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诗歌卷(3)
孟郊（751—814）的诗歌（图1-14），一方面吸收了乐府民歌晓畅浅易的特点，如《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另一方面也受到韩愈等求奇崛的创作习气的影响，崇尚“苦吟”。这种苦吟一方面是指苦思冥想、搜求诗句；另一方面也指他在清苦的生活中品味自己的痛苦感受，抒写郁闷悲愤的心情。由于生活的艰辛和感觉的清冷，他的多数诗歌意境怪诞，充满寒意，因此苏轼用“郊寒岛瘦”来形容他的诗风。那“瘦”的便是贾岛。贾岛（779—843），字阆仙，原是僧人，后还俗，一直应试不第，曾任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主簿等职（图1-15）。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中曾说：“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景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的诗歌喜写淡淡的禅意、狂肆的幻觉、幽深的意境和瘦硬的感觉，于是形成清奇僻苦的风格。如《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据说李贺（790—816）也是追随这种风气的诗人。由于李贺一生怀才不遇，加之他情感细腻，所以诗歌多用幽冷与凄婉的色彩，书写虚幻和想象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天上的银河会发出流水之音，太阳能被敲出玻璃之声，铜人会流出清澈的泪水，苍天也会慢慢衰老。在这种超越现实的想象中，李贺的诗歌形成了斑斓多姿、凄迷恍惚的意境。他非常注重对色彩的细腻描摹，如写“寒绿”、“凝绿”、“静绿”，写“笑红”、“冷红”、“愁红”等，浓墨重彩地铺展自己的性灵和情绪，形成一种不同于韩峭、郊寒、岛瘦的奇丽之美。
这批团结在韩愈、孟郊周围的诗人，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等。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时代风气的变迁，有意识地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理论，主张用新的诗歌语言、诗歌构思和诗歌意象，来寄托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写贫苦的生活感受和忧愁的生活体验。他们充分重视才学和思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倡“笔补造化”，从而推动了中唐诗歌向着奇险巉刻的风格方向发展。而这种尝试，不仅诞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开辟出一条新的诗歌创作途径，为宋诗的成型作了全面的铺垫。
与韩孟诗派不同，白居易等人则主张学习乐府诗反映民生疾苦以讽喻时政的精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形成新的诗歌潮流。汉乐府本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到了曹操等人的手中，开始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因事立题”、“即事名篇”来反映安史之乱的痛苦。到了中唐，先是元结、顾况采用这种诗体写百姓的疾苦，后来元稹、白居易就加以倡导，李绅、王建、张籍等一大批诗人参与其中，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图1-16）。他自幼聪慧，好读不倦。据说五六岁他就会作诗，十七八岁到长安，拜见名士顾况。顾况最初瞧不起他，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读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十分惊讶这个年轻人的才华，马上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二十九岁那年，白居易考中进士，三十一岁参加吏部铨选，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他的好朋友元稹也同榜录用。
元和三年（808）五月，白居易被任左拾遗。左拾遗是可以直接批评朝政的谏官。白居易在三年左拾遗任内，多次上书指责时政，常和其他官员争得面红耳赤，既得罪了很多朝臣，也写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元和十年（815），长安城内发生了一件大谋杀案，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死了主张削藩的当朝宰相武元衡，还刺伤了刑部侍郎裴度。出事当天，百官不敢言，白居易却上书要求立刻捉贼。于是很多人便说他越职言事，还有人造谣说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却写《看花》、《新井》诗，是极大的“不孝”，于是白居易便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贬谪，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在政治压迫和同僚排挤的情况下，他开始用随遇而安的消极态度来看待世事，用“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整天游山玩水、留恋诗酒，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而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却让他屡屡高升，一直做到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
虽然白居易诗歌前后期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质朴的方面，却是一以贯之的。据说，白居易每作一首诗，常常念给老妇人听，如果老妇人听懂了，就录入诗集中，这足以说明他对诗歌语言质朴无华的追求。他曾在《寄唐生》诗中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这和韩孟诗派追求奇崛的路子正好相反。
