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刘爱平作品选集：小说卷1》（14）

现代都市生活的后现代想象——评刘爱平的长篇小说《繁华城》鲍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想象与表达一直是作家、评论家们关注的重要话题。这自然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话语方式与结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也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寻找新的生长资源的总体诉求有关，但在我看来，都市生活之所以引起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过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诸多因素，尚未来得及为现代都市文化凝聚足够的价值支撑，现代都市生活的诸种形态，便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匆忙登场，作家及评论家的都市体验尚未进行加工提炼、更未形而上为一种价值观念，其介入生活的身份意识，使作家、评论家们不得不用既有的思维修辞来观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这自然会引起种种争议，而这种争议反过来营造了对都市生活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关注度”。在这样的文学话语背景下，来审视刘爱平的长篇小说《繁华城》，我们会获得有关都市生活的文学想象的诸多启迪。《繁华城》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观照与想象，对正在形成中的价值体系的质疑与追问，都使该长篇小说在成为都市生活的审美文本的同时，亦使其具有了文化批判文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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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繁华城》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叙述了以丁楠为代表的几个年轻人在现代都市沉浮的人生历程。不同于许多都市小说，《繁华城》没有把笔触伸到市井社会，其人物主体均不是生活于市井社会的市民，这使其人物无论多么卑微，其精神品格无论多么平庸，他们都不居于都市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市井阶层。但他们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只在他们身上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他们的公民意识尚处于自在状态，且不完备。所以，我们也不能用“现代公民”来概括他们。实际上，我们要研究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不研究该城市市井阶层的价值谱系，也只有从市井阶层的价值谱系深入下去，才能真正透析一个城市固有文化的精、气、神。这也是众多的都市文学作品将许多笔墨落在城市风格、城市小吃，城市市井日常生活习惯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表现具有其思想上的优势，这种表现形式使作家有充分的资料来分析一个城市的既有文化，有足够的准备来解剖一个城市的集体无意识，但这样的表现，对都市异质文化因素的观照，往往平面化，缺乏丰厚立体的审视。《繁华城》抛开“老市民”、“老街道”，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都市新型的人群，这群人是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的，自然，作家刘爱平观照的对象也就不是市井社会，《繁华城》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旧有市民的关系，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就不再是我们过去所分析的市井社会。这些观照对象很容易将现代都市社会新的因子带出来，换句话说，这些人物人生价值观、生活方式、理想模式，已不同于市井社会的价值因子，而是与生俱来地带上了工业化、商业化乃至后现代性的痕迹。长篇小说主要叙述了三个社会，即商业社会、媒介社会与娱乐城社会。我之所以用“社会”来概括刘爱平在小说中表现的内容，是因为人物在这三个“社会”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社会的关系，即便每个人物间的关系也包含了纯个人纯感性的个人好恶，但这种个人好恶，仍留下了他们所处社会关系的烙印。对商业社会而言，刘爱平没有正面写商业工作，而是将“商业社会”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话语语境，集中笔墨叙述了处于商业社会语境下人的精神生态。商品经济对人际关系的重构，商业关系对社会结构的重组，一步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物的价值认知，也改变着人们精神人格的建设。而娱乐城社会，应该说是商业社会的一种延伸，也是商业社会的一种呈现形式。之所以把娱乐城社会和商业社会拆开来观照，是因为娱乐城更感性，对人的精神施放，体现得更为直接，也更为大胆，它渗透了太浓重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因质子。在《繁华城》里，娱乐城可以说个藏污纳垢之处，同时，也是了解现代都市精神百态的窗口。进娱乐城的人，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肉体和精神刺激的人，是为了释放一种精神的压力，也有少数人是为了纯粹的商业工作，更有个别人是为了研究社会了解社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娱乐城，看到的多是人性的“恶之花”。在娱乐城，由欲望结构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作家以工笔式细致，刻画了浮动于娱乐城一张张充满欲望的脸，它们构成现代都市生活一个重要方面，“进娱乐城”成为生活于现代都市中的都市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媒介的社会功能在现代都市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当权力与资本与媒介合谋时，人的欲望便可以得到无限开发。现代都市各种光怪陆离的奇迹，不论是商业的还是权力的，都在媒介上得到足够的放大。反过来，冷冰冰的金钱和在规定程式中运作的权力，一旦插上媒介的翅膀，往往会跑出原有的运行轨道，成为一个个现代奇迹。长篇小说《繁华城》对媒介社会的观照，不是正面叙述媒介在联系社会中的行为方式，而是以丁楠成为记者又辞职离开报社这一“过程”为叙述重点，揭示了现代都市社会中，媒介社会的价值诉求。值得注意的是丁楠去做记者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说俗一点，是为了有个饭碗。为了这个饭碗而去娱乐城体验生活，然后写一则有轰动效应的“大稿”，这个能给报社带来发行量的“大稿”，在商业社会如同一个“大订单”。不管出发点如何，丁楠总算进了报社，正当丁楠想大干一番时，自己又陷入了与记者身份无关的人际纠纷。丁楠后来离开了报社，在娱乐城认识的小不点说服父亲投资一家报纸，欲请丁楠去任职，这时丁楠才知道，媒介要么被政治话语包围，要么被商业话语操纵，所谓的媒介社会，其实并没有独立性，而是消融在现代都市所有社会关系之中。所以小说中所言说的媒介社会多少有些暧昧，小说中的媒介社会与非媒介社会显得惊人相似，其对社会的干预是有条件有先在前提的。

