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散文卷(2)
一、简明扼要说骈俪
“骈”字的本义是两匹马并驾齐驱。骈文，就是用对偶句组成的文章，有时候也称为骈俪文。就是文章中的每句完整的话，都由两个分句组成，两句在意义上相同或相反。“俪”的本义是两张并列的鹿皮，总之都离不开相同或相对的两者并列在一起这层意思。骈文在英文中被译成“parallelprose”，这个译法还是能够体现出它结构上的基本特点的。今天比较常见的对联，实际上就是骈文的基本句式。对联可以说是人们特意把骈文中的一个完整的句子拿出来，单独成为一种文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联的出现比较晚。相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君主孟昶是对联的创始人。有一年的春节，他把“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样一个工整的骈句分别写在两张大小一样的纸上，这就成了对联。对偶是骈文在形式上的基本特点，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骈文，就要看它是不是大部分句子使用了对偶的骈句。
当然，骈文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大致都是在骈偶的结构确定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具备的。比如讲究音韵，最早的骈句中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就成了有意识的追求了。文章的声韵理论到了南朝齐武帝永明之际（483-493），才由沈约、周颙、王融等人倡导起来，相当复杂，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严格遵守；直到六朝之末，徐陵、庾信等人才运用到比较圆熟的程度，不过也没有丝丝入扣，毫不错乱；只有唐、宋时代的一些骈文大家才真正做到了严守勿失。做到这一步是要下很大工夫的，不过到了这种精密的程度，作文章也就难免有些“受罪”了。再如刻意使用典故，也是两晋以后的骈文才出现的特点。用典本来是为了借古喻今，散体文同样使用，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骈文却要考虑到句子长短、音韵的平仄和用意的虚实等等因素，而且后来发展到一句一典，作者不仅要记诵大量典故，更要花费很多裁剪熔铸的工夫，实际上也是个苦差事了。所以后来出现了不少类书，比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还有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等、分门别类的类书，多半都是为了写作骈文时查找典故的需要而编纂的。再者，骈文还讲究辞采之美。对偶本身就有一种对称之美，骈文就是一种美文，对美的追求还表现在词句上，秾辞艳藻也是骈文的追求目标之一。总起来讲，音韵、用典和辞藻都是比较次要的特征，可轻可重，能多能少，都不关乎骈文的本质，只要绝大部分句子以对偶的形式出现，骈文就算成立了。
骈句的起源早于骈文。《尚书》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对仗工整的句子；《老子》书中的韵语和对偶句相当多，比如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类似的句子在《老子》书中还有很多。《周易》中的对偶句也不少，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等都是。秦汉时期，李斯、贾谊等人的某些议论文章，继承了战国策士论辩文章的风采，句式比较整齐，对偶句比较多，而且经常把三句或更多结构相同、字数相当的句子排列在一起，用铺排的方式增加文章的气势。东汉散文中骈偶句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越到后来，骈句的成分越多，到南朝中后期，几乎通篇都由对偶句子组成，这就形成了正式的骈文。骈偶句不单在文章内部的分量逐渐增加，从体裁上也呈现扩张的趋势。南朝后期，除了极少数学术性的文章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成了骈文，就是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全书也都是用工整华丽的骈文写成。中国古代散文，从源头看几乎都是散句，后来散句和骈句夹杂在一起，经过骈句成分逐渐增加的过程，到南朝后期，通篇对偶的骈文终于成就了一统文坛之势。
骈文的成熟在南北朝。我们所说的骈文发达的状况，多半都是指南朝。笼统地说，南朝在政治上要相对安定一些，经济也更发达一些，北朝则长期处在战乱和贫困的状态里，因此南朝文学的发展基础肯定要比北朝好得多，散文的成就也更高一些。这并不是说北朝散文一塌糊涂，北朝也有很好的文章，郦道元的《水经注》描写我国各大水系及其相关的风景名胜、掌故逸闻，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回忆北魏洛阳寺庙的繁盛，文笔都极为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在古代山水游记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但从总体上说，北朝的散文艺术水平确实不如南朝。比如有一次，南方的任昉出使北方，北方的魏收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任昉，希望他给带到南方去鼓噪一下，扩大一下影响，提高一下自己的知名度。没想到任昉在过江时就把这些文稿都扔到水里去了，身边的人感到很奇怪，任昉说：“我这是替魏收遮丑！”意思是魏收的文章根本不会被南方文人看得起。其实魏收的文笔在北方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是“北地三才”之一，竟然还被南方文人这样鄙视。