白居易51岁时为自己的作品结集，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他的讽喻诗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尤其是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宫女的痛苦，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欺压人民的种种弊政。诗人善于运用细节刻画、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叙事中融合着议论，而且主题专一明确，如《卖炭翁》、《红线毯》、《新丰折臂翁》等都是其有名的代表作。这些诗作多采用民歌形式，因此语言浅切自然，通俗易懂。他的闲适诗多描写自然风光，吟咏性情，语言平淡悠远，可看出受陶渊明、韦应物影响比较明显。感伤诗主要抒写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如《长恨歌》和《琵琶行》，剪裁详略得体，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语言生动传神、流畅婉转、朗朗上口。杂律诗多写友情、山水，而且风格多样，如《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这些诗歌的语言通俗自然，反映了白居易一贯的尚通俗的诗歌追求。
白居易和他的好朋友元稹（779—831）经常唱和，世称“元白”。元稹任谏官时，刚直敢谏，不畏权贵，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喻诗。他很推崇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经验，写了很多乐府诗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如《田家词》写民生疾苦，《织妇词》写妇女命运的悲惨，《估客乐》写官商勾结、坑害百姓等。他的代表作是《连昌宫词》，一直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语言流畅自然，体现出与白居易相同的艺术追求。
与白居易、元稹等人崇尚通俗诗风相一致的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他们开始注意学习民歌。刘禹锡（772—842），曾在朗州（湖南常德）居住九年（图1-17），当地流行的渔歌、山歌活泼清新，自然流畅，对他的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民歌体诗情调爽朗，音节和谐，如《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该诗清新活泼，流畅婉转，体现出了通俗自然的诗歌追求。受这种诗歌追求的影响，他的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也写得寓意深刻，语言自然。如刘禹锡被贬十年之后，从朗州司马任上被召回长安时，到玄都观游玩，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该诗作语言如脱口而出，不加修饰。其中流露出来的对政敌的轻蔑和讽刺，辛辣深刻。政敌们再次将他贬到外地，一待就是十四年。等他再回长安，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的诗风锐气不减，语言同样质朴而自然，但当年诋毁他的那些人，或死或免，再也不能对他进行排挤了，看似自然的语言中洋溢着他乐观的精神和不屈的个性。刘禹锡的诗歌形式活泼，语言自然，充满了乐观向上的豪情，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
柳宗元（773—819）与韩愈一起，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图1-18）。但他的诗歌数量较少，且多学陶渊明，用山水景象来寄托个人情怀，描写精细，语言平实，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该诗通过写大雪封山、路无行人的环境，用渔父冒雪垂钓的形象象征了自己孤傲的精神和不同流俗的志趣，语言凝练简洁，延续了中唐诗歌崇尚自然通脱的发展脉络。
二、晚唐五代：在唯美与写实中徘徊
到了晚唐，一度辉煌强大的唐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许多诗人不再幻想盛世的出现，也放弃了中唐士人试图改良政治的努力，他们虽然也有一些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但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用全部的才学留恋诗酒、出入青楼，反复咏叹着时代的悲哀，抒发自己的无奈和感伤，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同时，也有另一批诗人，用犀利的笔触来写现实生活，如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人。所以，晚唐诗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前者带有向齐梁回归的意味：在内容上多写女色艳情，充满了脂粉气；在艺术上追求细腻工巧，特别是讲求声律对偶、辞藻绮丽。后者则继承了中唐元白写实讽喻传统，并延续到宋初，与宋初“白体”的发展一脉相承。
杜牧（803—853），字牧之，二十六岁举进士，却因秉性刚直，常遭人排挤（图1-19）。他先后在江西、宣歙、淮南诸节度使幕做幕僚，后出任黄州、池州等地刺史。他早年英姿勃发，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以振兴唐帝国的颓势，曾注释《孙子兵法》。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抱负和讽喻现实的诗，如咏史诗《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该诗通过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骄奢淫逸，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杜牧的才气和思致恰好全部体现于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中，这些诗作精练自然，独具魅力，例如《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它们不仅辞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而且还能看出杜牧俊爽的才气。
