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31）

二、缴学费：洋人打“白条”上节叙述的“偷梁换柱”法，实则是中国人假借洋人投资，宰中国这块“肥肉”的故事。然而，“洋鬼子”及“二鬼子”绝不是任人支配的角色。“商人不是慈善家”，这句西方流行的谚语，决定了他们“买卖公平”的本质。

这里说的“买卖公平”，当然是一种超常运用，说白了，就是我帮你宰了“肥”，你也必须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也来宰宰“肥”。

这种“公平买卖”，自然地涉及物质生意，但更多的是良心生意。

显然，这些“买卖”的成交，是洋人钻入中国改革中的漏洞，但说穿了，漏洞也是中国留下的。这里暂且先不论有意识与别有用心之界限，而中国被洋人宰了“肥”是事实，一些中国人充当了洋人的帮手或“高参”也是事实。

这就又一次涉及到了国人生存心态的问题。

而要解剖这一心态，也就必须从洋人在“买卖公平”的旗帜下派生出来的种种手段谈起。

手段之一：协议资金不到位。

协议资金不到位，也就类似于一张“白条”。

“白条”，一度困扰着几亿农民，但经过国家自上而下的几番努力之后，目前，显然已跳出了热门话题的圈子。

可是，“白条”又成了许多合资企业的头号心病。且在“白条”诱惑中步履艰难地挣扎着。

“打白条”，显然与国人的“偷梁换柱”有区别，不能把它介入“假合资”之列，而是在合资过程中，外商不能按合约行事，不将规定的投放资金到位。

其实，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一课题，它并非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积累了14年改革开放经验之后的今天，它始终存在于我们轰轰烈烈前进的脚步中，又被脚步声所淹没，可以说，外商“打白条”之现象，一直与中国改革步伐同步前进。

好在，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重视的原因是，问题本身的严重性。据官方透露，资金不到位，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带有广泛的普遍性。有些外商自签约之日起，就根本没有打算投放一分钱，能让30%的资金到位的就可以算是良心高悬的外商了。如果我们认为这样说法有些抽象，就不妨来看一组具体的数字：据今年10月3日《经济参考报》载：时下，外商打白条现象愈演愈烈，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外商资金到位率逐年下降，是目前利用外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1987年，我国共批准协议资金额37.09亿美元，当年实际投入23.14亿美元，占62.3%；1988年为60.5%；1990年为50.7%；1991年为34.3%；1992年为18.9%；到了1993年，我国签订外商投资协议金额1109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258亿美元，虽稍有回升，实际上也仅占23%……

外商实际投入率，逐年下降，一年一个等级。合同签得多，实际投入少，形成了一种虚浮泡沫的现象！

与此相呼应的又是三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金不到位，违约欠缴现象泛滥。

据《半月谈》载：截至1992年底，我国三资企业注册资本外方为566亿美元，累计出资额为303亿美元，资金到位率为53.5%，也就是说外方仍有263亿美元的注册资金尚未到位……

香港某报对此现象评论说：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又的的确确是大陆众多合资企业所面临的事实。

其实，何止是企业？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现实！

是中国人面临的现实！

某沿海开放城市，今年第一季度就兴办了30家合资企业，也就是说平均三天有一家“三资企业”开业，气势不可谓不辉煌壮观，来势更是咄咄逼人。一时间，政府大小官员，无暇顾及其他，仅应付开业剪彩，就已累得筋疲力尽；至于那份四开版的市报，更是热闹得不可开交，每日拿出两版，为此摇旗呐喊，高唱凯歌。新闻报道、本报评论员文章、市长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开张企业的广告、招聘启事……令读者如行山荫道上，目不暇接；更有内部消息透露，市政府几位秘书，每日要为领导写出几份讲话稿，最后不得不被劳累击倒。于是就有领导说：这是好事，病得有价值；但也有领导担忧：秘书一倒，讲稿何求？领导有难，自然有高参献计：这不难，剪彩、讲话不过是礼节之类，只要致辞热烈，何必强求“各具特色”？领导听罢，自觉有理，便在众多的讲稿中选出一份，每逢“三资企业”开业，只将厂家名称变变则可。反反复复数次后，讲稿被背得熟透，因此也就无需再要讲稿，再反反复复数次后，市领导便有了“演说家”之桂冠……

无疑，头们风光了一阵，都市热闹了一阵，平民百姓热望了一阵。其效果如何？半年之后，市政府主管三资企业办公室作了一次普查，30家合资企业资金到位的只有三家，基本到位的五家，开空头支票的竟有13家，由于资金空缺不能支付职工基本工资而濒于关门倒闭的就有四家！

