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小说卷（1）

记述历史，反映民生——小说故事引论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漫长轨迹。中国“小说”的概念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小说观念涉及面广泛，包括神话、寓言、逸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

“小说”一开始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有“小说”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词？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干，求取；县即悬；令，令誉，名望），其于大达亦远矣。”这句话的意思是：“粉饰琐屑浅陋的言辞去求取高大的名声，离开远大明达的境地就很远了。”所以，此处庄子所说的“小说”，指的是“琐屑浅陋的言辞”，是与宏词伟言相对立的，是远离“大达”，即“远大明达的境地”，也就是说是远离“大道”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小说”概念和我们今天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

到了汉代，小说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汉人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处。”说它是“合丛残小语”之作，也就是它并非阐述大道，是属于“小言”、“小语”的范畴。其写作特点为“近取譬论”，就是用某个故事、某种譬喻来阐述一定的道理，也就是用形象来说理；其次，它的形制特点为“短书”，即“寓言异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一类的著述，而不是受人推崇的、高高在上的儒家典籍；最后，小说的功能，虽对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无补，但有益于修身齐家。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家”列于诸子十家之末（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总计十家），“小说家”在诸子各家中占了一席之地，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认为小说是“稗官”从“街谈巷语”和“道听途说”中收集整理而来的（稗官，是古代从事民间流传言论采集和拣选工作的史官），是有别于“正史”的逸闻琐事。也就是说，小说源自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创作，是由稗官记录整理成书面文学作品的。班固又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正式排除于诸子中“可观者”之列。此即所谓的“十家九流”之说。班固虽将小说家列入诸子之列，但终究认为“小说家”是不入流的，是属于“不可观者”。可见，汉人认为小说是属于史家杂采，从是否有益教化的角度来确认小说的功能与价值，认为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

魏晋南北朝人的小说观念，大致与汉代相同。

综述先秦汉魏六朝人的小说观念，总的来说是指没有太大教化功能的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为史家的附属。现代界定小说的基本要素有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性格、形象鲜明的人物角色和合理的结构。这样的三个要素与上述的小说观念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要完全符合这些要素，则中国至少要到唐代传奇才算发展出真正的小说。可见，先秦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观念并不能涵盖小说全部的来源和内容，更不能涵盖小说全部的功能和价值。这个时期的小说也没有获得独立的文学地位。

我国古代小说虽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却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同时，我国小说的源头也是多渠道的，如先秦散文中的寓言、史传等等都可认为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都可追溯为中国小说的源头，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神话传说

中国的上古神话大多散失，目前散见于《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较晚出的著作中。其中虽然经过加工修饰，“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不过还是保留了早期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也影响了后世的小说发展，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唐宋传奇、宋元话本，直到明代的《西游记》、《封神演义》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它们与神话的传承关系。

2.先秦散文中的寓言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其形式为叙述一个小故事，而于具体的情节中隐含一种更深刻的思想，常语带双关，借以阐发哲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叙述方式常被先秦诸子及史传所使用。《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如《孟子》有“揠苖助长”、“齐人乞墦”、“五十步笑百步”等；《庄子》有“庖丁解牛”、“朝三暮四”等；《韩非子》有“郑人买履”、“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等；《战国策》有“百发百中”、“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狐假虎威”等。寓言这样的讽喻文体，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小说的讽刺手法，同时它的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艺术经验，亦为小说家所吸收。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做小说的源头之一。

3.史传文学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历史意识特别强烈。我们在看《左传》和《史记》时，都可以看到某些类似于小说那样的有趣片断，其原因是这些史书的作者往往能够虚拟或代拟出某些生动的历史场景。《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中描写的人物性格、叙述的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史传文学中的结构框架、叙事方法，都吸引了后代许多小说家自觉地以纪传的笔法来写小说。小说与历史的这种深刻的联系，也影响了许多评论家和小说家对小说的评价。

中国小说在先秦两汉时期孕育、萌芽并确立了基本的内涵，历经三千多个春秋的洗礼，中国小说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如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隋唐的传奇小说、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章回小说、现当代的白话小说等，无数的经典之作流芳于世，在我国的文学大花园中争奇斗艳，彰显出中国小说的巨大魅力。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志人志怪，各领风骚

自从先秦两汉中国小说萌芽并确立了基本的内涵之后，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近四百年的战乱频仍的时期内，中国小说开始显示了其日益清晰的面貌与特色，并粗具规模。后人习惯上把这一时期兴盛的小说称为“笔记小说”，包括“志怪”和“志人”二类（后来的笔记小说中还包含了杂俎一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内容专门记叙人物的逸闻琐事，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体系中可谓志人志怪，各领风骚。

