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五十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年，我的心就被文学震慑了。很快，文学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敢相信自己具有作家那样非同凡噙的气质和才华，但是对那创造慑人心魄的罗网的事却是心醉神迷。我把我的热情和青春奉献给了文学，自然，我不满足于阅读、陶醉，我总是强迫自己反复掸寻鄄构成形象的奥秘。我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去读那些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凭着我孩子气的纯真，我想在反复阅读中窥破那神秘的规律。但是，我往往大失所望，我只能被形象所俘虏，而不能主动地解剖那些形象，勘破形象构成的天机。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评论文章和文艺理论书籍，然而我的失望更大。当时，我读的那些文聿没有一篇能使我那汎渴的心感到丝毫的满足。我发现凡我所能理解，并且是不费力气就能举一反三的东西，那些文章就大讲而峙讲，凡我所不能理解梦寐求索的东西，那些文章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空谈一气有那么多的文章异口同声地说形象是如何重要，可是没有一篇文章告诉我，形象是怎样构成的。当时我已经在化学课本上读到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一想到化学，我对人的聪明和智慧就惊叹不已，可是一看到文学理论，作为一个人我又变得自卑。一个最蹩脚的化学家都知道水是由二分氢，一分氧化而合成的，一旦成为水，氢的自燃性质、氧的助燃性质就走向了反面——灭火。可是当时的文艺理论告诉我形象就是生活。可是，形象既然与生活没有区别，为什么那么多有生活的人义不能创造形象呢？形象与生活的别究竟在那里饨？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始终不能为那些堂皇的理论所拆觅。进入大学中文系以后，我学到了更多的文艺理论，跅有理论都在强调生活与形象的统一性，当我几乎有点愤懑，在我看来这就好象没完没了地强调気和氧的性质和水的性质没有区别一样。我深深感到强调艰象与生活的共同性就掩盖了形象与生活的特殊矛盾，这样的理论事实上都是一些系统的空话，对培养作家构成弗象的能力是没有卄幺切实效用的。任何统一性都是矛盾的统一，事物的本质在于特殊矛盾之中，掩盖了矛盾就混淆了本质。我开始怀疑这些理论了大问题，但是当我向同学诉说这种怀疑时，我被告知，理论就是理论，它不能督那么多实践的事；而且不管苏联人、美国人芳是这样主张的。

然而我并不服气。我对那些脱离创作实践，对作家构成形象不起积极作用的理论始终采取怀疑、甚至是不能忍受的态度。文艺理涂的生命来自于创作实践，理论的杈威应该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硗立。当创作者对理论釆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时，不是创作者愚昧，而是理论的架空。后来，有一次我得到一个信息，说是绝大部分作家都对这种理论采取调侃态度，有世界闻名的大作家甚至把这种理论家比作牛虻、虱子，我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那时正是夏末，我看见一个卖冰棍的，有十支冰棍卖不出去，我欣然把这十支烂冰棍买了下来，非常癌快地吞了下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一连好几年有柷会对作家创作学习班的学员、大学生讲课，我总是怀着某种不安的心情，每当我意识到我所讲的与我在大学里所不能忍受的鄱些空话有某种共同性时，我总禁不住感到心慌、脸红，甚至有某种冒汗的感觉。

我的信条是凡于刨作无用的于理论也无用，为了于创作有用，我宁愿牺牲一点理论的森严性，宁可败坏理论家的胃口，我决不败坏作家的胃口。我当然也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自治性，我把我最宝贵的年华，最宝贵的热情都献给了理论，正因为这祥，生命不应该白白奉献，生命的价值应该换取剖作的价值。

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脱离，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是可以夸耀的事，当然理论可以是理论家世界观的一种表现，理论家和作家一样有表述自己看到的世界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只属于作家。但是，最好的理论应该是既表现了理论家自己，又能给作家以具体的帮助，这好象是体肓理论。体育运动当然应该有体育评论员，对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加以评论、不同的评论员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光有泮论员还不够，还得有教练员，最大的功勋并不属于评论郎乎的评论员，而属于培养了淬平的教练员。最妤的评论员起码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教练员也没有，却亢满了见解独特的评论员，那这个囯家的体育运动水乎是很难迅速提高的。

最好评论员不应该为自己只会评论而不会当教练而自豪。

当然，我并不敢僭妄到这种地步，以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教练，但是我要选择这个目标。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极其宝责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当本书彤象的构成一章，才在刊物上发表出来，春风文艺出版社便主动来函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其时本书的文稿才完成了不到二十分之一。在这以后的几年，一来由于本人选择的目标过高，二来义经历了种科风雨，稿子的写作及修改时断时续，可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始终不渝。对于这本肯定不能赚钱的佾品如此重视，使我十分感动。这种宝贵的支持是我特别要奉告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