由于杜牧一生不得意，诗歌中不可避免地带上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特别是在才学无法施展、理想无从实现的窒息环境中，他只能常常用歌舞、狎妓、醉酒来麻醉自己，如《遣怀》、《赠别》、《叹花》等诗，便是这种颓放糜烂生活的写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他十九岁因为文才受到依附于权贵牛僧儒的令狐楚的赏识，随令狐楚学骈文，并经他推荐，二十五岁举了进士（图1-20）。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非常欣赏他的才学，让他做了自己的书记官并把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属于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和牛党势不两立，因此牛党的人就骂李商隐“背恩”。特别是牛党执政后，李商隐一直受到排挤，只好在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一生潦倒。
李商隐早年较为关心政治，也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如《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竟未休。”他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了自信，受到王安石的高度称赞。他还借历史故事，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如《北齐》、《隋宫》、《贾生》等诗。
然而李商隐最为人所传诵的作品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歌有的是写自己的爱情体验，有的是借爱情来写理想的寄托的，也就是他在《谢河东公和诗启》中说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这是屈原所开辟的香草美人传统的延续。这些诗中交织着他对爱情的希望、失望以至绝望的复杂心情，欲言还止，似远又近，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许多作品常常以《无题》为名：“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该诗写双方虽然超脱封建礼教达到了爱情的默契，但却不能朝夕相处。特别是在酒宴上两人心有灵犀的细节描写，淡淡的温馨中交织着作者彻骨的痛苦。“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该诗则写了他对爱情的执著，即使无由相见，也体现出深沉的关怀和强烈的期待。其中“春蚕”、“蜡炬”两句，已成为歌颂执著爱情的千古绝唱。
李商隐的七律继承了杜甫七律凝练谨严的特色，又融合了李贺等人的浓艳色彩和齐梁诗风的细腻成分，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艺术风格。他能恰当地借助历史典故，形成凄迷而又幽深的意境，来衬托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体验，使唐诗在抒写个人情感上，发展到了更为纯熟的境界。这对晚唐温庭筠、韩偓，宋初西昆派诗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诗歌中所具有的词的特质，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五代词，并启发了婉约派词人的情感书写。
此外，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诗作更多表现个人的沦落不遇。他的爱情诗文采绚烂，也带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整体倾向。
与小李杜唯美追求不同的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现实主义诗人，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晚唐尖锐的矛盾冲突，用通俗简约的艺术形式，为唐诗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皮日休（约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襄阳人。他出身贫寒，懿宗咸通八年（867），中进士最后一名，然后到苏州做军事判官。后担任过太常博士，负责朝廷礼仪方面的工作，又做过毗陵（江苏武进）的副使，最后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称帝时，他做了翰林学士。他很可能死在黄巢兵败退出长安的混乱之中。
皮日休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很大。他在《正乐府十篇》的小序里，强调用乐府诗来反映民生疾苦，反对齐梁诗歌的唯美风尚。这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与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等都全面地反映了晚唐黑暗而悲惨的社会面貌，如《橡媪叹》描写“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老农妇不得不捡拾橡果作为冬粮，而自己种植的稻米虽然精细绵香，却不得不全部充作官粮。皮日休很多诗篇都直接关注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贪官的疯狂掠夺以及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出身贫寒，咸通十二年（871）中进士，却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依然为衣食奔走，仅做过华阴县尉。这种悲惨的生活遭遇，使他对农民疾苦和贵族豪奢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他的诗歌将对贵族的讽刺和对农民的同情结合起来，构成了诗歌的主题。