南朝骈文的繁荣景况不次于诗歌，只是诗歌流派较多，有个性的作家也比较多，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南朝骈文的应用范围远远超过了诗歌。特别是齐代以后，骈文的使用更加普遍，即便是家书或者给亲密朋友的书信也使用对仗工整的骈文。今天的人看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些奇怪，自家人说事儿还要文绉绉地凑“对子”吗？这就说明当时写文章用骈偶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了。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些文人即便诗歌作得很好，可是不擅长作骈文，想要给自己的夫人写封信，还要专门找到骈文高手给代笔。梁代何逊就有《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有《为王宽与妇义安公主书》，庾信有《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上黄侯世子就是著名的诗人萧悫，他曾经写出过“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这样优美的诗句，但是给夫人的骈文书信竟然要找人代笔，可见当时人对骈文的重视程度。
骈文并不是平白出现的，它的出现、成长和发展成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世界本来就存在奇偶相生的现象。奇就是单数，偶就是双数，有单就有双，有双就少不了平行或对立。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阴阳观念，有阳就有阴，有天就有地，有男就有女。先民从这些自然现象中逐渐形成了对偶的观念，追求对称之美，把这种观念应用到文章里面，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次，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字，为词义的对偶提供了条件。单音节字可以自由组合，可长可短，意义相同或相反的字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造成对偶词或对偶句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南朝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最早总结对偶规律，提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种对偶方式；初唐作家上官仪提出八种方法；中唐时代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里总结出了二十九种对偶方法。人们对对偶规律的探索越来越自觉、越来越细密。
另外，我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发现了汉语的声韵规律，推动了散文骈偶化的进程。他们把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又从整体上归为平声和仄声两大类。南朝周颙、沈约等人专门提出，诗文中一句话里面相邻的字在平、仄上应该不同；对偶句中，上下两句话里面相对的字在平、仄上也要不一样。另外还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规律和应当避免的错误，统称为“声病”规律，沈约等人提出“八病”；后来，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提出二十八种“病”，这部书里还有一篇《文笔十病得失》，细致极了，反映的是隋唐人对骈文声律的要求，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声律规则还没有那么细致、严格。
最后，社会风气的推动也造成了骈文的流行和普及。大家都爱好骈文，后来干脆就用骈文选拔人才，既然做官都需要考骈文，大家写骈文的积极性自然就高涨起来，都去写骈文好了。“利益”这个驱动力是最不得了的。
总起来看，骈文的出现和流行，是人们自觉关注文章形式的结果，体现了我国古人对散文形式美的自觉追求。骈文的普及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南朝到唐代中期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凡是文章，就应该是对偶的，或者说只有骈文才是“文”，不是用对偶句写出来的东西，就算不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巨著当中，专门开辟了“丽辞”这一篇，来说明写作文章必须对偶的原则。他的这部理论性极强的巨著，说明了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微观的阐发，竟然从头到尾都使用了骈文，而且语言辞藻之美让人爱不释手，一千多年以来，竟然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去研究它。当时绝大部分历史和哲学著作，也使用骈文，虽然没有达到《文心雕龙》那样的艺术水准，却把骈文的市场扩大到了最广阔的限度。当时并没有“骈文”这个名字，因为凡是“文”，必得“骈”，没有另外命名的必要。中唐时代“古文”兴起之后，骈俪之文才专门被称作“今体”、“时文”、“四六”，这些名称都是为了同散行的古文相区别才出现的，“骈文”这个名字直到清代方才出现，使用的历史反而最短。
从先秦文章中偶然出现的骈句，到汉魏六朝骈文的逐步发展、正式成立，再到六朝中后期的繁荣昌盛、一统文坛，这个过程有上千年的时间，真正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五六百年。骈文毕竟同口语差别比较大，写作方法比较繁难，阅读起来也很费劲儿，所以从它一统文坛的时代开始，就有不少人起来批评骈文。开始批评它文风的浮华，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人主张干脆废除骈文这种文体，代之以同口语比较接近、写作比较自然的散体古文，这个呼声很得人心。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古文的市场大大扩展了，骈文的领地相应退缩，退缩到最后，两者大体“划地而治”：公文领域和部分科举考试的文章仍然由骈文来主宰，其他领域古文大可通行无阻。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白话文一普及，两者作为实用文体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二、士族生活的华美书写
