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刘爱平作品选集：小说卷1》（15）
女性践行者的别样审视
曾祥顺书写城市女性沉沦的悲哀，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许多作家曾通过选择“淑女—妓女”或“淑女—荡妇”的故事模式，来表达女性个体生存孤独与生命的沉重。长篇小说《繁华城》，当然不只满足于此，他还以独特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文化想象，以两个女大学生进省城求职为主线，缘事造像，托出因果，引发矛盾冲突，叙事构建，并以城市为界定，真实地再现了她们为生存而苦痛，为存在受尽磨难的城市体验。
小说描写了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并以女大学生丁楠进省城找工作为源头，勾勒出为找妈妈进城求职的汪芹，以及在省城颇有生活经验的老女人欧阳，下岗女工李小红等。
生存、命运，将她们汇聚到了一起，欲望带来的利益原则与快感，无所顾忌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精神，贪欲的向上的统统都纳入了都市生活的眼底。小说在表现每个女性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时，给以层面步步显示，尽力从每个女性的角度诠释人性、天性、爱性、善性、卑微、怯弱……道出她们身上不合逻辑的逻辑悲剧，“将人生的价值毁灭给人看”。
小说在深刻揭示主题的同时，它透过城市中被遮蔽的生活影像，给以无情的剖析、裸露。因而，在遮蔽之下的女性形象，无不携带着她们的伤痛身体与未伤灵魂，裸露的身躯与遮蔽的渴望的哀歌意象。显然，这些人物带有大都市气质，是作家所运用的漂泊之眼观察的结果。《繁华城》对都市的观察不仅仅立足于都市人的面影，而是将笔触深入到城市的氛围环境中，作家对人物困境的展示不仅通过人物的想象，也通过现实存在的人物来生发，这样，《繁华城》不再是复制旧有的认识与批判，而从中看到了作家的审美现代性元素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繁华城》遵循着创作的基本思想策略，融入着对生活的熟悉、理解、提炼，找到了与外部世界的对接方法，因而就有可能对人物的喜怒哀乐、行为举止、生存选择、生命的节律作出合理的揣度和想象。
一、在遮蔽的黑夜为女性生命吟唱
德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说：“城市是欲望的陷阱。”刘爱平作为作家，他对男权中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在城市中的生存、幸福、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有着深切的体验和关注。
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遮蔽了我们对城市本质的认识。长篇小说《繁华城》以城市为喻象，不是把大家熟知的生活简单地展示给读者，而是发掘被人们忽视的那一部分生活与被遮蔽的现实。遮蔽的，既是城市生活本质的现实，又是折射人物形象的伤与痛、爱与恨、真与善，最为直接与最有鲜活性格的特征。
1.负疚、耻感与补赎的女性丛丛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丛丛，是娱乐城的坐台小姐，十九岁。读大一时，和同学去蹦迪，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大公司老总的男人，其实这个男人是招摇撞骗的社会混混，在舞场之中发泄自己的情绪，在欢场之中生活。便发展到与男人同居，怀上孩子。丛丛的生活手段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体上的，她的行为遭到了学校、父母，甚至左邻右舍的白眼，她走向了虚无和惶惑的境地，以致沉迷不能自拔，最后只有选择出走，因离家出走，母亲去世，她成了漂泊的“拉兹”，离家四年多的时间，她“什么都干过，又总觉得没饱过肚子。后来经人介绍，她成了娱乐城的坐台小姐”。生存、刺激、疯狂与麻木，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城市的娱乐城消磨着，坐台成为了她唯一的路。她的沉沦和选择这种生活是自身对命运的哀叹，她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赚取金钱谋生的同时，也使自身湮没在消费文化之中，逐渐地消失了作为女人的本性。在城市中活下来的丛丛，生命俨然只剩下一个空壳。偶尔，“她会清醒，清醒了会哭，会想母亲，会想大学生活”，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成为过去的梦，像风吹过，没留下痕迹……
