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散文卷(1)
峰回路转，光景常新——散文故事引论
就文学而言，散文无疑是距离实用最近的体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创造之美，无处不在。散文的特异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实用的渠道把文学之美最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古代的散文，包括了属于韵文的骈文和辞赋，可以说囊括了诗歌、戏曲、小说之外的一切散行文字，数量之多，应用范围之广，称得上首屈一指。
对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言必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却很少有人能够提到六朝骈文、唐宋古文，或者韩、柳、欧、苏，这大概首先在于诗歌之美容易体味，散文之美却难于把握，因而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更是所知了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如此庞大而有价值的文学遗产不能尽情地欣赏，岂不是人生一大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古代散文的源流、发展，它多样的体式、众多的杰作，以及它的明星作家和掌故逸闻一片茫然，实在愧对祖先的天才创作。由此说来，了解中国古代散文及其历史实为必要，故而我们真诚地将这一篇奉献给有兴趣的读者。在论述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将古代散文历史的曲折流程作一概览。
文字出现于中国历史，是一桩不次于开天辟地的大事因缘，中华文明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早在商周时代，先民就开始将简单质朴的文字，镌刻于龟甲之上，雕镂在金石之表，来表达他们祈求平安、繁荣与幸福的热情和渴望。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以卜辞居多，它们不仅已经具备记事表言的语法功能，而且还表现出若干基本的修辞技巧。顾名思义，金文多铭刻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皿之上，今天所见的不少周代后期的铭文篇幅较长，多达数百字，语法功能、修辞成分较之甲骨文都有所增强，这充分说明了文字表达能力的进步。古朴的龟甲之文，凝重的金石之音，是我国先民思想情感的最早记录。商周时代不仅是中国文字的创始时期，也是中国散文文体初步形成的时期。
春秋战国，诸子勃兴，百家争鸣，这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代。物质贫乏，战乱频仍，却造就了诸子思想和文采的灿烂多姿。《论语》、《老子》中的哲人语录，简短却意味深长，平淡而动人心魄，不朽的魅力穿越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二十一世纪的整个人类世界。翻开《庄子》，读者的想象力就仿佛化为其大不知几千里的鲲鹏，扶摇直上到九万里外的云霄，又如同梦境里翩然飞舞的蝴蝶，亦真亦幻，泯灭彼此，物我两忘。将人生艺术化，把艺术人生化，不知后世有多少文学艺术的创造受到了《庄子》哲思和灵感的泽溉。墨子是一位苦行而富有同情心的宗教家，文字虽不华美，却用他最谨严、最有条理的实用逻辑完美地说明了他的功利主义哲学。《孟子》凭着一股充沛的浩然之气，滔滔雄辩，一泻千里，把儒者的道德自信发挥得酣畅淋漓。另如荀子之文的质朴简约，韩非之文的深刻明切，不一而足，无不是那个遥远时代高贵思想的鲜明展现。中国古代散文具有富于想象、长于说理、逻辑严谨、气势丰沛的优良传统，其根源无疑要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哲理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成于秦代的《吕氏春秋》，以及汉初陆贾、贾谊、刘安等人的政论，文风畅达，纵横捭阖，颇能承续先秦诸子的遗风。不过若论汉代散文的主流，则非赋莫属。“赋”本为《诗经》六义之一，原指铺陈的表现手法。汉代初年，像贾谊《■鸟赋》、《吊屈原赋》等以赋名篇的作品实际上同楚辞风味接近。到枚乘、司马相如，两个方面得以结合，“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汉代大赋才最终形成。典型的汉代大赋多用华丽美艳的词句，极尽夸张之能事，用以润色帝国鸿业，娱乐帝王和诸侯。大赋之中包罗万象，细大不捐，赋家就像是无所不知的博物学家和文字学家。虽然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未免枯燥，而且生僻难识的词句随处可见，不过其中总揽天人的容量和贯通古今的气势，汉代士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以及富有崇高感的煌煌大美，无不是强大汉帝国的真实写照。
有追求就难免有挫折。古代士人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毕竟是少数，歌颂盛世鸿业的同时，更少不了用他们所擅长的赋寄托人生的感慨，赋作的视角也自然而然地从宇宙、世界转向作家的情感天地。循着这一演进方向，魏晋时期，以个性化、抒情化和小品化为主要特征的小赋成为辞赋的主流。南北朝可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唯美时代，文学上重形式、重修辞的风气无所不在，赋的骈偶程度也大大加深，通篇对仗的赋作与一般骈文无异，而且特别注意声律和音节，成为“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骈赋。唐代科举把赋作为考试内容，在骈赋的基础上人为地限制声韵以命题，骈赋遂演化为格律更为刻板的律赋。唐宋古文家猛烈抨击科考所用的律诗律赋，却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就在科场之外，将古文的笔法融入赋的写作，这种做法由唐人开端，到宋代方得兴盛，这就是文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赋，发源于先秦，至汉代蔚为大观，在政治、学术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历六朝、唐、宋而体制屡变，绵延不绝，不能不说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道奇观。