所以，刘爱平的长篇小说《繁华城》所观照的都市生活，并非是市井的纯物性的日常生活，而是远离市井带有精神解读成分的感觉中的生活。

小说的人物虽涉及到报社总编辑、市政府副市长、身价上亿资产的企业经营者，但我们却不能说小说描写的生活，是现代都市社会的“上流生活”，因为小说中这些堪称上流的人物，社会活动的交叉点不在官场，不在商场，也就是说，他们的交往及社会活动大多是非职业的，他们更多时候被作家还原成了普通人，在人性最基本层面进行纯人际的交往。这是一种视角，也是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特有的一种观照方式，这种观照方式便于作者对自己笔下的都市生活作出价值分析与价值界定。

实际上，对都市生活的市井观照很容易让作家回到乡土情结中去，很容易让作家在寻找衡量都市生活的价值诉求时，到传统文化那里寻求自圆其说的依据。同样，让都市生活意识形态化，或者说，让小说中的人物过于职业化，很容易使自己的写作陷入“问题小说”的俗套，这种写作路数，是无法解析现代都市生活的现代价值谱系的。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刘爱平长篇小说《繁华城》在选择观照对象方面，有其独到匠心，其对小说中“职业身份”的悬置，便于我们走进现代都市生活的核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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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繁华城》感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批判与思考，是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文化忧患意识。作家对都市生活的思考与批判，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道德的话语能力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严峻挑战。道德是维系社会关系、形成社会基本品格的重要力量，它既含有法的成分，更具有人性归属的力量。然而现代都市留给道德的空间日益狭小，道德的张力处处受到限制，亦因此，道德价值话语对现代都市社会的考问最为严厉。这种考问在小说《繁华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公司老板的童禾，不仅为公司的职工制订着工作的行为规范，也想尽办法从女职工身上获得肉欲的满足，更为可怕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反道德反人性的，反而认为他给了职工工作，这些女职工为他尽点性欲义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原本有妻室，却山盟海誓要娶汪芹为妻，当汪芹怀孕后，他担心自己的家庭破裂，人为地制造汪芹的“流产事件”。这一“流产事件”已让童禾的堕落走出了人性的底线，而雇人暗杀丁楠，则使童禾由挑战道德走向了挑战法律。如果说童禾这一人物形象隐喻了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践踏，那么陈天一这一人物形象则隐喻了反道德的自我论证。陈天一原本是丁楠的同学，毕业后到媒体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将舆论监督权转化为商业谋利的手段，借媒介在现代都市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的话语能力，为所欲为。道德、职业操守，在陈天一那里，无从谈起。不仅如此，他还把“混蛋”“无耻”当做抵挡道德、操守的盾牌。陈天一陷害他人、落井下石、强要强索，使用的并非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赤裸裸的反道德手段。当人们骂他“无耻小人”时，他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原本就是一个无耻小人。这就是说，道德的批判在陈天一那里是无效的。就是这样的无德之人被报社开除后，还试图去别的媒体工作，这种谋求未果，却到童禾那里，成了童禾公司的得力干将。《繁华城》向读者展示了一幅道德整体堕落的图画。在小说里，有的为了金钱，把爱情切割成一份一份的予以贩卖；有的为了私欲，置他人于不顾，甚至纠集打手对他人实施报复；有的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故意上演欺骗客户的把戏。作家刘爱平把所有这些暴晒在道德的阳光下，对道德失落的现代都市生活深感忧虑，这种忧虑体现了作家试图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的精神诉求。

