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二千零一十四年--二千零一十八年1边加薪升值1边急剧恶化
在神经症的特征中，有一种不合理信念，就是我必须要依赖他人，特别是某些与自己相比强而有力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过得好一些，虽然人在生活中某些方面需要互相协作帮助，但是过分夸大这种依赖的必要性，则可能失去自我的独立性，导致更大的依赖，产生不安全感。在学生阶段，令我在意看法，希望得到认可，并不自觉的有着一种依赖性的人，都是自己的老师。而老师教书育人，无论怎么样都是为了学生好的，况且我遇到的，的确都是好老师，他们不会伤害学生的心理，倾尽所能，以鼓励、启发、正向引导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学生成才。
但是，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在职场上，我的这种寻求他人认可，习惯依赖于比自己强有力的人的特征，目标点便落到了自己的直属“领导”身上。而职场上“领导”本质上，不同于学校里“老师”，他要的是业绩，是出结果，而且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类擅长语言暴力的人，必须要你绝对服从。可是，人非圣贤，哪里会有十全十美的全能王式人物呢？对于我这种做人做事十分认真，在意对错，想要做对，不想要犯错的人而言，面对这样的上级，未免也时常接收到一些并不正确的信号，即便后来我屈服于这种暴力，但是也发现他本身自己就是个矛盾体，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提想法都不对，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奉行追求完美主义，凡事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结果落地的我，在这个过程中，简直经受着是莫大的心理痛苦。我想要做好，得到认可，可是我怎么做都不对，而我又不能放过自己，经常一个人拖累着保安，在公司加班到晚上12点钟，一定要熬出一个结果才肯罢休，不知不觉中，加班成为了自然而然的常态，大多数时候，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拖累着保安加班到那么晚。而这样的状态，久而久之，自然破坏了身体生理机能的平衡，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是我却不能自拔，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先去吃了晚饭再继续干，而是饿着肚子想着马上就能搞好。能够忍受这种“煎熬”，是因为我不习惯被人否定，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是被老师和家长表扬的好学生、好孩子，怎么就无能、愚蠢、糟糕至极了呢，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出色的，工作成果是对的。后来一位年长的同事，友善的向我分享了一个观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时常并没有对错，而只是有利弊。实践看来，这确实也是生存法则之一，在学校里老师是从来没有这样教过的。
从小学时期被某个同学欺负开始，就暴露了我的人格中的一种显著缺陷，是在遇到坏人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反抗，保护自己。现在看来，当时就应该反抗，身边其它一些人在被凌厉的批评时，承受不住的时候，就会回怼，而事后反倒也不再遭受语言暴力。别人要鸡蛋里挑骨头，就随它去。不喜欢的人怼回去也不怕。记得在某位明星因抑郁症自杀后，微博上有人传出一个公开课，当你被语言暴力时，如果你对抗，对方反而会收手，如果你默默承受，对方会变本加厉，因为他能得到快感。我想这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劣根性，许多人往往自己骨子里也是极度自卑的，所以才需要通过欺凌他人，获得一些可怜的优越感，当我坐在领导的岗位，面向基层员工时安排工作时，我也观察到自己也有这种劣根性，只是没有那么暴力，并且能够自我察觉而有所克制而已。
其实，当时大不了就应该辞职换个工作，现在看来也并没有什么，以我的学历与努力，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怎么可能混不到一碗饭吃。可是，当时我有些许多不合理信念，在如此痛苦的过程中，我却完全没有换工作的打算。一方面，是个性使然，我对于自己所在的一个团队或者一个组织，往往有着比较高的忠诚度。记得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有提到，北方农耕文化下，人们以种地为生，有外族入侵，也不会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就没法生存了，所以忠诚度往往更高；南方的有着一定的经商贸易文化，有敌人打进来了，可以携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做买卖。另一方面，当时陷于神经症最低谷的我，对个人的评价是极其低下的，在语言暴力的欺凌下，毫无防备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我，自信心被打没了，我真的以为有的事情做不到，都是自己的错，都是自己无能，是自己一无是处，自己毫无价值，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做，脑子时常出现空白、木讷的状态，在这种极低的自我评价下，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是换个工作，应该去做什么，害怕将自身置于到更大的不安全境地，所以也不敢尝试重新开始，换条路走。现在来看，如果当时真的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或许自己不会再继续遭受到那么多的心理痛苦感，但是，恐怕自己的心病没有被彻底暴露而根治的话，在其它环境里也依然还是会或多或少的，遭受着一些外部信息的冲击。
在这个时期，我感觉自己过去十几年的价值体系都被击垮了。两三年中接收到的批评或者负面评价信息，比过去二三十年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后来，看到有个心理咨询平台，叫做心灵重塑心理康复中心，我对“心灵重塑”这个词是有着切身而深刻的体验的。