从《周易》等先秦散文开始，对偶句式就时有出现，有时甚至占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偶句以其特有的外观和节奏，使文章的句式更加错落，增强了文章的表现能力。从先秦到汉魏，骈句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文学自觉的进程的推动之下，对偶、用典、音律和辞藻等形式因素一一俱备，形成了兼具对称和谐之美与诗歌韵律的骈文。六朝时代，骈文独霸文坛，散行文字被挤到了边缘。骈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最充分地体现出古人对文章纯美价值的追求。它用层叠的典故寄托情感意念，既铿锵跌宕，又典雅含蓄：“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艺文类聚》九十三，《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鸟儿翻飞，鲜花炫目，幽深的翠谷犹如世外桃源。字面上一片引人入胜的明媚春光，谁能看出这优美的词句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赠与骏马者的感激之情呢？这就是品味骈文的妙处，这也是阅读骈文的难处。修辞过了火，就不免成了阅读和欣赏的障碍，让人不知所云。骈文遭受到那么多批评，原因多半在此。
到了中唐时代，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声浪，以韩愈、柳宗元为精神领袖的古文运动乘势而起，主张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传统，以便复兴儒学，挽救政治，因为明白畅达的古文显然比靡丽缠绕的骈文更有利于明道。古文家虽然以复古为口号，实践的却是革新路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古文运动在晚唐走向衰落，古文写作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长于揭露时弊、批判现实的小品文，在骈文复兴大潮的重重包围之下仍然放射着光辉，闪耀着锋芒。
北宋中期，又一轮文体革新的巨浪借着政治改革的风潮兴起，欧阳修、苏轼等人推动古文运动取得了更加成熟和普遍的成就，古文的优势地位才最终确立，骈文从此完全退守到公文领域，骈文、古文的对峙格局至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透过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之说，可以看出唐宋古文家影响之大。八家之中最杰出者莫过于韩、柳、欧、苏。如果说韩文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柳文像穿越谷涧、鸣响着佩环之音的叮咚溪流，那么欧阳修的古文就是水波潋滟的清池陂塘，苏轼之文则是激荡着惊涛骇浪的汪洋大海。他们同为宗师而风格各异，就像一枝枝夺人眼目的奇葩，让中国古典散文的花园更加妖娆绚烂、多姿多彩。唐宋古文与号称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宋词并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远的骄傲和典范。
宋代以后，骈文陈陈相因，越发僵化；明代科举所用的八股文属于骈文别支，本身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还对古文诗词的创作造成了不良影响。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奉古人为偶像，模拟古人到了乱真的程度，却毫无创新，缺乏个性，反倒失却了自家面目。在王派哲学的影响之下，李贽、袁宏道等人大力倡导“童心”与“真趣”，这种伦理道德层面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的排斥和批驳。文学史上所谓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前后相继，主张写作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形式自由、手法多样、适宜张扬个性的小品文由此成为最能反映晚明文人思想情趣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晚明小品中，触处可见作者对自然山水、社会百态的发现和体验；他们笔触灵动，在经意不经意之间，既流露出真实的生命欲望，更寄托着超凡脱俗的思想个性和文化情趣。晚明小品为中国古代散文史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霞彩。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随之而入的欧风美雨也开始向中国传统文学发起强劲的冲击。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散文在东西文学的对撞交流中吹响了文体革新的第一声号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梁启超等人首先振臂高呼：散文语言从文言走向白话，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章，抱定改良民智的宗旨和信念，冲破了士大夫的雅文学观念，实现了散文语言的通俗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白话报刊的出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对文言文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人们对白话文的接受提供了心理准备；后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终于全面推广开来，既用于日常文字交流，也用于文学散文的创作。两千年来言文分离的情形终于为言文合一所取代，散文写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中国散文的古典时代也就到此落下了帷幕。
