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35）
“黑色旋风”十多年前，当中国的领导人以惜秦皇汉武、笑唐宗宋祖的气魄，用雄风烈舞的巨手打开关闭了遥遥数载的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封闭之门时，泱泱华夏便进入了它历史上强震荡时期。震荡结果，形成了人们追求与认识上的两大格局。其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中国的芸芸众生在大彻大悟的层次上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突然产生了深深的失望，那儿虽有巨大的物质进步，却没有相应的幸福增长。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保留着原始人的状态，他们虽被科学的奇迹所包围，并不因此感到真正的快乐。人们可以处于电视、游艇、大量金钱和各种富裕生活的声色欢愉之中，但却仍然需要医生在处方中所开的合法或非法的毒品把自己麻醉到眼球部分，以补精神崩溃之虞。一部分人却欣喜若狂如痴如醉，在西方世界的物质享受和所谓进步与文明的管见中，窥视到了人的本质的“境界”：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风骚；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情趣；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超脱；时髦的人会浓抹，忙碌的人也会淡妆自然；有竞争却没有敌意，有男女之别却没有禁欲与压抑……于是乎，“出国热”、“留学热”“访问热”如野马奔腾，呼啸而出，以至在“西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肯回头东望；还有一部分人，则干脆对西方世界视而不见，漠然置之，沉缅于牌文化、球文化、棋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儒道文化、气功文化等氛围之中，追求“逍遥”，从而形成了一种消极结构。这是第一种格局。第二种格局则是“黄土高坡”对大都市的渴望和大都市对进城农民的困惑而形成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胶着状态。这种格局远不如第一种格局繁杂，因此也远不如第一种格局引起着社会的关注，然而，有城市学者认为，城市社会潜力的开掘，城市社会建设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经济萧条，道德沦丧以及一些城市社会政治的局部失误都与此格局的形成有着严谨的关系。真是如此吗？在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两组镜头：
镜头之一：
一九八八年五月，某市发生一起特大集体卧轨事件，两男一女三名青年全部身亡。经公安、民政部门多方调查，三名死者均系河南省某村农民。他们都是涌进都市的淘金者，以补鞋、擦皮鞋为生计，但当他们在都市的“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淘金希望化为泡影后，沮丧中选择了死亡之路。其中一名男死者，曾参与过两起盗窃大案，属公安机关通缉对象；另一名男青年曾在洪峰中抢救过一名落水儿童……
——摘自《xx日报》第二版
镜头之二：
一九八九年春节刚过，数以百万的民工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州，其势澎湃汹涌如珠江大潮。火车站广场，如蚁人流熙熙攘攘，肩挑手提被盖衣物，大包小包者满眼皆见。
广场邻近的楼宇屋檐、高架桥底，“不准在此睡觉”的红色禁牌下，衣饰各异、站着、坐着、躺着的神情惶恐者比比皆是。他们的面前都竖着一块红砖，意思是我是一个打工的，能干打砖做瓦砌墙等力气活。这使很多年长者勾起了对旧社会的回忆：那身前挂着卖身契、背上插着草标的求告无门、饥寒交迫的人们……
他们都是外地盲流来穗的民工。
他们或三五同乡结伴来，或数十上百成群来，或兄弟姐妹一起来，甚至”破釜沉舟“夫妻子女举家来……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几乎都有。尤以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为多。据有关部门披露，总数逾二百万！
拥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广州，正常情况下流动人口逾百万，短期内两百万民工一拥而来，使原本就人满为患的都市更加拥挤、膨胀和混乱，也给广州的公安、交通、卫生、市容、民政等部门造成了新的压力。物价飞涨，粮食紧缺，黑市米抬价，许多酒楼饭店因采购困难而面临绝境，市民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几乎人人自危。民工骚扰市民、强住民房、冲进餐馆酒楼现象不断出现，更有偷越国境者也屡禁不止……
二月二十三日晚，广东省长叶选平主持了省政府紧急电话会议，呼吁盲流人口出穗。
于是，一场并不轻松的疏导工作自上而下迅速展开。广州流花区增加了宣传有线广播，火车站增加了售票点；公安局抽出干警日夜巡逻，广东省广州市的恳求，在各省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武汉、长沙、南宁等市也增设了专题广播劝导准备去穗的民工停止南下。
至三月初，滞留广州的民工大部分疏导遣返，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以每个民工花销六十元计，百万人，开支高达人民币一亿二千万元……
——摘自《百万盲流下广州》
……死的死了，回的回了，但是，局部现象的改变并未影响“格局”的整体形式。兄嫂去了，弟媳会来，父辈回了，孩儿会来。远山偏壤对大都市的渴望是难有终期的，他们不会因为有人死了而动摇“农村包围城市”的决心。