像花一样艳，像花一般嫩的肉体早已消失殆尽。
丛丛作为女性的卑微形象，说明了在城市封闭内囿的娱乐场所，本来就是男权社会为女性精心设计的牢狱蓝图。“娱乐城是燃烧的灯火，是火辣辣的眼睛，是调情的眼睛，是挑逗的眼睛”，表面上是女人主宰了娱乐城的夜晚，而实际上依然是女人被男人主宰。来娱乐城的客人清一色是男人，“有钱的男人，有权的男人，有地位的男人……男人们在酒楼里吃鱼翅、啃鲍鱼，酒足饭饱了，才有气力来这儿和小姐找乐子”，女人成了男人精神上的慰藉品、奢侈品，丛丛作为娱乐城的坐台小姐，是被商品经济彻底物化了的尤物，同时，她又是一个“失语的肇事者”。她的身体，为城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好像娱乐城注定是她的归宿。她在“城市转了一圈”后，不得不延续性地做起了处处透露出作戏和卖弄风情的姿态。染上艾滋病，周围的人对她的冷漠和歧视更让她痛苦难忍。歧视如同战争，歧视就是她心灵的掠杀。她怨恨却找不到愤恨的对象。她成了受害者，却不知道向谁纠缠、报复。她不想成为男人的发泄品，害怕“成为艾滋病的传播者”，生存的无赖，只有继续把它当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让生命苟延残喘下去的职业”。在都市里，丛丛是“被统御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女性，呈现一种无名无言的状态。她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无由说出自己的历史”。
生存一旦没有理性秩序的制约，当依附在女人身上的都是以丑陋为结果的时候，大凡活下来的女人，要么用习惯的认命立于废墟，要么纵身悬崖一跳，愿为魔鬼当伴。
丛丛的突围方式，选择的是自杀。死前，“她还将一笔不大不小的存款，捐给了孤儿院”。她在遗书中袒露的心声：“火化了变成了一缕青烟，和蓝天一体了，把自己又还给了纯洁……我化作了一缕烟，那些附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罪恶，一切毒素也跟着消逝了，不会再向人们隐瞒什么，不会再是活着的人要逃避的对象了，干干净净，一了百了……”以哀婉凄艳的自杀表现碧玉破碎、鲜花落地、彩云飞散的伤感悲秋，作为一种被迫的非自由选择，固然是令人哀伤的悲剧，但她构建的死亡意象的审美体验和理性思考，的确提供了他者角度的双重判断。
丛丛作为“小人物”形象，她可能不体现什么重大的社会历史价值，也不呈现伟大的道德价值。然而，她的死寄寓了作家的目的性，作为有意味的情感形式和象征符号而实现潜在的艺术价值。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见地，借作品中的两个性别代表形象，即陈天一与丁楠，对坐台小姐丛丛的死，展开了面对面的锋指：陈天一说：“给一个堕落的女人，施舍怜悯，这是干着伤风败俗的勾当！”娱乐城的坐台小姐是什么，“死就死了，没有她们，世界多么清净”，她们这些人，都是“恶的根源，是罪孽的发源地”，面对男权主宰压抑处境下的歧视，丁楠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释放情绪：“她们真的是罪孽的根源，那么，她们身上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染上了艾滋病后，没有想到报复，不愿成为害人者，反倒将挣来的钱全部捐给了孤儿院，我们为何不能原谅？”丁楠借助丛丛命运的悲剧，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精神剖析，消除势力的道德基础，对人对己建立平等的关系，我以为这才是作家以此为潜在的人物命意，特别歧视和文化压抑的现实现象，仍是女性压抑处境的诉求所强调的政治含义。
因而，在总的心理意象上，丛丛这个人物形象的忏悔不但含有负疚、耻感、补赎的意象，还包括一种渴求从卑鄙渺小中超脱出来的觉醒，她在遗书写着，“将那些不干净的钱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希望自己“化作一缕烟，把附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罪恶，一切毒素跟着消逝……干干净净，一了百了……”