综观中国散文发展演变的大势，如同连绵不绝的长江之水，发源于云天混茫的高原，峰回路转，九曲十八弯，逐渐融汇成宽广浑浩的洪流。一路上有清波潺湲，有惊涛骇浪，时而水波潋滟，时而急流险滩，总之可以说是变幻无限而光景常新。愿接下来的叙说能够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引导广大读者进入中国散文历史的斑斓世界，去欣赏她的朝晖夕阴和云蒸霞蔚，去领略其中的千岩万壑与草木葱茏。
第一章遥远时空的思想记录
说起散文的起源，首先得有文字。传说最初汉字是由一个叫仓颉的人造出来的。古书上记载，他把汉字造出来以后，“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文字，人就变得机灵巧诈了，就会想着争斗，想着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天怕粮食不够吃，所以降下小米来救济大众；鬼也怕人用文字来制服他们，所以夜里号哭。先民大概用这种传说来衬托文字的神秘感。有了文字，人们可以把自己和别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记录下来，达到和别人交流的目的。两个人距离很远，不能见面，古时候又没有电话、网络可以聊天，写封信也就解决了。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总结了数千年的历史，他当然希望后人知道他做的工作，了解他的思想，就写成洋洋五十多万字，一直流传到今天。通过文字，一代又一代人的行动、想法都保留下来，不断积累，不断传承，这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部分。有了文字，人类的确是变得越来越机灵了。那么复杂、那么规则的文字全部出自一个人的创造，当然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乍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稍作浏览，大概总会惊叹：那么多的书，里面得承载着多少思想，包含了多少文章啊？如果想到从古至今中国产生的所有典籍，那还非得用“浩如烟海”形容不可了！一个极其睿智、渊博的学者，也不过是从牙牙学语开始，也必须从学习一个发音、认识一个字起步。中国古代散文的历程正像是一个人的人生，要对她有所了解，还必须得从那文字初成的遥远年代开始说起。
一、卜辞铭文：龟甲青铜的古老变奏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北京国子监一位叫王懿荣的祭酒，也就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教务长，偶然得了疟疾，他发现郎中给他开的药方里面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上面刻着些小字儿，似篆非篆，他就把抓药的下人叫来一问，下人说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铺抓来的。王懿荣很感兴趣，他本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很高的造诣，隐约就觉得这些小字儿里面大有学问，于是干脆把北京达仁堂药铺里的“龙骨”包圆儿了。他在这些小字儿上花了不少心思，后来还把这事告诉了来家中拜访的刘鹗。刘鹗以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知名一时，对古文字也颇为精通。经过共同研究，两人最后终于发现这其实就是咱们国家最早的成形文字，是殷商时代占卜的记录。当时发现的“龙骨”都来自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那里正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
人的思维落在文字上，就今天所知，还的确是同占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商代人最尊重鬼神，出了名儿了，当时原始宗教的气氛笼罩着生活的每个角落。《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鬼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信神、敬神都是全民参与的。在我们看来，那时的老祖宗简直迷信得不可思议，他们凡事都要向鬼神请示，所以动不动就要占上一卦。军国大事、生儿育女，乃至鸡毛蒜皮，无不占卜。今天，科学知识已经相当普及，偶尔在街头或者寺庙周围见到算卦、相面的，也很少有人光顾，多数人只当是蒙人骗钱的把戏，压根儿就不相信。商代人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占卜可是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儿。他们有众多的占卜师，当时叫做“贞人”，专门负责沟通天地百神和已故的祖先，商王和贵族有时候还会自己动手从事占卜。再比如说占卜的工具，也有特别的要求，多半是像当年达仁堂里那样的“龙骨”，后来叫做甲骨的那一类。“甲”必须是龟的腹甲，“骨”应当是牛的肩胛骨，其他的东西就很少用，大概这两样更有灵气吧。占卜时要由专门负责占卜的巫师在甲骨上钻几个孔，然后放在火上灼烧，巫师根据灼烧后的裂痕来推断吉凶，随后把占卜的人、时间、问句和结果刻在甲骨上。比如一则卜辞说：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1
句子简单极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假如在今天，我们只要问“雨从哪边来？”也就够了，它偏要东、西、南、北整个儿询问一遍，采用同神明对话的形式和语气，显得既质朴又庄重。其实也难怪，相比今天来说，先民对世界了解很少，面对大自然的种种变幻，当然更容易恐惧，同时对自然世界也有着更多的敬意。商代人把占卜得来的结果看成是神的指示，而且除了巫师之外没有多少人认识“甲骨文”，所以在当时，这种最简单的文章实际上包含着非常神秘的色彩。它在表达上的最大特征，就是简明直白，因为只求实用，还谈不到修饰。
甲骨文中多是些零散的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所以叫做“辞”。后来《周易》爻辞经过占卜师（就是当时所谓“史”）按照卦的顺序连缀起来，就比甲骨卜辞显得整齐多了，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写作手法也更多样。古代有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传说，这大抵都是靠不住的。关于《周易》的时代，近代以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商末周初。《周易》是本卜筮的书，同商代卜辞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过应是日积月累，出于众多占卜师一类人的手笔。它的年代比一般商代甲骨卜辞稍晚，又经过不同的人长时间的“打磨”，文字的组织上显然比甲骨文进步了一些，爻辞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带有诗意的韵文了：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卦）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卦）