东汉和曹魏时期的文章，对偶句很多，虽说可能出于作家有意的安排，但是总体上看比较自然，和散句搭配协调，用典也不多，读起来轻松、流畅，每个句子和整个文章的意思都很容易理解。骈文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西晋有个了不起的作家陆机，不仅诗歌对偶的成分多，文章也是如此。他的文章，对偶句所占的比例在西晋时代是最高的，而且刻意造成对偶的意图很明显，辞藻还很华丽，特别重视形式上的修饰。用地道的骈文来写逻辑性很强的论文，大概就从陆机开始，这需要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比如《辨亡论》，篇幅就很长，乍看就知道写作的时候很费心力；再如《文赋》，虽说是篇赋，但实质上也是一篇句式整齐的骈文，论述写作过程的各个步骤，把那么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如此华美，确实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做到的。在陆机的文章里面，要数《演连珠》最像成熟的骈文。我们只引一段观其大略：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连珠”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最早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写作出来的，所以前面总有“臣闻”、“盖闻”一类的词。西汉作家扬雄的连珠年代最早，都是散体，不用对偶；从东汉班固，到三国时期曹丕、王粲等人的模拟之作，都变成了对偶句。陆机的拟作，对偶最为工整，而且最讲究辞藻，在所有连珠作品中最负盛名。
陆机的文章非常重视对偶和辞采，可以说是骈文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是他的骈文多是论文或者应用文，虽然华丽，却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里面总是没有他自己的感情。比陆机年代稍早，有位四川人李密，虽说不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却写出了一篇让后人千古称颂的好文章，那么多的古文选本，都不会漏掉他的《陈情表》。很像唐代的张若虚，只靠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让人永远忘不了他。
李密（224—287），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三国时期，他在蜀国做过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晋朝统一之后，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他名声很好，征召他到洛阳去做郎中、太子洗马，李密推辞了。一般人都喜欢做官，比较正直的人希望做官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实在事，可以为国家、朝廷效力；还有不少人认为做官可以颐指气使、前呼后拥，少不得有人巴结，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腐败，可以对看不顺眼的人尽情地打击报复。所以很多人都去跑官、要官、买官，像李密这样给官却不愿做的人比较少见。李密为人比较谨慎，也很周到，他怕朝廷误解他，错认为他对朝廷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他不愿做官的理由。
李密身世很苦，出生半年，就死了父亲；四岁的时候，他的舅舅就逼着他的母亲改了嫁。在尚未懂事的时候就成了孤儿，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他从小体弱多病，祖母含辛茹苦，一手把他抚养长大，李密对此铭记在心，时刻希望有所报效。等到他出人头地，朝廷也征召他、让他做官的时候，祖母也老病缠身、日薄西山，如同风中残烛了。祖母病势沉重，他想到如果入朝为官，老人家势必无所依靠，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宁可同祖母相依为命，委婉拒绝了朝廷的好意。这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和祖母的种种不易，讲到祖孙相依为命的情形，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简直催人泪下。过去甚至有人说，读《陈情表》而不流泪，就不是孝子。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未曾废离。……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这封信写在西晋初年，已经是骈偶的文体，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对仗的。西晋是散文文体变化比较迅速、明显的时代，从两汉以来，散文中对偶的句子就不断增多，到此时几乎是通篇对仗了，李密的这篇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两汉的文章用于议论和叙事的比较多，抒情性的文章比较少一些，从三国开始，文章中抒情的笔墨也多了起来，并且情感比较深厚、诚挚，李密是三国、西晋之间的人，他的这篇文章也是这种趋势的反映。这都是文学散文从一般的学术文章中独立出来的标志。
东晋的骈文，沿着西晋骈文的方向继续前进，文学的色彩继续增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写景成分的增加，另外还善于在写景中融入作者的真情实感。