例如《公子家》、《公子行》等讽刺贵族公子五谷不分和四体不勤，不知道稼穑艰难，而且他们还横行无道，不学无术却能领取高官厚禄。而在《伤田家》等诗歌中，诗人却充满了对农民的无限同情：“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该诗写农民们走投无路，只好以卖青苗作为缓解生活紧张的办法，特别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成为描写无奈生活的千古名句。聂夷中的诗现存三十七首，乐府诗却占了将近一半，说明他有意识地借用乐府形式来写实。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曾经自称是“天地最穷人”，可知他出身贫寒，直到四十六岁才中进士，做了一段州官的侍从。唐朝灭亡以后，他依附朱温做了五天翰林学士，就病逝了。杜荀鹤早年很有政治抱负，曾在《秋宿山馆》中说“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他希望达能兼济天下。他继承了白居易的诗歌传统，主张诗歌应该反映民间疾苦，如《秋日山中》诗中所说的那样：“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因此，他的诗歌广泛地关注唐末的深重灾难。有的写官军乘乱屠杀百姓，搜刮财货，如七言绝句《再经胡城县》的“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的写农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如他的代表作《山中寡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杜荀鹤诗歌以七言律诗最多，他不用典故，语言浅近通俗，平易委婉，读之如话家常，推动了律诗的通俗化。虽然他没有沿用乐府古题，但他的写实的创作精神、通俗的语言追求，却与白居易等人的写实讽喻精神是一致的。
三、北宋：另辟蹊径的发展方向
晚唐诗歌唯美和通俗的发展倾向在北宋初年得到延续。宋初所形成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就是沿着晚唐的文学发展道路前行的。
白体是指宋初效仿白居易诗歌风格所作的诗，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等。他们主要模仿白居易的闲适诗、“元和体”以及其浅易流畅的诗风，却忽视了白居易讽喻现实的精神。其多应酬唱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浅切闲雅，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徐铉作有《柳枝词》，近似民歌。王禹偁既有《感流亡》、《对雪》等讽喻现实的古调，也有《村行》、《杏花》等清新明净的抒情小诗。如他的《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对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该诗写农村美丽安逸的深秋景色，表达了自己娱游山林的达观情怀，还流露出一丝惆怅思乡的情思。其景物描写明丽秀美，情调怡然自得，风格平易，语言朴实无华，深得白居易诗歌的意趣。
晚唐体是指宋初效法贾岛、姚合诗风所创作的诗歌，由于宋人常把二人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称之为“晚唐体”。其代表诗人是林逋、潘阆以及“九僧”。他们缺乏实际生活感受，作品内容相对狭窄，只能在意境幽深、语言精工上努力，来抒发清苦幽僻的情怀，因此境界偏于纤小，气象偏弱。这些诗人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学贾岛、姚合的苦吟，如“九僧”，他们喜欢锤炼字句，常以精练的五律写幽情僻景；一类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在苦吟中加入了闲淡意趣，追求清丽孤峭的野逸之感；还有一位身份特异的诗人是寇准，他官至宰相，诗境相对开阔一些，但也追求清寒。
林逋（967—1028）的《山园小梅》其一最能代表这派诗人的风格：“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林逋是西湖隐士，号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图1-21）。这首诗风格清淡闲远，在对梅花神韵的细腻勾勒中，往往透出一股高洁超逸之气，意境清幽，韵味深长。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大的一派，以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这一派诗人多是宋朝馆臣，其诗歌以咏物、咏史、拟古为主，而不甚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学习李商隐用典的精巧、辞采的藻丽、音节的谐婉，但缺少李商隐的深情。因而其风格华丽典雅，雕琢浮艳，反能风靡一时。他们唱和的诗作被编为《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十七位诗人的唱和之作。其代表作品是刘筠的《汉武》：“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促成了宋诗的彻底摆脱模仿唐诗的创作格局，诗歌开始发生较大规模的转型，迅速成熟并繁荣起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诗人在吸收唐诗特别是中唐以来的韩孟诗派的创作经验中，致力于寻求诗歌的新变。他们努力矫正晚唐体、西昆体的弊端，不断扩充诗歌的题材，用古淡平易取代典丽华艳，把散文化和议论化等技法引入诗歌创作中，从而形成了宋诗创作的新局面。在北宋诗歌转型中，欧阳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梅尧臣、苏舜钦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随后王安石、苏轼登上诗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欧阳修等人的革新成果。王安石注重现实，精于议论，讲求法度，诗律精严；苏轼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开阖自如，格局旷大，使宋诗趋于成熟、完美。