男子骑着白马，威风凛凛地到女子家里去，起初以为他是强盗，等那女子被抢走之后，人家才知道他是为着婚姻而来的。女子被挟在马上，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哭得伤心极了。句子虽也不长，却很整齐，明显经过了有意的修饰，那男人乘马的神气劲儿，和女子被抢离家的感伤，已经呼之欲出了。
又如《中孚卦》：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吾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一段恰是男女间柔密的情话：雌雄两只鹤在相互和鸣，我这里有芬芳的美酒，你何不来同我共醉呢？通过其他物象来引起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这同《诗经》里的“比兴”手法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它不像甲骨卜辞那么直白，而是优游、含蓄，生动、饱满，富有感人的力量。虽然它的用途同诗还是不一样，终究还是为了占卜，但表达技术已经与甲骨卜辞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一件青铜铸成的国宝，它经历了三千年风雨的洗礼，斑驳的翠绿色锈迹古色古香，重达875公斤的庞大躯体岿然屹立，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驻足观看，惊叹不已。它就是商王为母戊所铸造的祭器——司母戊方鼎。
鼎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形制之一。商周时代，大型的青铜器皿多从一般食器演化而来，后来青铜器逐渐成为商代人宗教观念和情感的寄托，所以当时青铜器制作之精湛、品类之繁多、造型之多彩，今天看起来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青铜器也是我国古代早期散文的重要载体，镌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几乎与甲骨文同时产生，后世叫做金文。“金”是指青铜金属器物，由于青铜器的造型以钟鼎为多，所以金文又被称作钟鼎文。商代青铜器多以浮雕式的动物纹样知名，如果说上面雕有文字，只能说是图画文字，装饰性较强，同实用文字还有所区别。自成段落，能够表达完整意义的句子，在商代青铜器中还很少见。商代也有金文，比如有一则商代金文说：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1
内容大致是说某位大臣效劳于商王，立了功，得到了商王的赏赐，所以特别在某一天祭祀先祖，告慰亡灵。字数不多，时间、事件都有了，只是句子相当简单。但即使是这么短的文句在商代青铜铭文中也已经算是长的了。一般来说，商鼎中一二字或者四五字的铭文稍微多一点，这同当时低下的物质条件有直接关系，当然，先民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同样也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
记述功绩的铭文，到周代的青铜器上才大量出现。在周代，青铜器的拥有者都是上层贵族，他们在举行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时候，都要使用青铜器。这一方面表示对祖先的敬重，同时也要用这种当时极为贵重的礼器来炫耀自己的功勋、地位和财富。铜器上的铭文，一般都不外个人或家族的辉煌战绩和荣耀历史，因此在镌刻铭文时往往都会详细地列上时间、重大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最重要的还有相关家族成员的名字，这都是作者希望随着坚固的青铜器传之永久的东西。《虢季子白盘》、《小盂鼎》、《多友鼎》等铭文都出自参加过■狁战争的将士之手，时间、地点之外，作者把杀敌多少、俘获人数都记录在内，虽然没有对战争惨况的刻意雕琢，质朴明了的记载也不乏惊心动魄的力量。青铜器皿的面积远比龟甲和牛骨要大，所以有的文辞能够写得很长，比如今天可以见到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已经是意义比较复杂的段落了。其中有对事实的描绘，有王者同大臣的生动对话，散文功能提高了很多。《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尚书》历来被看做是历史散文的源头，其实从写作手法上说，周代青铜铭文就已经兼备了记言和记事这两重功能。韩愈曾经感叹《尚书》中的文章晦涩难懂，说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青铜铭文的风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有些长篇的金文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同《尚书》里的文章非常接近。不过古人并非希望用晦涩的文章来难为后人，实在是当时的口语就是这样，他们只是按照说话的方式不走样地记录下来，谁知年代一久，当时简易的口语却往往让后人不知所云了。
总起来说，甲骨文、金文大体只应用在商、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竹简、木牍和缣帛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为书写工具，这些材料显然比甲骨容易获得，而且文字的承载量也更大；战国末年，铁器使用普及，青铜器的铸造衰退了，钟鼎铭文也就罕见了。书写工具的改进，适应着人们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也在推动着散文向更高级的阶段演进。有一个事实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无论后代的散文怎样演变，无论我们今天能够写出怎样华丽的文章，其实都是从商周甲骨和青铜上那些最稚拙的散文那里走过来的。
