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散文卷(3)

东坡像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能够影响、带动很多人去投入文学创作和研究。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另外加上陈师道和李廌，称为“苏门六君子”，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一千年以来，从各个方面受到东坡影响的文人又不知道有多少。东坡是大家，更是大师；不仅是一时一代的大师，更是影响千古的大师。他的影响，当然首先在于散文、诗歌、词、赋等文体的艺术成就，还在于他超凡脱俗、风雅旷达的气质品格，人格魅力的影响大概更广泛、更深刻。东坡说自己的文章就像是“万斛泉源”般随处可以喷薄而出，就像是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在欧阳修文学主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进一步发展，是散文艺术上极高的境界。

苏洵、苏轼、苏辙，一家父子三人都是后人景仰的文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后人为了纪念苏氏父子，在他们的故乡立起了三苏祠，今天还有很多人陆续到四川眉山去凭吊。在三苏祠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叫做“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是说他们家不仅父子三人个个是文坛上的奇才，苏轼还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他们是文体改革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成就最为卓越的大师（图2-12）。

第五章抒写性灵的晚明散文

如果从蒙古王朝消灭金朝、统一北方中国（1234）算起，到朱元璋领导义军推翻蒙古政权、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元朝的统治时间总共有一百三十四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元朝统治者虽然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过民族的融合也确实加强了许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较大发展，削弱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在群众中的影响。科举制度时而实行，时而中止，儒生没有了做官的出路，地位大大下降，社会上竟然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士人既然不容易靠做官维持生计，于是要么躲进山林，做了隐士，要么混迹市井，流连于青楼瓦舍之间。这后一部分人加深了同市民阶层的联系，思想意识较为活跃，通过杂剧这种通俗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抒发愤懑，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元杂剧的情况将在本书第三篇中详细介绍，此处不赘谈），散文的创作反而落寞了许多。

明代开国，扭转元代政治的弊端，首先就极力推尊程朱理学，开国君臣多是理学的崇拜者。擅长散文的开国功臣宋濂、刘基等人在创作上也师法唐宋，文笔谨严。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年轻的时候在皇觉寺出家做过和尚，所以对文人十分敏感和警惕，尤其忌讳“秃”、“光”、“僧”等字眼，文人动辄因为文字掉脑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哪里会有开拓散文新境的胸襟和勇气？从第三位皇帝成祖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宪宗成化，中间的七八十年，以高官杨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行一时。这种作品喜欢歌功颂德，颂扬盛世，粉饰太平，格调典丽雍容，能得帝王欢心，却逐渐失去了对一般文人的吸引力。成化以后，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开始倡导向秦汉文章学习，来对抗陈腐文风的流弊。后来又有归有光等人的唐宋派古文家摇旗呐喊，复古就成了明代中期散文舞台上的主题。但复古也有其缺陷，前后七子一味模拟秦汉、唐宋古文，形貌还学不到家，更别说精神了，因此很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从嘉靖到隆庆年间，前后七子统领文坛达四十年之久，搞得那些不甘心专门模拟、追随前代文学遗产的作家心生反感，于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摆脱古人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真情和性灵，加上此时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革，两相配合，共同促成了小品文的流行。

一、性情童心的灵动表达

小品是散文家族中的一员，在中国古代散文中源远流长，但它的繁荣兴盛和美学品位的提高却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晚明小品文的繁兴，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