一、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所谓志怪小说，是指侧重于记叙怪异与鬼神之事的小说，也有一些多寡不等的人生情趣的表现。虽然这一类型的小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从未间断过，但是，这类小说的大规模发端与艺术风貌的基本奠定，却相对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先生有精辟的概括。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道教和佛教的流行，正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主流思想文化因素。

魏晋的志怪之书，有题为魏文帝曹丕撰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祖冲之的《述异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晋祖台之的《志怪》、荀氏的《灵鬼志》、戴祚的《甄异传》等。除《博物志》、《搜神记》、《搜神后记》外，现全都失传。

南北朝的志怪之书，有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幽明录》、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南齐王琰的《冥祥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及题为晋王嘉实为六朝人所撰的《拾遗记》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志怪小说，数量相当可观，只可惜它们已经亡失了不少。鲁迅编辑的《古小说钩沉》，给我们搜集了部分这类作品的逸文。

在这些志怪小说中，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现存比较完整的一部，代表着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艺术成就。

《搜神记》今本二十卷，原为三十卷，后散失，明人胡应麟辑二十卷。干宝（生卒年不详），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东晋元帝时干宝做了叫做“著作郎”的官，专写历史书，著有《晋纪》二十卷，只不过这部书现在亡失了。这部书受到当时人极高的评价，时人都称他为“良史”。后来他还做了太守、县令等官。干宝迷信鬼神，是个有神论者，他在自序中说自己写《搜神记》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故被人称为“鬼之董狐”（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孔子称其为良史），即能够忠实地记载鬼神故事的好史官。

《搜神记》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特点，宣扬鬼神真有，多记述神妖鬼怪、巫术、卜筮等，但其中的很多故事，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在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作品，具有很高的价值。

书中有一类故事，赞美善良百姓的高尚品质和英雄行为。例如《干将莫邪》，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故事是这样的：

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位著名工匠叫干将莫邪，被迫为楚王铸剑。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铸成雌雄双剑。他知道暴虐无道的楚王一定会杀害他，便把雄剑藏起来，只将雌剑带去献楚王。临别，他嘱咐已经怀孕的妻子，如果日后生个男孩，就让儿子持雄剑为他报仇。他的妻子真的生了个男孩，取名叫赤。赤长大后，就带着那把雄剑前往京城为父报仇。这时，楚王做了一个梦，“王梦一儿眉间广尺，意欲报仇”。楚王悬赏千金求梦中刺客的头。赤在路上，遇到一位侠客。这位侠客听了赤的诉说后，义愤填膺，愿意代赤去刺楚王，但他要求带上赤那颗楚王已经悬赏千金的头。赤当即自刎，侠客就以献头的名义进入王宫。他对楚王说：“这是勇士的头，必须放在汤镬里煮烂，否则对您不利。”楚王听从了侠客的建议。头在汤镬里煮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煮烂。侠客引诱楚王近前观看，并乘机用雄剑把国王的头砍入汤中，随即自刎，头也落入镬里。人们无法辨认哪个是楚王的头了，只好分开汤肉埋葬，通名为“三王墓”。

这篇小说，情节离奇，悲壮动人。它不仅表现出统治者的凶恶残暴，而且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团结友爱、见义勇为、誓死与压迫者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和英雄气概。鲁迅曾采用这个题材，写成一篇感人的小说《铸剑》。

《搜神记》中还有不少优美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如《董永》、《嫦娥奔月》、《吴王小女》、《弦超》、《胡母班》、《河伯女》等。这些故事大都情节曲折、描写细致，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小说短篇。这类故事对唐传奇、元戏曲和宋以后的志怪小说影响非常大。

除了《搜神记》以外，托名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均有一定成就。

由于这个时期战乱不止，灾祸不断，老百姓都向往一个宁静幸福的社会环境，所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还有不少“桃花源”式的故事。如《搜神后记》中的《穴中仙馆》、《韶舞》、《醴陵县人》等，而以刘义庆的《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最有代表性。

这个时期受佛教思想影响比较明显的小说，以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阳羡鹅笼》较为突出。这个故事曾经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这是《续齐谐记》甚至是整个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最为奇幻的故事，是由印度佛经中的梵志吐壶故事发展而来的。

除《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续齐谐记》外，《述异记》、《列异传》等书也有一些内容可取的短篇。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就在佛教、道教大量编造和传抄鬼怪故事的同时，民间却流传着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歌颂敢于骂鬼、打鬼、驱鬼和捉鬼的英雄人物。如题为魏文帝曹丕撰的《列异传》中的《宋定伯》，就是其中之一。