后来又经过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凝定，宋诗终于以重视筋骨思理的独特风格，区别于唐诗丰神情韵而卓然立于诗坛，形成了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宋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图1-22）。据沈雄《古今词话》所引《乐府纪闻》记载：他自认为“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间，称六一居士”。他四岁丧父，跟着母亲郑氏学习，家里非常贫困，只能用芦苇在地上学写字。但他聪明过人，曾经在废纸篓中得到韩愈的遗稿，读后非常钦佩，就苦心揣摩，后来考中进士，在洛阳做过一段时间的推官。由于他性情刚直，站在范仲淹等革新派一边主张改革政治，所以屡遭贬谪，后来官至参知政事，但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上显得保守。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诗歌影响很大。
他的诗歌内容一部分写民生疾苦，如《食糟民》、《边户》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多数诗歌还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是他被贬谪为夷陵县令后，写给朋友丁宝臣（字元珍）的一首酬答诗。诗作写了作者由早春荒寒冷落的情景而引起的感慨，既写了谪居山乡的抑郁寂寞，又写了对内心苦闷的自我安慰，流露出诗人不甘消沉的乐观旷达。特别是用黄橘与笋芽不惧雪压、雷鸣的顽强精神，象征诗人在逆境中的气节，寓意深刻。全诗情感起伏跌宕，由伤感、自警、思乡、自励四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章法森严，错落有致，显示出欧阳修构思的巧妙。
欧阳修的诗歌学李白的畅达却少其豪放之气，学韩愈的峭健又无其艰涩之态。他主要以平易晓畅、真率自然的风格来书写自己的闲情逸致，用细腻的体察和巧妙的构思形成了清新活泼的诗风。他又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把古文章法引入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具有散文一样流动自如的语言。
北宋诗坛以“苏梅”合称的梅尧臣与苏舜钦，以其独特的诗歌成就，开创了宋诗的新格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曾任尚书都官员外郎（图1-23），存诗两千八百多首，收入《宛陵先生集》。他作诗推崇平淡古雅，多写日常生活中所体悟的哲理和思致，所以诗风思理缜密，给人一种内敛的平静之美；风格闲淡深切，带有沉著之气和隽永之美。特别是他追求意境的深警新奇与语言的古硬怪巧，开辟了以新颖工巧取胜的新途径，对江西诗派有一定影响。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与范仲淹等改革派关系紧密，晚年被削职为民。他的诗歌多是指责时弊、批评朝政之作，因而议论化、散文化倾向非常明显。由于诗人情感激越，言辞激切，锋芒毕露，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形成雄奇奔放、超迈横绝的诗风。
王安石以政治家的身份登上诗坛（图1-24），对北宋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他自幼博览强记，读书一过目，便终生不忘。他的好朋友曾巩曾把他的作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十分称赞。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他见时弊丛生，就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神宗继位后，命他先做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被召回做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他升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他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许多法令，但因为保守势力太大，最终失败。他晚年退居金陵，自号半山老人。其早年作诗“以意气自许”，把诗歌作为议事议政的工具，常在诗歌中批评时政，关心民瘼，所以风格峭刻简劲。他尤其喜欢在散文化的古体长诗中运用典故，而不讲究意境与情韵，体现了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晚年罢相之后，其文学观念由重教化转为重审美，因而后期诗作多写景抒情，思辨色彩和议论倾向相对减弱。他重视诗歌技巧、法度，注意造语用字，试图通过思力的安排达到天然浑成的境界，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风格精工巧丽，圆融和谐。这类诗作在宋代时独成一体，被称为“半山体”。
苏轼诗、文、词兼擅，而以诗歌数量最多，达两千七百多首（苏轼生平见下一章）。他的诗歌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写作手法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图1-25）。
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也就是提倡用诗歌来写现实生活，侧重表达生活中的情趣、感受和思考，因而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有深沉的现实批判，如讽刺杨贵妃喜欢荔枝而不顾兵卒死活的《荔枝叹》；也有丰富的人生感悟，如感叹自己生平际遇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有写景抒怀作品，如昨与杭州西湖的《望湖楼醉书》、写夜观长江的《游金山寺》等，内容丰富多彩。他早年学习浪漫主义精神，诗风偏于雄健奔放；中年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绚烂峥嵘；晚年学习淡雅之风，平淡精深。因而他的抒情诗蕴涵着深沉的人生反思，议论诗借助形象引发深刻的哲理思辨。如《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意到笔随，想象奇特，豪放飘逸。《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比喻巧妙，思致深刻，情理交融，韵味悠长。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图1-26）。他二十三岁中进士，曾任校书郎、秘书丞兼国史编修，曾两次因文字狱被害遭贬。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始终追随苏轼，与苏轼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