弘治、正德之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王守仁，他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强调“良知”，认为判断是非和疾恶向善的能力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是必须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获得；圣贤说的话、做的事是否真正正确，都要经过自己内心“良知”的检验。他虽然并没有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可是毕竟对以往的儒家圣贤发起了挑战，这对已经趋于僵化的程朱理学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的学说影响很大，被人称作“心学”或者“王学”。到嘉靖、万历年间又分出不少派别，其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最为激进。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越来越显示出离经叛道的倾向，因此，泰州学派又被称为王学左派。李贽说，平日的吃饭穿衣这些普通事，就是人伦纲常之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并不需要依赖孔子之类的圣贤所讲的道理。这话很能代表王学左派的看法。与此同时，佛教中的禅宗一派在晚明十分普及，而且很有时代特色，叫做“狂禅”。信仰者强调本心就是禅，他们不要偶像，也不要教义，认为佛祖、经义也不过是“屎窖子”，或者只是个卖地的账本。依照自己的本心办事、生活，就得要求快意、适性，“食、色，性也”，声色之好自然成了他们正当、坦荡的追求。那时候，皓首穷经的规矩读书人未必有人赞赏，才华横溢、频繁出入酒肆青楼的文人却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崇拜。晚明时代，不少知识分子的行为非常怪诞，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大呼小叫，有的简直行同叫花子或者精神失常的病人，他们倒不是真的有病，而是要用这种“行为艺术”来张扬个性，告诉世人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权威，才是最伟大的圣贤。他们要冲破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要寻求自己人性和心灵的最大解放。王学左派和所谓的狂禅，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是很有些一致之处的。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这些新思潮不遗余力地百般打击，却显得捉襟见肘，收效甚微。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把明代后期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实在是很确切的。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图2-13）。他大概是晚明思想家里面最为激烈的，他对上下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宋代形成的道学一概大举挞伐，可是这些东西毕竟是统治者牢笼人心、维持统治的思想工具，你总是那么揭露它，统治者哪能忍受？于是他们把李贽抓起来，关进囚牢。李贽性格很硬，他曾经说，他自幼就很倔强，很难接受别人的看法，不相信学问，不相信道家，也不相信神仙，见到宗教人士就感到厌烦，尤其讨厌道学家，但对当时极为流行的狂禅却极度崇拜和热衷，是一个狂热的信徒。李贽曾经做过南京刑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云南姚安知府，他之所以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拿点俸禄来养家，平日同世俗之人接触，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万历九年（1581）他就辞了官不做，万历十六年（1588）迁居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一心读书、讲学、著述。这种性格，虽然很伟岸，很值得敬佩，可是很难被社会所接受。

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公开讲学已经二十年，名满天下，招来了很多人的嫉恨，同时被官府四处驱逐，只好流寓各地。最后，他受到一个退休的御史马应伦的邀请，来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居住。万历三十年（1602），七十六岁的李贽病势沉重，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遗言》，对后事作了安排。李贽是理学的叛逆者，一生受到封建卫道者的种种迫害，朝廷将李贽视为“妖逆”，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也没有放过他，他的《遗言》还没来得及落实，当局就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他被关在监狱里也不服气，不肯改变自己的独特见解，读书作诗如同平日。后来终于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不肯向这个世界低头，于是在当年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向狱卒索要剃刀，要求剃头。李贽趁狱卒外出的间隙，拿起剃刀割破了自己的咽喉自杀，但当时并没有死，直到两天之后才气绝身亡。割喉以后，狱卒曾经问他：“和尚痛否？”——因为李贽原来做过和尚，平时也喜欢以和尚自称，所以狱卒这样称呼他——李贽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于是用指头画手心说：“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杀？”李贽画手心云：“七十老翁何所求？”写完就咽了气。整个过程十分凄凉、悲壮。本来自李贽被捕之后，马应伦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李贽自杀时，马应伦恰好不在。得知李贽的死讯，马应伦自责不已，伤心之余，为李贽营建寺庙、修治坟墓以寄托哀思。李贽的墓地，就在今天通州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的边上。

给李贽招来杀身之祸的，主要就是记载了他的惊世骇俗言论的《藏书》和《焚书》、《续焚书》这几部文集。李贽在书前还写了序，特别说明命名的来由：历史上几千年的是非和隐秘，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是我看出来、还写出来了，当代人多半没有那么高的见识，一时未必能理解，所以要像司马迁写出《史记》那样，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所以叫《藏书》；说了不该说的话，揭穿了世上很多假道学、伪君子的老底儿，这些人知道有这书的存在，想必一定要焚之而后快，所以叫《焚书》；之所以要刊刻出来，乃是因为我有话不能不说，说出来必定会有人喜欢。单看这书名，大约就能猜出李贽激烈、倔犟的个性，而且他对自己的言论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心里是很有数的。