这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经济排头兵的沿海特区如此，那么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北京情形又如何呢？据《半月谈》载：北京有关部门对1187户入资合同已到期的三资企业进行检查，发现其中违约欠缴注册资本的有668户，占56%；违约欠缴金额为9亿美元，占应缴资本的53%。北京东林电子有限公司1991年11月经批准成立，香港某公司承诺以10万美元的现金投入，但至今港方分文未入，企业空有合资之名，而无合资之实。据说，在资金未到位的企业中，房地产公司占很大比例，占地不投资、不开发项目和炒地皮现象屡屡发生。不过，这是本文要在后面说到的另一种打白条的现象，但是，属于资金不到位而出现的另一种状况是批准数量大、开业率低。截至去年底北京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7521家，但开业投资的只有1753家，开业率为23%。

沿海特区的三资企业资金到位率不过如此，首都的三资企业资金到位率也不过如此，由此联想到诸多县级小城乃至乡镇里的三资企业，风景恐怕就更糟了！

再说手段之二：打白条，借地借财；合资是名，宰“肥”是实。

笔者有位朋友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公开声称外商狡诈，尤其是其中的少部分，骨子眼里都是一汪坏水。于是便有人告诫：此言论影响投资环境！他不以为然，谈及洋鬼子，他依旧如此高谈阔论。后来有人分析说：此兄先在洋鬼子的麾下屈就过两年，然后占山为王，拉起一群队伍，扯起一面旗帜，与洋老板分庭对抗四载，也许是饱尝了洋老板掷给他的太多的苦汤酸果。

其实，不必分析此兄的感慨源自何处，他的几句言论是左右不了更改变不了中国已形成了规模的投资环境的。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是，洋老板以“集团军”的气势进入中国后，确实暴露出了由此而派生出的诸多负面的东西，即不少洋老板在钻优惠政策的空子和利用国人的善良心理，发着他们梦想的大财——宰“肥”。

宰“肥”，也是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依的。为了达到宰“肥”的目的，有人“举刀”，刀落见血；有的微笑，笑中藏毒；有人演戏，戏里拔刀……因此，也就使得洋老板打白条的第二种手段呈现出了千般风情。

利用你的资金赚钱，盈我有份，亏你承担，这是“风情”之一。

别问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在中国就有不少的外商投资时，尽量压低注册资金，混过资信审查这一关后，不按合约投资或者少投资，设法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再在境内集资和贷款；或者执照办完了，先不开业，也不投资，逼迫中方作担保，向国内银行贷款经营，且承担全部的贷款责任。不过，捞好处他却当仁不让。这并非信口开河，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贷款总额1992年底已达17亿美元，占到位资本的46%。再据文载：福建某市与台商桂某合资成立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台商应出资340万。时过半年，桂某在未经批准立项，未开董事会的情况下，编造保险、财务方面的虚假之词，在当地权威报上刊登广告，抛出两座大楼的所谓“五年对本”的合同非法集资。结果四天之内便有4000万人民币流向他的银行账户……如果此事不是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和及时查处，祸及人财力的程度将很难预料……

高进低出、虚亏实盈、吃你一道又一道，是“风情”之二。

别惊叹洋老板的胃口好。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2年，我国三资企业亏损面达50%！人人都说三资企业效益好，人人都恨不能削尖脑袋往里钻，亏损面竟达如此之高，这从何说起？洋人不是神仙，办企业没有几个亏损的是天方夜谭。但是在条件如此优惠的中国办企业，亏损面如此之宽，那洋鬼子又不成了一个个十足的傻瓜？因此，正常亏损的是有的，它来自某些洋老板管制机制失调或者其他原因，包括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而更多的亏损确实非正常的，比方虚报亏损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广东某眼镜有限公司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它成立于1986年，七八年来每年的报亏，累计高达92万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它的资产却增至了300万美元。该公司是否是虚亏实肥？这个问题已不需要深究，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已向社会明明白白地袒露了一切……那么，虚报亏损，洋鬼子企图何在？偷税漏税当然是尤其重要的一说，但这里不必讨论它，下一章节这将是一个主题；高进低出，里外赚钱又是一说。这里的“高进”，指的是三资企业中的外方在进设备的原材料上的高报价；“低出”则指将出口产品的价格压至最低价格售出；至于“里外赚钱”，就更好理解了：它类似流行于大陆的一句“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民谣，照直说来就是“宰”了中国的“肥”再杀国外的“膘”。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国人对国际市场行情不太熟悉又要借助他们的销售渠道的心理大做黑心“文章”，大耍阴险伎俩。如果如此叙述还有些模糊感，不妨听听新闻媒体已经披露过了的一个故事：某市与港商齐某投150万元合资办厂，协议规定由对方采购设备且负责产品外销。当产品积压如山时，齐某便撕破脸面，借口外销难度大，趁着企业要还贷款，大“刀”一挥，猛地“宰”一下：低价包销。结果齐某泥牛入海无消息，黄鹤一去不复还。这也难怪他，因为这次“合资”办厂，企业虽已亏损，他却大富大贵了：原来他将70多万元的设备以350万元价格卖给了企业，仅此一项他就净挣了270多万元；而低价产品转运到国际市场后再高价出售，又赚了200万元！傻瓜才思归呢。据说，齐某饱“食”一顿后，又在中国的另一个省开始了他的合资谈判。是否又是“吃了一道又一道”的新阴谋的开始，那只有留给时间来证明了。不过并非每一个外商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部分外商把持了合资企业的外销权后，虽是天马行空，但也是常来常往的。对此，有人说得含蓄：商人呗，钱还没有赚够。有人却说得一针见血：以外销为借口，在疯狂地侵吞中方的利益。这种假借外销产品的权利，干着损害对方的勾当，则是“宰肥”的“风情”之三。