黄庭坚论诗以杜甫为宗，主张以学习杜甫来矫正学习李商隐的西昆体一派。他注重在诗歌的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又提倡创新，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要求诗歌不落俗套，应当刻意求新求奇，因而以才学为诗，注重从古人、从书本中寻找灵感。他总结两种学诗方法，一是“夺胎换骨”，就是用自己的言词模拟前人诗意，或有所引申发展；二是“点铁成金”，就是拿到前人的“陈言”，经过重新熔铸，形成新的意境和韵味，化腐朽为神奇。
大概由于黄庭坚过分地在诗歌形式和技巧上用功，因而他的诗作内容显得很单薄，多写描述个人生活经历，抒写自己卓行独立、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以及屡遭贬谪的愤懑情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题画诗、咏物诗、论诗诗，都超脱了唐诗注重情感抒发的倾向，而是从哲学或精神的层面来审视这些艺术题材，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文化气质，从而使诗歌更趋内敛，更具有士人的审美情趣。这对宋诗形成重视思致的艺术风格有巨大的影响。
黄庭坚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宋诗最典型的特征：讲求构思，结构回旋曲折，意象新奇别致，善于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使事用典，广征博引，体现了“以才学为诗”的追求。在格律上，好用拗律，押险韵，拗峭奇崛；在字句上，好造硬语，用奇字，力避陈熟，呈现出生新瘦硬、兀傲峭拔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山谷体”。
例如他的代表作《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这首诗写给少年时期的好友黄几复，表达了他对远隔万里的好友的思念，也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慨。前半部分写昔日的欢乐，以表现今日思念的深刻；后半部分赞扬黄几复清正廉洁一生，却仍是一个县令。诗中前两句化用《左传》僖公四年和《汉书?苏武传》的典故，说明两人不能相见，只能鸿雁传书；三、四句化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句意，来表达少年的交游和分别的思念；五、六句用《汉书?司马相如传》和《左传》定公十三年来说明黄几复一生廉洁，干练有为；七、八句用了杜甫《不见》和《九日》诗中的句意，抒写对黄几复悲凉处境的同情和伤感。全诗“无一字无来处”，活用典故，体现了他“点铁成金”的技巧。而且诗歌句法新奇，对照鲜明。如颔联对仗工巧，不用一个动词，只以名词的巧妙搭配，形成了新颖独特的意象，把昔日良辰美景短暂与今天江湖两地相思对比，感人尤深。诗歌音律拗峭，声调奇崛，第五句两平五仄，第六句也是顺中带拗，皆平仄不叶，音节峭拔劲健，体现了黄庭坚用拗律、押险韵的艺术追求。
由于黄庭坚的诗歌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诗人都追随他的诗风。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宗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其下附诗人二十余位，并把他们称为“江西诗派”。到了元代，方回又在江西诗派前列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三宗”，明确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使江西诗派的传承关系更加明朗。江西诗派只有陈师道、吕本中、陈与义等诗作较好，其他的诗人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忽略了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因而作品整体价值不高。但北宋灭亡后，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一些诗人开始抒写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怀，诗风有所变化，对南宋诗坛影响较大。
四、南宋：更新自我的艰难创新
北宋的灭亡，一度颠覆了宋人温文尔雅式的沉稳，他们开始用诗歌来表达家国之恨，因而抒发爱国之情成为南宋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影响很大，陈与义、吕本中、曾几等人，一方面继续延续江西诗派的诗法，另一方面则试图对江西诗派过分讲究拗律、喜用硬语的毛病进行补救。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二十三岁以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后任太学博士。他因为《墨梅》诗写得好，受到宋徽宗赏识，被提拔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后又在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酒税监。北宋灭亡时，他从陈留南渡，一度流浪在两湖地区。直到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他才从广东、福建辗转抵达杭州，先后担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等职务。绍兴七年（1137）春正月，官拜参知政事。第二年退休去世。因陈与义在南宋是以诗名得到宋高宗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的，故被时人视为“诗能达人”的典型，也是南北宋之交最重要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