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男大当嫁，女大当婚下》（19）
谁也不知哪边好大年初一上午，新媳妇们该干的活儿就是磕头。磕头能算活儿吗？磕一个、两个的不算，如果磕上一上午，磕得腰酸、头沉、膝盖疼的话，不光算活儿，还不能算是轻活儿。
吉霞一起来，先到北屋里给公婆磕；吃了饺子后，再到亲门近支家去磕。于方忠五服以内的弟兄们多，能磕着头的不下二十户，假如每个户的老两口儿都活着，再加上个别户的老老两口儿也活着，该磕的头不下五、六十个。磕头用的时间少，浪费的时间多。每到一户，都得没话寻话地应付上几句，都得不想笑也得笑地表示一下亲近，总不能磕完头转身就走，睹气吗？
“汉湖，我回家看看再出去磕头的。”吉霞刷完锅碗盆勺后说，“今早晨一起来，我那眼皮咋就一个劲儿地乱跳呢？”
吉霞偶尔也有眼皮跳的时候，但也不一定就跳出什么事儿来，这一回灵验了——大年初一爹躺在被窝儿里下不了炕，不算出了事儿算啥？
“早晨起来开大门，一个跟头跌倒在地上，连摔带冻站不起来了。爬一步歇三歇，总算又钻进了被窝儿里。”于占吉对吉霞也不敢说实话，因为她身边还有个汉湖。”
“好啊舅？”外甥罗玉春来了。见大舅躺在被窝儿里，知道不好，但不好也得问好，这是磕头之前必说的一句场面儿话。
“好啊好啊。”于占吉一边憋得喘不上气儿来一边说好。
“大舅，我该冲着哪里磕啊？”罗玉春东瞅瞅、西瞧瞧，找不着该下跪的地方。
每到大年初一这一天，大舅都是面朝南坐在方桌左边的椅子上，边喝茶边盼着外甥们来。外甥们进门先问好，然后面朝北，跪在早已为他们铺下的麦秸席上，面朝北先磕上一个，因为北为上，北面是挂轴子的地方，这第一个头等于是给姥娘（外婆）家的先祖磕的。接下来再给大舅磕。外甥们边磕边念叨：我给你磕头了大舅！大舅头也不抬地说，甭磕了，起来吧。磕个头我还能高上一截子吗？说归说，估计真要不磕的话，他不恼了才怪呢！
今年方桌前没铺麦秸席，现如今又不兴“请”了，大舅又躺在炕上，该冲着哪里磕呢？罗玉春一时失去了方向。
“先冲着北磕一个，再转过身来冲我磕。”侧卧在被窝儿里的于占吉吃力地趴了起来。
罗玉春边磕边想，往年来磕头的时候，大舅一个劲儿地说，甭磕了、起来吧！在今年这种情况下，更应该说“甭磕了”才对呀！琢磨了一会儿他终于明白了：往年说“甭磕”时，他已跪在了麦秸席上，不磕也闸不住了；今年问冲哪里磕时还没跪下，大舅是生怕他不磕，才干脆利落地说“冲着我磕”。可见大舅对这个“头”还是很在乎的。在乎这个“头”就意味着很看重这个外甥，一股爱的暖流顿时涌遍罗玉春的全身。
一个“头”的付出，使新裤的两膝处各赚得了烧饼大的一片浮土，但罗玉春并不急于把它扑打下来。要知道，只有比较讲究的户，才会为前来磕头的晚辈们铺上一床麦秸席，绝大多数人家“铺”的都是连砖也没有的“土地面儿”。所以年初一这天，两膝盖处沾有土的人行走在路上，并不算不爱干净，而是一道风景、一种美，美得象闺女们插在头上的两朵花。
在罗玉春的记忆里，从开始给大舅磕头的那一年起，就一直跪在麦秸席上磕，所以对今天赚得的这两膝盖土，很是珍惜。他觉得自己接了大舅家的地气，他要把这地气带回到自己家里。大舅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别说头戴两顶五类分子帽子，就算五顶五类分子帽子全扣在了大舅的头上，他也不嫌弃。
