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65）

一、历史将在这里沉思国家教委有这样一份统计资料：一九八七年全国小学生升学率（初中）仅占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沉重的值得每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公民深思的数字，它意味着全国一百个孩子中就有三十二名成了“流失生”。

再据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的郑元恩、朱德洪对该市五十三所中小学校（小学三十五所，中学十八所）的五百八十多个班级的中小学生作了专题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四百六十一名学生离家出走，成为了地道的“流失生”。这些流失生又具有以下特点：

1.年龄特点——十四岁以上是离家出走的高峰段，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六六。

2.文化结构特点——初中生离家出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六五。

3.性别特点——出走学生男生多于女生，男生三百四十一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九六。

4.学籍特点——离家出走的流失生小学以五、六年级、初中二、三年级居多，共三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五一。

5.居住特点——家住城镇的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家居农村的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七。

“流失生”的大量涌现，无疑受着社会的、个人的以及文化氛围、商品冲击、环境条件的制约。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之谓“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郑元恩、朱德洪在他们对南充市中小学生离家出走的调查报告中谈到：这些流失生他们对那些直觉的、奇特的、变动的事物十分敏感，尤其那些与他们的需要、兴趣、情感有密切联系的具体事物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综合起来，“社会消极因素影响”有如下方面：

第一是影视录像、文艺书刊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他们常常因求知欲的驱使，广泛地猎取各类读物，不分黑白香臭，见书就读，见录像就看，特别是那些侠客、暴力、武打等，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刺激，由刺激而产生浓厚的兴趣，继而盲目崇拜，最后发展到“流失”。

第二是中小学生对社会环境特别敏感，对商品经济发展缺乏正确认识，因而对某些消极因素缺乏识别和抵制能力，商场里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和个体户腰包的钱吸引着他们，并由此产生获取的欲望，引导他们去盲目的“捕捉”，从而走向“流失”。

第三是学校教育的片面性影响。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忽视对学生个性的陶冶和培养，使一些中小学生性格趋之畸形；另一方面教育方法墨守陈规，单一的灌输式的教育使学生感到学习无兴趣，生活无乐趣，致使“双差生”离校出走。

“流失生”的不断出现，除了社会原因外，笔者认为，家庭教育的健全或者说残缺，也为它数量递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催化作用。要思索这个问题，又必须从历史的、传统的诸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中国自然农业的经济模式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突出的地位。历史上，尽管许多有德有识之士以及普通黎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然而，毕竟没有超越“家教”的羁绊，多少世纪以来，他们认为家庭的教育只是家庭的私事，这样，家庭本身的利益就成了其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成为其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有的开展家庭教育是为了让子女更好地继承家庭的事业和财产；有的是为了让子女有出息，从而光宗耀祖；有的是为了让子女有个出路，将来老父老母有终身依靠，等等。总而言之，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决定人们局限在家庭内部来认识教庭教育的问题。家庭教育是否展开，如何展开，结果怎样，都是家庭的私事，与社会无关……上下几千年，“家教”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一直在顽强延续着，至今仍“幽灵”不散。

其次，中国又是一个深受宗法制度及宗法观点影响的国家，以父权为特征的家长制源远流长，在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社会里，家庭内部的教育尽管从未间断过，但又只能说是一种强制。

然而，随着时代的流逝、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革和独生子女世界的逐步形成，拍打了几千年历史堤岸的惊涛，开始逐渐失去它的威严与效应。因此，家庭教育问题就无法回避地出现了两个极端，一者儿子与老子互换地位，“老子跪下给儿子当马骑”，一者极力地维护家长“尊严”，兜售老祖宗的法宝。于是，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家庭教育呈现了一派困惑。碰撞与困惑，加之商品意识的渗透和社会诱导意识的淡薄，孩子们便开始在一种个人意识的“自由王国”里遨游，因此，孩子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极端：一者升学，一者流失。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极端的形成，归结到家庭教育的方法上，存在着两种暂时无法调和的残缺：一是家庭教育未从家庭本位转入社会本位；二是家庭教育未从父与子的不等式转入平等式。而这两种严重的残缺，在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尤显得突出，因此、“流失生”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

“升学生”这儿暂且不论。

在大量的流失生中，由于历史的沉淀与环境氛围造成的家庭教育的形式上的制约，农村孩子占有偏重比例，无疑他们中间又有相当比例的人员涌向了都市。当然，在都市中处处可见的“黑孩子”中，除了“流失生”，还有一批由父母携带入城的儿童。

那么，他们在都市中怎样生存着呢？我们先读一首诗：

她在课堂上失去了座位

仅仅为了讨得几个分币

来到轮渡上一跪再跪

眼合泪，心欲碎

摸着分币上的国徽麦穗

说什么也不是滋味

给也有愧，不给也有愧……

这是著名老诗人郑定友在武汉徐家棚轮渡上，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跪着向人群，也向他讨钱后，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良心的驱使下，挥笔写下的一首忧心忡忡的诗作。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武汉大专院校第二届诗歌大奖赛在汉阳琴台举行，老诗人作为评委代表，眼含泪水朗诵了这首心血之作，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三分钟……

老诗人走下台来，要求签名的大学生又蜂拥而至……

一首短短的诗作，为何引起了如此大的冲击波？“少年乞讨队在行动”，“少年犯在行动”，“低棚区的黑孩子在行动”……

我们无法回避，必须思索！

“黑孩子”到底在霓虹灯下，在如何书写着他们幼小的生命之书？还是让我们一起在大都市的每一角落里寻求沉重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