李贽本身不以文学创作出名，但他的一套理论对文学变革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作用最大的，莫过于他的那篇《童心说》。他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的心，有了童心才会有最好的文章，而并不在于是不是去模仿古人。可是童心非常难得，很容易被世俗遮蔽，即便是读书，在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同时，也会蒙蔽童心。童心最可怕的“敌人”是名利和欲望，在这些东西的诱惑面前，人们总是假言假行，矫揉造作，让童心丧失殆尽。李贽还认为，文章的写作，就是在胸中蓄积了足够的素材、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去“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的意思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无论做人还是写文章，都要扫除名利、欲望的干扰，不计较，少修饰，才能保持童心的清明、完整。这些看法，都直接启发了公安派的“性灵说”。

李贽一生很孤独，晚年流寓各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跑。更可悲的是理解他的人很少很少，皇上不喜欢他，官员不喜欢他，很多正直有见解的士大夫也不喜欢他。李贽死后三四十年，明朝就亡在李自成的起义军和满洲人的铁蹄之下。王夫之、顾炎武等学者对晚明知识分子的风气痛心疾首，把李贽当成了替罪的羔羊，对他破口大骂，认为自古以来敢于诬蔑圣人的小人，要属李贽最坏；把他看做是晚明士大夫道德沦丧、不负责任、无视伦理纲常的始作俑者，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溃烂和衰亡。这种评价对李贽是不公平的，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同晚明士大夫的腐化、堕落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俗语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贽在后世也有大受推崇的时候。每当反传统的思潮占了上风，有人大声疾呼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李贽就常常被后人抬出来表彰一番。总起来看，无论表彰还是抨击，毕竟说明这个人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可惜斯人已逝，千秋功罪，只好任由后人评说了。

二、追慕秀逸的“公安三袁”

所谓“公安派”，就是万历年间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主力是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和袁中道（1570—1624），号称“公安三袁”。这兄弟三人曾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十一年（1603）两次到麻湖龙城会见李贽，得到李贽的称赞和熏陶。在大部分人对李贽报以仇恨和不理解的时候，他们都是李贽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李贽死后，老三袁中道特意写了《李温陵传》，来表彰李贽及其思想。袁中道在这篇传记中说，对他本人而言，李贽“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所谓“不能学者”，一是节操清廉，二是少私寡欲，三是悟性极高，四是手不释卷，五是刚直不屈。所谓“不愿学者”，首先是快意恩仇，眼见不平，必然出手；其次，不一心退隐山林，一心救世救民；第三，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不能学、不愿学，实际上都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来赞扬李贽人品和学问的境界高超，让一般人仰之弥高，难以企及。可以说，这种评价代表了袁氏三兄弟的共同心声。

大概由于三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性格、才具也大致相当，又都同时受到李贽的奖掖和启发，所以他们在散文理论上的看法也非常相近。就像袁宏道给弟弟袁中道的诗集所写的《叙小修诗》里面所说的那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本着这个原则，三人的诗文创作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是老二袁宏道，更在宗道、中道之上。袁宏道二十四岁的时候，首先独自到龙潭湖向李贽求教问学，得到了很多启发。曾被李贽留住三个月，得到李贽的特别称赞，还为他赠诗，并给他少年时期的创作写了序。袁宏道在李贽的教导下如同醍醐灌顶，得到极大的启发，从此就坚决反对剽窃模拟古人，大骂窃取古人词句的人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可见他的态度激烈到什么程度，确实很有李贽的风采。袁宏道说：老子曾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能消灭，庄子也骂过孔子，但是他们的书到今天依然流行；荀子说人性本恶，同孟子“性善”的主张针锋相对，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两家放在一篇传记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能够发表独立的见解，不做前人的跟屁虫，这才真正是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与张幼于》）袁宏道在小品文的创作上的确水平最高，难怪李贽当年能够那么欣赏他，真可谓慧眼识珠。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的特点就在于短小精悍。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晚明时期，文人对庄重古板的高文典册兴趣不再浓厚，对明道、弘道之作多少有些厌烦了，欣赏的趣味就逐渐转移到那些体制短小、活泼灵动而富有生活气息和雅致品格的小制作上来。