此种“风情”与“风情之二”紧密相连，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的是“宰”，不相同的是“留”和“去”。对于前者“去”是上策，对于后者，“留”是高招。我们再看看“留”者的风采。

“我既然在中国占了一方天地，为什么要逃走？这里只要有了一块地盘，是很好赚钱的。”这是一位洋老板的酒后真言。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泄露的是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满意，还是获得暴利后的满足？可惜，他一脸毛茸茸的胡须未能藏住他嘴角的阴笑，让人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他是一位奸商。后来，有记者在他任职的一家合资企业采访，果然中方人员对他的评价中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愤怒：原来，他利用包销境外产品的权利，将产品以自报单价、自开发票的方式结算，以低价销售给其境外的母公司、子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他从中获取了多少暴利？一个暂时无法统计的谜。

然而，令人可怕的是，类似他这样的洋老板并非是一个或者两个，而是为数并不稀少。对比他，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外销产品为名占用、拖欠、诈骗中方财务，长期不将货款汇入，致使企业滞外资金不断递增，有的远远超出外商合营的出资总额。这不是危言耸听，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全国合资企业就有400多种商品出口价大大低于市场实际价格。

借合资合作之名，行倒卖设备之实，是“风情”之四。

目前，全国合资企业中约90%是外方以实物形式投资的，或者投资后，往往由他们负责进口设备。于是，一些居心叵测者，借机大做手脚。据文载：1992年，浙江省先后对外商作价投资的150种设备进行鉴定，发现83%的设备价格是虚报的，大大地超过了实际价值，有的竟高达几倍，乃至几十倍。在北京、湖北等地，一些倒卖设备的外商，以开办合资企业为名，投入的设备尽是旧货，使生产无法正常运转。云南一家公司与港商合资经营生产西服，港商要求云南出资36万美元，由他采购二手设备。经我商检部门调查核实，他引进的这套旧设备报价竟比新设备高出近三倍，云南这家公司愤而退货。

买个权利不投资，等待时机赚大钱（主要指房地产商），是“风情”之五……

外销比例不兑现，以进口原料在国内加工销售，获取大量人民币，再通过市场调剂换取外汇，是“风情”之六……

诸如此类，很难一一叙说，让我们跳过去，再去领略打白条的另一种手段。

手段之三：外商也在搞诈骗。

“骗”行为与“打白条”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属于两个范畴两个概念，但这里却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洋人对中国人的诈骗，往往从空洞的许愿开始，然后再在一种诱惑下，把你自觉地引向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这里有个故事：

某县一塑料厂债务深重，濒临倒闭，而生产的产品又严重积压，厂长无奈，亲自率部，闯南穿北，忙于推销，但历时一月，行程数万里后，仍收效微微。正在他垂头丧气踏上归程时，在火车上巧遇了一西德商人。那高鼻儿自称叫赫尔科，是德国柏林一家股份公司董事长助理，此番远行中国，其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市场，然后投资合办一中等规模的企业。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放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是任何一个商人的失策……迫切之情，昭然若揭。

“那么助理先生找到了合资方么？”说者似乎无意，听者却产生了企图，于是，那塑料厂厂长急切地问道。

赫尔科先生耸耸双肩，继而叹息一声，表情甚是遗憾。

“既然先生有意在中国投资，合作方应该是不难找的。”厂长又说，实际上是他在投石问路。

“中国人很热情，到处都是友谊的手，可惜，洽谈了十余家，都不能令我满意。这不，我只得去四处旅游一番后，取道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