二、《老子》、《论语》：简约醇厚的永恒经典
周代的天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把自家的亲属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帮助他行使统治权力。天子之下的诸侯再把自己的亲族往下分封，这样从天子到庶民，等级森严，关系就像是金字塔的形状，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度”的基本含义。此时的情形，就像《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春秋末年，宗法制度渐遭破坏，原本稳固的统治无法维持，社会等级开始混乱。诸侯的家臣拒绝向诸侯交纳原本应该交纳的钱粮，在诸侯危难的时刻不给予原本应该给予的保护和救助，或者起来反抗，甚至取代了诸侯的地位，这种种情形自然都是统治阶层所绝不能容忍的。天子对此没有办法，有时候反而承认了这些“倒行逆施”。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一些智慧而博学之士就站出来，对社会的走向、对世道人心提出自己的见解。倾向守旧的人，主张保持旧文化、旧制度，一切照旧；倾向革新的就认为旧有的东西实在要不得，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形制定新政策，寻找新出路。当然，也有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种种不同看法，甚至还有人主张取消一切文化和制度。哲学只有落实在文字上才能发扬光大，才能传之永久，去影响更多的人，于是诸子散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发达，诸子散文的兴起就是最鲜明的标记。诸子中年代最早的，要属老子和孔子，记载他们言论的著作《老子》和《论语》，最能代表早期诸子散文的特色。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面有篇《出关》，说老子骑着一头青牛，要出了函谷关，赶奔昆仑山。管理函谷关的尹喜勤心修炼，希求长生不老，他把老子当做圣人和神仙一般膜拜，请老人家出关前无论如何留下一些著作，老子便写了五千字，总结了他的思想，以此留给尹喜，也留给后人。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老子》。后来道家取了书中两个比较关键的字，用作书的名字，并且把它尊奉为经典，称作《道德经》。这个故事的真假当然无从考辨，鲁迅只是借助古书上关于老子的零星记载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些我们且不必多说。单从这个简单的小故事里，就不难看出老子这位古代先贤的神秘色彩（图2-1）。
司马迁确切说明了老子的姓名、籍贯，说他姓李，名耳，字聃，楚地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并说他是周代管理国家藏书的史官，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后来不少人怀疑司马迁的说法，另外作了不少考证，有人认为他生活在孔子之前，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不过不但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老子的时代和形象反而越发扑朔迷离。唐代皇帝奉老子为始祖，称之为“太上玄元皇帝”，这位神秘的老人真就变得“玄之又玄”了。道教里的“太上老君”，形象就源于老子。年代久远，事迹自然不容易搞清楚，而且老子形象的神秘化，多半同《老子》书中思想的深奥还有语言的深邃玄远有关。
老子的哲学思想极有特色。他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无”，“有”是从“无”衍生出来的。历来的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弄得后来人有些无所适从。我们只需知道老子曾经说，这个“无”是个很难说清楚的状态，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所以才叫它“无”；而且它还包含着很多规律，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只好叫做“道”。这些理论，实际上说明那些关涉到世界本质的问题，都会很容易显示出语言的无能，总是有很多东西，本来存在，却是任何语言都无法确切形容的。这种思想很高深，也很玄妙，对后来的文艺理论启发很大。后世的不少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把老子的这种思想运用到创作中去。比如山水画或人物画中大面积的空白，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追问这些空白究竟意义何在，往往不容易说清楚，但如果把这些空白都抹掉，都用画笔填满具体的某些东西，艺术效果就完全给破坏掉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的妙处。没有深切的生活体验或者艺术实践，他的这套哲学是很难理解的；一旦理解了一点点，大抵都会觉得老子的思想的确是高深莫测。
据说老子是给周朝管理藏书的官，不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而且他根本就主张取消政治，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奸伪萌生，人心不古，都是因为有那些所谓“圣人”到处宣传道德仁义，不消灭“圣人”，天下的盗贼就不会消亡。因此他坚决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人们都自生自灭，不相往来，天下就太平了，世道就安宁了。因此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为”。这些乍听起来像是很古怪，其实自有他的道理。老子的意思，世上的事总是有对立的两面，有了好，才有坏，有了警察，乃是因为有小偷，一个巴掌总是拍不响。宇宙也好，社会也好，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人无端地参与进去，就会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所说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胡来，不妄为，要顺应规律，顺应自然。老子远不像儒家那样积极，但也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消极，社会固然不能倒着走，顺应规律总没有错。当时做官的人过多地干扰百姓的生活，法网严密，反而盗贼多有，不能太平。老子的话其实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儒家、道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只是方式方法大有不同，这也造成他们的文章各有不同的特色。
