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国富论》（29）
论奖金在英国，政府有时会根据商人的请求对某些出口产品发放出口奖金。商人的理由是，有了这种奖金的支持，国内出口的商品可以以同样低廉或者更加便宜的价格出售。其结果是出口增加了，贸易结余也更有利于本国。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不可能延伸到国外，强迫他人购买本国的产品是不现实的。于是，为了让外国人购买本国产品，商人只好付钱给对方。这是重商学派提出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样能实现贸易顺差，从而富国富民。
英国商人出口物资时，经常会获得政府发放的出口奖金。实际上，值得依靠奖金维持经营的贸易部门，仅限于那些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亏损的部门。如果政府对所有对外贸易都补给奖金，就等于在迫使它们不再按自身规律自由发展，后果将极为不利。
有人认为，奖金只应该发放给那些没有鼓励就无法经营的贸易部门。但是，任何正常经营的贸易部门如果能够收回所有销售货物的成本，并且还能获得一般水平的利润，就不需要奖金。因此，最需要奖金的是那些无法获得一般利润或者无法收回所有销售成本的贸易部门。奖金只是一种损失的补偿，以便鼓励其寻找能够获得利润的行业。如果所有的贸易部门都亏损，全国的资本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耗尽。
值得注意的是，依靠奖金维持经营的贸易部门，仅限于那些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亏损的部门。如果没有奖金的鼓励，商人很快会寻找其他投资方向。而发放奖金的效果，会迫使本国贸易影响或者改变这些贸易按自身规律自由发展，这是极为不利的，其结果与重商学派提出的其他办法产生的结果一样。
奖金制度的设立已经使谷物的平均价格明显下降。但谷物平均价格的下降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那时并没有奖金制度的存在。
法国也是如此。它不发放奖金，而且1764年以前还基本禁止出口谷物，但同英国一样，它的谷物价格在逐渐下降。这种结果最终归因于银真实价值的逐渐提高，而与任何条例无关。
许多商人认为，可以通过开辟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从而提高谷物的产量，或者说奖金会提高谷物的销售价格，从而鼓励耕作。他们的观点是，在长期内奖金的这两种鼓励，一定会提高谷物的产量，而且最终可能使谷物价格的降幅远大于奖金对其引起的升幅。
前面提到过这种现象，即本世纪欧洲总体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在逐渐提高。看来奖金不可能带来谷物价格的下降。在丰年，奖金刺激了更多的出口，必然会使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无法自然回落，而这正是奖金制度要产生的结果。但是，在谷物歉收的年份，即使经常缺乏奖金的鼓励，由于在丰年大量出口，必然会以丰补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谷物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奖金必然会提高其货币价格，而略高于无奖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货币价格。
但是，有理智的人不会这么认为，那些奖金带来的外国市场，是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因为，如果失去了奖金的鼓励，谷物的出口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国内市场谷物的消费量，其价格必然会因此降低。
奖金制度为商品出口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其实都是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以谷物为例，商人们获得的出口奖金是分摊在每个国民身上的，而国内谷物受到出口鼓励，必会使国内市场内的谷物减少，价格抬高，于是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将会受其影响。
在鼓励谷物出口时，国民不仅要纳税支付出口奖金，还要负担因谷物价格上涨增加的税，后者要重得多。所以，奖金虽然能增加谷物的出口额，但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的消费，而且国内减少的比例与国外增加的比例相当。国内减少的消费抑制了国内人口和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奖金没有起到有益的作用。
有人会说，农民会从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好处，因而会增加生产。但是，奖金以及其他人为的制度都不会提高谷物的真实价格，它提高的只是谷物的名义价格。所以，农民仍然没有过多的有效资本按照当地劳动者的普遍生活水平来扩大生产。可以说，这种制度除了加重全体国民的纳税负担以外，几乎没有人受益。
更严重的是，奖金的真实效果真正降低的是银的真实价格。那么，相同数量的银，只能换来比以往更少的谷物，以及其他国产商品，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可以主导其他国产商品的货币价格。
抛开耕作的情况不谈，奖金使国内谷物的价格比平时略高，而国外的价格却略低，在大幅降低国内银的价值的同时，却略微提高了外国银的价值。这样，外国，尤其是荷兰的产业因为这种奖金制度而双重受益：他们不仅以更低廉的价格吃到谷物，而且能提供较为低廉的制造品。
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奖金制度实际上降低了国内银的真实价格。相形之下，相同数量的银，只能换来比以往更少的谷物，国内谷物的价格比平时略高，而国外的价格却略低。同时，谷物的高价格又不能使本国的农民及农业生产受益。
当然，奖金会给农民和乡绅带来明显的益处—他们的货币增多了。但是，上面提到，奖金制度造成了货币银的贬值，这便相应减少了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粮食以及各种国产商品的数量。在货币收入增多的比例和货币贬值的比例相同的条件下，货币收入增多带来的益处，也就不过是名义上和想象中的罢了。
