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30）
一、偷梁换柱：合伙骗国家中国的“打假治劣”，近几年可谓雄风浩荡，一路杀威。中央电视台的“质量万里行”采访组，兵分几路，跋涉追踪，低劣产品连连曝光，各省市更是闻风而动，起来行之，与“反腐倡廉”一道，构成了日常工作的又一主要议程。“打假治劣”，在中国已呈“铁壁合围”之态。然而，也有漏网之“鱼。”在不断加温的“三资”热中，假合资现象就是一个被“打假”遗忘的角落。
假合资的特征是“偷梁换柱”。
何为“偷梁换柱”？用欺骗的手段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和性质，或者暗中玩弄手法，改变重大事物的真相来欺骗别人。简而言之，与瞒天过海、偷天换日等诸如此类带有明显阴谋意味的词语具有同等意义。
那么，其表现有哪些？
假者乱真时，便能产生掩人耳目之功效。如将这类假者归纳起来，其形式有七：
一是合资的外商并不承担实际的投资义务，能慷慨付出的仅是一纸手续。但别低估了这“一纸”。既然是合资就存在一个双方或者多方的问题，而这“一纸”带来的则是他们共同的好处。“纸片”飞到时，正是“合资企业”崛起时。从此，中方便可利用这“金字招牌”在生意场上来一次“腾飞”，而外方则可以理直气壮从中获得“手续费”，或从中方的获利中分得几分“红利”，据报刊记载，内蒙古有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上是国内人员打着外商招牌的假独资企业；又云：在华东有外商专门利用一本护照和几纸境外资产证明专干诸如此类的无本或一本万利的买卖……其实，泱泱中国，万里河山同此景。笔者在内地某大都市穿梭采访后，采访本上就已记下了一个又一个假合资企业的名称。某市有家有限公司，打着的是台商独资的招牌，实际上几百万人民币、几十万美元全部贷款于国内银行。在管理人员中，一如资金的来源一样，戴上放大镜也是找不到台商影子的。你无法弄清该公司与台商有怎样的利益协议，但你却可以肯定台商绝对不会白白地被他人利用。这是商人之本质所决定的。这一招，于假洋鬼子来说，称之曰：“贴金术”。
二是假洋鬼子设法找到一个名义上的外商合作，打一份“协议”，公布于众，遮人耳目，然后中方替外方出外汇，或者由一些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或国内外派机构出具手续，中方将资金汇出境外，再由境外汇入国内。中方资金如此曲线“旅游”一番，便摇身一变成了外资，而此企业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合资”或者“独资”企业。这“一进一出”神乎！有人讲，这一着妙棋，是假洋鬼子从出国人员的价值意义上生发出联想后，从而将此演化成一种存在的。其实这种分析已毫无意义了，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一种存在！它需要政府和国人去面对！在南京，有家长城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就是龙的传人借美国长城企业公司之名，利用如此手段开办的，按合同外方应投资入10万美元，而实际上外方分文未出，全是中国人用国内资金验资办证……如此这般办“三资”，在大陆并非孤寡，我们可称之谓“曲线术”。
三是国人与外商相互串通。先出后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至于国家利益，不问不顾最好。走这条路比较稳妥，因此“行人”特多，有时以致道路窄狭。讲“规矩”的外商，一般能按公开合约从境外投入资金，取得验资证明并获得执照后，再按私下协议，将外方资金以各种名义抽走，或转入大陆的其他地方再办“合资企业”，或汇至国外，做它在做的其他买卖；不讲规矩的外商，则利用中国人急于办合资企业的心态，只投入少许资金，待执照审批过后，立马将资金转走。当然，这类事情更多的是得到了中方人员的同意，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利用外资，而在于利用“招牌”，往往是开张鞭炮响过之后，外商的投入资金就已连本带息一并清还了。而此时，“合资”招牌也就挂得稳稳当当了……这一招，称之曰：“假借术”。