体现在《繁华城》中的文化忧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对人本欲望张扬价值的质疑。人之所以为之，是因为人为了物种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制订了种种共同遵循的契约，这种契约有道德的，有法律的，也有行业行规性质的，也有精神信仰体现出的成体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诉求。所有这些，均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充分肯定理性的力量在调节人与人、人自身诸种关系中的作用。当人本欲望过分张扬，理性精神遭到破坏乃至废弃时，人自身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由人推及社会，社会的平衡也就会失去。在长篇小说《繁华城》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淡泊宁静的人物，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物不为种种欲望所折磨。这些欲望，没有一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欲望，如果硬要贴上自我价值实现，也许石头算得上一个。他为了爱情而四处漂荡，为了音乐而别离爱人，但同样，他成名成家的强烈欲望让他推翻了对丁楠的信任，他被自己成名成家的欲望支配着，最终落入了欲望的沟壑。在《繁华城》里，丁楠不断遭受求生欲望的折磨，他不断去应聘，不时遭到他人的白眼，为了生存这一基本欲望，丁楠不得不四处游走，不断换工作，所有的工作，对丁楠而言，仅是一个“饭碗”而已，谈不上事业，也谈不上自我价值实现。娱乐城里坐台小姐为了生存，紧紧盯着男人们的钱袋，而那些赚了钱的男人拿手中的钱，到娱乐城放纵欲望。伴随着欲望张扬的，是莫名其妙的生活节奏，那些原来到娱乐城放松，去消磨时间的人，因为歌手石头去迟了几分钟就大吵大闹，这种大吵大闹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活节奏的敏感。人们似乎已适应了快餐化生活，快餐化消费，快餐化娱乐，连欲望的施放也快餐化了。

“快”意味着缺乏沉淀，缺乏执著，缺乏贯彻始终的价值支撑。当快餐化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特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其实也就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一旦和欲望的无节制施放结合，对人类而言，无疑很艰难。因为把快餐化视作生活态度，就没有谁愿去做成就人类理性的基础性工作，现代都市文化建设就显得令人忧虑。作家刘爱平对都市文化建设的担忧，对人性回归的思考，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无序状态的批判，均显示了作者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渗透在长篇小说《繁华城》里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还体现在对那些“清醒堕落者”的担忧与批评之中。所谓“清醒堕落者”，指那些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与道德相悖，与人性相悖、与法律相悖，却为了自己的私欲，去理直气壮地做满足甚至放纵私欲的事情的人，如陈天一，如童禾，如唐大山，等等。在传统社会，这些人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他们不被法律制裁，也将被道德的批判包围，会遭到社会的唾弃，更不可能大摇大摆地混迹于商场、文化行业。然而，在当下的都市社会，他们恰恰如鱼得水、活得“有滋有味”。他们也明明知道自己属“堕落一族”，但他们更清楚，他们的生存有着相当的土壤，法律拿他们没有办法，道德在他们面前更是软弱无力，恰恰相反，那些坚守道德底线、坚守人格操守者，在许多地方处处碰壁，处处受限制。作家对这类人的叙述与描写，暗示着追问新型价值体系的诉求。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都市社会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体也出现了多层次分化，究竟该建立怎样的道德契约，究竟该建立怎样的职业公约，来使都市生活变得理性而有序，这是该长篇小说留给读者最大的解释空间，也是作者最深沉的文化忧思。与之相对应，另一种“清醒堕落者”让作家的文化忧思多了几分无奈，也多了几分绝望。如果说陈天一之流是犯罪式“清醒”，是无赖式“清醒”，欧阳大姐、汪芹等人的“清醒”则隐喻了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因子的主动退让。欧阳大姐、汪芹等人虽生活于物欲横流的都市中，却仍怀着一份田园式真诚和朴素的心，仍有着基本的良知和正义感。但当他们遭受欺骗陷害等人生挫折——而这些挫折无不打上现代都市的时代病——他们开始堕落，他们开始酗酒，开始纵欲，开始玩世不恭，他们在堕落的同时，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以自我麻醉来抗拒现有价值观，是在用堕落抗拒堕落。他们纵欲，却并不认同纵欲于人性的合法性，他们玩世不恭，却并不认为玩世不恭的合理性。他们不想为捍卫什么而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在“清醒地堕落”中感受一种虚妄的人生，而堆积欲望的泡沫，靠欲望的泡沫制造时尚，正是现代都市的“都市病”。