“大舅，您这是嫌哪里不好？”罗玉春磕完头爬起来，身子还没站直，腿就已迈到了大舅跟前。
“老病根儿造我那反，”于占吉胡乱应付着说，“也让我咳嗽也让我喘，就是不让我起来过年。”
罗玉春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咋才问？一进屋不就看见他舅躺在炕上吗？看见归看见，但不能问。因为一进屋得先问好，而问好与磕头之间这个空挡，是不能随便插话的。假如一进屋问过“好啊大舅”这一句，马上就问“您病了大舅”？并在大舅身边嘘寒问暖一阵子后再去磕头，这个貌似礼貌的头，会把他大舅那病气得更重了。
“好啊大舅，好啊大舅！”呼啦啦拥进来一大帮外甥。
于占吉三个妹妹家的这些个外甥们，每年都是商量好了一回来。
“我给您磕头了大舅，我给您磕头了大舅……”扑腾扑腾跪下了一大片。
“甭磕了，起来吧，起来吧！”于占吉说这话的时候，外甥们基本上已经磕完了。
“扑咑、扑咑、扑咑……”外甥们对准自己的膝盖，用手当笤帚，在拍的同时扫，在扫的过程中拍，屋里顿时升腾起一片土雾。
“愿意扑咑都给我到外头扑打的！你看弄得满屋里暴暴腾腾的。”见外甥们基本上已扑打完了后，于占吉大声喝斥道。外甥们一个个手足无措地冲着大舅傻笑。
可别以为于占吉是真训，他是用训的方式来表达对外甥们的想和盼,内里含有一种“打是亲、骂是爱”的味道。每年外甥们来磕头，他都寻找机会训上他们几句，外甥们也听惯了大舅这一口儿。在家挨的是父母辣味的训，在姥娘家挨的是大舅带有甜味的训。假如有一年没听到大舅这一口儿，他们就觉得是缺少了一种享受。
“憋得慌啊舅？喘不上气儿来啊舅？感冒着了舅？不愿意动弹啊舅？”外甥们象一个个会走动的小火炉儿，凑到了大舅跟前，烘烤得于占吉直想掀被子。在大年初一三个儿子都不在家的情况下，外甥们就是他的儿子。
“大舅，您今日不愿意动弹，反正头也磕了，”罗玉春说，“我看就让表弟们到我那边坐下的吧！”
“恁表兄、表弟儿的在这里喝酒，与我爱动弹不爱动弹有啥关系？”于占吉说，“你们刚一进屋，我就觉着身上轻快，看着你们喝上一阵子酒，说不定就能坐起来。心情好是治病的一味儿良药啊！”
“好啊爹？”于汉湖一个夹肢窝夹着一瓶酒走了进来。无论年前送过来多少瓶，也顶不了今日这两瓶——头一回陪吉霞的表兄弟们喝酒，空着手儿进来坐下咋行？
“感冒着了爹？”于汉湖连酒瓶子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跑到了于占吉跟前。
吉霞嫌汉湖问了好接着问病，气得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见他东问西问，该问的都问了，还没有磕头的意思，就没好气地数落他道：“你那两根腿不会打弯儿吗？”
“我给你磕头了爹！”经吉霞一提醒，于汉湖赶紧从于占吉的枕前后退一步，趴下就磕。由于退的距离太近，磕得仓促、磕得慌忙，头顶不慎碰到了炕沿上。
“霞啊，今日你来得这么早，一准是还没到亲门近支家去磕头。”为分散一下大伙儿的注意力，活跃一下屋里的气氛，于占吉对吉霞说，“快去转转的吧，今日磕头吃不了亏呀！”