四是说是“外资”，实是“内资”。协议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实际上待公司申办时或者开张时，外商投入的却是折合后的人民币。外方实施此行为，一般采用现金缴纳方式缴入公司账户内，这样自然可以避免中国许多政府部门的干预，我们鼓励办合资企业，当然是企图利用外资，而外商喜欢利用中国人的钱滚雪球。你认为不当，合资的中方却不以为然，只要是钱就行。他们自有他们的理由所在：外商想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方想赚的还是中国人的钱。你可以说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场大手笔，目光不盯国外市场和外汇，但他要的只是实惠。外汇可以买到“丰田”，人民币照样在“丰田”面前畅通无阻……因此，只要能“合资”办企业，“内资”、“外资”可以姑且不论，协议是一回事，实施行为又是一回事，这类公司的中方人员只看结果而难得去管过程，这个结果就是钱。呜呼，这有点类似于“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的那种味道……对于这类现象的存在，人们称之谓：“调包术”。
五是出具假验资报告和银行出具伪收款证明。在如此热情之手的“帮助”与“扶植”之下，诞生的“三资企业”自然也就无真可言，坑害的自然也就是国家了。为何会有这样的热情之手？这里有洋人的操纵，亦有假洋鬼子的操纵，但最终是金钱的操纵。莎翁说金钱是神和魔鬼，还真是永恒的格言，不服不行。据《半月谈》杂志撰文说：去年海口市就发现8家外商独资企业的验资报告和银行收款证明是伪造的。这是被揭露出来了的。三资企业遍布大陆，雄风浩荡，谁又能说没有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于这“雄风浩荡”的三资企业中的类似的故事呢？我们姑且称这种存在为：“蒙骗术”。
六是有些乡镇企业、个体户花一笔费用，将自己的资金打入在大陆之外的企业，再由他们投资进来，以对方子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再造一个企业，而实际上他们一切都是独立核算，亏与不亏和对方毫不相干。但如此这般后，该企业就可气壮如牛、潇潇洒洒地站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伞下了。单说免税五年，这本身就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这一招数，称之谓：“借壳术”。
七是一些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积压，便寻求合资企业助一臂之力，其主要手段是将本厂的产品标上“助方”企业的名称，再推向市场，而“助方”从中获得双方商定的比例利润。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当然也有不欢喜的时候，那就是分赃不匀的时候。某市有家濒于倒闭的企业，运用这一高招后企图将“利润”独吞，“助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争论不断升级，最后被迫公之于世，双方均沦为被处罚的对象。这是“小人协议”下的一次曝光，但我们不可怀疑的是还有“君子协议”。运用这招数，有时还真能使一个走投无路的企业“起死回生”，但令人恐怖的又是，如此“起死回生”，建立在坑害客户的基础上……天地良心！这种形式的“中外合作”一般只限在某一产品某一具体事情上，因此称曰：“过渡术”。
第八……第九……
欲说还休！
诸如此类，虽算“假合资”之主要表现，但仍没有概括出其全部“风貌”。如果我们有兴趣抖开所有的包裹纸，那可是花样千般、风情万种、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的“大观园”。
中国有多少合资企业？利用了多少外资？政府部门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数。如果你问，中国有多少个假合资企业？有多少假投资？政府方面没有公布，本文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但这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无法窥探的黑洞，微观的、局部的数字也是极有说服力的。
据报载：中原某市统计，该市现有合资企业20多家，真正的彻底意义上的合资只有一家；沿海某县级市，1992年2月至8月，共审批三资企业40余家，其中假合资占1/7还多；还有一个中等城市在三资企业起步的1984年至1987年间，假合资企业达26%左右。如果我们将这类百分比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比较意义上的推算，其数量就不可谓不惊人了！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假合资企业中遮盖的一种卑劣的民族心理。
先不直奔主题，从旁窥视。
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黑牌儿车横行大陆》的文章。原文有这样一段提要：在大陆，挂黑色牌照的车子表示是免税进口的，专供驻中国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愈来愈多开黑牌轿车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的大陆人……