宋定伯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就说自己也是鬼。鬼知道他也去宛市时，便建议互相轮流背着走。当鬼发现定伯身子太重时，就怀疑他不是鬼。定伯说：“我刚刚死，所以身子比较重。”这样一直轮流背着，鬼很轻，定伯背得很轻松。后来，他们一起过河，鬼趟水无声，定伯却趟水有声，鬼又怀疑他不是鬼，定伯又骗鬼说：“我刚刚死，不熟悉渡水，请别见怪！”随后，定伯故意打听说：“我刚刚死，不知道鬼都怕些什么？”鬼答道：“就是不喜欢人唾唾沫。”天亮了，他们到达了宛市，鬼变成羊，定伯就用唾沫唾它，这鬼便逃脱不了了。定伯将鬼变成的羊卖了一千五百个钱。

世上本来就无鬼。这篇故事，虽然也认为有鬼，但它表现的却是不怕鬼的人。这个故事除了思想内容在当时的志怪小说中别具一格以外，还有就是它的幽默感。机敏的宋定伯和那个傻小鬼的形象，使整篇故事闪现着轻松的幽默色彩。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从总体上看，多数是短小故事，艺术表现上还比较幼稚，但《搜神记》不仅有完整的结构，离奇的故事，浪漫的想象，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等特点，而且题材处理突出主题，情节曲折，描写细致而对话生动。另外，《搜神记》文笔已趋于华丽，小说的艺术特点已趋向完善。总的来说，《搜神记》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最有艺术代表性的志怪小说。

二、志人小说：记叙逸事，品评人物

志人小说，又称逸事小说，内容专门记叙人物的逸闻琐事，言行事迹。中国古代原没有“志人小说”这一名称，它是由鲁迅先生创立的，与“志怪小说”这一名称相对而言。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异同，在于志怪小说在深层次上也是讲人的命运和悲欢喜怒，但在浅表层次和直接叙写的题材上，毕竟很少讲到人。所以，作为志怪小说的对立面和必要补充，志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虽然志怪与志人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记怪异，后者叙人物，但是，其时的作者都认为自己是据实而作的，都是在写实，这是两类笔记小说的共同点。

志人小说的出现，和当时门阀士族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源于汉末的品评人物之风，进入魏晋时期进一步兴盛起来，名流高士品鉴人物，重视风度辞采，而他们品评的依据，就是人物的言谈举止、逸闻琐事。士族名士的一毁一誉，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至终生的成败。这种放任务虚的风气也使得老庄学说深得士大夫之心，清淡之风也因此而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风尚在小说上的直接反映与创作成果，就是逸事小说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有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东晋葛洪（托名刘歆撰）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可惜这些书大多散失。今存最完整且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当是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事实上，在整个魏晋六朝时期，也没有一部逸事小说可出其右，《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

《世说新语》原来的名称叫做《世说》，唐人称《世说新书》，宋人称为《晋宋奇谈》，现代通称为《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刘宋王朝的宗室（宋武帝刘裕的弟弟长沙王刘道憐的次子）。他十七岁袭封临川王，做过荆州刺史、尚书仆射、中书令等军政要职。这个皇室贵族在军政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功绩，但在文学上给世人留下的《世说新语》却不同凡响。刘义庆爱好文学，酷爱读书，身边聚集了不少文人雅士，他和手下的这些文士集体编写出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著作。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汉末至东晋时期社会名流的言行，尤以魏晋时期的故事为重。全书原为八卷，今存本分为上、中、下三卷，依照内容，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品藻、容止等三十六门，共计一千多则小故事。这一千多则小故事，从内容上来看，驳杂而多类；从每个故事看，都只是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片断，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但就全书而言，却从多方面反映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当时的社会风尚，表现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文化趣味。

《世说新语》中的很多篇幅描写了士族名士所崇尚的“魏晋风流”和“名士风度”。这种风流与风度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高度审美的仪容与气度，成为品评人物的具有时代性的审美特征。

它对人物的品评，均集中于仪容美、性情气度美。形容和描写人体美、气质美和人格美的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随处可见。这种人物品评，极少政治色彩，而更多地带有审美性质。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但很奇怪的是，《世说新语》中充分展示的几乎都是男子的品貌和气度，却不屑于也拙于描写女子的人格美和姿色美，这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审美趋向都不同。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对容貌美的歌颂大都是集中于女子身上的。《世说新语》中专辟“贤媛”一门，是专写女性的，但花笔墨所写的，也只是几位慈训有方的老妇，而对年轻女子的容貌气质描写，却极吝于笔墨，比如关于被誉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只说了“姿容甚丽”这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四个字的容貌评价。不仅不特意夸扬美女，书中还专门写了几个丑妇。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人们特别注重男子的容貌气度，可能是士人不能建功立业的理想缺失的一种精神转移，以及普遍的消极避世情绪带来的另一种精神宣泄。

其次，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优雅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