袁宏道的散文小品清新活泼，文笔秀逸，特别是写景的短文，除了观察细腻、饱含感情之外，还透着一股鲜活的灵气。比如写北京东北郊满井景观的《满井游记》，就是一个公认的名篇。满井，在北京安定门外往东五里地。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因为这里“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以得了这个名字。这是明代北京著名的游春之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袁宏道出游到此，看到这样美妙的景色：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环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景物变化和身体的感受，就把北方初春乍暖还寒的节候特点给准确地形容出来了。他还有意把游人镶嵌在优美的初春景色里，把自己踏春的欣喜感情投射给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仿佛因为作者的喜气，把周围的一切都感染上了喜气，实在是把春天的气息给写活了。这样的文字，不去阐发道德伦理，不用板起面孔来说教，给人最美的享受，又叫人不能不感发起积极向上的情趣。把初春的明媚比做美女梳妆时的神态，多少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散文在追求“幽韵”的同时，又不废“声色”的时代特点。晚明小品文作家张岱把袁宏道抬得很高，说袁宏道的游记小品是继北魏郦道元、唐代柳宗元之后的第三位大家。

晚明小品作家虽然反对前后七子模拟秦汉和唐宋古文的举动，可如果因此认为他们完全不把唐宋古文放在眼里，那就冤枉他们了。只是在唐宋作家里面，他们比较看重苏东坡，韩愈虽然“文起八代之衰”，却并不是晚明小品作家主要的效法对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韩愈文章多是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讲大道理的长篇大论，苏轼文集中则不乏充满性灵的碎小篇章。在公安三袁之前，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受世人重视，多半是由于笔锋流畅犀利的策论对参加科举的士子大有裨益，前文提到过的“苏文熟，吃羊肉”，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到公安三袁，才算真正发掘出东坡小品的价值来。老三袁中道在《答蔡观察元履》中说：

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他们兄弟对苏轼的“小文小说”情有独钟，不能因此就说别人都不喜欢苏轼的“高文大册”，他这话说得未免太绝对了些。

东坡《记承天寺夜游》就是一篇绝佳的小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月色撩人，闲步中庭，竹柏在池水中映出倒影，都是因为一个“闲”字，才能体味出这夜色中的“乐”趣来。看似普通的情境，实际上并非一般人能够领会得来的。整天为着名利奔波的人，会有心情去理会这些吗？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真趣，都得从“闲”境中去寻找，这对当今高速运转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不也很有启发吗？这种小文章，不去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把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一点特别的体验、一种思绪自然而然地写出来，却能让人感觉到诗的情愫和意境，富有玩味不尽的情趣。

其实苏东坡小品的重新发掘者，还是李贽。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选编了一部《坡仙集》，主要收录苏东坡的小品文。李贽提倡表彰东坡小品，似乎就是晚明时代“小品热”的直接诱发因素。《坡仙集》催生出了一大批以“小品”命名的文集。其中著作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选本如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卫永《小品冰雪携》等。

三、追求灵气的晚明小品

公安三袁之后，又有钟惺、谭元春，继续高举“性灵”的大旗。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进士，文集为《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天启举人，有《岳归堂集》。这两位作家都是湖北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所以文学史上把他们称作“竟陵派”。他们的散文创作，顺着“走向自我”这个方向，比公安派走得更远，把“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作为自己追求的艺术境界。这些说法乍看都不太容易理解，通俗地说，实际上就是比公安派更加刻意地追求个人化的情思或者瞬间的情感体验，并且要把它表现得幽深、峻峭。这或许是他们标新立异的一种手段，不过实在是过于渴望别人的注意了，过于渴望表现自己的非同一般了，多少有些走火入魔。竟陵派作家的散文很少有名篇为人所传诵，大部分文章在艺术上都很平淡，有不少作品还显得支离破碎，文气不够顺畅。大抵无论才气还是学问，他们都不能同公安三袁相比。