这是事实。
头几年，北京曾流传过几句顺口溜：绿牌软，白派硬，黑牌开起来不要命。这当然专指开汽车而言。因为绿牌是指普通民用汽车使用的绿色牌照；白牌是指军用车辆和警方的白色牌照；黑牌则是指外国领事馆及驻华外事机构、三资企业中的外国人使用的汽车牌照。
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一些优惠。“黑牌儿开起来不要命”就是一例。因此，能在汽车上挂到一块“黑牌儿”便成了许多中国有钱人的一种追求。但是，这毕竟和金钱不一样，不是只要拼命“追求”后就有回报的，得到它，必须付出千方百计的“周折”。
中国人很聪明，其才智无所不及。只要想到了的东西，几经“周折”后还是能得到的。诸如，“暗”的办法有，用高价私下购买外方多余的车辆。对方为“高价”付出的“代价”是帮助其逃过海关的检查，承担其维护黑牌照不更换的责任，因为《海关法》中规定：免税运进的机动车辆等“自用物品”，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自转让，确有特殊原因需要转让，必须报海关批准，并让受让人或出让人按规定向海关纳税。法规尽管威严，但还是不断地被精明伶俐者钻了“优惠政策”的空子。“明”的办法有，办假合资企业，顺理成章地得到黑牌儿。因为《海关法》中也规定，合资企业可享受两辆免税轿车。
走光“明”正大之路的多于前者。因为这“名正言顺”。“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门人不惊”，传统的民俗俚语，体现着一种民族心态，因此，可供中国人广泛用之。
北京有家新崛起的民办集团公司，几年间用“开发高技术”的方法张开了钱袋，一跃成暴发户。某先生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据说他的名下有上亿的资产。可以说他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块“黑牌儿”。如今，“黑牌儿”通过与外商外资办企业名正言顺地挂到了轿车的正前方。不过，除了这辆超豪华的“丰田”黑牌儿轿车外，他与外商再无真正合作的关系。
那么，“黑牌儿”其主要功能只想在中国同胞们面前“杀”出一路威风么？当然不外乎这一点。某厂长通过假合资得到一辆黑牌儿轿车后，令司机带着他在都市里疯逛了一天，哪里人多往哪儿开，哪里的警察“难缠”往哪儿冲。事后，他向人谈感受，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中国人势利眼，闯了红灯，警察还要向我敬礼，可见之丑陋；第二句话是：坐在上面有种类似吃了鸦片后飘飘然的感觉，所有的高楼大厦似乎全在车轮底下，可见世界之渺小……谁丑陋？谁渺小？读者一眼可见。然而，坐上黑牌儿轿车后，能得到一种奇特的超世脱俗的感觉，就足见“黑牌儿”之奇妙了，因此有钱有权者能不去追逐？假合资企业能不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层出不穷？当然，如“黑牌儿”仅此功能，一些玩深沉招数的主儿也不会为此疯狂，它还有更妙用途。有位经理姓刘，他为搞到一块“黑牌儿”可谓颇费苦心，用他的话说头发也因此白了几许。他在几百里外的农村投资，和台湾商人共建了一家制衣厂，然后才用合资的名义搞来一块“黑牌儿”。刘经理是个直率人，说话不拐弯抹角，他对人讲：你从黑牌儿车里一钻出来，不需要繁琐的介绍，人家就知道你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可是一张王牌，进舞厅饭店小姐对你表现出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别看作家们能写，他们也没这个本领，尤其是在生意的谈判桌上，只要见了“黑牌儿”，对方的信任感就徒增几分，谈判准成，当然，金钱也就会滚滚而来了！这是没法改变的一种心态，人家就是信任洋鬼子。假洋鬼子来谈判，在他们心里就是代表洋鬼子的，他们不管你是真是假，也没办法去弄清楚你是真是假。我用了两年“黑牌儿”，却赚回了五年的钱……
一语道破天机。
如此，这类假洋鬼子的劣性心态就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现如今，商人们还没有发明一种涂在脸上后能使黄肤色变成白肤色的药物，或让黑头发变成黄头发的药物，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遗憾，否则，这类商人准能大发奇财，一夜暴富！
张经理却比这位刘经理更一针见血。他酒后大发张狂：我和洋鬼子搞个假合资，并不在乎那黑牌儿，关键的是能够减免税收，仅此一项，公司职员就可以吃不完兜着走了……
呜呼，偷梁换柱，真假鬼子一起骗国家！
