”之一，所以又称为《春秋经》。

采用编年体记事，是《春秋》首创，并且极具特色。这里所说的“编年”，就是建构明确的时间顺序，按照年月日来记录历史事件，正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这一体例的创造，堪称伟大创举，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春秋》用鲁国纪元，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依次经历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诸国君，直到鲁哀公十四年，总共二百四十二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它处处反映鲁史特征。如书中记载鲁国之事时常称“我”：如记鲁君及夫人葬事时，《春秋》均书作“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某”；鲁国受其他诸侯国或戎狄侵伐，均书作“某某侵我某地”、“某某伐我某地”；鲁国军队打了败仗，书作“我师败绩”；鲁使者被其他诸侯国扣押，书作“某某执我行人某某”；宣公十年齐人归还强占的鲁国土地，书作“齐人归我济西田”，等等。1同时提到的诸侯国和蛮、夷、戎、狄部族共有一百多个，对于中原有较大影响的十几个诸侯国也有较多的记载，基本上反映出了春秋时代的大格局。

另外，它的体式、内容、叙事、语言也都自成一家，是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始祖，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虽然传说《春秋》因孔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说法不足以服人，但他要记录实际的人事得失以便达到切实可用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就像“没有表情”也是一种表情一样，孔子于无声之处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后人把这种从简约而凝练的记录观照历史的方式称之为“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即一字见义、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即在平常的记事中隐含着深刻的垂教后世的褒贬劝惩之意。《春秋》在记事中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常常通过用语和行文寄托褒贬爱憎、裁定是非曲直。对僭号称王的吴楚之君，即贬称为“子”；凡悖礼作乱，以下杀上者，都斥之为“弒”。鲁隐公四年春，卫公子州吁杀卫桓公而自立为君，后来又被卫人所杀，《春秋》记载此事说：“卫州吁弒其君，卫人来告乱”，“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一“弒”一“杀”，褒贬自明。再如庄公三十二年庆父使人杀鲁君子般，《春秋》写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暗示庆父对子般被杀负责。又如，桓公十三年载“都人、牟人、葛人来朝”。来朝者，都是小国之君，至少是他们的兄弟或世子，《春秋》不像称呼“宋公”、“齐侯”、“郑伯”、“楚子”等称其爵称，也不像称呼“郑伯突（厉公）、郑伯忽（昭公）”一样在爵称后称名，却只书作“人”，可见鲁人对这些小国的轻视。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载：“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齐豹身为卫国大夫，为了一官半职就杀害了卫国国君的兄弟，虽说“欲求不畏强御之名”，但在孔子眼中仍然是“盗”；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昭公五年莒牟夷、昭公三十一年邾黒肱都曾拿着自己国家的土地取悦于鲁国，他们都是小国的大夫，孔子说他们“来奔”，本身就是对他们的鄙视，可他还是不解恨，他不惜笔墨，又点出三人姓名，以便让卖国贼之名遗臭万年。在这里，一个“盗”字写出了孔子的厌恶和谴责，一词“来奔”便现出了叛国者卖地求荣的丑态。显然，纯粹客观的历史记载不但古代，将来恐怕也不会出现，但人们绝不会将严肃的史书记载与荒诞虚构的东西抑或是神话混为一谈。由于孔子的用意在于“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牺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迁就道德标准也就无可厚非。王安石曾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实际就是批评孔子没有有效地保留历史。很明显，王安石的说法有失偏颇，《春秋》的“简”只不过是有目的的简，这种“简”的背后掺入了编者自己的评价而已，从客观上说，《春秋》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载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并且这比直接明白的劝诫要高千万倍。《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就是对这种“笔法”的一次总结，基本概括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核心意旨。《春秋》这种以一字为褒贬的写法和微婉含蓄的风格，对后代散文也有不小的影响。

在文字记录的历史中，史官能够秉笔直书，丝毫不体现出个人的好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自从有了史官，就有了对历史的褒贬记录。孔子也是这样，《春秋》中记事虽简而有法，但褒贬劝惩之意跃然纸上。

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一书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这都印证了《春秋》笔法生动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并且在记录史实之中，包含着巨大的褒贬抑扬的意蕴。“褒贬进退，史官之职”（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孔子以惩恶扬善的方式，达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制讥而已也”（《汉书?司马迁传》）的目的，就这一点而言，已非常明确地表现在“春秋笔法”中了。“《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春秋之时，像“弑君”、“亡国”这样的非常事件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并且也引起了史官对这类非常事件的高度关注，但他们往往无权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评判，而只能通过另外的较为巧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实际上，这是一种隐讳的表达方式，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掩，它同样也是一种臧否方式，体现着史官的价值评判标准，透露出《春秋》“遵循周制，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的思想倾向。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尊王攘夷”，极力挽救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社会秩序吧。