王羲之（303—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对字体变革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一流的高门士族，王羲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西晋末年，朝政大乱，司马氏家族的八个王为了争夺皇权挑起大范围的战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乘中原内乱长驱直入，西晋朝廷终于无法立足，于是渡过长江，跑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晋朝南渡的较早倡议者；伯父王导又是主要策划人，还是过江之后的首任宰辅；王羲之的一个堂伯父王敦手持重兵，镇守在长江中游，随时可以沿江而下，直逼建业。王氏家族的势力遍布中央和地方，皇帝司马睿说话、做事还要尊重王导等人的意见，看王氏家族的脸色，反倒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历史上说当时是“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王羲之的生活环境极其优越，他本人文化素质也比较高，是王氏子弟中比较出色的一位。
传说当时另外一位士族人物郗鉴，为了结好王家，希望在王氏子弟中挑选一位做自己的女婿，于是派人到王家去考察。王氏家大业大，众多子弟生活优越，如同芝兰玉树，长相出众者不在少数，听说高门大族郗家来选女婿，个个修饰打扮，希望尽力在来使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使者考察一番之后，觉得大家都很优秀，唯独有一位少年，若无其事，半躺在床上吃大饼，虽然并没有在使者面前刻意表现自己，就是露着肚皮吃大饼的神态，竟然也显得从容闲雅，气度非凡。使者回去向郗鉴报告在王家看到的情形，郗鉴突然激动地拍掌说：“就这个小伙子做我的女婿最好！”——这个郗鉴相中的好女婿就是王羲之。
历史上把这个故事叫做“东床坦腹”。有人说“坦腹”就是露着肚皮，恐怕有些夸张了，不过“东床快婿”从此就成了好女婿的代称。可见王羲之在修养、气质方面是相当杰出的，后人无不艳羡“魏晋风度”，王羲之当之无愧。其实，他不仅能写一手“飘如浮云，矫若惊龙”的好字，还是一位造诣极高的散文家。大概因为他书法名声太大，反倒把他散文成就的光辉给遮住了。他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就是集书法、散文之美于一体的不朽之作。
古人在三月上旬的巳日，要在东流水中洗濯，希望以此祓除不祥，招徕幸运，相沿成俗，后来叫做“修禊”。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的三月初三上巳节，王羲之和好友谢安、谢万、孙绰，以及自己的儿子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四十多位名士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约二十五里）集会，除了一般的修禊以外，还要饮酒、谈玄、赋诗，这都是当时士族成员最时尚、最风雅的活动。名士们列坐水滨，将酒杯放在水中让它随波逐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作诗一首，否则罚酒三杯。结果最后共作诗三十八首，结为一集。王羲之当时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这次集会当然的东道主，负责为诗集作序，这就是《兰亭集序》（图2-8）。序文的开头交代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和缘由，并从兰亭周围的山水景色写起：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青山环抱，胜友云集，兰溪静静地流淌，让人心旷神怡。文中摹景抒怀，充满了诗情画意。“仰观”、“俯察”云云，来自当时名士的必读书《周易》。《周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因此序文开头的部分虽然在写景叙事中洋溢着愉悦祥和的气氛，王羲之却自然而然地把主题引向对生死的思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
庄子主张把生、死等量齐观，认为彭祖活至百岁，同婴儿的夭折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一旦真正面对死亡，这些说法不过是故作达观罢了！东晋时代的大名士普遍有一种伤感的情绪。这种伤感并不是因为官场失意或者故国沉沦，而是面对韶华易逝、生命无常的感慨和哀愁。他们热爱山水，是因为陶醉山水可以暂时忘却这种哀愁，还可以在自然的怀抱中体味玄理，获得心灵的慰藉。因此，三十八首兰亭诗都是当时盛行的玄言诗，而且都是用山水来作为谈玄的引子。《兰亭集序》虽然是散文，却采用了诗的结构。玄言诗中孕育着山水诗的胚胎，散文中对山水的关注和描写，在描写山水中抒情，同样是古代骈文的新走向。
从此以后，描写山水、以山水动人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比如齐梁时期陶弘景（452—536）的《答谢中书书》，摹写山水，极其形象、动人：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传说陶弘景天赋异常，十岁得到葛洪所写的《神仙传》，从那以后就昼夜研究，开始抛弃俗事，专门致力于养生，后来就长期隐居在山中修炼。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同他关系很好，很尊重他，有什么难以决断的国家大事，还要派人到山中去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人们都叫他“山中宰相”，可见他并非同俗世完全隔绝往来。大概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山林当中，对山林之美观察、体会比较细腻、深邃，而且心胸较少受到世俗干扰，所以写出的文章也带着那么一股清澈的灵气。一连十几个四字句，一点不嫌单调，真像是山间美景，让人应接不暇；音调上也没有丝毫刻意之处，高低错落，如同珠落玉盘般清脆；几乎没有典故，随手白描，明白易懂，很容易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另如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都是写景抒情的优秀骈文篇章。尤其是《与陈伯之书》，区区一篇骈文，竟然招降了一名大将和八千劲旅，在文章史上尤其引人瞩目。
