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章《刘爱平作品选集：随笔卷1》（25）

弃信不如守信

强势的政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才，专权，善变。商鞅就是这样一个全能选手。商鞅商大人有才是肯定的。他来到秦国之前，不过是魏国国相公叔座的一个门客。公叔座病重，魏惠王榻前问政：你的病若有不测，国家怎么办？公叔座竟推荐了商鞅：虽年轻却是奇才。并嘱咐说，如大王不用，则杀之，万不可让他走出国界。魏惠王默然不语，未加理会，以为这是病入膏肓者的一派胡言乱语。公叔座病故不久，魏惠王四方广求人才，却丝毫没有眷顾商鞅的意思。商鞅备感失落，便西去秦国了。几年之后，他果然就成了秦国的一大强人，也成了魏国的一大“公害”。魏惠王也为他的愚蠢与短视付出了代价。

至于专权，商鞅自不必多说。史太公就说过，“商君，天资刻薄人也”，也就说他是个手握重权而又难得宽容的人；一个叫赵良的人也规劝过他：“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意思是叫他不可流连权势，贪图秦国的富有，聚老百姓的怨恨。可惜商鞅专权之心太重，未纳赵良之言，以至于后来受制于自己的变法，作茧自缚，车裂灭族。

专权让商鞅获灭顶之灾，不过，他却把“善变”玩得讲究和精彩。

商鞅投奔秦国之后，太监景蓝三次把他推荐给秦孝公。第一次商鞅用尧、舜治国之术游说。不料秦孝公事后说：“这是个大言欺人的家伙，不能任用。”商鞅又第二次求见，用禹、汤、文、武的治国之道劝说。秦孝公仍不以为然，且责备了景蓝。啇鞅仍不死心，再次求见。这次他终于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说服了秦王，两人畅谈了几天几夜竟不知厌倦。而商鞅则用他的长袖善舞之“变”，从此在秦国立住脚跟，且逐渐走上权力的巅峰。如此，我们不说精彩都难！

当然，商大人的“善变”之功，还不仅在于此，作为政客，他因时而宜，变来变去，如魔方一般，常让人瞠目结舌。有两个典故知者甚多，我们不妨重温一遍。一是“南门立柱”。秦孝公重用商鞅后不久，新法准备就绪，公布实施之前，他唯恐百姓生疑，便差人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声称有将此木移至北门者奖十金。众人将信将疑，不敢动弹。见状，他又加大奖金额度：移木者赏五十金！于是就终于有胆大的人将此木搬到了北门，于是移木者当即就得到了五十金。这是一件轰动朝野的事，表面上看，受益者是获赏的人，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商鞅，因为这表明了他是一个令出必行，决不失言的“守信”人。如此，他接着颁布新法就有了群众基础。

如果说“南门立柱”，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守信守义的君子，但另一个典故却又叫人跌破眼镜。那年，秦孝公派商鞅攻打魏国，魏惠王令公子卯领兵迎击。两军对峙，难分高下，于是商鞅差人给公子卯送信，大意是说，我商鞅当年与你公子卯相处融洽，如今却成了敌对双方的将领，我不忍心相互攻击。可否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快畅饮几杯，再各自休兵，两国从此相安无事，岂不快哉！公子卯信以为真，爽快应约。会盟结束，开始饮酒，商鞅却令伏兵出击，将公子卯扣押，并趁魏军军中无帅且毫无戒备之时，突然发起进攻，将对方打得崩溃。自视强大的魏国不得不割地求和，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虽然，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用“诈术”求胜并无不妥，但商大人是大政客，他运用此手段，就有了自毁形象的之嫌。遥想当年，“南门立柱”，他是一个守信的君子，也自知守信之重要，而此时此刻，为一时之快，却置“自我历史”而不顾，变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我们说商大人是了不起的改革家一点不为过，天下人都知道，但大凡改革家都难得有一个善终，即便死时安静，死后也难免遭人诅咒。因此，对于商大人后来的惨死，欢欣鼓舞者有之，鸣冤叫屈者也有之。前者大凡都是秦帝国的贵族，因为他的改革让他们如坐针毡；后者大凡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改革确立了秦国的强盛。当然，也有人说，商鞅之死，其实是处理一次“公关危机”的终极手段，因为秦孝公驾崩，秦惠王继位，他要坐稳江山，就必须安抚被商大人激怒了的权贵们，于是商鞅必死，不想死也得死。

不错，专权上瘾了的商鞅不想死，当得知有人告发他谋反后，便仓皇出逃。逃是没错，对于“有才”的商大人而言，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问题是他不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竟然逃到了魏国。魏王会保护一个骗过自己的“骗子”吗？当然不会，于是就又把他送回了秦国。无疑，这不是送生而是送死。果然不久，商大人便被秦惠王五马分尸而亡。

商大人把“善变”玩得精彩，可惜最终还是死于“善变”了。

如此，我们就有了一份猜想：假如商大人不把自己从“君子”变成“小人”，假如商大人作为一个大政客不使欺诈之术，那么，魏国会不会是保全他性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不好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弃信不如守信，守信总比弃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