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33）

四、谁在为中国赚外汇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利用外资，在一些地方确实弊病百出，那么，它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么？显然，这个问题不得不提，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十四年，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又已经颇为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利用外资中出现的问题，只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弊端，它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不可诋毁的，或者说功不可没。

对于利用外资，中国有过教训。共和国成立之初，外资的幽灵曾徘徊于国门外，我们曾拥有机会，但又失去了机会，我们曾利用过外资，也尝到过苦涩与甜头。

1952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份利用外资意向书上签上过三个字：“可以办。”于是，英国的48个集团打破了欧美的经济封锁，顶着反华势力的重压，从大不列颠来到东方，成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商业伙伴。

如果从那时开始，我们从这条路上披荆斩棘地走下来，也许今日的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惜，我们抓住过机遇，但又失去了太多机遇。

历史也将记住这一天。

第一个“五年计划”，共和国确立了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但是资金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却又是一道横亘在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高坝。

正值此时，外资在中国的南大门开始徘徊，大有一头闯进来之势。

1954年亚非会议之后，随着民族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王冠落地，权杖易主，亚非国家数百亿硬通货币成为了寻找出路的游资。

此时的中国，在亚非地区无疑是一块繁荣、安定的绿洲。

于是，广州有人向毛泽东提出了抓住机遇之说。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回答道：“机遇难求啊。”他设想，利用外资在沿海一带发展我们的轻工业。如果这一设想成真，中国将在四十余年前就会尝到外资的甜头。

可惜，广东省委随后呈送给中央的报告石沉大海，伟大的构想成了空中楼阁。

传说，我们是怕借了外资无法偿还，这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名声难听。

机遇就这样失去了。游资也掉头他顾，流向了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并使它们的经济迅速、奇迹般地发展起来……

这算一个教训。

我们还有过另一种教训。

新生的共和国曾向“老大哥”低息贷款74个亿的卢布，最短期限是10年至20年，但债期未到，“老大哥”翻脸，此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由此在外债的偿还过程中经历了永远不会忘却的耻辱……尽管如此，我们又能否定这74个亿卢布，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没有起到撑起经济实力的基石作用吗？我们不少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可以说或多或少得益于这76亿卢布……

这里有耻辱的教训，也有成功的喜悦。

此后的政治革命中，外资成了真正的“幽灵”，不少的资本主义国家以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昂首阔步挺进的时候，我们却在为空洞的“主义”和“信仰”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我们更沉痛的教训应该在这里！

1979年，英国的米德兰银行投石问路，在北京建立起第一家外商常驻机构，此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经历了被经济学家和国人称之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的外商来华投资热。

据有关政府部门统计，迄今为止，外商投资企业已达到了6万余家！

“洋行”，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快渗透到中国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外资的勃勃身影。

外资的投资领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开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拓展。高技术合作日益增多，房产业，娱乐业，运输业，金融业，咨询业，养殖业等无一不被渗透……

形势令人乐观。

但是，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

我们在用事实化解怀疑者的怀疑时，也应该正视我们在利用外资中存在的弊端。

这些弊端，不得不说是怀疑者产生怀疑的理由。

且不论我们已经陈述过的现象，对外资的不合理利用，或者说浪费等现象，我们不能轻视。

举几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

据报载：华东某厂用300万法郎从法国引进一条打印机生产线，三年后生产线建成，但国内市场却已被另一种新型打印机占领，结果该厂用进口散装件组成的打印机无人问津，用低于成本的2/3的价格抛出，也只卖了15台。

再举一例：我们一边在大动作地合资组建小轿车生产基地，一边又在大量地进口外国小轿车，老百姓认死理，不得不质问：既大量进口小轿车，又何必花巨资兴办合资轿车厂？既然兴办合资厂，又为何要大量地进口小轿车……这不是中国人拆中国人的台么？政治内耗害人，经济内耗害国家……

我们能说这一质问没有理？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此“理”虽不可轻视，可毕竟只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中的一个可以修复好的枝节问题。

当然，也会有人问：外国资本吸引过多，是否使本国经济受控于外国投资者？

这实际上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最初和现在。

有一名叫胡后法的驻德记者，考察德国经济状态后向国内发了一份传真。他认为，外国资本不仅可以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加快先进科学技术的国际性转移，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出现外国资本控制投资对象国的现象。该报告继续举例说：国际资本的输出近十多来年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鉴于这一点，一些国家出现了担心受控于外国资本的担忧。早在60年代美国向西欧大举投资的时候，西欧就有人对美国资本可能在欧洲的一统天下表示忧虑。但历史证明，这是“自寻烦恼”的多余之举，相反，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早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道理显而易见：从资本的属性看，外国投资者并无干预所在国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驱使投资者向国外投资的唯一动机是高利润、低成本以及销售市场的潜力与投资产物的安全可靠。

于是，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外国投资的大量进入中国，给同类国产行业进入本国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这看似是个怪圈，实则利大于弊。

我们一面在失去市场，又一面在获得技术的进步，这种得失，符合世界经济的运作规则，也加速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与循环。因为在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部分国内市场，也占领了部分国外市场。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6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两成以上。”其中出口总额是多少呢？《中国青年报》讯：1992年中国外贸出口850亿美元，顺差44亿美元，这里还有一个明细表：1992年头11个月的出口额中，服装名列榜首，约144亿美元；农副产品紧跟其后，约80亿美元；纺织品位居第三，约75亿美元；化工、机械、鞋类、石油等产品也为中国出口大项。除此之外，导游先生和中国劳工也功不可没。

如将上述出口总额切成块儿，人们会有另一番感受：广东省约300亿美元，上海屈居全国第二，第三至第五近几年一直都在山东、江苏、辽宁三省之间角逐，此起彼伏。一算总账，上述5员“大将”，共同撑起中国外贸出口的2/3。

如再往下分，出口的数字中将更富有意味：深圳外贸出口的半边天是三资企业托起的；福建的出口额居全国第六，其中2/5归功于三资企业；在全国出口额中三资企业占据了1/4天下。

于是，当我们再问谁在为中国赚外汇时，我们也许再不会埋怨“三资企业”是吃里扒外的败家子了，国人今日该喜的是，“三资企业”成了吃“外”扒“里”的乖孩子。

这里就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既然“三资企业”已是赚外汇大户，那么“三资企业”中的聘员呢？我们该给他们什么样的公正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四个字：功不可没。

他们生存的空间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他们在最先经历着一场前人不曾经历过的自身革命，他们正处在与传统的文化、心理、习俗相差甚远，甚至完全不同的氛围里苦苦探索的过程中，因此，当我们在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尊严和人格的时候，对出现的形式多样的污浊，大可不必震惊，也不必感到奇怪。如果一切风平浪静，没有文化上的背叛，没有习俗上的适应，没有人格上的分裂，没有尊严上的失落，也许这才叫耸人听闻的怪事，因为这样，探索已经失去了意义，追求已经失去了价值，整个社会也就会由此失去进取的精神。

严格说，他们是最早食螃蟹者。

因此，中国的假洋鬼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有人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不断进取的风貌，在有力地刻画着一个民族骚动的灵魂。

这也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