《老子》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偶句多，而且常常押韵，虽然是散文，却有些接近歌谣的形式。比如第十五章说：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又如第五十八章说：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的语言确实还比较抽象，只是把规律性的原则总结出来，还没有把逻辑思辨的过程充分展开，这一点大概可以作为产生时代较早的有力证据。
在贵族时代，一切礼、乐和文化知识都掌握在贵族手里，学校由贵族借着国家的名义开办，只向贵族子弟开放，这叫“官学”，平民百姓完全没有份儿。贵族政治崩溃以后，贵族无力保持文化特权，以往“官学”中的文化专家不能再仰仗贵族的供养，就要靠出卖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求得生存，主要的方式就是开门授徒。相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从他开始，贵族之外的平民也可以得到读书学习的机会，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所以孔子被后人尊奉为“万世师表”，他是老师行业的祖师爷。根据孔子自己的说法，学费大概是他的一项收入，标准是每人十条干肉，这在当时相当低廉（图2-2）。
孔子还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首先主张把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度严格起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以及所有人之间，都要等级明确，不能混乱，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他还提倡仁爱，统治者对老百姓要仁爱，人与人之间也要仁爱，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当然，孔子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复杂、完整的体系，这只是其中最核心、最精要的内容。孔子的思想后来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经过改造，大大利用了一番，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维持两千多年的时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儒学思想对维护这种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大概是孔子生前没有想到的事。中国古代的皇帝，往往对孔子都很尊重，因为他们治理天下的思想工具多半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孔子的本意。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万世师表”实际上还包含着深一层的意思，即孔子是古代最伟大的帝王之师。
相比老子来说，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秘感。首先是关于孔子的记载比较多，也比较切实可靠些；其次，孔子本来不喜欢说些“怪、力、乱、神”的事，后世弟子也不便将他神化；再者，孔子的思想为多数最高封建统治者所尊崇和利用，也就没有神化的必要了。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般认为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死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活了七十三岁。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成人。孔子生在鲁国（今山东曲阜），其实是宋国人的后裔。西周初年，周公旦分封在鲁，相传由周公所制定的一套礼乐典章制度多为鲁国所完整继承下来，所以当时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极力维护周礼，维护周代所形成的等级制度，并且呼吁从政的人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孔子祖上虽说是宋国贵族，但早就沦落了，他早年社会地位不高，做过鲁国的委吏和乘田，就是管理财务和畜牧的小官儿；五十岁的时候做了鲁国的司寇，相当于最高司法长官。退职以后带着一帮学生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到处宣传他的主张。诸侯们当时大抵都忙着搞战争和军备，感觉他的一套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可是毕竟用不上，所以表面上对他很尊重，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的，大概一个也没有。因此如果从实际的政治影响来看，孔子生前相当寂寞，他生前的业绩主要在于教育和学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一直没闲着，一方面继续教授门徒，据说总共收了弟子三千，成绩突出的就有七十二人；同时还系统整理编订了《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这两项都是了不起的事业，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直到今天，整个世界对孔子的文化建树还在景仰、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