我曾经连续2年左右，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而难以入睡，晚睡又影响了睡眠质量，特别是经常在半夜12点到12点半之间，突然惊醒，要么是感觉有蜈蚣掉到了床上，要么就是在模糊的意识里，把房间里悬挂的衣物幻想成了人性而害怕惊醒。后来，看到有一种科普，讲为什么会有谣言，晚上12点以后起夜不能照镜子，会见到鬼。这是因为，人在这种状态下，神经功能本身就不是全部在正常工作的，的确可能产生幻觉，科学的认知这种现象就可以了。
在2015年的某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发觉，自己丧失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抑郁症的表现。同时，我也陷入了持久而广泛的焦虑中，无论是多大多小的事件要发生，我都会因为它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担心不能绝对完美的处理好它而感到焦虑。有时候甚至是没有目标的焦虑感，哪怕是休息日，内心也总是十分紧张，觉得自己不应该闲下来，不应该安逸，要为将来的出路做打算，总之内心总是不踏实。我就是这样既有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反馈思量琢磨，又有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担心害怕，时常有灾难化联想。在2016年12月的某一天造成，起早上班，我坐在公交车上，突然有种感觉，觉得要是有意外，死了也挺好的，死了以后，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至于家人会伤心，但是我已经死了，我又没有意识了，反正从那一刻起，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的痛苦总是结束了，这种体验感，真实而深刻。我对负面的消息，悲剧的新闻信息都十分不能接收，尽量让自己屏蔽掉。一次漫长的火车上，为了打发时间在车站买了本《活着》，结果把自己看哭几次。我以前不理解那些因为抑郁症而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能理解了。看待未来的眼光比较悲观，常常杞人忧天，产生悲观的联想，包括对身体状况的担忧，包括对经济稳定性的担忧，也包括对情感的担忧。人生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我此生可以体验到这种常人不能体验的心理感受，未尝也不是一样有趣的事情。这个时期，即便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依然没有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的意识，而是自己在思想的泥潭里，拼命的挣扎着。是森田正马所讲的那种“生的欲望”，始终没有泯灭。我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寻求解脱之路，有一次听到了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课程录音，在谈及生命的意义话题时，他提及到为什么在国外有些地区会有人肉炸弹，自杀式袭击，而中国不会有。因为中国的人关于生命的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牵挂”，特别是对家人的“牵挂”，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我的家人会因此遭受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会让他们陷入痛苦，以及更糟糕的生活境地，如果是这样的，那我自己再怎么痛苦，也得好好活着。西方有些民族，人生价值体系中，对个人生命的寄托，在首位的毕竟不是对家人的“牵挂”，而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所信仰的神。
我曾经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留在这个城市，而是回到北方的生活环境中，这里的文化不适合我。可是，早已安家落户，我是个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以及家庭责任，高度负责的人，哪里又能带着全家人的不确定性，说走就走。我生性质朴善良而本分，对待同事和下级都很友善。并且，因为我被提拔的比较快，部门的下级有很多资历比多上10年，我能理解别人心态上一时半会儿不能接收，因此更加小心翼翼。曾经在学生时代，9年的班长经历，我是靠自己的善良、真诚、为人解忧打动别人的。但是，我也忽略了文化的差异，忽略了成年人的世界里，你做再多，有些人还是不那么容易被你感动。我们通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筛选，把学习能力突出的人， 选了出来独立培养教育，所以曾经身边接触的同学，素质层次大体是相当的。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又重新打回了原型，在工作中，有些人就是曾经的并不自律的人，现在依然要一起共事相处，不在一个思维频道也是合理的事情，加上南北方的确是存在文化差异的，我觉得自己倾尽所有，别人却并不以为然是常有的事情。
祸福相生，这种先天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于我而言，正是因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才能够让自己看清自己内心最深处一直以来不安分的这些因素，或者说，一些不知道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成长环境中积累下来，不合理信念。因为痛苦到了极点，因此也便有了触底反弹的转折点。总要活下去，有那么多痛苦怎么办，面对它，用前人科学的经验理论，理性的认知它，接纳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正是自己生而为人的价值，与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把此前一直在用作自我内耗的精神能量，有组织有计划的利用起来，投入到符合自己价值信念的事物上。柏拉图教导他的学生们，除去杂草的最好方法，就是种上庄稼。神经症携带者往往具备的“精神交互作用”本身无所谓好坏。你因为追求完美，在出现不如意的事件时，调用精神能量希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在一些本来就无解的问题中不能自拔，会让自己愈加烦恼；但是当你能够驾驭这种“作用”，理性的做好把精神能量的调度，去投入到有值得你绞尽脑汁去做的事情上时，那你是很容易脱颖而出，获得成功的。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执着与专注能力。