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一本书读完人类文学的历史》（8）
明代文学
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明代初期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主要成就体现在新兴的长篇小说和传统的诗文创作两个方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划时代的作品，二者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在它的初始阶段就达到了辉煌的高峰。从弘治到隆庆的近百年是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明代中期文学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合。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三国演义》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长篇历史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小说，它的成型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经过了史书记载、艺人讲唱和作家加工三个阶段，是史书与讲史相结合、民间智慧结晶和作家艺术才能相结合的产物。明清小说的繁荣，正是《三国演义》开先河的。它对后世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自罗贯中以后，一些文人步其后尘，把中国每个朝代的历史，都写成一部“演义”。它也是中国人民最爱看的古典小说之一。人们阅读它，不仅可以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还可以获得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可以说，《三国演义》既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又具有历史教科书、军事教科书、生活教科书的功能。
成书过程、作者及版本
历史上的“三国”，本身是一个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陈寿的一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就包蕴着无数生动的故事，为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民间，又不断地流传和丰富着三国的故事。到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晚唐，连儿童也熟悉三国的故事。在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国戏。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
关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记载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见他籍贯太原，大约生活在1310至1385年之间。相传他颇有政治抱负，而且是施耐庵的“门人”。他一生著述颇丰，题名罗贯中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罗贯中塑像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并充实了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把《三国志平话》的故事作了全部改写，删去了像司马仲相断狱、孙秀才发现天书和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荒诞的故事，增加了许多史实，扩充了篇幅，从而成为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长篇巨著。
继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新刊本大量出现，它们都以嘉靖本为主，只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辨正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至于内容无甚改动。毛本《三国》，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见解，故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并渐渐地与《三国志演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在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书名《三国志演义》取而代之了。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历史
《三国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一部《三国演义》的主旨。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曹操也是一个“人杰”，但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绍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
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关羽死守下沛，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因此，《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刘备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清代的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个定量的分析被后入普遍接受。但《三国演义》之所以在虚实结合方面比较成功，主要不是在“量”的搭配上比较合理，而是在对小说与历史的“质”的差异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叶等艺术处理。它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桃园结义剧照
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出现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现实，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英雄好汉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它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金圣叹说：“《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水浒传》既是我国英雄传奇小说的光辉典范，也堪称是我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完全成熟，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亚洲叙事文学创作影响极大。
成书过程、作者及版本
《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已经出现了大批“水浒戏”。它们对宋江等人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但性格不很一致，也无共同的主题，不过“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寨名水滩，泊号梁山”的说法大体相同。这说明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丰富多彩并正在逐步趋向统一，小说戏曲作家们纷纷从中汲取创作的素材而加以搬演。正是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文献记载不尽一致。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大概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加工。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缺乏具体而又可靠的史料记载，目前所知甚少。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今知有7种不同回数的版本，而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又有繁本与简本之别。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繁本。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是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
▲施耐庵
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去水泊投奔晁盖，“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但与此同时，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上梁山后，他牢记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盖棺论定，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自称为“书林”“儒流”的《水浒》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
▲李逵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于踢球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就倚势逞强，无恶不作。整部小说以此人为开端，确有“乱自上作”的意味。这样，从手握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但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武松打虎图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但是，《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多少市井小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
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
《水浒传》第一次将白话运用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程度，使它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与《三国演义》的文白相杂不同，因此更为准确生动。它是我国第一部纯粹用白话写成的长篇小说，标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它以生动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经过文人的锤炼加工，成为纯熟的优秀的文学语言。《水浒传》的叙述语言形象传神，明快洗练，充满生活气息，极富表现力，叙事写人多用白描，往往寥寥几笔，就能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绘景状物则简练生动，使人如身临其境，景物描写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活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水浒传》语言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往往可以从说话看出人来，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各自的语言反映了各自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它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
《西游记》开创了我国神魔小说新领域
《西游记》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它在我国小说史上开拓了神魔小说的新领域，确定了神魔小说在长篇小说中的独立地位；它以游戏笔墨讽刺、批判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使作品洋溢着诙谐幽默的情调，对我国讽刺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开辟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得以与此前的写实小说分庭抗礼。
题材演化、作者及版本
《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但同前两部书也有不同之处：《三国》《水浒》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生发与虚构，是“实”与“虚”的结合而以“真”的形象问世；而《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则是将历史的真实不断地神化、幻化，最终以“幻”的形态定型。
玄奘取经原是唐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贞观三年（629），玄奘为寻求佛家真义，经历百余国，费时17载，前往天竺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这一非凡的壮举，本身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归国后，他奉诏口述所见所闻，由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尽管“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但以宗教家的心理去描绘的种种传说故事和自然现象，难免已染上了一些神异的色彩。后由其弟子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赞颂师父，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不时地用夸张神化的笔调去穿插一些离奇的故事。于是，取经的故事在社会上越传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笔记如《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就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
▲吴承恩
真正完成西游故事由历史向神话转变的，是南宋时刊印的“讲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出现了三藏法师、猴行者、深沙神的形象，勾画出了《西游记》的大体框架。
元代是取经故事进入平话与戏曲创作而渐趋定型的阶段。西游故事在元杂剧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进一步神怪化，尤其是杨景贤6本24折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出现了猪八戒的形象，猴行者也演变为“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话本创作方面，至迟在元明之际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平话》，从现存的片断材料看，它大大发展了西天取经的主体故事，孙悟空的形象已相当生动，至此，西游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节结构已大体定型。
▲美术片《大闹天宫》剧照
明代是西游故事的总结与写定阶段。在世代累积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明代中叶又有大手笔对流传久远的西游故事做出了创造性的总结，最终写成《西游记》这部神奇浪漫的巨著，其中既有艺术文字方面的加工、整理，也有思想内涵方面的提炼、升华。
《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幼年“即以文鸣于淮”，但屡试不第，约40多岁时，始补岁贡生。因母老家贫，曾出任长兴县丞两年，“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后又补为荆府纪善，但可能未曾赴任。晚年放浪诗酒，终老于家。除《西游记》以外，他还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和志怪小说集《禹鼎志》（今失传，只留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