在公安派和竟陵派之外，还有很多有较大影响的小品文作家，他们虽然并不以某某派别相标榜，但是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比如徐霞客的地理游记小品、王思任的诙谐小品、张岱的笔记小品等，都为晚明时代小品文创作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霞客（1586—1641），原名弘祖，字振之，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在重视张扬个性的晚明知识分子当中，徐霞客算得上是一个奇人。他自幼聪慧过人，气质迥异，博览古今史籍地志和山海图经，可是从来不把心思用在科举上面。一心羡慕古人“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的壮举，不甘心一生待在一个小地方，决心走遍天下名山大川。他的母亲也很支持他，还特意给他做了“远游冠”壮行。他从二十二岁开始出游，足迹遍及当时的十四个省，历时三十多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游上了，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凡所到、所经之处，徐霞客都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当地的地貌和名胜、当地的物产民俗，还花费精力对地质地貌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文字记录达六十多万言，被他的友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地理学文化资料，同时也是晚明游记小品的一座宝库。明末清初学者、诗人钱谦益说《徐霞客游记》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还说它“当为古今游记之最”，可以说都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虽然文学史上很少提及徐霞客的游记，但这部游记的确是上乘的散文之作。徐霞客文字简练，词句优美，饱含着感情去描写山川岩壑的瑰丽，关口边塞的险峻，奇柏苍松的挺秀，以及石林云海的磅礴，让读者时刻都能感受到作者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前面我们说过，张岱把北魏的郦道元、唐代的柳宗元和明代的袁宏道称为游记三大作家，其实徐霞客的游记在艺术上并不在这三家之下，同时还具有明显的个性。

我们来看徐霞客笔下的天都峰是如何的奇美壮观：

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

即便是在攀登到天都峰所经过的路上，也是奇景纷然，变幻无穷：

遂前驱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在这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间，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作者天真无邪的形象和率真烂漫的性情。这些游记小品的独特价值，在于把科学性和文学审美特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描写的范围广阔，所使用的文学手法也极为新颖多样，堪称晚明小品中的奇葩。

晚明小品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作家王思任，他的作品以诙谐见长。他生性滑稽，因此在文章风格上，也显示出鲜明的艺术个性。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做过兴平、富平、当涂、青浦等地的知县，改松江教授，升国子助教，转南京工部主事、江州兵备使者，罢官后回到家乡，著书自娱。南明王朝建立后，鲁王在绍兴监国，起用他为礼部侍郎。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攻陷绍兴，王思任避入绍兴城南凤林山中，坚决不投降清朝，绝食而死。

王思任虽然性格诙谐，但在爱国精神上极为执著认真，他的小品文擅长多种题材，但最著名的，还要属那些把深沉的爱国情感寄托在幽默诙谐笔调中的作品。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勾结奸佞阮大铖，排斥异己，搞得朝政大坏。清兵攻陷南京，马士英扶保皇太后逃到浙江，为唐王政权所不容，后来跑到四明山做了和尚，被清军俘虏，拒不投降，最后就义。马士英的结局虽然比投降清朝的阮大铖要磊落，但当时士大夫普遍痛恨马、阮误国。王思任生在明亡之际，又曾在南明朝廷做官，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拒绝马士英进入浙江，用小品文的笔调上书马士英，书信中有云：“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竟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

王思任的诙谐似乎无处不在，随手拈来就能让读者会心一笑。比如《剡溪》一文的开头写道：

浮曹娥江上，铁面横波，终不快意。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水村灯，明与白月相上下。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昧爽，过清风岭，是溪江交代处，不及一唁贞魂。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舟听鸟，杳小清绝。每奏一音，则千峦唒答。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雪溪无妨子猷，然大不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岂其可？

文中写沿着曹娥江溯流而上，观赏剡溪景色。为了表现自己无穷无尽的游赏兴趣，作者还对东晋名士的故事发表了感慨。

在晚明小品作家中，张岱以品行高洁、个性坚强和富有民族气节著称。张岱（1597—1680），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官宦家庭，早年生活平安富贵，艺术兴趣广泛，结交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明朝灭亡，张岱到嵊县的山中躲避战乱，后来迁居到卧龙山下的快园，甘心做明朝遗民，在贫困拮据的生活中发愤著书，后来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去世。张岱曾经在公安派和竟陵派散文上下过不少工夫，最后融会二家之长而独成一体。成为明代小品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品文，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写，传记、游记、序跋、碑铭等，到了张岱笔下，都能写得情趣盎然、幽默诙谐。比如《西湖七月半》，湖光月色，人物情态，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等篇也是历来为读者所赞赏的名篇。他专门描写人物动作神态的《柳敬亭说书》一文，将柳敬亭说武松打虎一节描写得入骨三分，仿佛比柳敬亭本人的演说更要精彩几分。进入清朝之后，张岱常常在他的小品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故国之思，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增加了晚明小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深度。

《西湖七月半》，几乎是所有涉及晚明小品的论著中都要提及的精彩之作。我们把全文引录下来，借此品味张岱小品文的独特风采：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嘹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军门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

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