简而有法固然使得《春秋》言简意赅，但凡事往往过犹不及，过于精简却又透露出《春秋》难以规避的缺陷：其记事过于简略，多为提纲挈领式的文句，几乎看不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就好像今天写文章，只是拟好了标题，却没有正文加以说明诠释，它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史传文学。另外，编者刻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陆淳在《春秋集传纂例》中引赵匡的话说：“凡君子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为尊者讳，不书王师战，不言天王奔及出……”这就指出了这种主观倾向。《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中，隐、桓、闵都是被害致死，书中却记为“薨”，以掩饰国君的非正常死亡。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书中或不书，或变字更文等，读者不能从《春秋》本身看出事件的真相，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史官应有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传文学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避讳原则只限于记载鲁事，至多偶尔用于王室之事，并未进行人为的夸大和扭曲的说解。

“春秋笔法”还集中体现了《春秋》的语言特点：凝练含蓄。简洁的用语中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惊人的，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叹赏的；委婉的曲笔中又隐含着品之不尽的韵味和深意。较之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春秋》已明显成为简明含蓄的标榜，这昭显着史传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也许正是因为《春秋》的简要凝练，才出现了各种解释它的著作，这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他们代表各家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春秋进行阐发，其中《左传》以叙述史实为主，《公羊传》、《榖梁传》主要从义理方面训诂释义。比如《春秋》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就详细地描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公羊传》、《榖梁传》则分别阐释为“大郑伯之恶”和“失子弟之道”。

《春秋》是一部忧患之书，它在叙事中倾注了鲜明的感情色彩，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至深至隐的大义，就在于它所特有的这种“春秋笔法”。虽然它的文学性并不甚强，但它的叙事方式以及语言运用技巧却足以为后世史传文学大厦的巍峨耸立打下夯实的地基。

第二章《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周代朝廷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也编写了不同的史书。国君身边还有各类瞽史，经常讲诵历史故事和民间传闻，这些内容后来也被编入史书中，促进了历史散文的文学化。官学下移，士人地位的提升，促进了私人著述风气的盛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各具特色的史传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或叙事详赡，或以事带言，或以人带事，摆脱了言事分记的幼稚，故事情节完整而曲折，人物描摹细腻而生动，许多篇章引人入胜，堪称文史交融的典范。《左传》等已经用人物和情节来演绎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史传文学已开始走向经典。

一、《左传》：以故事耸立起来的丰碑

1.左传是怎样写成的

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秋》，可在这儿又不得不再次提起它。提起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所要说的《左传》，跟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传”是“解释”的意思，相传《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它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正如前章所说，《春秋》的“简而有法”是出了名的，它不仅记事简要，对义理的阐发也是相当的隐讳，孔子从来都是意在言中，不轻易点破玄机的，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不少解释这部经典的著作。《公羊传》、《榖梁传》都是从符合本群体利益的需要出发，重在解释、阐发《春秋》经义，以议论为主，是名副其实的解经之作；而《左传》却不一样，说它跟《春秋》有关联，是因为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要，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在《春秋》记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提炼和加工，描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摹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它把历史事件写得更加完整细致，更加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让人物更加丰满逼真、活灵活现，从这点上来看，说《左传》是解经之作也未尝不可。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跟这个性质却不太一样。汉哀帝时，刘歆为《左传》争名分，想把它立于学官，认为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并称之为《春秋左氏传》。西晋时，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把它和《春秋》合为一书。这实际上有点乱点鸳鸯谱，《左传》与《春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在内容上有联系，但却不是一回事。

《左传》并不是经学著作，而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著述，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编年史。《左传》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还附录了一些鲁悼公四年（前463）至十四年（前453）韩、魏、赵三家灭智伯的史实。可以说，《左传》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各路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它还生动反映了春秋时期风生水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

春秋是奴隶制度走向瓦解崩溃，封建制度趋于确立的时代。旧的制度即将谢幕，新的制度刚刚唱出序曲，使得周天子感到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子杀父，臣弑君，陪臣执国命，你看看，儿子杀父亲、臣子杀主子的事情出现了，就连原来的家臣，也能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心机，来支配诸侯国的政治事务了，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呢？在周天子无能为力、沮丧落泪的同时，各个诸侯国却忙得不亦乐乎，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左传》对这些个波澜壮阔的战争作了尽情的渲染和描摹，中间穿插着井然真切的叙事，叙事中又有着鲜明的人物刻画，这中间，有了传说，虚构成分也增加了，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厚。

周朝天子的权力向下转移，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崛起，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强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左传》诞生了。它一出世，便履行起了自己的义务，忠实地反映整个大动荡的同时，也记录了人们的新认识和新观念。它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但又不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翔实的罗列，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总而言之，它对急剧变革的社会作了一次很重要的总结。

虽然《左传》的特色显而易见，但它的作者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赞同他的说法，并且进一步指出，左丘明就是“鲁太史”。但自唐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大约是儒家一派学者根据各国史料及传闻编纂而成的，并非成书于一人之手。但从常理上讲，既然它以“左氏”作为名字，应该与“左氏”有某种关系才对，如果说左丘明曾传诵过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就比较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