斯宾德说：“忏悔的本质是那些感到被遗弃的人，向人类的全体发出恳求，讲述他的孤独。他恳求被原谅、被宽恕，甚至被遗弃，这样他可以回到万物总体中来。”丛丛内心独白的遗书，是她懂得忏悔心理的松释和自我解放的一种表现。而最深刻的忏悔证明的一件事，“捐钱给孤儿院”。懂得了忏悔的人，才会有爱的奉献，有良知的觉醒。良知越强烈的人，越可能自杀。由此，我们窥探到自杀的抉择，是丛丛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否定，对罪过弥补的真诚，也表现了她对人性完美的追求。涅槃的凤凰是从忏悔的烈火中腾空而起重获新生。由悔而悟，她的思想，是悲哀中找到了出路了，她已能从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站在山的最高峰，下观人世的形形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这就意味着，作品提供的艺术人物形象在欣赏中达到了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合流。而朝理性之光迈进的深刻内省，激发了我们对爱的沉迷和爱的珍视。
震惊世界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开枪杀害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三十二名学生。事发后美国举行了一系列吊唁活动。祈祷、吊唁的人数都变为了三十三的数字，这其中包含杀害的凶手赵承熙。将害人者与被害者同为生命祈祷的对象，这在我们民族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不可理喻的事实。按照我们的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绝对没有凶手的位置。
悲伤的经验起源于爱，我们因爱被歧视者而悲伤，当悲伤将丛丛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被歧视的人。我以为这是艺术形象留下的思考，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是我们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的标准，也是我们民族文明程度很高的爱。
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定会惩罚恶，但不会怀着恶对恶的仇恨来实施惩罚、歧视和恨，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会因一个生命的罪错所毁而痛惜，会为不幸的堕落而伤心。丁楠对丛丛的爱，是一种悲剧的告诫，她旨在说明，对罪恶以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恶人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将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变成一种泄恨的方式，恨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恨。有了对丛丛化恨为爱的爱，并不是舍去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正义的要求与践行中将爱贯彻到底的至圣之爱。这种爱是神圣之爱。
在这里，作家借丛丛死的悲伤经验引发责问，为什么是愤恨、歧视的对象，而不是悲伤、关爱的人？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该不该从我们灵魂中统统扔掉？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历来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地抓到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我理解的丛丛心理真实，是作家从写性格到写灵魂的一个转变。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变化所带来的效果：人物理性的突破和超越。
2.对抗世俗叛逆的女性丁楠
《繁华城》中的女性都是智商极高、生性孤傲、仙姿玉骨、慧质兰心的知识女性。然而，都市现代性的困境，她们不得不为形下的生存苦恼，为形上的存在受难。尽管在她们身上含有“现代”元素，冰雪聪明，有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有“改变自我”的指向。当真正进入了城市生活的空间，想象与书斋，被现实碾碎，让她们感到存在的价值非常可疑。面对与都市的紧张关系，可贵的是，她们以某种不屈的声音与反抗，接受着城市的挑战和考验。