看起来全国好像没有人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但是，获利的却是谷物商人和谷物进出口商。不论是丰收增加了谷物的出口量，还是歉收时增加了谷物的进口量，都会增加商人的业务。尤其是在歉收的年份，由于丰收不能调剂歉收，谷物的价格要高很多，商人由此而获得的利润也比平时更丰厚。所以，这些人对实行奖金制度的热情是最高的。
因此，应该反对任何为出口而设立的奖金。首先要反对的是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这些办法影响了一部分劳动者按照自然规律所进行的产业流动，不仅流动到利益较少的产业，甚至流动了不利的产业。没有奖金就无法正常经营的产业必然会亏损。
对任何国产商品的出口奖金一般都应加以反对。第一，对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也许都应提出反对，因为这些办法使国内一部分劳动者违反自然规律流入利益较少的产业。第二，尤其要反对的是，出口奖金不仅使得国内一部分劳动者流入利益较少的产业，而且流入实际上不利的产业。对谷物的出口奖金更应该受到反对：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而且使国家和全体国民负担了极为沉重的赋税；在没有丝毫提高商品真实价值的同时却降低了白银的真实价值；不利于国内一般产业，反而延缓了土地的改良。而从这一切中受益最大的只是一小部分商人，还有乡绅—前者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害关系，而后者却完全无知。
有人可能会认为，奖励生产会比奖励出口更能促进某种商品的生产，同时还会降低这种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而且，人民只须为奖金的发放支付相对较少的第一种税。但是，商品生产很少能够得到奖金的鼓励。重商主义的误导使人们相信，出口会带来更多的国民财富，因而，应该鼓励出口。
有的人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经验，他们认为，奖励生产比奖励出口更容易产生欺诈行为。这种论断的真实程度令人怀疑。但众所周知的是，因出口奖金而产生了许多滥用欺诈行为。
奖励生产可以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但这并不符合那些发明了奖金制度的贸易商人的利益。在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出口奖金。某些特定行业的经营者曾经私下达成协议，自掏腰包来奖励本行业的出口。这个办法虽然使生产显著增加，但却让国内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一倍以上。如果对谷物的奖励能够降低谷物的货币价格，其作用肯定就不太一样了。
除了谷物商人和谷物进出口商，全国上下没有人可以从奖金制度中受益。奖金制度，与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一样，影响到了劳动者在产业中的自然流动，不利于国内一般产业。奥罗兹科是一个激进的画家，在图中所绘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受压迫者的代表。
但是，如果为国防所需的制造业也要依靠邻国供应，就很危险了。这种制造业必须通过政府对所有其他产业征税才能在国内维持。例如，英国就对出口的帆布和火药进行奖励。对大多数产业征税来支持个别产业，这未必没有合理性。
只有出口与进口时形态保持相同的货物所获得的政府补助，才称为退税，例如这种中国瓷瓶。
在国家空前繁荣时期，富裕的国民失去了支配自己收入的方向。他们随着自己的喜好而任意浪费着金钱，向自己中意的制造业发放奖金就是其中之一。但如果在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还继续如此，就是非常荒谬的了。
退税也是奖金的一种形式，但它并不具备奖金的缺陷。例如，对出口精制砂糖的奖金，可看作是对其原料红糖和黑砂糖的退税；对出口火药的奖金，可看作是对进口硫磺和硝石的退税等等。不过，按照海关的解释，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税，只有对那些出口时形态和进口时相同的货物发放的补助，才称为退税。如果货物在进口后被制造成新的产品，则发放的补助称为奖金。
针对增加生产而设立的资金，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与出口奖金一样不利。奖金制度唯有对国防一类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因为这类产业不能要求国外协助，必须依靠本国的生产能力。
还有一种奖金也不具备那些缺陷，即向具有出众技艺的工匠和制造者发放的奖金。这种奖金保持了行业各自的竞争状态，但不会造成资本过多的流入某个行业而违反自然趋势，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各行业间的自然均衡，使各种产品尽可能趋于完善。而且，这种奖金的花费非常少。而仅对谷物发放的奖金，有时全国一年就须支出30万镑。
此奖金非彼奖金。所以，必须注意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名称。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令的离题论述
在没有对人们为什么大加赞赏对谷物出口采取一系列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充分论述之前，探讨还将继续。因为这种赞赏是完全不当的，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谷物商的贸易由四个独立的不同部门组成，包括：内地商人的贸易、供国内消费的进口商的贸易、供国外消费的国内产品出口商的贸易、运输商的贸易，即进口谷物以便再出口。有时，这四个部门由同一人经营。
进行国内谷物贸易的商人应特别意识到他们与底层贫民的利益其实是趋向一致的。即使在荒年，商人提高谷物价格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购买。而在下一个收获季节，他们囤积的粮食很可能会造成市场的供大于求，谷物价格大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
第一部分
内地商人以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表面对立，实际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在粮食最短缺的年份，也是如此。
