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七章《刘爱平作品选集：随笔卷1》（32）

李斯的那两桩事李斯是大学者。鲁迅先生就说过：“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但是，李斯却做了两桩对不起“文化”的大事。

李斯到秦国之后，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逐客书》，深得秦王赏识，从此仕途通达，官至廷尉。那时，七国尚未统一，凭李斯的智谋与学识，再假以时日，前途肯定一片光明。问题在于，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秦国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韩非子。

韩非子本是王室成员，且学识渊博，曾写下过《五蠹》、《孤愤》、《说难》等大量著作，却得不到韩王器重。只是到了秦国准备攻打韩国之际，韩王恐惧，才不得已才将他启用，命其出使秦国。而秦王对韩非子早有所闻，曾惊为奇人，并说过，我如果能得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如此，谁都可以想象到，韩非子出使秦国，将会获取秦始皇的青睐。

因此，韩非子的来到，让李斯恐慌不已。他自知“斯”不如“非”，如果秦王从此重用了韩非子，那便是他仕途的终点了。而他李斯以一介平民之躯揳于官场，殚精竭虑地走到如今，也是实属不易。问题还在于，这个韩非子也太不懂官场风情，以致锋芒毕露，他给秦王上书道：现在秦国地方千里，雄师百万，如果大王听我的话，可以一举灭掉六国，征服天下，否则，砍下我的脑袋……韩非子太直率了，虽有破六国之计，却无保护自己性命之策。对此，李斯妒火中烧，发誓要搬掉韩非这块“路障”，于是就露出于小人嘴脸。他向秦王“进言”道：韩非子乃韩国亲族，大王要攻打韩国，他岂有赞成之理？韩国人不爱秦国，这乃是人之常情。秦王受了蛊惑，答应放走韩非子。问题是，李斯的终极目的是要“彻底干净”铲除后患，那能让韩非子一走了之？于是又继续鼓噪：如果放走韩非子，他会为韩国去谋划，对秦王统一七国将造成无以估量的威胁，还不如将此人杀掉。秦王允，李斯就给韩非子送去毒药，逼他自尽了。

一代大思想家、大学者就这样在李斯的阴谋与阴险中死去。

这是李斯对不起“文化”的一桩事。第二桩是秦王兼并六国之后，向大臣们讨教治国之道。有个叫做淳于越的博士，坚持实行分封天下制，却不幸激怒了秦始皇。这是件大事。秦始皇便令李斯审理淳于越。而淳于越也是大文人，且与李斯素有不和。又是一个排除异己的机会，李斯岂有不去拼命效忠、奋勇追杀之理？只是杀人得要有一条理由。李斯是学者，这难不倒他，久思之后，“理由”便来了：淳于越之所以坚持分封制，其根子在于泥古不化，厚古薄今，读死书，读古书，此类人不杀将会祸害帝国。李斯杀了淳于越，大概还觉得不够畅快淋漓，又由此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于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开始了，并由此引爆了次年的“坑儒”事件：四百六十多名书生被活活埋葬……

毒死韩非、“焚书坑儒”，虽是秦始皇的命令，但我们又不能不说，李斯的“无中生有”、“借题发挥”之术，在这两桩羞辱“人才”和“文化”的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发酵”功效。

那么，李斯为什么要如此行事？作为大学者的李斯，难道真不知道“人才”与“文化”对人类的重要？非也！那是垂涎权势的欲望之火，烧焦了李斯作为学者的道德良知以及一个学者做人的道德底线。

李斯当年离开老师荀子，欲去秦国时，荀子问他为何选择秦国？李斯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羞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秦王有兼并天下之志，只有去那里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

那么，他的宏伟理想是什么？从他日后一次复一次的表演加以考量，无非就是权势。

当然，正因为如此，就有了秦始皇沙丘暴亡之后，篡改遗诏的惊天阴谋。不错，立胡亥为帝，是赵高的计谋，而作为丞相的李斯是有挽狂澜之力的，但他却放纵并最终参与了密谋。他为何如此行之？皆因赵高的一番鼓噪：太子扶苏若继位，你相位危焉！于是“遗诏政变”得以实现，扶苏赐死，蒙恬被诛，连坐不计其数。如此，一个为建立秦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终因贪位恋权和政治良知的缺失，又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李斯离开老师荀子时，荀子曾告诫说：“物忌太盛”。李斯或许是忘记了这句话，或者是他原本无法做一个“忌”字，因此，最终也就无法逃脱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被赵高腰斩于刑场，且带上了他子孙的性命。一个一心想保住自己权势的人，最终竟连自己的性命都没保住，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讽刺！

李斯被判在咸阳街市腰斩时，与他一同押解的还有他的次子。他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去打猎逐兔，又怎么能办得到呢？”到了生命的最尽头，李斯终是想到了“返璞归真”，只是晚了，太晚了。

人的良知不能泯灭，道德底线更要坚守；一个正直的人，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恐怕是李斯之死给我们的启示。学者如此，政客如此，商人如此，当然，普通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