如果说陈天一这类堕落者让人愤怒，激发人们关于都市文化的建设激情，那么欧阳大姐、汪芹这种堕落却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悲凉。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流浪在都市夜色的堕落灵魂，将靠谁去救赎？欧阳大姐式堕落，使长篇小说《繁华城》对现代都市的想象与表达，具有了后现代色彩，使人们由显见的都市病深入进去，去发现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症与病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刘爱平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后现代批判，以文化忧思的形式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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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是一部成功的小说，除了有深远的立意外，还因为其塑造了成功的、感人至深的文学形象。刘爱平的长篇小说《繁华城》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都市“新人形象”，为读者立体地感受现代都市生态，找到了生动的文学载体。这里把小说《繁华城》中的人物形象称之为“新人形象”，如前所说，是因为这些人物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市民”，笼统地称之为“公民”似乎又体现不了这些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不了其现实身份，我想，用“新人形象”这一称谓来分析《繁华城》里的人物，更利于我们走进这些人物，更利于我们解析这些人物的性格与价值诉求。

所谓“新人形象”之“新”，首先表现在他们的身份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土生土长的，都是从外地漂泊而来。其次表现在他们“职业意识”新，不论是丁楠，还是汪芹，也包括混迹商界的童禾，还有堕落于都市的混混陈天一，他们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职业意识，什么可以糊口他们就做什么，什么符合他们的兴趣又能有保证温饱的收入，他们就从事什么，我们基本上无法知道他们的职业选择，唯一一个例外就是石头，他流落省城，一心想作个好歌手好音乐家，而丁楠、汪芹包括欧阳大姐、杨开学、童禾、乃至季洪等人，从未表达过他们的理想职业，也没表达过有什么远大的人生追求。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之“新”，还表现在他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人物无法抛却的“家庭背景”，他们较少受到母父兄弟的人生约束，所有的选择，对未来人生的设计，均由他们自己做主。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许多都市写作，都注意到这些人了，但在他们身上赋予的理想与同情，差别悬殊，以他们为表现对象的都市想象，因作家对现代都市文化的观照视角不同，更让读者感觉各有千秋。《繁华城》的特点在于，作者以这些“新人形象”为表现对象，较少关注他们与市井社会的联系，也不考虑他们与自己家人的联系，他们如同被斩断了文化脐带，又没有和新的、异质的文化血脉作好嫁接，就被卷入现代都市，他们在“他者”排斥中与“他者”融合在一起，构成都市生活的一份子。这就是说他们在被既有的现代都市同化，他们也解构重塑着都市生活自身。我想，要了解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结构，分析这些人物的性格组成，是一个有趣的切入口，在我看来，也是领略长篇小说《繁华城》的文化忧患意识的有效视角。

要研究现代都市，不研究这类所谓的“新人形象”，注定是不全面的。在长篇小说《繁华城》里，这类“新人形象”，丁楠最具代表性。丁楠出生于闭塞的山区，高中毕业后，在一个中等城市读一所普通大学。丁楠算不上老师喜欢的那种循规蹈矩成绩优异的学生，临近高考，却开始恋爱，大学还没毕业，已有了4次恋爱的经历。离开高校时，丁楠对爱情的认识成熟了许多。丁楠的4次恋爱带有现代都市传奇色彩。第一次恋爱萌芽于高三，结束于大二，这个叫石头、比她低一年级的小伙子，为了爱情，放弃到省城读书的机会，考进了丁楠就读的大学——东化大学，可惜这时的丁楠已失去了当初的激情，不爱石头了。第二次恋爱是与美术系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边和丁楠谈情说爱，一边和别的女人同床共枕，丁楠除了恶心外再也没有别的感受。丁楠第三次恋爱对象季洪，是个性无能者，他有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却因为生理的缺陷而深感自悲。后来丁楠认识了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陈生，他们山盟海誓永不相负。陈生毕业后回到县城教书，不久被调到县政府工作。丁楠毕业后找到陈生时，陈生已为人夫，其夫人就是县长千金。丁楠痛定思痛，和自己的过去毅然告别，孑然一身到省城寻找机会。在短短两个月内，她参加了26次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久无音信的季洪，才知道季洪早已来到省城，且已是亿万资产企业的董事长。后来她到一家企业工作，因为帮助女职工告老板童禾性骚扰，卷入是非之中。后来她想当记者，为了报道娱乐城内幕，扮成坐台小姐，目睹了娱乐城醉生梦死的人生场景。好不容易做了记者，却因陈天一的诽谤而被抛入流言的旋涡，深爱她的石头也与她一刀两断。丁楠在饱尝现代都市繁华背后的无序、倾轧后与季洪一同回到自己的老家。季洪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到山区开了一所学校，一家孤儿园。丁楠的形象很典型，作家对丁楠形象的塑造很成功，可以说，她是现代都市漂泊者的典型代表。首先，丁楠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思想教育，她不是一般的城市打工者，而是一个有竞争实力的文化人。其次，丁楠到省城并没有明确的人生目的，更没有先在的职业自我设定，有走一步看一步的意味。丁楠到省城，一是因为情感受到打击，一是因为想换一种活法，至于新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心中并没有先在预设。第三，丁楠身上充满了现代都市青年的诸多小毛病，我们姑且称之为时髦病吧。她敏感、自尊，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不够踏实，缺乏远大的人生理想，对物性人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不欺世却有点玩世不恭。但丁楠又是有着良知、有侠义心肠的现代“小资”。她看不惯种种招聘活动中不尊重人的做派，她可以不计后果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个同她一样的都市流浪者，当她的同事遭受老板性骚扰而忍气吞声时，她却大胆站出来为她们伸张正义。