屋里响起了进入大年初一后的第一阵笑声。按当地风俗，新媳妇每到一户不光磕头，还得给这户人家的孩子们分钱。户主再根据孩子们所收到的钱，确定应给新媳妇的钱数。一圈儿转下来，新媳妇的收不是略大于支，而是大大的大于支。当然，那些没有小孩儿的户，也只有自认“倒霉”了。
等吉霞磕完头回来，发现爹的精神头儿比刚才好多了，他脸儿红扑扑儿的，正眯缝着眼儿趴在被窝儿里，歪着头看外甥们划拳呢！
外甥们走后，爹的脸仍红扑扑儿的，吉霞搭手一摸，有点烧。
叫来赤脚医生吴吉永，也打针也吃药，折腾到掌灯时分吴吉永说：“能治的感冒我给你治好了，不能治的肺结核我该咋治不了，还是咋治不了。”
“吉霞，给你吉永叔塞上两瓶子酒。”于占吉觉得大年下价叫人家来，让人家空着手走不合适。
“不要，不要。”吴吉永一手拿针盒，一手攥住盘成一圈儿的听诊器，一边说不要、一边投降似地抬起胳膊，露出了袄上的两个大荷包。
年初二早晨刚起来，于占吉就傻了眼儿：年前是离了拐棍儿有时也能走，现在是拄着拐棍儿也不能走了，看来只能用人当连拖带扶的拐棍儿了。
汉湖挎着他的左胳膊往前走了两步，吓得他歪倒在了汉湖身上，两腿酸得就象用醋泡了的一样，不是迈着步往前走，而是被拖着往前走；吉霞挎住他的右胳膊往右一拽，身子才被强行竖了起来。
第一次被孩子们挎着往前走，于占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啥叫不能自理？这不就是不能自理吗？
挎到茅房门口吉霞离开，于汉湖硬是把他抱了进去。面对着用来方便的槐木橛子，于占吉双手直抖，他知道自己已无力把它攥紧。攥不紧就不敢往下蹲，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于汉湖帮他褪、帮他蹲，手把手地帮他攥住槐木橛子。帮他蹲就得陪他蹲，双方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方便。吃饭时有个看着你吃的，还觉着别扭；方便时有人陪着，当然就更不便于方便了。
“爹，往后咱不到茅房里来了。”于汉湖说，“我把俺家那个破木筲提过来，做上个中间带窟窿的木盖儿，用时保险挺得劲儿。”
“木筲太沉，倒、涮都麻烦，不如盆子好用。咱这边有个断了靠背的破椅子，在椅子面上开个烧饼大的孔，把盆子往下面一放，就是个能分能合的坐便器。”于占吉看出来了，第一次“陪便”汉湖就有点烦。这不能怨他，让我陪着别人便、我也烦。
“好啊爹，好啊爹！”吉光、吉亮提着大包、小包，小绵、爱红领、抱着孩子，一同拥进屋里。
往年兄弟俩都是年初三走娘家，今年破例提前到初二，并准备在这里打宿过夜。爹初一没起来的消息，吉光当天就知道了，匆匆来看了看、匆匆又离开——他得回去陪干家门儿上那外甥啊！今天一大早他又去了潘家屋子，叫上吉亮一同赶了过来。
“好啊，好啊！”坐在椅子上的于占吉连答两声，端起茶碗连喝两口，把水和来自儿子、儿媳的祝福，一同咽进了肚里。
“我给您磕头了爹！俺给您磕头了爹！”吉光、吉亮把大包小包往桌上一搁，小绵、爱红把孩子一放，俩儿、俩媳妇双双跪在了地上。
“磕吧，磕吧！”别人来磕头时，于占吉都是说：别磕了、起来吧，都新社会了，不兴这一套了。尽管来磕头的该咋磕咋磕，但他这句场面儿话还是该咋说咋说。和自家那孩子们就不能玩儿虚的了，让儿磕是和儿近，不让他磕反而远了。一年价还能不辨个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