“城市”二字，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局外人”而言，有如迷乱的星空，使他们困惑、神往且惊诧它的奥妙无穷和变幻莫测……
那么，城市到底是什么？
城市学者认为：城市不仅仅是单个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和各类服务部门以及管理机构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症结和传统结构的整体，是一幅复杂而繁琐，随着环境、气候（社会与政治）变幻而变幻的画卷……
这是一种属于学者高层的理论，还有一种属于百姓的普遍而通俗的注释：城市，它是辉煌的建筑、宽阔的街道、眩目的霓虹灯、激越的迪斯科、带状的汽车流；城市，是灿烂的希望，是快乐的生活，是幸福的乐园，是金钱的海洋，是无奇不有的世界，它像一轮灿灿的明月，诱惑着群星睁大惊奇而倾慕的眼睛，它有如一座奇峻和孤傲的山峰，引逗来了无数过客的青睐和仰望乃至神乱绪狂。于是，他们便开始寻找攀上去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到了！
当中国进入八十年代，勇敢而矫健地挥动大锤，砸平通往山之巅的重重障碍道道沟壑时，聚集在山脚四周的人群便疯狂般向山上涌去，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实现自我，他们只冀图抱住山巅上的那棵奇妙的大树，抱住它，便以为抱住了金钱，拖住了生活和快乐……
来了，他们怀揣着自己对都市的理解；
来了，他们怀揣着美好而又幼稚的幻想；
来了，他紧搂着农民特有的意识农民可叹的善良和农民迷惘的执著……
他们做生意来了！
他们拾破烂来了！
他们做帮工来了！
他们讨饭来了！
他们做保姆来了！
他们来了，从遥远的山沟；来了，从偏僻的村落；来了，从迷失了文明失落了希望填饱肚皮也感到困难的黄土高坡来了。来了，来了，以洪水般放肆和凶悍势不可当地来了……
于是，大都市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一群又一群惶惶恐恐惊骇不安探刺一切的陌生面孔；于是，大都市的车站码头上出现了一堆又一堆邋里邋遢、蓬头垢面，蜷曲在水泥地板上的身躯；于是，大都市里被市民遗忘的死角和还没有来得及被政府统建的空地上竖起了一排又一排与摩天大厦与迪斯科与霓虹灯水火不容的低矮的潮湿的小棚，于是，他们很快地建立起了属于他们的神圣的“社区”，形成了大都市里新的“部落”……
他们开始寻找与之适应的职业，或拉大车或摆地摊或算命卜卦或偷或拿或进餐厅舔盘儿……
他们有时感到悲哀，有时又感到满足；有时感到痛苦，有时又感到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感到茫然和寂寞……
他们身上裹挟着愚昧和粗俗，也洋溢着古朴和纯真。也许正是这些极不协调的色彩的揉和与渗透，把都市的某种习惯思维引进了一片迷惘的云雾之中……
——当他们方便与建设都市时，都市的居民对他们表示感激;
——当他们猖狂地撬门扭锁时，都市的居民们对他们表示愤慨;
——当他们用污浊、口痰和低棚破坏都市文明和生态平衡时，都市对他们又表示出无可奈何……
这，便是大都市里的“黑户人口”！他们没有正式户口，他们没有正式住房，他们没有正式职业，有的只是人世间的冷暖、悲哀与辛酸履历……
二十余年前，中国的“文革”大串联惊世骇俗、“波澜壮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关内关外五湖四海徒步北京，其目的十分明确——接受伟大舵手的检阅；而今，又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都市，其势如风摧烈焰、火燎枯茅，但目的再不是对“人”的虔诚与崇拜，而是对金钱的索取与追求，尽管不是全部。
那么，“都市黑户知多少？”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确切的数目，但我们却可以从“第二渠道”得出一个结论。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中国约有流动人口五千万。这个数字意味着全国平均二十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城乡人口大流动。来自公安部门有关消息说，我国二十三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日平均流动人口总数近一千万，其中上海一百八十三万，北京一百一十五万，广州一百一十一万，武汉一百余万。这些人口中又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实际上是流而不动者，他们蛰居在大小都市生儿育女，寻职谋生，俨然是地道的都市人。
按照这个百分比进行简单的演算与预测，都市“黑户人口”已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了！他们在怎样生活着呢？他们给城市留下了什么？给社会留下了什么？他们前途如何？生存状态如何？大都市，也在迷惘和困惑中寻找着答案。
答案会有吗？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社会学芝加哥派，研究了人与空间的利用关系，而他们的弟子们，现在又开始研究包括流浪汉和舞女的社会现象，即所谓城市“个性”。而在我国大都市里，这些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黑户”大军，大概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城市个性”吧。笔者不是城市社会研究者，也无能为力在这一领域里跋涉，但却极有兴趣，向热爱祖国、热爱都市、关注人民命运且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公民，展示出一幅大都市“吉卜赛人”的全景式的生活，为社会学家、城市研究者以及有关部门提供一份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