在粮食实际短缺的情况下，内地商人会相应地提高谷物的价格来获得利益。但谷物的价格总有个限度，当价格的提高迫使每个人，尤其是底层人民精打细算地开始节省粮食的话，说明这个价格已经阻碍了消费，以至于下一个季节将供大于求。这是不符合内地商人利益的。
当谷物商人提高价格时，底层人民必须会想方设法减少粮食的消耗，减少购买总量，从而使谷物滞销。
当下一季农作物开始上市时，商人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损失：滞销的谷物会受到损耗，而剩余的却又不得不贱卖。这是内地商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但如果谷物的价格对消费的不利程度不够大，有可能会造成下一个季节的供不应求。谷物商人损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应得的利润，还要背上使人民在这个季节遭受饥荒的罪名。因此，他们会算计每一个时期的消费，能或多或少地判断出实际供需之间的差距，并尽可能地与供给保持平衡。按照尽量准确的计算结果，商人可以根据供需平衡来提供谷物，这时谷物的价格最高，商人获取的利润也最大。这才是内地商人的利益所在。
打个比方，内地商人像谨慎的船长有时不得不对待船员那样对待人民。当船长在预见到船上的粮食即将耗尽时，他就减少船员每天的定量。尽管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有时候会毫无必要地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与由于不太谨慎而将粮食耗尽所面临的危险、痛苦和死亡相比，这点麻烦简直微不足道。同理，谷物价格提高给人民带来粮食困难而精打细算地生活，与发生饥荒相比，前者也是微不足道的。谷物商人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不仅有利润的损失，也有人们对他的愤慨。
商人如果想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就必须学会计算每一时期市场实际所需的消费量，并尽可能地使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实际上很少有因谷物商人的囤积造成饥荒，饥荒多是由于战争或天灾造成的。图为征服者威廉的军队—士兵与马匹—乘平底船在英格兰东南沿海登陆的场景。
史料非常准确地记载了包括本世纪在内的前几个世纪欧洲各地出现过的多次粮食短缺和饥荒。仔细研究这些历史就会发现，粮食短缺与谷物商人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粮食确实短缺，有时候是战争的浪费，但大部分原因是收成不好造成的。而发生饥荒，则是政府试图以不适当的方法强制解决粮食短缺所带来的，这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政府命令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谷物，结果无非两种：商人不愿按照政府价格提供谷物，谷物缺乏，甚至在季节之初就发生饥荒，或者商人遵守政府的命令，鼓励人民快速消费，饥荒就会在季节末到来。
谷物只要能够在各地之间自由贸易和自由流通，即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粮食短缺，也决不会严重到引起饥荒。真正的粮食短缺带来的困难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但设法减轻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不受约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是防止饥荒的唯一有效办法，也是减轻粮食短缺痛苦的最好办法。
谷物商人也会面临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谷物歉收，下层人民常会因为穷困而将谷物商人作为他们憎恨和愤怒的对象。别说赚取不到利润，抢劫和破产也经常发生。
在从前的欧洲，农业与制造业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除了农业，政府还控制了谷物批发和零售的经营，使农民的顾客只剩下消费者或谷物代理商，即谷商和谷物运输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还禁止制造商零售自己的商品。因为人们认为，如果允许制造商进入零售业，他们就会以更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产品，零售业将会因此消亡。前一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使谷物价格低廉，从而加大国家的总体利益,而后一种法律的意图是要保障商店老板的利益最大。
如果允许制造商兼营商店，其产品的价格不可能低于普通商店的价格。因为制造商投入商店的资本是从他的制造业转移过来的。为了能够与其他商店老板取得相同的利润，其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低于其他商店的价格，否则无法与对方在同一水平上经营。这与他投入制造业就必须取得与制造商一样的利润是同样的道理。
英国的政策不充许制造商进入零售业，这是出于制造商以低定价出售商品会对现有零售业造成冲击的担心。实际上，制造商经营零售业的资本是直接从其制造业中转移的，如果降低商品售价，就等于损害了其在制造业中获得的利润，必然是一种短期行为。图为英国劳动者从零售商店购买面包。
农民似乎要幸运一些，除了可以耕作谷物之外，他们还被允许将资本投入到谷仓和干草场，以满足市场临时存储粮食的需要。而投入后者得到的利润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一般利润，就像其耕作土地的利润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一般利润一样。无论是农民还是谷物商，其投入谷物贸易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必须相同，以使投资得到补偿。否则，如果不能与其他行业处于相同的水平，资本便会转移。由此得到的结论是，被迫兼营谷物贸易的农民最终出售谷物的价格，不可能比任何其他谷物商在自由竞争情况下不得不卖的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