作者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仕齐、梁。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505），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伐，丘迟做咨议参军，领记室，专门负责起草军中各种文书。陈伯之当时从南齐投降北魏，率领魏军同梁军对抗，丘迟就写了这篇文章，责备伯之投敌的耻辱，同时晓之以大义，并用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情来感化他。陈伯之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带领属下八千军队归降梁朝。文中写道：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这一段对暮春江南美景的描写让人如同身临其境，特别容易引起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明代张溥说“希范片言，强将投戈”，主要就是指丘迟这些写景抒情、同时最能诱发家国之思的文字说的。
东晋和南朝前期的一部分骈文，还是比较自然的，里面虽说多半句子都是对偶句，但也夹杂着少量的散句，这样交错起来，语气、语调都比较自然顺畅，也不会显得特别单调。这类文章也比较好懂，意思一看就明白，因为它不太使用典故。
南朝后期的骈文就很不一样了，文章中间几乎没有散句，全部都是对偶句，这样读起来会比较单调。但是作者却有意地显示自己在文章形式上所花费的工夫，他一定要让你看到，这文章中的每一句，都是他用心精雕细刻出来的。所以他还要把每一句相邻的字在音调上都区别开，上下句的音调也要两两相对；他还要使用典故，而且每一句都要用典，这样可以让文章变得典雅，显示作者知识的渊博，但是读者如果不知道典故的出处或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彻底读不懂文章了。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且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重鬟。反插金钿，横陈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靨。
这种文章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接受，因为里面句句都用了典故，如果不知道典故的意思，就非得去一部部地翻书查找不可，这样一来，恐怕就根本没人去读了。难道读文章还是繁重的体力活儿吗？对于当时的一般文化人来说，这种文章应该并不难理解，因为里面涉及的典故都在他们的必读书里面，意义一望便知。可是说到底，这文章毕竟还是写得太费力了，读者读起来也太吃力了。回头想想看，它究竟要说什么呢？还真得琢磨半天。文章写到这种程度，虽说表面看上去珠光宝气，终究还是不讨人喜欢，不单我们有意见，古人也要有意见了。从当时起，就有不少人提出批评，说这种文章写得太浮华了，华而不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浪费读者的时间和脑筋，还是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比较好。比如化妆，目的还是为了显示本人的漂亮，胭脂口红涂抹太多，人的本色反倒看不出来了，还显得怪里怪气的，让人生厌。写文章的道理大抵也没什么两样。
三、返璞归真的时代与艺术
骈文艺术在六朝走向成熟，可是同时也已经显示出它的缺陷和不足，主要就是形式和内容的不协调。形式方面畸形发展，内容极度贫乏，针对骈文的批评就多了起来。不过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为骈文的缺点在于词句太过浮华，并没有什么人认为骈文这种文体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认为用对偶的方式来写文章有什么不对。
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在他执政的前半段时间，社会比较安定，门阀士族受到优待，上层社会贪图安逸，社会风气相当奢侈浮华，贵族一顿饭就要吃掉若干老百姓多年的收入，很多士族子弟涂脂抹粉，身体虚弱，骑不了马，出门就要有人扶持。文学上也过分崇尚华丽柔靡，形式精巧而内容空虚。当时有个学者叫裴子野，他这个人为人正直质朴，对当时的世风、文风极其反感，写了一篇《雕虫论》提出批评，把晋朝过江之后的文风都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凶。不少现当代的文学史家把裴子野的这篇文章当做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言论看待，甚至还认为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导，这都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反对文风和反对文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裴子野说当时的文风如何如何不好，可是他这篇文章用的恰恰就是对仗工整的骈文，你能说他是主张取消骈文的吗？隋朝有个官员叫李谔，曾经给隋文帝上过一篇奏疏，同样对当时的文章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他的这篇上书同样是漂亮的骈文：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