故事中的女性丁楠，走出大学校门才二十三岁。轻轻的年龄，就有了四次恋爱的经历。她自认为这资本“够闯省城”。可到了省城两个多月，参加了二十六次的考核、面试，仍然“没有一点希望”。她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命运摆布，靠着“恋人”的面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她本可以在这家公司稳定发展，可当她得知与自己共事的姐妹遭到公司老板童禾侮辱时，她决定帮姐妹们，她不是为姐妹们的泪水而感动，而是要维护女性的尊严，不能让苦难总加在女人身上。
城市与乡村，古代与现代，对女人有多少改变有多少不同呢？在这个冲突片段的构建下，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但丁楠的叛逆行为，又与传统的挑战明显地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的意识表达。
在恶劣的环境中，美德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只有较高秉性和悟性的人，才可以做到宁可玉碎。丁楠在与男权中心的挑战中，她表现出的主体性格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的典型再现。因为，知识分子的想象不仅在于对个人的内在心理的把握，而且会扩散到对个人所身处的人群环境的把握，其中显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环境的认识和一定的政治态度。
将“老板告上法庭”，还有姐妹们群体出现的结果，它本身是政治化的，但在政治权力之外，丁楠所表现出的新鲜的智慧思想，即自身的控制和把握秩序的能力，明显地有知识分子的视角，它的激烈情绪，甚至对抗的姿态，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道德的批判精神与批判力量的政治反思。从找工作到将童禾告上法庭，再倒辞职。行动、冒险、流浪、实践，她总是带着永远新鲜和无邪的心，欣赏和领略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不屈服命运，抓住一切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少受到外界的制约，这就体现着，在去政治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大学生身上，显现着当今社会风格多元的新文化观念，思想解放的新风貌，以及呈现在丁楠性格上的自我忧患意识。
作家在塑造丁楠形象时，没有回避她的精神困惑，生活中无所归属和无所适从的心态，并通过她在灵魂深处突破自我，又回复自我的内心演化心理，揭示出丁楠在一片悲凉之雾中，还在认真地做人。为了客观地阐释丁楠性格的逻辑性与完整性，作家还用他独慧的眼光来过滤丁楠的四次恋爱经历。
丁楠读高三的时候，第一次与本校男生石头完成了初恋。确切地说，她当时还是个女孩。清亮的感觉、神秘的大门，才在她的眉目传情中悄然敞开。初恋让她感受到了女性对爱的片刻震撼，同时爱又让她品尝到了一半是甜水，一半是苦水的滋味。
第二个恋爱的对象是读大学时，本校美术系的男同学。“石头与她分手了，她怀恋石头的种种好处，时间久了，怀恋成了一种痛苦。”丁楠怀疑自己心理出了障碍，找到了心理医生。专家给的诊断是，“再恋爱一次”。本校艺术系有个男生，“长发披肩，人模鬼样，走到哪儿，就会响起悠长、嘹亮的哨声”，以彰显艺术家的个性与酷。所谓的“艺术光环”便是诱饵，在他的周围引来了“一串一串”的女生。可他偏不爱，他说，“在东化大学，只有一个值得他爱，这人是丁楠”。在潜意识里，丁楠仍未走出石头的阴影。在精神回归意识的强烈驱动下，丁楠又觉得他的气质性格有点“不一样”，便跟他恋上了。
丁楠是个以爱为最高审美原则的理性女人，她发现他一边借恋爱之名与另一个女生同居，一边又与自己保持着风平浪静的恋爱关系时，她警觉地试着穿透情感之网，思考美丽的故事后暗藏着的堕落真相。
面对堕落与恶耻，他不以为然地告诉丁楠：“这奇怪吗？大学生谈恋爱，同居很正常，现在都这样……”，“与她同居喜欢的只是她的身体，真爱的人是你”，“灵与肉是可以分开的呀”。是如果仅风流，或许丁楠会保留着对他一丝丝的好感，人可以风流，但不可以下流。面对这样的人让人又有什么可说？惊讶与悲哀，一起化作了愤怒的力量，言语已是隔膜，丁楠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骂了一句，扬长而去。此刻丁楠眼里射出的火焰、愤怒，无不包含着她对大学校园精英堕落的痛恨。