然而，准确地说，这类人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假鬼子。充其量只是假洋鬼子中的假洋鬼子了！标准的二路三路货色！在他们的自鸣得意中，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国格和人格最基本的标准，类似于行尸走肉。
有了这批“人才”，中国能不流血？
可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办假合资企业，对于假者来说，其意义和利用价值还不仅仅在于此。披着羊皮的狼可以吃掉人，披着假合资企业的外套自然也可欺骗人。因而，由此而诞生出的诈骗事件就层出不穷了。一个叫孙燕的作者撰文称这种现象叫“投机行骗，买空卖空”，其常用的手段是“空手套白狼”。作者为证明这一表现的存在，列举了一个例子：王宝驹，本是天津一个家电维修的个体户，为筹办独资企业，骗取了一位台商的信任。不承认他的本领不行，不久，他王宝驹果真就玩起了假合资的把戏。他用台商cad产品商标，将自己虚构为跨国公司cad集团副董事长，并伪造文件、伪造证件和签名，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全国六个省市签订19个“合资项目”，骗取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他行骗的办法是：伪造美、日、港、台商人身份，四方交替使用，又利用担任多家合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在自己控制的不同国别、毫无资产关系的企业之间来回倒账，将中方资金调入他的账户……不久前，他落入法网，剥去伪装，留给上当者的是捶胸顿足……
可惜，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个别事件。以假合资的名义行骗，坑害国民，坑害国家的“故事”总在轮番上演。
——前年，华东某市出现了一个“行骗王”，打着的正是假合资的幌子；
——去年，武汉发生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罪犯冒充的也是台湾商人……
真好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里，善良者可能要问一声：真有了假外套，行骗者就能如愿以偿了？
回答当然不是绝对肯定的。
这是一个一度轰动中国的特大贿赂诈骗案，我们也许会从中进一步地感受到假三资企业对国家利益的疯狂侵害，也从中看到一个个假合资企业为何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的洞穴。
1991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接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电话通报：在山海关市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裹尸布单上印有北京国际贸易中心xx层字样，推论发案地点可能在北京。北京公安局协查结果：住在“国贸中心”的北京“工益行”总经理丛松波不知去向。后经认尸，确认死者就是丛松波。
接下去继续侦破，便发现此案不仅涉及谋杀，还有重大诈骗、行贿、受贿之情节。而丛松波既是杀人案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骗诈案的主要罪犯。
丛松波到底有怎样的来历？
他是大连人，当过个体裁缝，后创办了“大连经济开发区棋盘仓库”。经营仓储保管，他发了一笔财，于是便想玩玩合资企业的招数，可惜难找合作者，就干脆派人到香港以5000港币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大连向那家小公司汇款，再以那家公司的名义返回大连。如此“周游”一圈后，丛松波所谓的合资公司“大连工益行商贸有限公司”就于1987年底挂牌成立了。
——一个标准的假合资企业。
之后，丛松波又成立了四个下属公司，形成了跨行业、跨部门的集团性公司网络，经营项目主要是国际贸易，一是粮食出口，二是铁矿出口。如此假合资的“工益行”，借假“扩张”，规模不断增大，这时的丛松波便利用自己多年来处心积虑建起的关系网和“大连工益行”在大连市中大型企业中的影响力，更大胆地把触角伸向该市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门和金融系统，打通关节，陆续从银行中贷款达7个亿！
由于经营不善，1988年底，“大连工益行”出现三四千万银行赤字，企业严重亏损。
为解决欠款的燃眉之急，丛松波绞尽脑汁苦心策划，决定搞一个所谓的“长征计划”：到北京去搞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