丁楠没有很高远的人生理想，也谈不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她却敢于担当，为朋友舍生取义。她勇敢坚强，对爱情“拿得起放得下”，心目中似乎没有“从一而终”的思想，骨子里却对经典式爱情有一种神往，骨子里仍透着女性的柔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她终于疲惫了，面对充满欲望的现代都市，面对随时有可能发生奇迹的现代都市，她选择了逃离！丁楠的逃离，意味着她对现代都市价值体系充满了质疑，作家刘爱平也通过丁楠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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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叙事的艺术。从叙事艺术着眼，可以见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长篇小说《繁华城》在叙事上的追求体现了刘爱平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在事件连缀、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故事结构的处理诸方面，均体现了刘爱平小说叙事艺术的特质，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追求。

《繁华城》的叙事语言干净利落，在对人物、事件的叙事过程中，尽量将叙事人的立场和人生态度潜藏于叙事之中，使读者在咀嚼叙事对象的同时，感受来自叙事本身的语义修辞。作家在叙述小说情节时，并不依赖故事本身去嫁接情节，不是靠一个又一个紧密相联的故事去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靠人物内在的矛盾冲突，去重构故事，去推动情节的发展。这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有着特殊的魅力。小说开头部分写丁楠到一家公司应聘，本来事情进展很顺利，但丁楠在过最后一关时感觉企业考试方法很无聊，感觉那样的考试不能测试应考者的真水平，于是就和考官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在《繁华城》整个小说情节的流变中，人物内在的心理冲突引发情节的进程，成了结构故事、形成情节发展流变的内在动力。但这又不是意识流的叙事策略。意识流叙事是将外在于叙事者的世界主观化，通过艺术变形的手段赋予外部世界以艺术的张力。刘爱平采用的仍是“他者”叙事策略，但情节的连缀和推动，却不是通过密集的事件连接完成的，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心理变化来作为动力，人物的诸多行为是由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促成的。如丁楠为几个女性同事维权，与童禾达成的协议是童禾向几个女同事赔礼道歉，报纸媒体则答应不予报道，丁楠答应了童禾提出的媒体不予报道的要求，也向媒体陈述了自己的请求以及曝光对几个女性可能造成的伤害。后来媒体还是将童禾骚扰女下属的事作了曝光处理，这原本牵涉到新闻伦理课题的事情，让丁楠十分被动。这反而让丁楠产生了当一名记者的念头，为了当记者又去娱乐城体验生活，而体验生活留下的后遗症是爱人的背叛及小人的利用。这些事情、这些情节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看似也有某种内在逻辑关系，其实不然。所有的情节，均由丁楠的一个念头推动。她开始拒绝季洪提石头，后来又去找石头，其行为过程，也是其心理活动的外在呈现形式。我之所以认为刘爱平这种叙事方式有自己的独到性，是因为这种叙事方式正吻合了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思考和批判。细读小说，我们发现，无论丁楠，还是汪芹，还是杨开学，包括一脸天真想劝父母投资报业的小不点，他们的生活、思想、对世界的看法，均处于碎片化状态，我们很难对其进行纯粹理性的分析。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似乎被某种力量推动着，人们无法朝既定的(也许他们原本就没有)人生目标一步步接近。这是人性异化的生动写照！

实际上，作家是在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来隐喻自己对现代都市的某种思考，隐喻着作家对现代都市社会那些现代性因子的怀疑！这种怀疑，具有后现代价值，也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后现代式想象。

原载《武汉作家报》

（鲍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媒体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