丁楠的第三个恋人叫季洪。是个已婚的男人，私营软件公司的大老板。在这个亚健康的年月，他的身体各个零件都出了毛病，荷尔蒙锐减，雄性激素下降，“老婆因此跑了”，他不想躲进独善其身的寂冷中修道，只为寒冬添点温暖。他寻找“弥补”的念头更加强烈，在有趣的游戏中，他与丁楠相遇、相交。以语言的媒介为手段，“聊天、喝咖啡”，不约而同成了他们精神的选择，这也可以看出，“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原则已经渗入到了静谧的学子生活的世界，并成为了一种支配性的逻辑。
在灵与肉的推进中，在交融的白炽中，季洪自责地告诉丁楠，“我不是男人，为此，我从没敢牵一下你的手”，“我到东化大学找女学生，不为什么，只是害怕孤独……”。起初丁楠只为“一份新奇，一个游戏”，当季洪主动离走后，反倒“有些失落，有点迷恋上了”，她相信只要有强大女人的爱，便可成为“一个火炉，把你溶化，像一匹野狼在女人面前横刀立马”。
这次恋爱经历，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隐恨与爱的缺陷，而缺陷又构成了丁楠性格中自然意象化的沉迷。隐恨与缺憾，情感与情绪的感受，淡淡地勾勒出了丁楠“人生本苦”的宇宙观。
丁楠的第四个恋爱对象叫陈生，比她高一届。她与陈生的相爱，既是灵魂的又是肉体的，爱得难分难舍说不清理由。毕业后，陈生被分配到县城教书，丁楠告诉他：“你去吧，在那边等我”。第二年，丁楠去了那里，陈生已经和县长的千金结了婚。
四次恋爱的“美丽瞬间”，丁楠用爱的知觉，捕捉它最强烈、最纯粹的燃烧点，以叛逆激情去冲击传统的爱的理性观念，呼唤个人意识的自由发展。“美丽瞬间”给予了丁楠片刻的温馨、几缕回味无穷的甜蜜，爱有伤害也有缺憾，爱的挫折与失败，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体伦理原则，而是平复创伤自救，使之精神成熟，成熟到她的身体灵魂更加清纯透明。经历过，恋爱过并懂得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她人生的信念。丁楠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她试图向新的精神载体走去。
丁楠辞职离开了童禾的公司后，像受伤的鸟，舔着伤口继续前行，但阴谋和陷阱如影随形。童禾将汪芹控制，以甜言蜜语为毒招，麻痹汪芹并将其为诱饵，引出了丁楠的行踪，以实施绑架，指派黑社会打手冲进娱乐城，胁逼并残暴肉体。以丁楠的性格，她没有被童未的纠缠而趴下。她唯一看重的，是女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尊严和独立。即作为知识者女人精神上的自由自主的选择能力。
丁楠为了能进报社当记者，接受了大学同学陈天一的指教，以华林的假名，在一家娱乐城秘密卧底，干上了坐台小姐的职业。陈天一用自己进报社的经验，告诫她说：“求职当记者不是件容易的事，进门要讲究进门的道”，那道如同“巷子的出口。巷子的出口往往就在偏处”。做事之道，往往做人之道在先。偏门之道，它只意会不言传。
丁楠进娱乐城后，褪去了本色，裹起往日的尊严、清高，见风使舵讨人欢心，举手投足都恰到好处，她的言与行，加之漂亮的风度，很快赢得了客人的欢心又不失大雅。她干着与自己原则相悖的事，这就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了，这实在是一种卓越的才能和智慧。在大染缸里“装疯”和“发疯”，虽是一种形式的做戏。把做戏当做事做，这也体现着丁楠有了一种“老于世态的灵通性格的成熟”。作家在揭示丁楠这一性格特征时，用较多的场景、细节、对话，多层次地刻画了丁楠性格的复杂性。“老大”撤掉洋酒换啤酒的举动，丁楠说，你是“坏人堆中的好人”。丁楠一见分明确认“老大”是一个很会做人会做戏做上官的人。丁楠借男服务生的口，夸奖老大，“你是娱乐城的好客人，规矩客人”，“老大”说“不能说经常，是偶尔吧”。“老大”不大怒地回击了丁楠，他认为小事不可随便。怀疑总比不怀疑好，何况做官之人，被纠正了又哪有不被纠正好呢？伪善得会做人做戏，这正是作家要揭示伪善比恶更具有危险性的精彩之笔。叙写准确，拥有深刻，在否定性思维看来，这是一副令人厌恶的，一副阴毒的嘴脸。丁楠已是洞若观火，她不得不为深刻而战。
对于“老大”伪善的装扮，丁楠手里仿佛握有一把解剖刀，经过之处都是赤身裸体：“您心里没有一份欲望，谁能把你赶得来呢？”“您从来没有对这些年轻漂亮的小姐们有过非分之想？”一种铺垫，一个引子，提出的种种疑问和考问，又都从思想层面展开，无处藏匿。“生活中什么最脆弱？‘理’最脆弱，理是找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劳的，理要是有生命，理肯定会哭，理被人折腾，人还不伤痕累累。”只有经历很多才能知道很多，只有经历邪恶才能洞穿邪恶。深刻的女人，才会有智慧和悟性的快感。颠覆总是离不开相对的男权中心和权威。丁楠以己为证，对“老女”的虚伪愈加入木三分地给以伦理的清算。“我不喜欢这地方，不想在这儿玩火，但我给我自己找到了一个‘理’，那就是我需要钱，需要钱来救我的学生，救我的未来，但谁说得清，我能干干净净地进来，又能干干净净地出去呢。”蔑视权威，作精神的对抗，在一定意义上，这也隐藏着丁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深刻体验。丁楠以自己“伤痕”的欲望，作合法流放的表述，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对现实不公不义的批判。
丁楠在娱乐城的金蛇狂舞，实际上把自己流放到了存在的困境之中。
狂欢抹平了崇高与调侃之间的界线，狂欢又让她饱受着不可抑制的爱的煎熬。季洪在娱乐城的出现使一个男人的形象在她的心里崩溃了。她没有想到一个不是男人的人，会来到娱乐城。她想到他们恋爱的那天夜里，多么希望季洪“抱一抱她”，借他的胸靠一靠，用他的体温暖和下她的心，季洪没有，“当了逃兵”，丁楠认为这是一个大姑娘的羞耻，是在“用刀，看不见的刀，一片一片地在切割，切割她的尊严，割掉自信”。
季洪深爱丁楠，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他不想去惹她，时常陷于感官的迷乱，他不愿意在丁楠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伤害她，所以，尽量以温婉、以理智、以对严肃生命事物的悉心理解，让肃然起敬所爱的女人，身上担负越来越多的敬佩、尊重。季洪站在男人的立场思考问题，美化自我，宽待丁楠。然而，道德是有时间的，丁楠作为女人，需要的是男人的搂抱，让生命覆盖生命。丁楠没有躲闪惊恐，反倒是季洪怕承担不起罪，连“一个拥抱，一个吻”的勇气都荡然无力，因之，丁楠闪着希望情感的需求，彻底破灭。季洪太高看太重视丁楠。他认为爱丁楠就是一个神话，因而，把她当做爱神供奉。相爱就是亲密无间，懂得激情懂得爱，是丁楠作为一个女人连同她的情绪、身体都缠绕在一起的欲望，要不，她怎么在意季洪的拥抱呢？然而，终是季洪的“无能”，丁楠的一厢情愿，使他们的爱遭受磨难与痛苦。季洪认为丁楠去了娱乐城，是他的责任，没有能力去爱一个女人，却渴望去爱一个女人，这是自私，是他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他真诚地“哀求丁楠离开那个鬼地方”，“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不要在这儿作践自己”，他们在娱乐城的相遇是偶然，但伤害又来得彻底，伴随这毁灭的只能是丁楠与季洪尚有的一点情感彻底毁灭。
作家用典型的环境，不惜用毁灭季洪与丁楠形象的方式，让他们的爱受伤、噬咬，我以为毁灭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催生奇迹的再生，让两个和谐的对立物，相互激发活力，这才是面对对立着生存境遇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
在时阴时暗的舞台，丁楠构成一对永远冲突的角色，痛苦、思索、蹒跚复蹒跚，她总是在生存的困难中抉择。
丁楠结束了娱乐城的卧底生活，带着她的思考，以及她获得的丰富素材，完成了一篇轰炸性的文章。偏道让她成为了报社的正式记者，一篇文章，使她成为省城的名人。赞扬与佩服，掌声与鲜花向她投来时，好事仍未改变身心俱碎的灵魂及精神的自由。
为了文章的署名，陈天一骂丁楠“不讲义气”，“过河拆桥”，要与丁楠势不两立。
分管新闻出版的何副市长来报社检查工作，点名要见这位名记者。就在丁楠与何副市长握手的一霎那，他们双方同时认出了对方，市长居然是娱乐城里认识的那位“老大”，名记者却是娱乐城的坐台小姐华林。他们又相见了，相见的不是人物形象，而是人物所标志的历史与环境的意识，人物的回来，是人物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何副市长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政治人物，不温不火，不露声色地握着丁楠的手，“你在千万市民中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弹，我代表市政府和读者感谢你呀！没有想到名记者居然是位巾帼英雄”。出人意料，又似乎是“自然”的真实，一下子在丁楠面前出现了这个世界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